读通鉴论

〖一〗

爵位和赏赐，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柄，但不仅仅是为了驾驭臣下，也是为了端正君位、凝聚天命。辞退和接受，是臣子自我约束的节操，但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约束，也是为了安定君上、远离灾祸。所以，有时赏赐不能施行，爵位不能接受，国家才能安宁。在开创基业的初期，君主和开国功臣是为了平定天下祸乱。到了国家中期，外有敌寇、内有奸臣，危害宗庙社稷，祸及百姓，大臣代替君主讨伐叛逆，最终平定天下，使百姓安宁。在这两种情况下，君主赐爵位并非出于私心，臣子接受爵位也无需羞愧，霍光难道是这种情况吗？

废黜昌邑王刘贺，是霍光的不幸。当初他废长立幼，不慎重选择就立了昌邑王，这是霍光的罪过。一开始就不谨慎，轻易地将天下交给不贤之人，随后又采取非常之举，以臣子的身份废黜君主，施展震动天下的威势。至于迎立汉宣帝，固然是因为宣帝既亲且贤，霍光做这件事如同顺水推舟，并非他有功劳值得封赏。宣帝记载定策的功劳，加封霍光两万户食邑，封侯五人，关内侯八人。宣帝这样做，就失去了为君之道。宣帝自己是武帝的曾孙，遭遇家难，凭借贤德被立为皇帝，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位置。他自以为是意外的福分，对拥护自己的人感恩戴德、论功行赏，这样一来，那些觊觎非分之福的人，就可以用爵位和赏赐来换取天下的归附，天子之位也就危险了。施行爵赏，反而说明宣帝的皇位来路不正，像是用爵赏交易得来的。霍光不引咎自责，不接受严延年的弹劾，反而安然接受封赏而不推辞，日后还为霍山请求封为五等诸侯，这说明霍光废黜君主，竟然是为了邀功请赏，那么他妻子毒杀皇后、儿子图谋叛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与司马昭、萧道成借机篡位，苗傅、刘正彦敢于冒险侥幸，又有什么区别呢？

评论者说：“霍光不学无术。”所说的“学”是指什么呢？不是指考察古今成败、研究趋吉避凶的权术。诸葛亮说过：“不淡泊名利就无法明确志向。”又说：“学习必须内心宁静。”只有淡泊与宁静，才能培养廉耻之心，明确取舍的准则，彰显忠孝的志向，使天性纯一，永远远离名利。所以这样的人，无论处于富贵还是贫贱，哪怕是踩在虎尾上也不被咬，站在高墙上也能射中隼鸟，即使立下震动天下的功劳，内心也毫无愧疚。没有别的原因，没有私欲所以内心宁静。他们将自己的志向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世俗的习气不能改变他们，妻子儿女不能扰乱他们。君主顺应天命、无私地施恩，臣子竭尽全力、实现志向而不被困住。霍光所谓的“不学”，是没有学到这种境界。不学这种境界，而去学权术，巧妙地进行趋避。曹操曾自称年老而好学，但他的学问还不如金日磾那样的愚钝质朴，反而暗合大道。

〖二〗

汉宣帝想要尊奉汉武帝为世宗，献上盛大的祭乐，这确实是过分了。然而这种过分，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过错”，在于过于仁厚。夏侯胜直言攻击宣帝，就好像宣帝犯了该受死刑的大罪一样。子贡说：“厌恶那种把揭发别人当作直率的人。”大概就是指夏侯胜这种人吧！《春秋》的法则讲：“要为尊者隐讳，要为亲人隐讳。”《春秋》是用来惩治乱臣贼子，并流传万世的。书中对桓公、宣公弑君篡位，都用含蓄的言辞表达。尊崇的是君，亲近的是祖，没有不先敬爱自己的尊长和亲人，就能够秉持天下公论的道理。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假如有人在夏侯胜面前斥骂他的祖父、父亲的恶行，而夏侯胜听得心安理得，那他和禽兽有什么区别！而夏侯胜却毫无顾忌地这样对待他的君主，这正是那种指责父亲偷羊、自以为正直的行为。他的天理已经泯灭了。如果说武帝的奢侈放纵、恩泽不施于百姓，这是万世的公论，不可泯灭。那么，等到改朝换代之后，何愁没有人根据事实来考核武帝的功过呢？我们不能因为鲧没有配享天帝，就掩盖他败坏族类的恶行，我不会怂恿别人效仿这种做法。把公正的评判留给后人，保全恩义礼法以尽臣道，各有其适宜的做法，颠倒行事就会导致混乱。厌恶武帝对天下没有恩惠，而自己却对君主无礼，汉宣帝如果按大逆不道之罪处死夏侯胜，不也是应该的吗？

〖三〗

霍光死后，魏相兴起，这是后世大臣兴废更替、国家政策改变、人才进退消长的开端。霍光并非完全不能进言的人，严延年在朝廷上弹劾他，他也不加罪；田延年与他共行废立之事，他也不偏袒；他妻子悍然行凶毒杀皇后，他自己想揭发，只是犹豫不决、未能下定决心罢了。此前有人上书建议先由领尚书事的大臣审阅奏章副本，再上报皇帝，霍光也是鉴于昌邑王的教训，想要纠正少主的视听，只是没能深入了解宣帝的英明，做得太过分了而已。魏相在霍光在世时，给他写信请求废除副封制度，是可以的；在朝廷上公开提出，请宣帝下令让霍光废除，也是可以的。作为臣子，如果所提的建议确实关系到国家纲纪，就不应畏惧困难，何况霍光还是能够听劝、不会仗势不听的人呢！等到霍光死后才提出，魏相的心就不纯粹是忠了。后世攻击前朝元老以培植新党的人，实际上是由魏相开启的先河。这种做法等于把改革的大权交给大臣，而君主则希望大臣死去以便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样一来，君臣隔阂，朋党兴起，国事频繁变动。到了宋朝，宰相一换，天子就跟着改元。因此有权臣意识到这一点，要么贪恋权位以求免祸，要么培植党羽以求苟延残喘，虚实交替，使得国家疲惫不堪。这种危害，三代是没有的；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时期，也是没有的。所以说，这种风气是从魏相开始的。

再说魏相的进身之道，言语虽然正直，心思却偏邪；行为表面上端正，内里却诡谲。他是通过许广汉的关系才得以进用的，始终在外戚的势力下听命，无法自主。司马光奉宣仁太后之命改革新法，尚且被章惇、邢恕等人以宫闱之事作为攻击口实，何况是依靠外戚做宰相的人呢？君子对于初始的进身之道非常慎重，即使后来能有大作为，也不愿意一开始就委曲求全。春秋时代，不依靠大夫而能建立功名的，只有颜回、曾参、冉有、闵子骞等人而已。汉代不依靠外戚，后世不依靠宦官的人，太少了。这是分辨风俗邪正、国家治乱的关键所在。

〖四〗

路温舒提出的缓刑建议，不如郑昌提出的定律建议。汉宣帝下达宽大的诏书，结果关于刑罚的议论反而更加混乱，这是上面引导的结果。法令条文繁多，狱吏就有了舞文弄墨、滥用刑罚的余地，即使天子每日亲自过问，百姓仍然会含冤而死。法律设立了很多条目，对于同一行为，可以适用这一条，也可以适用那一条，官吏可以随意解释，收受贿赂就判轻或判重，坚持某一种说法，别人就很难改变。这样一来，官吏与主管官员争论法律，主管官员与廷尉争论，廷尉与天子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压制不住谁。那些狡猾强悍的官吏坚持他们的意见，即使天子英明、廷尉谨慎，最终也难以战胜一个狱吏的奸猾，无法将无辜的人从陷阱中解救出来。即使每年派遣使者巡视、矜悯体恤，也只是让大奸巨猾之人通过关系逃脱法网，对贫弱无助的冤民毫无益处。只有像郑昌所说的那样，明确地制定法律条文，使其不可更改，那么由天子一人制定于上，天下四海的酷刑和贿赂之弊就能断绝。这就是郑昌的建议能够成为万世仁厚刑法准则的原因。

法律的规定是有限的，而人们的犯罪行为却是变化多端的。用有限的法律条文，去囊括无限的各种罪恶，确实是不可能完全覆盖的。于是，法律条文之外就有了“例”，例之外又有奏准的“令”，都是想以此来穷尽无限的罪恶，战胜天下的残暴之徒。结果法律的旁支越来越多，却还是担心不够完备。古代先王用有限的法律来治理无限的罪恶，难道是不了解这种情况吗？他们认为，对于危害国家的蛀虫、残害百姓的蟊贼、败坏风俗的鬼蜮，铲除其中特别严重的，有这些法律条文就足够了，就能够制止天下的祸乱了。至于那些意料之外的、变化多端的罪恶，世所不常有，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可以暂且等到他们罪恶积累得足够严重时再加以诛杀，实在不忍心对同为苍生的百姓，预先揣测、刻画他们的不法行为，而早早地算计、逼迫他们。法律简明，刑罚就清明；刑罚清明，定罪就公正；定罪公正，百姓就知道敬畏，如此就足够了。

再说，先王想要把百姓纳入规范、消除他们多端的奸邪之心，主要依靠的是教化先行、仁爱培养来成就他们，而不是仅仅依赖法律。所以即使想使法律详尽完备，也往往不这样做，并非他们的智虑不够，需要后人去增补。然而后世的儒者，嫉恶如仇太过分，不加审慎就流入了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无知的百姓，为了一时快意，称颂他们揭发奸私的所谓神明，却不知自己迟早也会成为受害者。唉，真是可悲啊！

〖五〗

霍光的祸患，萌芽于他陪同汉宣帝乘车出行。司马光说：“霍光长久专权，不知及时引退。”固然是这样。但是，他陪同宣帝谒见高庙之时，并非他归政之日，而祸患已经埋下。即使他引退，仍会有人怀疑他是假装退隐。加上谗言四起，同僚离析，子弟不谨慎，像窦融那样尚且难以避免祸患，又怎能挽救霍光的灾祸呢？当初陪同乘车时，宣帝的疑虑畏惧，为什么会那样呢？张安世同样参与了废立之事，宣帝却对他没有猜忌。没有别的原因，人的神态气度之间，如果给人一种逼迫感，当事人自己都未必察觉，而霍光正是如此，宣帝也是被霍光的气势所震撼，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色难。”这难道只是对子女侍奉父母而言吗？君上役使百姓，朋友之间结交，宾主之间应酬，言语还未出口，事情还未进行，但已经有一种东西能在无形中影响人的情感。这就是精神与气度，是在极短的片刻之间无法强行抑制却又能获得人心的东西。《诗经》说：“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德的作用很大，而以温恭作为基础。温恭是仁德的光彩，仁德的光彩发自内心，德才能借此施行，这难道是肤浅的事吗？孔子说：“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这并不是指那种刻意讨好、言听计从的样子。一个人气度沉静，容貌自然恭敬；器量宏大，神色自然温和。善行惠及世人而不自夸，道德广博而能感化人，心胸宽广以居身，仁爱坚守以立志，学问用来涵养，然后和气蕴藏于内，英华流露于外。唉！这哪里是霍光所能达到的呢！建立震动天下的功名，以天下为己任，倚仗自己的气概去实现志向，一旦志气冲动而突然无法把持，即使不是有意骄横，神色也会外露，所以君子很难说得清这是什么。

周公身处危疑之际而小心翼翼，孔子侍奉暗弱的君主而从容自得，所以他们虽然功盖天下，终其一生为国家担当重任，却没有什么忧患。周公、孔子是赶不上的了，德行不如他们而希望接近，那大概就是曾子告诉孟敬子的道理吧！敬重自身以远离粗暴怠慢，用心统御气，用道统御心。有了惴惴不安的小心，才会有温温恭敬的德行。即使有生性多疑的君主、妒忌害人的小人，也会心意消解、情感融洽。所以君子所要修炼的是自身，而不是在外表上装出恭敬去迎合别人。器量不宽宏，志向不坚定，想要不做霍光都做不到，这难道是容易说的吗？

〖六〗

世俗的毁谤和赞誉，可以盲从吗？赵广汉，是一个刚愎、矫情、刻薄、苛察的官吏，他怀揣私怨杀害荣畜，并以此动摇当朝宰相，国家有这种臣子，必然会侵蚀国脉、败坏风俗，无法挽救。然而他被捕入狱后，官吏百姓在宫门前哭喊的竟有数万人。世俗之见趋向于小恩小惠而昧于大体，像蜂群一样互相煽动、集体迷乱，这真是乱世的风气啊！

百姓无知，贫穷者仇视富裕者，弱小者仇视强大者，妒忌别人的富有并幸灾乐祸，古人称这种人为“罢（pí）民”。那些富有强大的人不体恤贫弱，以气势凌人，确实有罪。但是，一方骄横逞强，一方因妒忌而心怀怨恨，互相妨碍、互相仇视，其恶性本质是相同的。循良的官吏安抚弱小、教导豪强，勉励穷人自力谋生，富人的气焰自然会被遏制，难道没有好的办法吗？然而，当政治清明、风俗移易时，百姓反而感受不到恩德。酷吏兴起，乐于掌握权力以显示自己的威福，猛烈打击豪强，而那些不自谋生路的懒惰之民就会为此感到快意。赵广汉就掌握了这种伎俩。他任用无赖少年，遇事像蜂群一样蜂拥而起，敢于杀人，以此获得懒惰之民的歌颂。于是百姓竟然以贫弱为安荣，却不知自己不过是幸灾乐祸，苟且偷安、趋于疲懒，而不去拯救自己的死亡。其中狡猾的人，更养成了阴险的习惯，窥伺别人的过错加以攻击，互相仇恨、互相残杀，不到大乱不止。愚民知道什么呢？酷吏给他们的，不过是诱饵，也是陷阱。他们却鼓噪而起，好像把酷吏当作父母一样依仗。那不是父母，那是嗾使他们咬人的猛犬罢了。

汉宣帝以刻薄苛察著称，却首先诛杀了像赵广汉这样刻薄的酷吏，评论者还有人认为赵广汉冤枉。世俗之见对人的迷惑竟如此严重，千年不散，到了这步田地！包拯被重用，有见识的人就担忧他会导致祸乱，君子的远见，不是庸人所能理解的，这已经很久了。

〖七〗

萧望之最终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啊！汉宣帝想让他做宰相，先用政务来考验他，让他出任左冯翊，他就愤然称病。宣帝派金安上去说明意图，他才就任。萧望之如果有羞耻之心的话，听到金安上的话就该羞愧死了。

世道衰败，那些被称为君子的人，外表矜持廉洁，内心却贪图荣华恩宠，职位高就接受，职位低就推辞。爵位俸禄，是天帝的等级次序，君主加以规定。萧望之依仗自己在经术和奏议方面的长处，选择尊贵的职位，认为本来就该自己得到。如果这种志向充满内心，那么到了面临大节时，能不贪生怕死、不贪图富贵以保卫国家吗？能吗？把自己看得很低，却又把禄位看得很高，攫取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占据，这真是患得患失的浅薄小人，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他们有时表现出刚直的样子，只是徒然畏惧名义，以气势自傲而已，并非内心真正以此为耻而不去做。君主轻视他们，小人挟制他们，最终不免于祸患，不也是应该的吗？汉武帝因此轻视汲黯而始终不重用他，汲黯得以善终，武帝可以说是善于驾驭臣下了。宣帝温和地晓谕萧望之，反而是骄纵了他，这对萧望之来说并非幸事。

〖八〗

一个人心性的厚道或刻薄，也依赖于见识和能力来辅助。见识浅薄，就容易为利害所迷惑；能力软弱，就容易产生畏惧逃避之心。如果对无端的利害关系产生迷惑，又过分畏惧逃避，那么就会对君臣父子施以刻薄残忍的手段而不顾惜。

张敞，并不是刘贺（昌邑王）的旧臣。汉宣帝对昌邑王有所顾忌，派张敞去侦察。张敞设置话头引诱昌邑王，让他把狂放愚蠢的话全都说出来，然后报告宣帝，宣帝因此消除了对昌邑王的顾忌，后来又封其为侯，昌邑王得以善终。这是张敞的厚道。徐铉，是李煜（南唐后主）的大臣。南唐国破，李煜投降被俘，宋太宗派徐铉去侦察李煜，徐铉就把李煜心怀怨恨的话报告了太宗，李煜因此被毒死。徐铉对于李煜，比起张敞对于昌邑王，谁更应该誓死保卫呢？而且宋太宗比汉宣帝宽仁，更不好猜忌。徐铉如果稍微示意一下，让李煜说些谦逊的话，自己再借此报告太宗，难道就一定会触怒太宗吗？即使做了降臣，也应该还有点人心吧？徐铉竟然亲自充当操刀的刽子手，并且忍心这样做，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没有别的原因，张敞懂得人臣事君的道理，引导君主走向忠厚，而英明的君主也一定会深深体谅他，这是他的见识高明。而且他面对荣辱祸福，少有畏惧，这是他的意志坚定。而徐铉既软弱又愚昧，危难来临就迷茫不知如何选择。考察他的结局，最终还是因此被太宗鄙视而不得重用。小人心口不一、曲意逢迎外界，又有什么好处呢？

明白了这个道理并加以坚持，那么即使不是忠臣孝子，在道义名分之间，也有余地可以保全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不能自持，那么君主父亲都可以抛弃，去迎合别人的脸色。像徐铉这种人，即使要求他做到张敞那样他都做不到，更何况比这更高尚的事呢？所以君主选择臣子，士人结交朋友，那种见识昏暗、性格软弱的人，应该远离他们。一旦有一天他们操起白刃相向，就是这类人。

〖九〗

尹翁归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汉宣帝赐给他的儿子一百斤黄金以供奉祭祀，对朱邑也如此。这不仅仅是赐予财物，荣耀到了极点。所以说，高官厚禄，并非士人所希望用来报答忠诚的东西，而激励士人的恰恰是这一点。用清高的节操去苛责人，却不考虑他们供奉祭祀、赡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的需要。侥幸得到廉洁之士，也往往是刻薄寡恩、苛细琐碎而伤害民生之气的偏狭之人，容易流为酷吏，而且这样的人也难以多得。而那些像渔猎一样搜刮小民以图富贵的人，则以此为借口，肆无忌惮，毫无惭愧。唐、宋以前，朝廷对官员的俸禄和赏赐非常丰厚，考虑到这些方面很周到，还保留着先王的遗意。

到了蒙古统治时期，朝廷自私自利，削减官员俸禄。明朝初期，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俸禄不够官吏一年的开销，赏赐不超过百金，就算有上百个轩輗，也治理不好天下，何况三百年间只出了一个轩輗呢？等到城池快要陷落，君主危在旦夕的时候，还要追问猪的价钱，他们将会说连自己都救不活了，还会顾惜什么呢？

〖一〇〗

汉代人学习古人的做法却不得其法，故意做出一些怪异的举动，不合常理，结果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心志。比如韦玄成为了避开继承父亲的爵位，假装得了疯病，说话颠三倒四、举止昏乱，这算什么呢？道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体现人的身心，侮辱自己的身体达到疯乱的地步，又怎么能承载大道呢？箕子假装疯狂，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啊？虞仲剪断头发、在身上刺青，这已经过分了，大概是逃到吴地，随从当地的风俗以便安身，并非故意这样做。然而这样既伤害了身体又侮辱了祖先，而且给后代留下了僭越猾夏的巨大祸端。况且，古代的诸侯国，不像汉代的诸侯国那样。国民爱戴他，大夫们拥护他，如果不表现出自己绝对不愿意做君主的样子，就无法推辞。至于韦玄成，他是为了避开哥哥而拒绝继承爵位，按照道义本来可以固守，向天子请求，再三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行逼迫他，何必要用这种污秽、羞辱自己身心的行为来惊世骇俗呢？丞相的属官责备他说：“古代推辞爵位，一定是有礼文义理可观的行为，才能流传后世荣耀。”指出他内心追求名誉的私意，并勉励他遵循礼义文理，韦玄成听到这话，能不感到惭愧吗？士人坚守不受侮辱的节操，不幸到了极点，即使面临死刑，也要像狱中的阳光、海上的波涛一样昭示天下的大义。而像这种从容推辞爵位的事情，谁又是迫不得已的呢？却要丧失常态，违背本性，也太愚蠢了！韦氏家族世代研究经学，而韦玄成却如此愚钝。学问本应开启智慧，不善于学习的人，反而会变得更加愚钝。这正是汉代人专守一经、抱残守缺的学问，将他们困在了一条窄路上。

〖一一〗

史书记载汉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每石谷子只值五钱，并把这件事当作祥瑞来记载。这大概是史官的溢美之辞，或者只是某一郡县粮食积压卖不出去，地方官没有采取调节措施所致。一个农夫，即使是上等劳力，一年的收获也不过五十石粮食。终年勤劳，却只能换来二百五十钱。商人囤积牟利，一个月赚五万钱，就相当于有一万石粮食的储备，这样怎么会有农民还愿意辛勤地在田间劳作呢？金钱和粮食关系到人的生死，是百姓的命脉。假如农民遇到婚丧嫁娶之事，稍微花费一百钱，就消耗掉了二十石的存粮，一旦遇到荒年，不饿死的人能有多少呢？所以善于养育百姓的人，有常平仓来储备粮食，有粮食流通的政策来调节供需，用以平衡水旱灾害，沟通远近，使得金钱和粮食都能在民间富足，厚生与利用并行，百姓才能生存下去。腐儒目光短浅，不出门户，会以为百姓只要有粮食吃饱就足够了；却不去想想，没有布帛如何御寒，没有盐、醋、蔬菜、肉类如何佐餐，没有医药如何医治老人和病人，没有农具和炊具如何耕种做饭，让你去过过那种日子，你能忍受吗？

〖一二〗

赵充国应对羌人的策略，是制服狡猾夷狄在初起之时的妥善办法。夷狄狡猾且初起之时，锋芒锐利，一心求胜而不担心失败。一心求胜而不担心失败，就会拼死作战，不可抵挡。不担心失败，那么他们不能持久，容易溃败。他们人数少，积蓄不富，党羽援助不稳固，而中原的将士对他们并不十分畏惧。基于这几点，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这是不变的道理。

狡猾的夷狄初起时也很弱小，而中原却常常因此疲敝。有人震惊并夸耀他们，导致人心动摇；有人轻视并蔑视他们，导致国家策略不定。他们怎么能使我们疲敝呢？一旦尝试与他们交战而不能取胜，他们就会胁迫投降我的士兵，掠夺我的粮草，占领我的险要地势，他们的势力就会日益猖獗。与他们结盟和援助他们的人，会更加相信他们必然兴起，从而巩固与他们的交往。如果我方大兵压境，却溃败而归，我方将士的心，就像遭遇连续打击的迅雷一样丧魂落魄。所以赵充国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对付他们，使他们贫困兵少的实情，清楚地暴露在我方将士的眼前。他们想求一战都不可得，地盘狭小，粮食日益枯竭，战事拖延，势力日益衰落，党羽生疑，人心日益离散。如果能采用这个策略并坚持下去，不到十年，他们就会像坚冰在春日下自然消融一样瓦解。

虽然如此，一个人谋划并已确定策略，但后继者却很难。夷狄无耻，窘困时一定会投降，投降后又很容易再次反叛。赵充国如果不老，一定会有所惩戒并彻底解决他们，但辛武贤这种人做不到，所以羌人的祸患在汉代一直没有断绝。然而如果没有赵充国，羌人给汉朝造成的祸患，小的会像宋朝的元昊那样，大的会像拓跋魏的六镇之乱那样，而拓跋氏也因此灭亡了。

〖一三〗

汉宣帝诏问赵充国说：“将军不考虑国家的耗费，想要用好几年的时间去战胜敌人，将军啊，谁不愿意这样呢？”唉！这是那些鄙陋之臣用以迷惑庸主、激起无穷后患的话啊。幸亏赵充国坚持不动摇，否则，汉朝就危险了！

治理国家的人，面临外患内乱，不得已而用兵。既然说是不得已，那么就不能指望很快结束；既然说是不得已，那么想要结束它，也只有用不能马上结束的方式去结束它。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没有办法马上结束，那么，动用全国耕三余九的积蓄，用在一个局部地区，百姓虽然劳苦，也不得不劳苦；国家虽然空虚，也不得不空虚。那些鄙陋之臣，用自己在厨房里称盐数米的精打细算来为国家谋划，平庸的君主就相信他们是忧国忧民，祸害从此就产生了。大司农对转运物资感到厌倦，忌恨边将用军事需要来逼迫他们；那些畏首畏尾的官吏，害怕承担后事的责任；狡猾的吏胥、疲困的百姓，一唱百和，鼓吹急于求成的言辞，祸害从此就形成了。那些糊涂无识、追求功名的将帅，迎合朝廷吝惜财用的意图，指责老成持重、深谋远虑、沉着勇敢的将领是耗费国家钱财、毒害百姓的人，进而提出能够迅速荡平敌人的建议，祸害从此就更加猛烈了。

赵充国到达金城，是在神爵元年六月，他班师回朝，是在神爵二年五月，坚持了一年，羌人就瓦解了。他所说的要花好几年才能战胜敌人，大概是老成持重、深思熟虑的说法，也是担心事情未必能很快成功，而那些鄙陋之臣会拿他先前的话来责备他罢了。并非真的有花好几年的耗费，而使国家疲病、百姓劳苦。太严重了！国家没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庸主和鄙陋之臣只会自误啊！害怕几年的辛劳，急于求成，一旦受挫不振，就会导致几十年兵连祸结、无法解开，国家真的空虚了，百姓真的困顿了，盗贼从内部兴起，于是走向灭亡。用农夫小贩数米量盐的智慧，葬送了整个天下，悲哀啊！

〖一四〗

汉宣帝非常看重郡守这一级官员的任命，所以循良之吏多有美名，如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等，都名声显赫。考察他们治理的得失，赵广汉、张敞、黄霸都使用权术而假托道义。赵广汉、张敞以刚愎矫情、任用刑杀为能事，而黄霸则多有虚伪矫饰。他们宽严不同，但急于求名的心理却是一样的。韩延寿用礼义谦让教化百姓，差不多接近君子的治道了，但做得太过分，同样也是矫饰。尹翁归虽然明察，但执法不烦琐；龚遂虽然细致，但治理乱局以宽缓为主。他们比起上述几个人来，也许要好一些吧！总的来说，这几个人中，只有赵广汉专心于俗吏的那一套，却得到了世俗最多的赞誉；其余的人都用先王的礼教来文饰自己，所以后世的儒者认为汉朝的政治接近三代，原因就在于此。

世俗的好恶，会使得政治和教化随之而浮滥；礼文的修饰，容易使精诚之意被掩盖。这两者都有微小的成效，而后先王移风易俗、缘情定礼的美德，却永远地消失于天下。挽救的办法大概只有简约吧，所以孔子谈到治理百姓的道理时，很看重“简”，因为权术不可任用，百姓的赞誉不可强求，中和涵养的教化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完成。

像赵广汉这种人，根本不值一提。继赵广汉之后兴起的像包拯、海瑞这种人，更不值一提。至于黄霸、韩延寿、尹翁归，按照他们的做法去做，何尝比不上三代呢？但他们有的因为过分奢侈而败落，有的因为虚伪而招致讥讽，为什么他们获得的感召力，反而比不上赵广汉呢？虽然如此，没有实质而还去践行其形式，使得先王彰明的道义不至于在天下断绝，这与赵广汉、张敞的所作所为相比，就像秕稗和五谷一样，不能以是否成熟来计算功劳。偏狭急躁地去迎合世俗的好恶，效果在一时，祸害却深入于人心，几百年都恢复不过来，这祸害也够惨烈的了！

〖一五〗

萧望之说：“恩德足以使孝子顺服，道义足以感动诸侯，所以《春秋》赞美士匄不趁对方有国丧而进攻。”于是想以此来扶助衰弱的匈奴，拯救他们的灾难，使中原的仁义在他们那里显得珍贵。这怎么可以呢？恩德足以使孝子顺服，不可以用来使夷狄顺服；道义足以感动诸侯，不可以用来感动夷狄。梁武帝收留穷途末路的侯景，结果自己死于台城；宋徽宗结交初起的女真，结果自己被囚禁于五国城。扶助衰弱之敌使他们强大起来，强大了就无法控制；拯救他们的灾难使他们安定，安定了就无法再动摇他们。汉朝对于匈奴，难道是晋国对于齐国、为婚姻盟会之友邦吗？萧望之对于《春秋》的理解，是错误的啊。

〖一六〗

苏威用五条教令督促百姓，百姓怨恨；黄霸用推行教化、各郡国上报政绩来勉励官吏，百姓歌颂他。大概黄霸用赏赐引诱官吏，而苏威用刑罚督促百姓，所以恩怨不同，但它们作为治国之道的蛀虫，却是一样的。耕地的人互相让田界，走路的人互相让路，路不拾遗，这是传记中用来夸大圣人教化的说法；而《诗》《书》所记载、孔门所传述的，并没有提及这些。所以，古人称颂盛世之民，说是“士悫（què）女憧（chōng）”，意思是男子朴实、女子单纯，强调他们质朴真诚而不诡诈于文饰。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不期望于庶人，就像大夫不待之以刑罚一样。圣人的教诲，像日星一样光辉灿烂。

孔子去世后，大义乖乱，微言断绝。诸子百家的言论，激昂慷慨，喜好做过火的事，大概就像佛、道之徒，夸耀无边无际的功德，仿佛天地日月都能为之改变。圣人的教化，难道能期望于天下所有的人都做到吗？尧有不成器的儿子，舜有傲慢不恭的弟弟，周公有为非作歹的哥哥，孔子有不可雕琢的弟子，那些草野无知的人，能在道路上从容自然地合乎中道，有这样的道理吗？用法制去防范，用刑罚去约束，用利益去引诱，百姓只会涂饰表面来自我免罪；这是相互欺骗，君子所厌恶的。汉代的儒者，言辞浮夸、义理诡谲，流传到在官位的人，沿袭下来用于政事。黄霸的邪僻，是有来由的。君子的道，就像天地生育万物，使万物各自依凭其资质，各自安于其本分，这样才能说尽了人与物的本性罢了。

〖一七〗

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是有利于百姓的好办法。后世没有人能成功实行它，宋朝人仿效它，却演变成了“青苗法”。所以说：不是方法本身难行，而是使用方法的难行。三代封建制的天下，诸侯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地域狭小，人口稀少，政务简单，想要实行“常平仓”法也比较容易。然而却未曾实行过，这是因为在维持百姓生计方面，在百姓有余时宽待他们，百姓自然能够自行调节，不必由上面来为他们计划。上面为他们计划了，他们就会把它当作法令来看待；当作法令来看待，就会心生畏惧而不乐于去做，而狡猾的人又会趁机假借来施展奸计。所以三代的制度，是使百姓富足并让他们自己谋划生计罢了。即使是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也不可能总计数十年的丰歉而预先做好安排。在郡县制的天下，财赋广大，五方百姓的情况各不相同，能用一种划一的制度来治理吗？

既然这样，那么“常平仓”制度就不能实行了吗？回答说：“常平仓”是利民的好办法，为什么不能实行呢？根据当地情况，斟酌百姓的具体情形，由贤良的地方官制定，乡里的贤德士绅亲自负责并严格遵守，可以维持上百年而没有弊端，而不是天子可以用来整齐划一天下的办法。耿寿昌实行它而获利，也是因为只用来把河东、上党、太原、弘农等地的粮食运到京师罢了。

〖一八〗

汉宣帝临终前，将辅政的重任托付给萧望之。后来萧望之被人进谗言诬陷而死，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其实萧望之这个人，正是所谓只能在小事上施展才智，不能担当大任的那种人。萧望之在宣帝一朝，多次提出建议，大抵都是否定别人的意见，肯定与自己相反的意见，用矫情来与人立异，他所谓正确的未必真正确，所谓错误的未必真错误。匈奴内部分崩离析，群臣建议趁机灭掉它，萧望之却说：“不应趁人之乱、幸灾乐祸。”呼韩邪单于来朝，丞相御史想把他排在诸侯王之下，萧望之却说：“应当用不以臣子相待的礼节，这样会带来谦逊的福气。”韩延寿是良吏，萧望之嫉妒他的名声，揭发他的小过失使他陷于死地。丙吉是贤相，萧望之对他傲慢无礼，用老迈来侮辱他。不仅如此，他被外放补任平原太守，就上书自陈请求留在朝中；让他试用左冯翊，就称病不赴任。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大概是揽权自居，喜欢揭露别人的过失来使自己畅意，在朝廷中激起水火之争，而凭借官位自尊自大的人。像这样的人，他贪恋禄位、不肯舍弃的心情，早就被小人所挟制；而违逆众人、矫情求名，也被君子所不信。自身都保不住，又怎能保得住年幼的君主呢？看到善事好像怕赶不上似的，看到不善的事好像看到仇敌一样，君子还说他的气量有限，不能担当大任；何况他所谓的善未必是善，所谓的不善未必是不善呢！

汉宣帝任用他，是因为他的经学吗？挟持经术而施行自己偏激矫情的心志，像王安石那样清廉耿介尚且祸及天下，而萧望之更加上浮夸；还是因为他的议论呢？他的议论华而不实，善辩却不通达，本来就是君子所厌恶的。主父偃、徐乐，难道没有近乎正确的议论吗？而萧望之与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汉宣帝作为君主，自恃才智、喜欢自用，喜欢听到别人的过失以显示自己的明察，所以他与萧望之在气味上是相投的。凭着一己的私好而托付国家大任，这样的任命不倾覆才怪呢。

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四中对汉宣帝的评论，深刻剖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术得失。他指出，宣帝起自民间，深知吏治与民生疾苦，其整饬吏治、平反冤狱、打击豪强等举措，堪称一代明主。然而，王夫之批评宣帝的核心在于其“以刑名绳下”：他虽励精图治，却过度依赖“综核名实”的刑名之术，用法过严、待臣过刻，导致君臣关系疏离，甚至在其临终前对太子“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的苛责，暴露了其内心对仁政的排斥。王夫之认为，宣帝“尚法而不崇德”，虽能收一时之效，却埋下了元帝以降外戚、宦官相继专权的祸根。其评价旨在警示后世：君主若以权术驭下而非以诚心感人，纵有中兴之表，终难逃“基业不永”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