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一〗

朋党的兴起，始于汉元帝时代，这种风气流传千年不息，士人得了虚名却遭受实祸，国家也因此受害，可悲啊！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本是一心想要成为君子的人。他们攻击史高、弘恭、石显，以辅佐君主归于正道，这本来就是君子之道。但君子之道，难道仅仅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能战胜天下的邪恶吗？君子用来匡正君主、安定国家的，是他们忠诚正直的自身，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以行非常之事，可以定众论之归，而不需要依靠别人作为援助。至于进用贤才来护卫君主，并把善意公之于天下，那么进用贤才在于自己，而举措则都归于君主。而且一定要等到自身安稳、交游已定之后，而不是在危疑之时急于尝试。即便如此，还要避开这个名声而不居功，以使贤士大夫感到君主的知遇之恩，从而勉力思报。自身已安，交游已定，道已行，小人已远，那么善士的进用，自然会以类相从，而不肖者不敢粉饰游说以求进。作为君子，作为国家的大臣，靠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萧望之、周堪二人，奉遗诏，秉国政，辅佐柔弱的君主，才刚一年。元帝只是表面仰慕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假使二人果真以抑制小人、澄清政本为长远之计，以身任之，以死继之，谁敢不敬畏？但他们的做法并非如此。郑朋想依附他们，萧望之接纳了他，周堪听信了他，华龙听到风声也想依附。……而杨兴、诸葛丰之辈，也都仰望而想攀附。由此想来，这几个人一定是拿朝廷的禄位来吸引那些急躁好事的投机分子，指望他们的援助，由他们来申辩自己的正直，以攻击弘恭、石显。身为大臣，国是不能决断，反而借助那些轻薄浮躁之徒，有的激昂，有的背叛，最终酿成不可解的祸患。唉！他们四人果真能捐躯报上、独立不惧，又何必靠这些闻风附和的宵小之徒呢？以汲引为诱饵，有利则跟从，有害则背叛，本来就是常情。何况风气相煽，谣言相传，一时之气焰，连小民的视听都为之惊骇，何况孱弱的君主孤立于群小之间呢！

所以朋党的兴起，必然有败类相附，从而给小人留下口实。假使作为君子的人，远离爵赏之权，泯灭交游之迹，不贪图便佞之徒的推戴，不借助新进之人来攻击排挤，无瑕可求，孤立自任，那么败类又怎么能乘机而入呢？狄仁杰尚且能制服诸武之凶，李沆始终不受梅询、曾致尧的迷惑，大臣之道，应当如此。假使萧、周、张、刘四人能做到这样，元帝虽孱弱，弘恭、石显虽专横，又怎么能相互激荡，使宣帝的基业一朝毁坏呢？申屠嘉困住邓通，只是困住他而已；韩魏公驱逐宦官，只是驱逐而已，何曾借助于那些不逞之徒作为羽翼？司马光任用二苏以抑制王安石，而秦观、张耒以邪僻之人攀附其间，玷污了清流之选，所以最终在绍述之党面前受挫。杨涟、左光斗广结台谏以对抗魏忠贤，而汪文言以无赖赀郎窃附其间，招致祸患。轻薄浮躁之徒，一旦得到君子的接纳，便使酒狂歌、呼卢谑傲，冒充兰芷之香，其气腥膻，其焰青绿。作为君子的人，能不预先戒慎吗！

〖二〗

元帝下诏以四科举士，并以此评定郎官的等第：一是质朴，二是敦厚，三是逊让，四是有行。这大概是孱弱的君主和奸佞之臣鉴于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的骨鲠，而想用柔顺懒惰来消磨天下的气节。从此以后，汉朝没有刚正之士，于是将社稷拱手让人，还自夸敦厚朴让带来的多福。宣帝说：“扰乱我国家的一定是太子。”他的话应验了。虽然如此，这也是有来由的。物极必反，是形势使然。文、景、武、昭之世，贤与不肖杂进，而质朴未亡，君子没有显赫的名声，小人也没有明显的恶行。像汲黯那样气盛，像贾谊那样名高，君主非常器重他们的才能，但最终不让他们显达。至于那些逞风采以求君主知遇、动天下眼目的人，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以至于刑名聚敛之臣，都是旋用旋弃。到了宣帝，急于求治，以文法为尚，天下翕然从之。于是沽名钓誉、炫耀正直的人，矫揉造作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以自我标榜，气焰足以凌驾君主，而君主也厌恶他们的苛刻，不仅是贵戚宦官嫉恨他们。魏相以此赤霍氏之族，萧望之以此持丙吉之短，张敞以此攻黄霸之私，形势已成极重，那么其反向转化为诡随，也是必然的，天下且乐于其易与，何况君主和贵戚宦官呢？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伪之迁，一虚一实。所以君主驾驭天下的人才，不轻易表露好恶以调和道之平，确实要慎重啊！怕它的流弊，尤其怕它的反弹。

〖三〗

赵充国持重以破羌，功劳莫大于此，但二十余年后羌人又反，我所以说：后继者难啊。在赵充国的时候，求战不得、坐而自困的羌人，心灰意冷不敢再战，经过了二十年，都已衰老。后起的胡人少年，未曾亲身受过挫败，他们会说：汉朝只能自守，不能对我施加什么，前人无能为力而受困，我别有办法制服汉朝，汉朝就穷途末路了。假使赵充国未老，天子终究把西边的事交给他，他也一定会在挫折之后用锐师继之，而辛武贤之辈是做不到的。他们外忌赵充国的功劳，内实私幸其可以偷安。所以冯奉世说：“守战的准备，久废不修，夷狄有轻视边吏之心。彡姐骄狂而骤起，实在是有来由的。”于是冯奉世决意进讨，其功不可泯；韦玄成、郑弘的固陋，其罪也不可掩。羌人初起时，持重以困之使之自敝，是万全之道。过了这个时候，彡姐踵乱，就不同于先零了。一起一败而他们不能无疑畏。已尽的灯炷，狂焰一炽而膏油不继，胜则进，败则降，沿袭先零的旧例，而没有致死之心，这显然是一定要剿除的。所以冯奉世决于大举，合六万人以捣之于初起，与赵充国的策略不同而功相同。冯奉世不可师法赵充国的持守，赵充国不可采用冯奉世的进攻，因时度敌而善用操纵，其道理是一样的。羌地横亘河、湟，南接秦、陇，于长安是肘腋之地；力量虽小，骄纵它就变大；种族虽散，使之相并就会合一；假使让它得志而逞，就不只是唐朝的回纥、宋朝的元昊了。到了东汉，幸而建都洛阳；如果建都长安，庸臣师法韦玄成、郑弘之说，茸闒以招侮，羌人将逼近王畿城下而无法惩治，汉朝岂不是要亡于羌人吗！冯奉世在开始时翦除它，张奂、段颎在后来夷灭它，羌人才不能成为中国的腹心之患。其后即使有姚弋仲那样的桀雄，也不乘刘、石之余而不敢起。直到今天二千年，秦、陇、河、岷、阶、文之间，险要之地空置而不设防，这都得益于两汉的远谋。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善体赵充国之意而通其变，民到于今受其赐，这不是韦玄成等偷安一时的人所能知道的。

〖四〗

贡禹、匡衡的言论，其中不醇的地方大概很少。贡禹说：“天生圣人，是为万民，不是为自己娱乐而已。”匡衡说：“天人之际，精诚有以相感，善恶有以相推，应当省去靡丽，考定制度，亲近忠正，远离巧佞，以崇至仁。”又说：“聪明通达的人，戒在过于明察；寡闻少见的人，戒在壅蔽；勇猛刚强的人，戒在太暴；仁爱温良的人，戒在无断；沉静安舒的人，戒在落后；广心浩大的人，戒在遗忘。”又说：“婚姻之礼正，然后万物各遂其生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这是纲纪之首、王教之端。”又说：“圣人动静游宴所亲近的人，物得其序。”又说：“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说：“正家而天下定。”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不是公孙弘、兒宽之辈剽窃旧闻而无心得的人所能及；也不是韦玄成、薛广德之辈择而不精的人所能匹敌。论者说元帝柔弱而少决断，贡禹与匡衡不以之为言，而只就元帝的长处，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劝，认为是贡禹、匡衡的罪过，错了。元帝之所以优柔不断，是因为他的心不清，机不慎，而心中没有主见。那么他所谓的恭谨节俭，也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天子的尊富，即使省之又省，用以沉溺其志趣的东西还很多。在燕闲游息之下，史高、石显难道没有引导奢侈的行为？只是还不严重罢了。不然，为什么知道其邪而不能去呢？由此说来，假使没有贡禹、匡衡的正道，称引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以元帝的柔弱而更加骄淫，怎么能得到十六年的安定，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呢？君子拿出自己的学问以事奉君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强谏的臣子不同。以谏为道的人，攻击时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君的人，用中正之常经来规劝，就可以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君主即使不悟，还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所以以孔子的圣明，告诉茬弱的哀公，也只是规之以人道政本的大端，而不屑于把奔越之祸预先作为防备。他难道是不达时变吗？以道豫立，而变自消。况且匡衡的话说：“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已经说尽了元帝之短，只是不做矫枉之论，不引导他鸷击罢了。可以理解的人，微言就能理解；不可理解的人，痛哭流涕地谈也不理解。所以君子之言，有体有要，而不背离大常；补偏救弊之术，二子所不崇尚，也是行君子之道吧！论者只看见萧望之、周堪无罪而死，归咎于元帝，因而归咎于贡禹、匡衡。但石显的奸恶并没有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这难道不是儒者雍容涵养之功吗？也可以说是不可诬蔑的！汉朝的中衰，是成、哀时期的奢纵造成的，不是元帝的优柔导致的。又怎么能以张禹、孔光之罪来加罪于二子呢！

〖五〗

邪说流行于天下，必然假托于君子之道。佛家讲心性，也是君子之言；道家讲道德，也是君子之言；天下因为它们出自君子之口，就以为它们有当于治与道而相信之。所以六经的支离之说，都足以破道，焦延寿、京房之于《易》就是如此。《易》乾、坤的策数是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日数，这只是取其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的策数，老少杂而非三百六十的很多。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有余分，并不正好等于乾、坤的策数。圣人观察天地人物之变而达其会通，认为这不过是象征其大纲罢了；也如同二篇的策数万一千五百二十以象征万物，而万物本来不可以万计。所以说：“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焦、京二人，却想限定六十四卦的爻各当一日，无法处理余下的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兑、坎、离居于分至之位。那么二分二至是在六十卦之外而为之纲维呢？还是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不同于其他卦呢？东震、西兑、南离、北坎，是方位；二分二至之日，是时间。时间是经，方位是纬，二人把它们错乱了，这是为什么？所以焦延寿，不过是筮史日者之流，以小术测阴阳之迹，似乎不足以知天化而敍治理。京房学了他的术，竟敢于以之与人宗社吗？他的术，设立典要以为方体，于是有八宫世应之说。又从乾到剥而穷，又不得已把晋、大有放在末尾。直到今天，卖技的卜师，相因以断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的道理，徒然以惑民而徼幸。那么焦延寿与京房，即使想辞为妖妄之魁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不是天理之自然，都是妖。京房以此想与石显、五鹿充宗在夭人之际争贞邪，我未见妖足以胜邪。邪者获罪于人，妖者获罪于天，妖更烈。有人说：京房按日以候气，分卦以征事，所言也与当时的得失祸福相合，为什么？回答说：石显之邪，君德因此昏，国是因此乱，众耳众目都知道。事已发生，取而求其所以然，其实并非如此。势已成，形已见，说天的象数也是这样，又怎么能分辨呢？所以日月有灾眚，岁时有水旱，禽虫草木有妖，人民有疴沴，山川有崩沸，我知道它不祥；有国者不可不恐惧以修省。但铢分而析之，刻画而求之，侥幸而弋获，妖人以之取显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谓“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他们应受天刑已经很久了。京房内挟此术以与邪臣竞争，自杀其身而邪更加张，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假托君子之道，诬蔑圣人之教，矫诬造化之神，三者都获罪于天而不可逃避。

〖六〗

京房的考课之法，迂谬而不可施行；即使偶尔试行而见效，其不可行也是当然的。为什么呢？法，不是一时、不是一人、不是一地的。京房说：“末世以毁誉取人，所以功业废而致灾异。”毁誉不当的固然多，然而天下的公论存在。即使很拂人之性，也不能说尧暴而跖仁。舍此而一概以功业来考核，这是申、韩的陋术，再加上拘迫，不肖者涂饰治具以文饰其贪庸；达不到，就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应付期会，灾不在天，异不在物，而民已穷、国已敝了。先后不同时，文质相救而互相成，一个人身上，老少不同状，何况天下？刚柔不同人，不及者不可强，有余者不可裁，清、任各有其当，而想执其中，就会交困。南北不同地，以北之役役使南人，南人之脆弱者死；以南之赋赋给北土，北土之贫瘠者尽；以南之文责备北士，则学校日益劳于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则边疆不能救危亡。其间损乃为益，杀乃为生，简乃为备，一概视之为吏者居心之仁暴、忧国之诚伪。而只考核其一切的功能，这正是王莽所以乱天下的，京房为之开先了。塾师教童子有定课，而童子更愚；耕夫驭牛有定程，而牛以敝。把四海九州刚强、柔弱、智慧、和顺都束缚于京房一人的意见，截鹤胫以续凫，它不亡还等什么？京房的术，以小智立一成不变的象数，天地的造化都要受他割裂，圣人的教化都要被他削补。道无不圆，而京房无不方，这是大乱之道，侮五行而毁二仪。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想试行之，都是被他的补缀排设的淫辞所迷惑罢了。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的棋局、厨者的饤饾，这就是我为什么听到邵雍的话而怀疑的原因，何况京房呢！

〖七〗

汉朝的灭亡，不是元帝的过错。元帝柔弱而寡断，然而对天下并没有什么伤害，石显只在对付异己时逞威，而恶不及于民，国家的元气没有斫丧。所以说：不是元帝的过错。王氏，是元后的家族，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篡弑的阶梯。但这不是元帝宠信后族而早加任用，元帝崩后，成帝才假王凤以大权，而元帝并无遗命。所以说：不是元帝的过错。虽然如此，其由来，难道不是元帝隐伏的过错肇始于不测吗？元帝因成帝耽于燕乐，认为他不能胜任大位，而想立山阳王，这是早有所见。后又慎重地改易国储，听了史丹的谏而止，也是正办。但他知道成帝不能负荷，却不选择贤臣以辅正之，幸于傅昭仪而犹豫于山阳，遇重病而忽忽不定，听了史丹的谏，知道命已促，而只有“善辅”的空话，没有托孤的遗命，听任妇孺自求亲信，于是王凤进了。成帝在东宫时，既为元帝所憎而孤危甚，在废立之间摇摆了近十年。匡衡、史丹也只是以大义规劝元帝，并非一定与成帝为腹心。所窃窃忧虑、秘密私语的，只是王凤罢了。元后宠衰，而忧祸之及，所与窃窃忧虑、秘密私语的，也是凤兄弟罢了。人在危险之中而思念故时同患难者，没有不深信而厚倚的。所以成帝一立，回顾在廷，没有像王凤那样亲己的人，哪里还会担心他日后夺己呢？唉！由此而知叔孙舍不赏私劳以杀竖牛，卓然不可企及。天位，是天所位；人君，是人所归。作为主器之长子，承受祖宗的德泽，非窃非夺，天人所不能违；而翕訾以相保，呴沫以相怜，私忧过计，贪天功为己力，这种人还哪里值得任用而戴之不忘？唐玄宗知道张说之奸，怀其潜邸之恩而不能远，以致召来张均、张垍之逆；何况杨复恭以家奴而门生天子呢！唉！除非攘功擅权的小人，谁敢以大宝的归属自任为己绩？赵汝愚不想行内禅之赏，可效法，但还存其迹；丙吉护宣帝于狱而终不自白，所以能相天子以成中兴之业。那么汉文帝拒绝周勃的私言，世宗罢免张孚敬的政柄，不能说是刻核寡恩；成帝的碌碌，哪里足以语此！元帝不能以遗命托付史丹，而使王凤得以私劳迷惑庸主，也是他偏爱山阳而愤然不顾的过错吧！所以说：隐伏的过错，肇始于不测。

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四中对汉元帝的评论，聚焦于其“优柔寡断、儒术误国”的教训。他认为元帝之失在于“柔暗不能自振”：一方面，他虽好儒术，却徒慕虚名，不能如宣帝般“用其道而非承其弊”，任用萧望之、周堪等儒臣，却不能坚决支持他们对抗弘恭、石显等宦官，导致朝政混乱、忠良被害；另一方面，他因个人情感而过度纵容宦官外戚，使“刑人（宦官）与女子（皇后）共秉国柄”，彻底破坏了宣帝时期相对清明的政治格局。王夫之指出，元帝之“仁”实为“妇人之仁”，其优柔不断不仅导致“汉业中衰”，更开启了西汉末年外戚王氏专权的序幕。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君主仅慕儒术之名而无果敢刚断之实，徒以“仁厚”自诩却无法整肃朝纲，其危害往往甚于“明主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