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一〗

董仲舒建议让列侯和郡守每年贡举两名士人，贡举的人才好就赏，贡举的不肖就罚，认为这是三代乡举里选的遗法，似乎没有可非议的。为政之患在于，听到古人的成效就喜欢，但不体察其精义，不考量其时代，想姑且试一试，结果不合，就又制定法令来约束它，于是法令混乱、弊病滋生，古道就从此彻底断绝于天下。

郡县制和封建制不同，就像皮衣和葛衣不能沿袭一样。古代乡里三年宾兴，贡士只由乡大夫选择，那是封建时代的情形。成周的制度，六卿之长，不是诸侯入朝为相，就是周、召、毕、荣、毛、刘、尹、单等世族。所贡的士，职位止于下大夫，所以即使宾兴，那些身处陋巷的卓越人才也显达不了。而且王畿千里，诸侯国就更狭小了。地域近、关系亲，乡里的得失是非，很快就能与朝廷相通。以容易知道、容易见到的人才，去充任各种庶务官职，好坏明显而功罪轻微。宾兴，只是象征性地表示王者不抛弃人才罢了，并不是把社稷生民的安危生死都托付给宾兴之士。

在郡县制下，天下统属于一个天子。郡国远的，离京师数千里。郡守治理一郡，三年就调动。地域远，那么贿赂就行得通而无所畏惧。调动频繁，那么即使贤能的人也仅能采听流俗的议论，认识些登门拜访的士人，那些孤高幽远卓越的人才不能很快进到他们面前。而且国家没有世袭的卿，朝廷没有固定的职位，士人一旦闻名于天下，就会日益升迁，而肩负起股肱心膂的重任。希望靠一次推荐而侥幸得到非分之福，那些矫饰虚伪的人，何怕不百般欺骗、百般投合来迎合郡守一时的赏识，这样一来真诚与虚伪就非常混杂了。于是用赏罚之法来督促他们慎重，这怎么说得上容易呢！

知人就是哲，连尧都觉得难。所以鲧被流放，而大家说“试试可以”的人并不获罪。生不同乡，学不同师，文章德行的虚实，孝友的真假，不在一起共事考察，凭偶然一天的了解，就刑赏随后，赏会滥，罚会冤，把连尧都觉得难的事要求中等人才做到，怎么能行呢？它的弊病，必然导致人们喜欢那些柔顺、小心、保禄求免的人。更有甚者，举主之间交相托付、互相庇护，而揭发的人又有投鼠忌器之嫌。那么庸碌之辈竞相得势，大奸大恶之人营建巢穴，这是必然的结果。

听说过乡里有月旦评，没听说过天下有公论。一乡的称誉，还有乡愿；四海的赞誉，首先聚集在伪士身上。所以封建时代的选举之法，不能行于郡县时代。《易经》说：“变通是因时而化。”三代的王者，难道能预知六国强秦以后的朝野，而预先建立万年的制度吗？况且后来汉朝确实实行过，结果造成了背公死党的害处，到唐、宋时就不能不变。所以让大臣推荐贤才，并借此开设各种科目，就可以了。限定必须推荐，并以赏罚随后，这种一刀切的办法，必然弊病丛生。

封建、学校、乡举里选，三者相辅相成，孤立实行就会失败。用今天的人才，办今天的事，哪些该增减，是可知的。而董仲舒说：“王道的盛世容易达到，尧、舜的名声可以赶上。”谈何容易啊！

〖二〗

乡举之法，与太学互为经纬，乡里所宾兴的人，都是乡校所教的。学校之教，推行数十年，然后乡举才行之。所举不当就处罚，是罚他不教，不是罚他不知人。董仲舒的建议，首先重视太学，大概懂得根本了。但不推重太学来在郡国建立学校，而在没有教化的情况下责成贡士，这是他的失误。

治理天下而归于正道，必须条理统一、脉络贯通，混杂就会即使遵循先王的规矩也迷失其真。只有条理统一、脉络贯通，统率天下而治理它，才能乘时精义，成就大业。董仲舒说：“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杜绝其道路。”这不是三代的法，但三代的精义存在于其中了。为什么呢？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是汇集三代的精华而阐发其宝藏的。所以王安石以经义取士，继承董仲舒而见诸实行，可以行千年而不变。安石的经学不醇，但不能禁止后世的醇，而能禁止后世非议经学。元祐年间改革安石之法，连这个也革除了，是不懂变通。温体仁行保荐来扰乱它，重武科来对抗它，杨嗣昌设社塾来混淆它，于是士气苟且，奸民得逞，百姓的祸害就达到了极点。这些人都是董仲舒的罪人，何况孔子呢！至于割裂经义、浮华无实，那是主持教化的人的过错。虽然如此，比起那些放言绮语、市井恶习、窥视邪路以图侥幸的人，不还是好些吗？读其书，粗知其义，即使是小人，也以此为夜气的雨露，教化的作用也是很深的。

〖三〗

淮南王刘安谏阻讨伐南越，不问可知他的用心。读他上的书，攻击天子的过失来动摇人心，背离汉朝而使人们感德于自己，哪里有一点忧国恤民的仁义之心！越地不可不收归中国，这是天地自然的形势，也是拥有天下的人必然的道理。天地之情，表现在山川之中，而情寄托在那里。水所环绕，山所盘曲，合为一区，民气就能互相感应。中国的形势，北阻沙漠，西北以河、湟为界，西隔大山，南到炎海，自合浦向北直到碣石，都是海所环绕的。形势合一，那么风气就互相吞吐；风气互相吞吐，那么人的体质就互相类似；体质互相类似，那么性情就互相归属而感通。南越本来就是海内的一部分。五岭，不过是高低起伏的普通山丘，比不上太行、崤函、剑阁、龟阨那样险要。至于东瓯连接吴、会，闽、越连接余干，更是如股掌般相连。那里的人们鸡犬相闻，田畴相连，市买相通，婚姻相通，却把它划为化外，那么生类的本性就隔绝了，天地的气脉就阻塞了。孟子说：“我听说用夏变夷的。”帝王的至仁大义就在于变，而刘安却说：“天地用来隔内外。”不也是荒谬吗！看他所著的书，夸谈穷荒八殥九州之大，如今又想分割天地于山海围聚之中，“将要叛变的人其言辞惭愧”，他内心也该惭愧了。

穷内而务外，是治国的大戒，指的是东越大海、西绝流沙。《尚书》说：“居于南交。”那么交阯尚且是尧的疆土，而越地在其内。越地，是大禹的后裔，先王用来封赐至亲的，不是荒远之地。新开辟的土地，赋税不能平均，如刘安所说：“贡酎不输大内，一卒不给上事。”确实有这种情况。而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学的费用，仰赖于朝廷，从利益角度说，不无小损。但假使敌人侵犯我边境，害我农事，我们就要派兵屯戍，甚至兴师抵御，通计百年的利益，是小吝而大伤，明君所不取，也岂是仁人所忍心的？君子对于禽兽，像犬马那样接近人的，就勒住、羁縻、驯服、安抚而用其用。至于那些山围海绕、天合地属的人民，先王的声教所及，却悍然置于人伦之外，不能感化，代替天子治理人民的人，难道能忍心抛弃他们吗！汉武帝平定瓯、闽，开辟南越，到今天已成为文教之郡邑。而宋朝把河朔、燕、云的民众置于塘水三关之外，使渐渐沾染夷狄之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渐南移，天大概也嘉许汉朝的功劳而厌弃宋朝的苟且了。刘安挟私怨而攻击武帝，言辞虽辩，明者不听。

〖四〗

有些话看似相近而实际不同，不可不察。申公说：“治理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行得如何。”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法唐、虞之治呢！”这些话用来责备武帝以虚名崇儒而无实，是相似的。然而不同之处在于：申公的话，是儒者立诚之辞；汲黯的话，是异端贼道之说。汲黯自己治理政事，完全以黄、老为师，托病卧于闺阁而听任丞史，不过是曹参的余智，而又加上傲忽之气。他说“怎么能效法唐、虞”，就是直以唐、虞为不必效，而废弃礼乐文章，苟且与民相安而已。内多欲，则仁义不能行，固然。但一个普通人要遏制自己的欲望，如果没有仁义作主，那么越遏制越会突然爆发；何况万乘之君，引导其欲望的人多得是呢！所以忧患在于仁义不行，而没有礼来修养身体，没有乐来修养心志。如果日积月累，浸润在仁义的肥沃之中，用庄敬来约束筋骨，会更加强固；用欣悦来涤荡志气，会更加清和。那么对于欲望，就像月亮接受日光，光明生出而不见其暗，何忧欲望会败度而不可制呢！所以挽救多欲之失的，唯有实行仁义。而黄、老之道，轻视仁义，糟蹋尧、舜，以守雌不扰为休息，这是想救火的人不用水，反而预先拆掉房子，宿在旷野而自夸无灾。汲黯挟其左道，不仅侮慢尧、舜，还胁迫其君以从己，而毁坏先王仅存的美典，说：“仁义，是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说：“言谈则非议先王之道。”又说：“说‘吾君不能’叫做贼。”汲黯就是这种人吧！武帝最终没有能崇儒以敷治，而最终迷惑于方士以求仙，汲黯实际上有以启之。庄助称“黯辅佐少主，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能夺其志”，不过仗恃其气而已。刘安惧怕汲黯而轻视公孙弘，刘安本是黄、老之徒，畏惧其所崇尚的而轻视儒者，并非真有见地相信汲黯的大节而看出公孙弘的浅陋。主少国疑，只有行仁义的人可以止乱。周公在践阼之笾豆间恭谨行礼，幼君得以安然。如果充用黄、老的主张，“泛兮其可左右”，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汲黯哪里能担当此任！

〖五〗

太史公说：“匈奴畏惧李广的谋略，士卒也乐于跟从李广而苦于跟从程不识。”司马温公说：“效法程不识，即使无功也不至于败；学李广，很少不覆灭的。”二者都是一偏之论。以武力平定天下的人，有将兵的，有将将的。做将领的，有攻有守，有将众，有将寡。程不识的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是守兵之将。李广的简易、人人自便，是攻兵之将。束伍严整、斥候详密，是将众之道。刁斗不警、文书省约，是将寡之道。严谨地用于进攻，敌人会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地用于防守，敌人会乘其空隙而逼近。将众而用简易，则指臂不相使而容易溃败。将寡而用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所以李广和程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关键在于将将的人。将兵的人不只一种方法，将将的人要兼而用之，不可一概而论。君主，是将将的人。大将，是将兵而兼将将的人。

三代以后，农民不能当兵，那么所率领的兵，大多不是孝子顺孙，如果不用简易之法来驾驭，使他们乐于跟从，本来无法让他们效死命。所以治军虽严，但必须以简易为根本。这不是春秋列国时代，奔驰不出于轨道，追奔不超过疆域，征发农民充兵，晚上解甲早上还可以互相往来，可以用准绳来约束，只要没有疏漏就可以固守的情况。所以严于守而简于攻，放松其束缚而去掉其苦楚，有微妙之处，这岂是可以拿一种法则来衡量而固执不化的呢？班超用简易之法，而制三十六国之命，其子班勇用之，威也立了起来。诸葛亮用严整之法，而司马懿不敢进攻，姜维效法之，却终于失败。古今异术，攻守异势，邻国与夷狄盗贼是不同的敌人。太史公右袒李广而左袒程不识，是为汉朝出塞攻击匈奴而发。温公的议论，大概还是坐在公堂之上、拿着文墨而遥控疆场之见吧！

〖六〗

王恢说：“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尚且能养老长幼，种树以时，匈奴不敢轻易侵犯。”王恢哪里知道代地安定的原因和汉朝困窘的原因呢？王恢说是由于不怕，不对。汉朝穷尽海内之力，与匈奴争夺，而胜败相抵。夷狄贪鸷而不以败为耻，怎么说得上让他们怕呢？全代之所以安定，是因为代地不关天下的重轻。匈奴即使得到代地，南有赵，东有燕，不能震动而使天下瓦解。燕、赵起来抗敌正力强，匈奴的势力就会孤立而不能安枕于代地，觊觎之情因而受挫。天下统一于汉朝，则一方受兵而天下动摇。率天下之力和匈奴竞争，匈奴坐而得天下之兵，一次不胜就知道中国兵力止于此，哪里能像全代之时，曾无法测知七国的深浅呢？西汉都关中，而匈奴逼近甘泉；东汉都洛阳，而上谷、云中遭受其祸患；唐复都长安，而突厥、回纥、吐蕃乘西墙而入；宋都汴，契丹攻澶、魏，终于使女直举河北而入汴，元昊虽屡胜而请和。天子所在的地方，郑重地防守它，敌人就窥视着这是中国全力所集中的地方，因而竭尽全力一逞，如果侥幸取胜，那么天下就像栋折而榱自崩。而且京师，是金帛子女所汇聚的地方，他们垂涎而想得到，不是一天两天了。由此推知，代地之所以抵御匈奴而有余，只是因为那里没有可欲的东西，不关中国的安危，所以不争。

南蛮的强悍，虽比不上骑马披甲的北方之猛，但其凶顽忿发而不畏死，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做呢？然而他们偶尔发动，终不出其地域。不是他们的欲望有所满足，而是得到滇、黔、邕、桂对中国无损，天子在数千里之外遥控，养着不测之威，那么占据那里并不安稳，梦魂早已被震叠。中国的人心也安然，等到他们懈怠时制服他们，而不告劳，也不至于失守而土崩。滇、粤可以制服南方，燕、代可以制服北方，道理是一样的。女直、蒙古建都燕京，是为了远离南方。中国的全力在于南方，天子孤守在北方，这是干什么呢？代地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制服匈奴还有余，秦以天下的力量则不足，汉、唐用边臣来对付而苟全，天子建都燕京，一旦失陷就不可收复，其效果大体可以看到了。威靠养而重，事靠静而豫，像这样才叫做大略。

〖七〗

主父偃、徐乐、严安，都是天下的奸邪之人。但他们当初上书以求得汉武帝知遇时，都切中利害而不悖于道。这么说来，言论就不足以取人了吗？人没有喜欢说不道之言的人，也没有喜欢做不道之事的人。士人在未遇时，与百姓接近，与天下的公论相习。习染而要合于人心，那么他的话就善。话善，君主不得不为之动。等到他们已经得到君主的知遇，而君主所喜好做的却不在此；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所要求合于当世的，也不在此；于是他们就会与君主的私好、士大夫怀禄结主的风尚相习。习染而要合乎时势所趋，那么他们的行为邪僻，言语也跟着邪僻。所以不怕天下没有善言，怕的是天下说善言的人行为不顾。不怕言善而君主不动，怕的是下面打动上面，只是在一时之间直言敢谏；而下面被上面所打动，则是目眩耳易，心倾神往，而不能自守。中等资质的人，情生于性，而性不能制情。能转移他们情感的，只是上面的好尚、世俗的风尚而已。假如天下有道，徐乐、严安、主父偃又何尝不能与贤臣先后相随、疏附左右呢！所以文王有四友，只有文王才有。至于那些穷居而以天下为心，不求合于天下之论；遇到君主而以所言为守，不屡次改变以求遂其私心；这是龙德，不能轻易要求天下人都这样。

〖八〗

徐乐的“土崩瓦解”之说，不是古今成败的通轨。土崩和瓦解，都是灭亡，但形势不同。瓦解，无从修补，只能坐视其尽。土崩，或许还想支撑而不能。秦不是土崩，一人呼而天下蜂起，不几年社稷夷平、宗枝斩尽，灭亡不渐，是瓦解。栋梁本不固，椽子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坠落，顷刻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看着它灭亡而没有人去救；因为当它瓦合之时，就已经没有相融洽、相维系的形势了。隋、元也是这样。周日渐削弱，而三川之地才入于秦；汉屡次危殆，而后受篡于魏；唐京师三次陷落，天子四次出奔，而后被夺于梁；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于沉于海。这些则是土崩。或者宗室尚在远方兴起，或者孤臣犹守其坟墓，城陷而野外有可避的安宁之所，社移而下面有逃禄的遗忠；所以建立牢固的基础虽然极深厚，而侵蚀也历经日月而加深，无可奈何。土崩的，必定要数百年后继而瓦解，瓦解完了，天下才开始安宁。在瓦解之时，天的害气，人的死亡，彝伦的戕贼，到此达到极点。在毁坏之后重新创造，君主宰相责任重大，固然是有志者不能不把整顿纲常、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责任。

〖九〗

主父偃当初上书说：“蒙恬攻打胡人，开辟土地千里，以河为境，暴露军队，死者不可胜计，运输粮草，百姓疲敝，天下开始背叛秦朝。”立论严正。等到他做了郎中，被皇帝亲幸，于是说“河南土地肥沃，外有黄河阻隔，蒙恬筑城以驱逐匈奴，扩大中国，削弱胡人的根本。”于是极力向武帝请求，排挤众议，修缮蒙恬所筑的边塞，依靠黄河为固，从山东漕运，百姓劳苦，国家空虚。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几年，对蒙恬的功罪、河南的兴废，自相矛盾如此之甚。由此说来，辨别奸邪难道难吗？听其言不要骤信，斟酌考虑不要忘记，就已经明白了。武帝两次听信而不疑，他被江充迷惑而伤害父子之恩，也应该了！

〖一〇〗

分割藩国，推恩封诸侯王的子弟为列侯，决定在主父偃，而始于贾谊。贾谊的说法至此才实现，是时代造成的。在贾谊之时，侯王强大，天下初定，吴、楚都深沉凶悍骄横而不听天子的裁制，不能马上实行。武帝继承七国败亡之后，诸侯的气焰已熄，主父偃单车到齐国，齐王就自杀，那么诸王救过不暇，而以分封子弟为安荣，主父偃的主张于是乘时而有功。由此可知封建必然要变革而不可恢复，是形势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一朝实现的。高帝大封同姓，是成周的余波。武帝众多建置王侯而缩小其封地，是唐、宋的先声。一个主父偃怎么能做到呢？天假借他，人习惯它，逐渐衰微逐渐泯灭。治理天下的人，把天下的禄位公之于天下的贤者，这难道不是先王的遗意吗？司马氏惩于曹魏的孤立，想反古而招致五胡之乱，难道他的智慧不如主父偃吗？是不明时势罢了。

〖一一〗

公孙弘请求诛杀郭解，于是游侠之害不再滋长于天下，真是伟大啊！游侠的兴起，是因为上面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秦灭王侯、奖励货殖，百姓刚刚失去侯王的主宰而无处归依，富裕而豪强的人起来邀结他们，于是游侠就横行于天下。虽然如此，逆行越甚者失去越快，没有公孙弘，他们难道能长久吗？至于荀悦的“三游”之说，把学问志节之士等同于苏秦、张仪、剧孟、郭解之流，诬蔑民众、开启祸乱，师法申、商的小智，而沿袭汉末嫉害党锢诸贤的余习。曹操师法他以杀孔融、夺汉室；朱温师法他以歼清流、移唐祚；流波漫延，小人借此扰乱国是而祸延宗社。韩侂胄禁伪学，张居正、沈一贯毁书院，都是承其支流余裔而横行的。虽然如此，郭解被族灭后，游侠不再盛行于后世。至于学问志节之士，上面失教，君子起来教之，人不至于沦胥为禽兽，就靠这个了。前祸虽烈，后起又盛，天意存于人心，岂是荀悦之辈小人所能永远掩盖的！讥讽他们为“游行”，只见其不自量力罢了。

〖一二〗

汲黯指责公孙弘盖布被是欺诈，公孙弘的欺诈岂在布被？汲黯不斥其大而挑剔其小，太细了。汲黯不是那种挑剔小过以攻击人的人。汲黯的学术，专于黄、老，甘其食，美其衣，正是老氏之教。把曾参、史鳅当作桎梏，把名教当作蹄筌羁络，行善而不想近名，清白而不想受辱，所以汲黯说：“怎么能效法唐、虞之治。”弘位在三公，俸禄很多，盖布被是欺诈。尧、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阶，汲黯固然以为欺诈而不值得效法。弘起于诸生，四十岁还贫贱，安于布被，不过是布被罢了，公孙弘的欺诈岂在此？汲黯沉酣于黄、老，想任性而远名，于是看见布被就以为是欺诈罢了。

〖一三〗

淮南王刘安著书二十篇，称引天人之际，也算渊博了。但他所谋划的兴兵，都是儿戏之策；所与之同谋的，又是昏庸的衡山王刘赐及其太子刘迁之类。叛谋不成，兵不得发，自刭于宫庭，其愚可哂，其狂不可救药。成皋之口哪里那么容易塞，三川之险哪里那么容易据，明知不能与卫青为敌，而想侥幸于刺客，刘安即使反叛，能抵挡卫青吗？即使刺杀了卫青，能抵挡霍去病吗？公孙弘虽不算是柱石之臣，难道是容易说动的吗？从贫贱起家做到汉朝三公，他对淮南有什么需求，而敢用九族去试雄主大将的刀斧呢？内所依仗的，只是巧而无实的严助；外所挟持的，只是轻佻无赖的左吴、赵贤、朱骄；首鼠两端的伍被，怀着异志在肘腋之间而不知。刘安的愚昧到了这种地步，本是朱高煦、朱宸濠所不屑为的，而刘安却以文词得后世之名。由此说来，文章不足以辨别人的智愚竟到如此地步！其实不然。取刘安的书来读，原本于老子之言，而掺杂以辩士的游辞。老子，是挟术以制阴阳之命，而不知其无可奈何于阴阳。所挟的是术，就可以窥见气机盈虚的缝隙，而乘机逞志。但既已逆了动静的大经，而又无可奈何于阴阳；那么自以为窥见造化而盗其宝藏，天下没有不可为的，就像婴儿在庭中攻击孟贲、夏育，还自以为雄武。率其道，使人诞妄而丧失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刘安的学问，他自杀不也是应该的吗！老子，是教人超出吉凶生死之外，却不知他是与凶为徒。读刘安的书，可以鉴戒了。

〖一四〗

张汤治狱是酷吏之首，但他决断诛杀伍被，却不是酷，而是法之允当。伍被，是反复倾危的奸人，持两端以求避祸。不诛杀他，他又会在汉廷取巧，主父偃、江充的奸恶，伍被做起来有余。伍被当初谏止刘安，并不是果真禁止刘安使他不要反叛，而是称引汉德，为日后脱身之计。不久又为刘安谋划反叛，再过一会儿又把谋反的踪迹报告了。“宫中荆棘”之谏，“侯无异心、民无怨气”的话，也不过是事后自陈、求免死之游辞，谁肯听呢！与人谋逆又首告，纵放不杀，那么谗贼之人就会相继而起，乱不可弭。所以张汤的持法并不过分，而伍被之诛死是应该的。

唉！像伍被这样的人不值一提，君子不幸陷于逆乱之朝，可以离开就赶快离开。不然，就装疯卖傻以避之；再不然，就直言以折之；不能折，就远远引退而不参与。身可全则可无死；如果该死，也是义命所不可避的，安于罢了；过此就没有办法了。求生越急，则逢祸越烈；两端不安，则一途无据。所以说“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真正能隐的人，有能全生的，不用术以求生；有能义死的，不与乱者同死。

〖一五〗

边远荒凉之地，如果有可以收为文明之邦的，那就应该以此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这不是道所可废，而且也可以缓解边民的寇攘之祸而使之安。虽然如此，这是天意，不是人可以强求的。天要开辟它，圣人成就它；圣人不出现，就假手于当时的君主及有智之士来开启其端。从一时的利害来说，会病天下；通古今而论，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天，是合往古来今而成纯的。禹治理九州，东到岛夷，西到因桓，南到交趾，北到碣石，而尧、舜垂衣裳之德，达到遐荒。禹乘治水之功，顺应天下的变动而劳之，以此声教达到四海，这是圣人善于借助人力来成就天意。汉武帝安抚已平的天下，百姓想休息。而北讨匈奴，南诛瓯、越，又从事于西夷，驰心于大宛、夏、身毒、月氏等绝域。天下静而武帝动，于是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声起。虽然，难道不是天启迪他吗？玉门以西水向西流，不可合于中国，天地的形势，就是天地之情。张骞恃其才力强行打通，固然是乱天地之纪。但河西本来就是雍、凉之余。至于駹、冉、邛僰、越巂、滇，则与我边境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并不是凶暴冥顽不可接近的。武帝当初，只是听说有好马而远求，张骞借此逢迎其欲，也未想到牂柯可以开辟为内地。但因此贵筑、昆明一直到今天成了文明之邦，这难道是武帝、张骞的意计所及吗？所以说：天启迪了他。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想普天率土都沐浴呢？时机未到，不能先做。等到其气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使难堪之百姓，而就在其失中有所得，在其罪中见功劳，确实有不可测度之处。天所开启的，人效法之，不是人的能力。圣人所勤勉的，人不守住，则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闽、楚文教日兴，直到南海之滨、滇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这是天所佑，汉朝开了头。石敬瑭割土给契丹，宋人弃地给女直，冀州尧、舜的遗民，化为禽兽之俗，即使归于一统、奉行冠带，也党邪丑正，与宫宦勾结以乱天下，这不是天意，是人自己丧失的。那又等待谁来廓清风沙霾曀的天地，使之像南国一样清明呢！

〖一六〗

武帝在游宴后宫时检阅马匹，嫔妃满侧，金日磾在数十人中独独不敢偷看，武帝因此了解金日磾，重用之而托付孤之命，这不是细行。金日磾没有受过君子之教，也并不是规行矩步来防范非礼。不期然而谨慎于瞻视，不期然而敦厚其敬畏，不期然而非所视者勿视，不要说这是细行。神不守于中，则耳目移于外而心不知。能让千乘之国，而于箪食豆羹间变色；却千金之璧，而于破甑时失声；才足以解纷，勇足以却敌，而在顷刻之间，不能自控其耳目；难道是小事吗！君子用黈纩来养目，用琇莹来养耳，用和鸾佩玉来养肢体，战战兢兢地感到难，还怕不能胜于俄顷。贞定生死、担当大任而无忧惑，就在于此。武帝的知人真是卓绝啊！诸葛亮二十七岁而昭烈帝倚为腹心，关羽、张飞所莫测。武帝举金日磾于降胡之中，左右贵戚所莫测。知人之明，本来就不是人所能轻易测度的。诸葛亮之感昭烈，岂仅以三分鼎足那几句话？神气之间，有不言而相喻的。既然有言，那么昭烈之知更审，而关、张之疑更迷。金日磾之受知，没有言语，所以武帝之知更深。卫青、霍去病之见知，还只是众人之常。心持于黍米，而可以动天地，自非耳食道听之庸流，岂待言而后相知。

〖一七〗

武帝劳民很厉害，但他救饥民的措施是得当的。用空仓廪来赈济，宠遇富民之借贷者来救助，不够，就通其变而迁饥民于朔方、新秦者七十余万口，仰给于县官，给予产业，百姓喜于得生，而轻去其乡以安于新邑，边塞因此充实。此策，晁错曾说过。晁错不逢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所以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家虽虚，民生以活，边害以纾，难道不可以说是一举两利而无伤的办法吗？史书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那么眼看着百姓死亡而坐拥府库的人就是贤吗？司马迁的史书是谤史，无所不谤。

〖一八〗

凭名誉来动人而取文士，即使把潘岳和陆机并论，把谢灵运和颜延之比拟，不是大利大害的事，而高低失衡，公论犹以为不可，何况凭名誉来动人而取将帅呢！将帅，是关系到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流俗知道什么而为之流涕，士大夫知道什么而为之扼腕。把国家存亡安危的重任交给他，而万人的赞颂，不能挽救一朝之丧败。所以以李广不得专征与单于对抗为憾，是流俗的鼓噪、士大夫的臭味相投，安危不系其心，而胡乱说话。李广出塞而没有功劳，就说他“数奇”，无可奈何而姑且找借口罢了。他死后，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为之垂涕，李广好名市惠以动人，于此可见。三军之事，进退之机，操之一心，事成而谋不泄，那些悠悠之人哪里足以知道？李广得到这种声誉，是因为家无余财，与士大夫相交往而善为慷慨之谈。唉！以笑貌相得，以恩惠相感，士大夫流俗的褒贬仅此而已。这可以与试于一生一死之际、与天争存亡、与人争胜败吗？卫青令他出东道以避单于之锋，不是卫青有私心，而是受武帝之戒而虑其败。当他出塞时，武帝本不想用他，他坚持请求而行，士大夫的嘴啧啧不已，武帝也姑且以此谢之而姑且不任用他，他了解李广很深了。不然，有良将而不用，赵王撤换廉颇而亡国，燕王怀疑乐毅而失败，而武帝何以能收绝幕之功？忌妒偏裨而掣肘，陈余因不听李左车而丧赵，武侯因阻魏延而无功，而卫青何以能奏寘颜之捷？把李广置于不用之地，姑且用来牵制匈奴，这是将将的善术，本来就不是士大夫流俗所能测度的。东出而迷道，李广为将，大概可知了。李广死时，宁可让天下为李广流涕，而不让天下为汉的社稷、百万生灵痛哭，不是更好吗？李广为将，不过是子弟壮往之气。“舆尸”之凶，武帝早已戒惧。岳飞是否能取中原，不是我所能知；但他获誉于士大夫之口、感动于流俗之心，正恐怕其不能胜任就在于此。受命秉钺，以躯命与劲敌争死生，枢机之制，岂是谈笑慰藉、苞苴牍竿的小智，能得到悠悠之欢慕者所能胜任的？

〖一九〗

忠与邪不并立。立于朝廷之上的人，谗言不必忧，讥讽不可避，而一定要为国除蟊贼以安社稷，这才是国家的卫士。虽然如此，食其禄不避其难，居其职不委其责，离开而隐退，被贬而在外，也就只是远离小人而不与之结缘罢了，并不是要必胜而后快。所厌恶于佞人的，是厌恶其病国而自己不可被污染，并不是与他为仇敌而一定要得位以战胜他。汲黯厌恶张汤，可以了。君主任用他做谏官，就攻击无余，以报君之知遇。既无言责，出任外郡，就效忠于淮阳而臣道已尽。又坚决请求做中郎，以补过拾遗，希望与张汤争荣辱，这是干什么呢？把国家的是非作为一己的私恨，求权得势，以期必胜，不过矜气罢了，要说自靖则还谈不上。有人说：屈原放逐而不忘嫉恨小人，不是吗？答道：屈原，是楚国的宗臣，张仪、靳尚得用，是楚国危亡之际，而汲黯岂是他的同列？倔强地嘱托李息去攻击排挤，而一定要快其志，不过是矜气罢了，不是君子之道。

〖二〇〗

张汤审讯“导官”一案，见鲁谒居之弟，暗中帮助却佯装不知，这是奸人诡秘之术。而谒居之弟因此怨恨张汤，张汤因此而被害。诈者终究死于诈，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以术来驾驭。祸生非人所可测，奸人挟此术以对付奸人，而终于自覆，固然。难道君子能这样做吗？周顗不加选择而以之施于王导，于是与张汤同受其祸，真是愚昧！王敦之罪，不加于王导，身为大臣，有什么嫌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奸人之诈术呢！阳与阴取，欲翕固张，周顗沉溺于老氏之教，而不知他蹈袭了张汤的邪僻。用这种术，小则灭身，大则偾国，所以君子厌恶那种似智而贼智的术。《节》卦初六说：“不出户庭，无咎。”密，是谨慎的意思，不是隐藏实情、反其道而用之、以示莫测的意思。隐秘而诡异，虽无邪也犯神人之忌，可不戒慎吗！

〖二一〗

乐成侯丁义推荐栾大，栾大诈穷而丁义被弃市。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惩而大诫，是小人的福；惩一人而天下戒，是国家的福。丁义推荐栾大，不是武帝奖励他他就不推荐。不惩处他，继丁义而推荐的人就会接踵而至。丁义既诛，大臣不敢再推荐方士，畏惧诛杀而不敢尝试。丁义诛，而公孙卿的宠幸不再像文成、五利那样显赫。其后求仙之志也停止了，因为没有从旁怂恿的人了。所以刑赏明而奸人敛戢。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就靠这个！

〖二二〗

鬼神每日流行于两间，而以恍惚无象、摇天下之耳目而使人疑惑。立教者不能矫言其无，精义莫传，浅陋者就寄托于此。佛、老之教虽然偏颇，但他们的初始教诲并不依赖鬼神。可是他们的末流一泛滥于鬼神，并连带背叛了其虚无寂灭的初心。岂止佛、老如此！君子之道，流传而变诬的也有。魏晋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说依托佛、老而行，不是佛、老，是巫依附于佛、老。东汉以前，佛未入中国，老未与巫混杂，鬼神之说，依附于先王的礼乐诗书以惑天下。儒者中的驳杂之人，屈君子之道来证明它。所以驳儒之妄，等同于僧道之末流，天下愚不肖的人，有所凭借于道，而妖就由人兴起而不可息。汉初为符瑞，其后为谶纬，驳儒以此诱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唉！鄙陋啊。武帝淫祠以求长生，方士言之，巫言之。兒宽，是儒者，他论王道，侃侃而谈大言不惭；却附会缘饰，以赞成封禅之举，与公孙卿之流相为表里，武帝利赖其说，采儒术以文饰其淫诞，先王之道，一同于后世僧道之徒，而破坏到了极点。沿及谶纬，则尤其与莲教之托浮屠以鼓乱者，如出一辙。唉！儒者先自毁其防以启妄，佛、老中的智者，且应笑其狂惑而贱之。汉儒毁道徇俗以陵夷圣教，其罪又怎能逃避呢？鬼神，君子不能说他无，但不可与天下明其有。有于无之中，而非无有于无之中，又怎么能指有以为有呢！不能说他无，六经有微辞，郊庙有精意，所以妄者可以寄托。天下能晓喻微辞、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的，少之又少。不得已，则宁听佛、老之徒循愚不肖而诱之，使淫妄者都以佛、老为壑，而先王之道，犹卓然有其贞胜。那么魏晋以下，儒者不言鬼神，直到宋而道复大明，佛、老之淫祀张，圣道之藩篱自固，不更好吗！

〖二三〗

治河之道，容易知道而无人能行。盘庚说：“不要总聚敛财货，要自己谋求生存。”古今的通弊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中国的形状像簸箕，西部的山是簸箕的胸部；南北交夹，连山向海延伸，是簸箕的两胁；中间为低下平衍之地，通达淮、泗之浦，是簸箕的腹部和舌头。近山的地方，土润而黏坚；低下平衍的地方，土燥而轻脆。大概是散沙尘从高处迤逦而下，堆积而虚枵，河水出山而流经其中，随所冲决而无滞，好像有意似的，预先审知其易归于海之地，而唯便以趋。在尧的时候，河水未出山就先受阻，所以靠着北山山麓，夺济、漯而入海，因为那里的地坚实。所以延续千余年，到周定王时才决口，因为它是靠山的。禹乘势而分二渠，疏九河，舒缓了豫、徐之灾。河偶然顺而禹正好乘之，有天幸，不是禹所能必定万世的。南岸本弱，日蚀日薄而必决，到决而南后就不可再复北，即使神禹生在周、汉之后，又能怎么样呢！汉武帝堵塞瓠子而能塞住，是因为决口不久，北河尚通畅，可以勉强使它从北。不到百年就终究不可挽了。那么梁、楚、淮、泗之地，本是河所必趋之地，即使勉强它，终将不从。到了宋，王安石还想要它回向北流，其愚不可救药。徐、豫、兖南之境，是天所使受河之归的地方。河之赴海，一定要有所夺而行，然后安流而不溢。所夺的必是大川，漯、济、漳，都是北方的大川。自河阴向东，南迤于徐，北迤于汶，水都散而无大川以专受其夺，那么河就任意横流而地皆可夺了。但那里土地沙卤硗脆，不宜于稻粱，也没有金锡楩楠竹箭桑麻之利，而那里的人嗜利怀奸，狡者日富而拙者日贫，是中国的陋壤。既然如此，河已南而不可复北，而南山之麓，顺汝、蔡以东，带灊、霍而迤于江浦，则是河所必不能侵蚀的，后世不必治。放弃几个县的低洼之地，并州县而迁之，减居住者的赋税，置迁移者的产业，对国家所损无几，而治河的劳苦就永远停止了。然而不可行的原因是，在朝者惜田赋之虚籍，惮建置之暂费，而当地之豪强，肩货贿、恋田庐而疾呼阻挠。孟诸，是沼泽；濠、泗之野，是放猪的地方；为万世之利，任凭它为河也可以。所以如果没有贪水利之心，河可以不必治；如果大有作为，就因河之所冲，看其低洼之处，多凿渠以分泄，而尽毁其堤，神禹再生，也不能改变。但也必须等到泛滥之时，河自在徐、泗旷衍之浦，荡涤而有大川之势，在那里施功，更是自然之获。如果时机未到，姑且捐利而放任河不治，而慢慢等待后世，也比勉强治理要好！瓠子宣防，几十年的涂饰，不过是儿戏罢了。

〖二四〗

《旅》卦的象辞说：“先王因此明慎用刑而不滞留案件。”离是明，艮是止，明而慎，就可以止了，而一定要没完没了地求明，就会滞留案件经年累月，动摇天下而其害惨烈。汉武帝任用杜周为廷尉，一个案子，牵连逮捕证人几百人，小的几十人，远的数千里，奔走会审，所逮问的有几千余万人。唉！人民的憔悴，也到了这种地步！推究其始，本是想求明慎。不是因为同恶者，不能尽首恶之凶；不是因为见证者，不能折彼此之辩；不是因为被枉者，不能白实受之冤。三者具备，就可以以明慎自夸了。居明慎之功，谢虚加之责，而天下络绎于绳索之中，明慎不知止而滞留案件，残酷啊！而且证佐不具，就会有失出失入之弊，不能保证。虽然，失出，是罪疑而可轻的；即使失入，也一定不是矜慎自好之人有纤过而陷入大刑的。至于赃吏豪民之殃民，民既受其殃，朝廷只要能暴明其罪，心里就快慰了，何必一定要廷指而后快？他们所剥削于弱民的，已失去而固无望其复得；安居休息，凋残之余，尚可以苏。再驱之以千里之劳，延之以岁月之久，迫之以追呼之扰，困之以旅食之难，甚至拘之于牢狱，施之以刑具，这是喝了毒药侥幸生还又给吃下乌头，可哀啊我疲惫的人，何其不幸而遇到这种明慎的执法者！所以台谏之任，风闻奏劾；巡察之任，访逮豪猾，事状明而不烦证佐，这大概得了无留之旨吧！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如不明不慎的好。

〖二五〗

治奸太急，奸就越隐藏，盗贼尤其如此。盗贼初被发现时，没有不惊骇而急窜的。在他们为盗的时候，没有不预先谋划一个可匿藏之穴以潜伏的。求之愈急，则隐匿愈固，隐匿的人也怕连坐而固匿之。那么即使秦政之威，也不能在张良家里捕获项伯，何况一个官吏带着几个不可诘问的差役呢？等到日久，上面的求索舒缓了，盗贼就不能久处囊闭之中，隐匿的人也倦而厌之，于是有复归田里、翱翔都市而无忌的人，这时捕获他们就如同圈猪一样容易。那不才的官吏，岂是以盗贼的贼民病国为忧？他们是怕因此而被罚罢了。武帝对发觉而捕盗不满额的人，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管者皆死，那么想要官吏不隐匿盗贼、不让上面知道、而以禁其窃发，是绝对不可能的。秦亡于盗贼，就是因为官吏隐匿。所以高帝三章之法，只说“盗者抵罪”，而不急于责罚。盗贼，是人人所厌恶的，使人不敢厌恶盗贼，而厌恶逐盗之法，盗贼怎么能不昌盛？善于治盗的人，不限以时日，不宽以赦后，获得为功，不获无罪，人就会唯盗是求而无所畏惧，盗贼又怎么能不绝？唉！上失其道而盗起，即使屡次捕获正法，仁者尚且为之恻然。何况凭一时之怒，立一切之法，造成不可弭的形势呢！汉武帝有丧邦之道，这就是其一。

〖二六〗

善者不是因为赏才善的，王者用赏来劝善，志士蒙赏而犹以为耻。小人则怀赏来文饰其善，于是伪滋生，而赏也滥。又有流俗所谓的“阴德”之说，认为可以劝天下人行善，而挟善以求福于鬼神，风俗之苟且，不可救药了。阴德之说，后来被佛家窃取，以诱天下愚不肖之人，希望止其恶。但充其说，至于救一只昆虫、施一箪豆，而盼望无穷之利；等到死无可侥幸之幸，又期之于来生。驱使愚民，胁迫君子，而道就丧于人心。东汉以上，佛未入中国，而先有此说的是史家，则王贺的阴德之说就是。王贺逐盗而多所纵舍。法的公平不可枉，是人臣之职；人之无罪不可杀，是并生之情。而王贺说：“所活的人有万人，后世大概会兴盛吧？”市沾沾之恩，而怀私利之心，王莽之诈，王贺开了头。所以王氏之族终以灭，而为万世乱贼之魁首，受《春秋》之斧钺。史家以阴德称颂他，小人怀惠，坏人心，败风俗，流为佛家之淫辞，于是就终古不息。近世有吴江袁黄，以此惑天下，而愚者惑焉。他们哪里知道王贺挟善徼天而终赤其族呢！

〖二七〗

汉朝发七科之谪充战士征讨胡人，法律已经苛刻了，但还有正俗重农之意。吏有罪，一也；使为吏者珍惜官声而自重。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诡避。赘婿，三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从妻以逆阴阳之纪。贾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农人力耕而获，贾人诡诈而得，以此役使农人而骄纵士大夫，坏风俗，伤贫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加重其徭役，犹周制让贾人出车牛乘马之赋，以抑末而崇本。汉去古未远，政虽苛暴，不忘贱货利、重天伦、敦本业之道。到了唐，承五胡十六国之夷习，开始驱使农民为兵。读杜甫《石壕吏》之诗，为之落泪。汉法即不可取法，成周的遗制，甲兵之资取之于商贾，难道不是万世可行之法吗！

〖二八〗

情之所发，才之所利，都与理有当。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则才情都能广道之用。止才情之流的，是性之贞。所以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而一顺乎道。武帝说：“我若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没有法则；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安定；为此不得不劳民。如果后世也像我这样，就是重蹈亡秦之迹。”有此心，说此言，难道不是贤吗？以后世为戒以为情，立大法、谨大防以为才，本是通志成务者所不废的。然而终究丧德而危天下，是因为才利而遂无所选择，情动而因泛滥于其他。于是慕神仙、营宫室、侈行游，好像以此为游刃有余之资，可以唯吾意而无伤；而淫侈妖巫之气，暗引之而流。没有别的原因，才无所屈而忘了其应屈于道，情无所定而不知应定于性。其得于天者，偏于长即有所短。而当他崇儒访道时，董仲舒、兒宽之流，言道言性，也都只是性道之轮廓，而昧其精核，不能儆其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乐其天。虽然，武帝能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昭帝、霍光继承之，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马光被讥为三年改政，被小人假绍述以行私的口实。那么武帝说这话，岂不是贤吗！

〖二九〗

刘屈氂进攻戾太子，并非真有感于周公诛管、蔡之言而行刑辟。武帝说：“丞相没有周公之风了。”其词缓和，没有督责刘屈氂之意，本应陈大义以责太子而徐为解散，难道没有办法？而一定要出于死战，其心是想为昌邑王谋位罢了。太子诛，而昌邑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皆知。他要结李广利，徇姻亚而树刘屈氂，刘屈氂之恶，不是一日之积了。然而刘屈氂旋即被诛，奸人戕害天性以侥幸非分之望，没有能幸免的。但谁让险恶如刘屈氂的人做丞相的呢？是武帝狎宠姬、任李广利而为之左右。用人假耳目于私昵，而不能保其子，可悲啊！

〖三〇〗

司马迁挟私而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也是公允的。李陵投降，罪较明显而不可掩。如果说他孤军支虏而无援，那么以步兵五千出塞，是李陵自炫其勇，而不是武帝命他不得推辞。李陵被族灭，他嫁祸于李绪；等到后来李广利征匈奴，李陵率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也将委罪于李绪吗？如果说李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那么匈奴岂无可信之人？如果李陵有两袒之心，单于又怎么能信李陵而委以重兵，使之深入而与汉将对峙呢！司马迁为李陵掩饰过错唯恐不及，又不停地称道李广，以奖其世业。司马迁的书，是背公死党之言，怎么能可信呢？为将而投降，投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想洗其污，但已染黑的素布，不能再白，大节已失，其余无可洗了。关羽重归昭烈，是幸；假使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仇的匹夫，又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李陵说：“想得机会以报汉。”是对苏武惭愧而找借口罢了。他的背逆，本来就不是司马迁所能文饰的。

〖三一〗

忠邪也容易辨别，但心迹相疑，当其面前的人也容易迷惑。武帝所托孤的三个人，而上官桀是祸首，与霍光、金日磾如黑白之别。从他们得到武帝信任时推究，其迹显，其心见。霍光出入殿门，进止有常度；金日磾在帝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这并不是要迎合武帝的欲望才这样做，而是自敦其行而不失为履之贞。上官桀为马瘦而受责，他说：“听说皇上不安，日夜忧惧，意不在马。”话没说完，泪流数行。上官桀不是与国同休戚之臣，厩令之职，只在于马而已，他的哭泣，为什么而哭呢？慎以自靖者，是君子之徒；佞以悦人者，是小人之徒。君子知有己，所以投身于天下之大，而唯见己之不可失；小人畏罪徼宠，迎人之喜怒哀乐，而自忘其身。从这里审察，忠邪之不兼容久矣。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顾七尺之身，耳目在体而心函于内，忠臣孝子，不是以此来奉君父，而只是践行其身心之则。霍光与金日磾天性近之，只是未经学习罢了，上官桀哪里配和他们相提并论？武帝以对待霍光、金日磾的方式对待上官桀，是不了解上官桀，也不了解霍光、金日磾。知人之难，在于以己视人，而不即以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视之。

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中对汉武帝的评论极为深刻，既肯定其开拓之功，更痛斥其穷兵黩武与专制祸端。他指出，武帝虽承文景之富庶，却以“大兴土木、求神仙、通西域、伐四夷”耗尽民力，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王夫之认为，武帝之失在于“以私欲夺天理”，其雄才大略并非为天下苍生，而是为逞一己之“功名意气”。他尤其批评武帝晚年虽有“轮台悔过”，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酷吏横行、巫蛊祸起”的政治乱象。王夫之借武帝警示后世：君主若不知节欲、不恤民力，即便有卫青、霍去病之将才，亦不过是加速国运衰败的催化剂。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大有为”背后若缺乏仁义道德的约束，必将走向“功在一时，祸在千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