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一〗

用真诚来安定君主的心叫做忠，用正直来匡正朋友叫做信，忠信就是周。君子能够周，上下就能和睦，天下就安宁了。周勃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却露出了居功自傲的神色；这并不是他有欺君谋私的恶念，而是不学无术、忘掉了应有的谦逊。袁盎和他同为汉臣，一起北面事君，虽然地位有高低，但本有同僚的情义；如果袁盎规劝他、纠正他，周勃难道会固执不改吗？假使他还不改，再当廷批评，周勃的过错无法掩饰，文帝的心结也就解开了。可是袁盎既不规劝也不批评，反而去告诉文帝说：“丞相骄傲，陛下谦让，君臣都失了应有的德行。”这话一出口，猜忌就产生了，周勃的祸患早早埋下而不可化解，袁盎真是险恶啊！文帝的谦让，并不是失德，尊重有功之臣、礼遇大臣，这正符合太甲、成王的圣君之心；而袁盎却引导文帝走向猜忌刻薄，这叫不忠。明知周勃没有坏心，不去规劝匡正，反而进谗言离间，这叫不信。袁盎的险恶，先前就用利刃对付晁错、夺其权位，对周勃也是故伎重施。小人的可怕就像这样！然而还有比袁盎奸诈程度轻的人，他们浅薄而急躁，心胸狭隘而不识大体，眼睛看到就脱口而出，给君臣带来祸患，追悔莫及，这些人虽然不是袁盎之类，但造成的危害和袁盎相同。所以君主应该远离急躁的人，就像远离奸邪之人一样。那么亲亲、尊贤的道理，大概就完备了吧？

〖二〗

《易经》说：“谦虚则亨通，君子有好的结局。”只有君子才能有好的结局，不是君子而谦虚，没有能有好的结局的。所以“发挥谦德”、“有声望的谦虚”、“勤劳的谦虚”，最终免不了“征伐”。虽然吉无不利，但毕竟不是以君子之道善终。君子的谦虚，是真诚的。即使是帝王也不能不下到百姓中才能守住帝位，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不向樵夫请教才能获取善言。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尽心于此，真诚地施于天下。看起来是谦虚而实际上并不是有意谦虚，这样才能有好的结局。所以让位，是真诚的；担当，也是真诚的。尧为天下求贤，把帝位传给舜而不偏爱丹朱；与禹传给启、汤传给太甲、武王传给成王，是一样的，都是真诚的。舜接受尧的禅让，启接受禹的禅让；与泰伯离开句吴、伯夷逃出孤竹，是一样的，都是真诚的。至于把谦虚当作手段，而“发挥谦德”、“有声望的谦虚”、“勤劳的谦虚”，那就是姑且以此来应付天下而不让自己处于满盈的地位，其实心中早已有压倒天下的心思，那么祸根埋伏着迟早要爆发，所以他日征伐而无所不利。黄、老之术，离开真诚而用伪已经很久了。拿他们“有声望的谦虚”的言辞，对照他们“征伐”的事实，心迹相违，始终相反，又怎么自我解释呢！所以不是君子，没有能善终其谦虚的。有司请求立太子，文帝下诏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对于父兄叔伯这些至亲，本不该施展虚伪的手段。但看后来的结果，吴王濞、楚王戊、淮南王长没有一个是保全性命善终的。“尺布斗粟”的民谣，让文帝取疚于天下而无法挽救。那么文帝诏书所说的话，是以欲擒故纵之术，处于谦逊的姿态来利用其残忍，也太险恶了！而且言语，是心机自动的表现。吴王、楚王、淮南王听到这些话而动了妄念，那么即使想扑灭他们也来不及了。所以说“火从木中生出而烧毁了生火之木”，自生自灭。文帝又有什么好处呢？等到征伐时，天下也危险了。君子立诚来修饰言辞，说能做到的话，做起来也不回避，让天下人洞见自己的内心，连鬼神都信服；战争的萌芽在心中消解，机心不再萌发；那么要么担当而无所用其谦，要么让位而本来就是真诚的，并没有虚伪而托于“有声望的谦虚”。哪里会有征伐的利益呢！

〖三〗

汉朝建立，到文帝时天下已经大致安定。贾谊请求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这正是时候了。鲁地两位儒生说百年以后才能兴礼乐，是错误的。虽然如此，但难道像贾谊所请求的那样仓促兴办就能成功吗？汉武帝固然兴办过，唐玄宗想兴办过，拓跋氏、宇文氏以及宋朝的蔡京都想兴办过。如果文帝听从贾谊的请求，一旦着手制作，很难保证不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兴与不兴交错，反而伤害了礼乐，先王中和的极致就从此在中夏断绝了。贾谊如果真的想兴礼乐，在文帝的时代，凭借文帝的贤明，就应该用中和之德来引导他，在邪念萌芽时加以纠正，用学问之功来培养他，用仁义之化来扩充他，让他深深浸润在义理之中。那么天时不可违背，正朔必须改定；人事不可苟简，服色官名必须确定；至德不可懈怠，礼乐必须兴起；内心不安，就像厌倦了游历而想返回故乡。而且那大美的容貌、至和的音乐，仿佛就在耳目之间，迫切地想要遇到它们。这样以文从质，以事从心，在细微之处审定律吕，在周旋进退之间考究登降之礼，一切都出于本性的安适、学问的丰裕，革故鼎新，不待多年就能灿然明备。贾谊不劝文帝学习而劝他做事，那就只是告诉乐工瞽者一些末节，实行起来人们跛脚倚靠，听起来人们倦怠欲卧，情感与形式不相生发，怎么能成功呢？所以文帝的谦让，确实在这方面有所不足，这是文帝反躬自省而不能自欺的。礼乐不必等到百年之后才兴，也不能仓促地在一天之内兴办，没有别的，只有靠学习而已。有人说：成王年幼，德行未成，而周公急忙制定宗礼，为什么？回答说：那是周公自己制定的，不是成王的能力。到后来成王日就月将而达到光明之境，才用周公所制定的礼乐而不惭愧。贾谊固然不是周公，假使他能像周公那样，而文帝却以黄、老之心来实行中和的规矩，自己觉得不相类而想离开，又怎么能维持一天呢？

〖四〗

文帝撤销卫将军的军队，是不想让多余的军队聚集在京城；撤销太尉的官属归属丞相，是不想让兵权轻易地有所归属；把将和相合而为一，所以匈奴侵犯上郡时，灌婴以丞相的身份出征。这难道就是三代文武同途的遗制吗？进一步论说：撤销卫军、撤销太尉，未尝不对。天子不需要靠拥兵来显示威严；如果靠这个来显示威严，就更不能把兵权交给一个人。至于将相合一，让丞相兼做将领，则确实不行。灌婴是能带兵的人，却不是能做丞相的人；能做丞相的人，又往往不是能带兵的人。所以三代的制度，有两条不能行于后世：农民不能当兵，士兵不能务农；丞相不能做将领，将领不能做丞相。况且古代将相合一的，只是诸侯国的事情。楚国的令尹，就是楚国的统帅；晋国率领中军的，就是晋国的丞相。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诸侯国没有议礼、制度、考文的事情，没有百官、四方、大麓的典制；他们的执政者，不必有调和阴阳、振兴教化、整顿刑赏的责任。而他们做统帅，也只是邻国不和，在中原相遇，互相射一箭，还有礼节的约束；不像后世拥有天下的人，是与夷狄盗贼争夺社稷的存亡。他们所说的将相，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郡的副职而已；更小的，不过一个县的簿尉而已。至于天子，则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职而不互相兼任。可见三代尚且不是这样，何况后世总揽万方的治乱、主管边境的安危呢！丞相可以让他统御将领，但不能让他做将领；将领可以和丞相并列，但不能和六卿并设。宋朝以枢密院掌管军事而听命于丞相，大致近似了。以枢密院总揽天下军务，军事有专人负责；以宰相掌管枢密院的得失，而不委以专征之权。斟酌仿效三代的遗意，因时制宜，这样就对了！内阁大臣督师，结果天下迅速败亡。唉，危险啊！

〖五〗

审食其被杀，文帝感伤淮南王刘长的用心，赦免了他而不加治罪，也不算错。汉朝的大臣，没有敢请求治罪的，国家没有人才了。张释之做廷尉，虽然在审食其已死之后，但追究起来，按照邢侯、雍子的刑罚，也不算事远不可问；他只在太子、梁王行驰道的事情上表现正直，而对淮南王的事却闭口不言。那么他的正直，是“见可”“知难”的正直，畏惧强权而只在能伸张的地方伸张。天子受感情牵制，廷臣被形势压制，所以后来刘安想反叛，说汉朝诸臣像吹枯草、振落叶一样容易对付。他们被诸侯轻视已经很久了。张释之尤其如此！

〖六〗

因为一个人的赞誉而召见季布，因为一个人的诋毁而遣走季布，天下人将会窥测其深浅。但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君主赏罚的大权，难道会因为天下人不能窥测才算高深莫测吗？季布因为被罢免而愤愤不平，仰面诘问君主以求快意，他不够格做御史大夫，是明摆着的。“使酒难近”的实情，自己暴露而不可掩盖。文帝的过失，在于轻易召见季布，而不在于轻易罢免他。慎重任用大臣而不吝于改正错误，听到别人的话，过了一个月，察觉并非诬陷，沉默了很久，说：“河东是我的股肱郡，所以特地召见您。”这是培养臣子的羞耻心，而不是惭愧。如果真有惭愧，也是因为轻易召见季布而愧于自己未能及早知人。

〖七〗

贾谊、陆贽、苏轼，这三个人，形迹相似。陆贽与苏轼，自以为是贾谊，人们称赞他们的，也以为他们相似。陆贽大概仰慕贾谊，但做不到贾谊那样，然而有胜过贾谊的地方。苏轼又仰慕陆贽，但做不到陆贽那样，何况他还想仰慕贾谊呢。怎么证明这一点呢？贾谊的主张：预先教育太子以端正根本，奖励廉隅以改善风俗，陆贽赶不上。不仅如此，贾谊做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而死，贾谊不食而死，陆贽做不到。之所以知道他做不到，是因为他与窦参为难的心情，胜过忧国。但贾谊的学问，粗而不纯，几乎和陆贽一样。而他用智用法，想制服匈奴、削弱诸侯，他的“三表五饵”之术，不过是小孩的巧计；他建议削吴、楚而增封齐地，偏私自己所亲的人而不考虑留下莫大的后患，这是仆妾的智慧，陆贽是不谈这些的。所以辅佐少主、坚守孤城、仗节守义而不丧失其贞操，陆贽不如贾谊；而在错综复杂之中出入，调御轻重之势，斟酌张弛以走出险境而谋划长远，贾谊不如陆贽。为什么呢？贾谊年轻，意气饱满，未经艰险，而性情贞纯者往往粗略疏阔，所以本有余而末不足，这是贾谊与陆贽轻重高下有所差异之处。至于苏轼，哪里配与这两人相提并论！酒肉、游乐，情欲夺其本性已久。宠禄、祸福，利益胜其生命已深。他的志向役使于雕虫小技，来耸动天下而夸耀自己的聪慧。他的学问不出于揣摩之术，来迷惑天下而炫耀自己的才能。习染了他父亲苏秦、张仪、商鞅、李斯那套邪说，就想揽天下之事而于太平之世生事。用经术来文饰，而自称我是贾谊；诡测利害，而自称我是陆贽；迷失本心而听任其门徒的推戴，而且说我是孟子。不久又取道于异端，又说我是老子，我是佛。像这样，是贾谊所不屑为的，也是陆贽所不屑为的。绛侯、灌婴指责贾谊说：“擅权纷乱。”对于贾谊是诬蔑，对于苏轼则恰如其分了。如果交给他幼主危邦，谁知道他会落得什么下场呢！却想往上推，把他列在贾谊与陆贽之间，这就是宋玉所说的“相者举肥”了。王安石与贾谊相似，但贾谊正。贾谊与方孝孺相似，但方孝孺醇厚。方孝孺超过贾谊，尚且不能平息祸乱，而几乎成了罪魁。那么，世上没有需要自己的事，自己也没有预先谋划变化，端坐家中臆测，就想治理四海，没有能成功的。即使实现贾谊的志向，处在方孝孺的时代，完全施展其抱负，付诸实行，大概也只能与齐泰、黄子澄并驾齐驱吧！陆贽尚且不能，而苏轼的淫邪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慷慨议论天下事的人，君主不用也不足惜。只有陆贽，能因事纳忠，才是明君可以用缰绳驾驭而驱驰的人才。

〖八〗

文帝废除盗铸钱令，让百姓可以自己铸钱，本来自以为有利于民。但能铸钱的人不是贫民，贫民不能铸钱，这是明显的。奸富者因此更富，朴贫者因此更贫，钱多了就用钱来收敛布帛、粮食、苎麻漆、鱼盐、瓜果，囤积居奇来掌握贫民的急难，贫民怎能不一天天贫困呢！耕田得食，种桑麻得衣，池塘养鱼鳖，圈栏养牛豕，伐木种竹得材料，贫民努力去得到这些，所得却很少；富者即使多用些佣工，也十成中拿走六七成。比起铸钱之利，相差千万倍而无法计算。即使向贫民雇工，工钱也有限，而且还得仰求才能分得一点利润。这是驱使人们去为豪强服役。所以先王用虞衡之官管理山林川泽的物产而加以节制，不让豪强过分取盈，这不是吝惜天地的物产，限制人们的巧取而让君主独占利益。利益，应该是分布在下面而由上面来管制，而不是由豪强来管制就能说是公的。推广这个道理，盐听任百姓自煮，茶听任百姓自采，上面不过问，也是名义上好听而实际上大有害于天下。有人说：盐是可以诡诈得到的。茶的利益，如同耕种的粮食，为什么不可以？回答说：古代的耕种用助法，现在的耕种用贡法。助法以百亩为基准，贡法以户口为比例。法律在兼并中被破坏，却仍然保留着旧的形式。茶对于百姓，不像粮食那样赖以生存。粮食可以管制而茶不必管制，那么即使有山地之劳，也等同于从事工商业。所以漆林的税是二十取五，先王不认为是苛政。在一王的土地上，吃地力所产，怎么能任凭狡诈的百姓舍弃稼穑而多经营别的，而不加以裁制呢？抑制末业以劝勉农耕，奖励朴实而禁止奸诈，煮海种山是不能听任百姓自擅的；何况铸钱的利益，坐收逸获，助长豪强而驱使贫民，成为国家的奸蠹呢！金、银、铅、锡的矿，其利倍于铸钱，而且是争夺的祸端。却有人说：听任百姓自采以利民。结果弄兵残杀而不加禁止，人还要君主干什么？

〖九〗

铸钱轻重以什么为标准才有利？回答说：这其实不是可以用“利”来简单衡量的，但如果深究，最大的利就在其中。如果只讲眼前之利，那么榆荚钱、线环钱最好，掺杂铅锡的钱最好，但它们行用不久就日益贬值，迅速破败而不能储藏。所以说这不能简单用利来衡量。五谷、丝麻、木材、鱼盐、蔬果之所以能为利，是因为它们有利于人的生存而贵重。金玉珠宝是天地间稀少而受美的东西，所以先王拿它们来权衡万物的聚散。但也只是说用它们作为媒介，可以带来养生之利而流通，并非真的认为它们宝贵，而人们不能不宝贵。它们既然稀少，又是天地自然的质地。铜是天地间出产繁多的东西，人们向来轻视它；自从人把它铸成钱，就与金玉珠宝争贵，从而控制了粮食布帛木材蔬菜的生死；而且如果不精不重，那么为什么不迅速破败而被天下轻视呢？只有又重又精！这样天物不废而人力不偷，可以长久地利于天下。所以治理国家的人，要知道天与人的轻重之理，不要贪图一时的侥幸之获。一个钱的成本，用八九份的人力物力来铸成，利益也是无穷的。即使一个钱的成本等于一个钱的价值，无用的铜变成了有用的钱，通算始终，人间多了钱币，有益于民生而有利于国，国家的利也很广泛了。如果一个钱的成本用了十之八九，盗铸无利可图就会停止。钱完全出于上面，财富就听命于上面的发放与收敛，与万物相通而出入，国家最终享其利。所以说不用利来衡量，而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那么“五铢”钱的轻，不如“开元”钱的重；掺杂铅锡，不如金背漆背的精；通盘计算，盈虚消长的数目就能看清，这不是浅陋的人容易知道的。用苟且偷安的世俗之情，去与天地的德产争美利，没有能取胜的。

〖一〇〗

淮南王刘长反叛的形迹已经具备，丞相、御史奏请应当弃市，这是正确的。所谓“人臣不要有叛逆之心，有则必诛”。文帝赦免他而流放，与流放蔡叔于郭邻的惩罚相同，国法得以伸张而天子的恩典也不吝惜。刘长愤恨不食而死，“怙恶不悛者用刑诛之”，免于讨伐，已经够了。袁盎请求斩丞相、御史，小人的心思，真是不可穷究，竟到这种地步！或者他想用私恩在外部市恩诸侯而背叛天子，怀着庄助那种外交之心，以图非分之望，未可知。或者他憎恨嫉妒大臣排挤自己，想借机驱逐他们，在朝廷立威，而夺取他人的职位，未可知。文帝回避杀弟的名声，不责备袁盎而参用其说。袁盎无所忌惮而放肆，当面欺哄景帝，逼迫晁错而陷害他，始终持两端，与吴、楚、汉交市，说话不衷，是明显的。袁盎本是游侠；游侠的心思，本来就是不可穷究的。拥有天下而听任游侠之人，能不乱的很少！

〖一一〗

唉！自汉以后，政治不如古代，是有原因的。太甲、高宗、成王的资质，未必超过文帝；然而伊尹的训诫，傅说的诰命，周公的告诫，说“不要安于君位，它是危险的”，说“不图安逸，只以治民”，说“不要贪图安逸”，从不贬低道来引诱君主轻易顺从。难道像贾谊说的那样：“如果治理天下，要劳心费神，苦害身体，缺少钟鼓之乐，那就不做也可以了。享受和现在一样的快乐，而想建立纲纪，成为万世法则。”这种话，离李斯的话也没多远。为什么呢？用权术法治来统治天下，而安于享乐，那么他的法虽然与秦法不同，但没有根本来立威于末，使天下劳苦而自己安逸，这能维持一天吗？假使天下可以单纯用法治和术治来统治，裁制车服就能使风俗统一，修饰文辞就能使廉耻敦厚，削夺诸侯就能使政令统于上，那么夏、商的法律还在，桀、纣又怎么会灭亡？文帝幸亏不是放纵享乐的君主，他未能免于田猎钟鼓的喜好而姑且自我安逸，只是没有更好的东西来改变他罢了。如果有醇儒来浸润他的心田，用道义的精髓来熏陶，建立中和而兴行王道，诸侯怎么会不服，风俗怎么会不移，廉耻怎么会不崇？而贾谊却先导谀以求实现自己的主张，文帝幸亏不是胡亥，如果文帝是胡亥，贾谊想自别于李斯也不可能。而后世还有人称赞说“善于引导君主兴治”。下面怎么会有臣子，上面怎么会有君主呢！

〖一二〗

贾谊论教育太子的道理，是根本之论。虽然如此，还有更根本的东西。士人百姓的儿子，沉溺于杯酒，爱好博弈，要夺去他们的欲望而教育他们，他们还会反唇相讥说“您自己也不出于正道”。何况天子的儿子，淫声美色交缠于眼前，妇人宦官罗列于身旁，欲望有人引导，淫乱有人宣扬；做君父的，忘了心志的劳累，怕了身体的辛苦，追逐钟鼓驰驱的快乐，只设严师在进退拜揖之间来约束他们，让他们听从，那不过是一个木偶人的威仪罢了。成帝端庄严正，却荒淫滋乱。何况那些闻风心荡，只怨君父夺去自己的快乐，而想痛快于一时的人呢！成王幼小而武王去世，没有可效法的榜样，于是周公咏《豳风》，陈述王业的艰难；作《无逸》，举前人的警惕勤勉；远远树立一个文王、武王作为目标。也只有文王、武王确实可以作为目标，周公才不是徒然地设立来希望他观感。如果以逸乐为德，以法术为治，以声音笑貌为道，以师保傅的谆谆告诫为教，这只是俗儒徒然使人劳苦，而在父子师友之间，互相蒙蔽以伪，还不如文帝自己修治黄、老之术，而传给儿子足以让他信从。所以贾谊的言论，不是立教的根本之论。

〖一三〗

比贤人更高一等，有圣人；比贵人更高一等，有天子。所以学习一个善行，是接近圣人的积累；尊敬公卿大夫，是尊敬天子的积累。这就是陛尊、廉远、堂高的道理。在郡县制的天下，废除了五等爵位，天子孤立高居于上，把群臣都看作平等，所以贾谊有戮辱太迫、大臣无耻的感叹。唉！秦政变法，天下的士人廉耻泯丧已经五六代了。汉朝仅能保存一点；唐、宋仅能延续而终究不能延续；明朝兴起，想恢复，终究不可恢复。果然到了受笞辱而不惭愧的地步，还指望他们上忧君国的休戚，下畏小民的怨愤吗！身为士大夫，一会儿被提携，一会儿被推入深渊，习惯了呵斥，经历了桎梏，被剥去衣服遭受吏卒的凌践，已经让他们忍受而侥幸得生。那么清议的讥讽，不在身后而就在当面唾骂，诅咒的声音，在穷檐之下而不敢到他面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虽然如此，士大夫也是有责任的。萧何出狱后仍做丞相，周勃出狱后仍为列侯，不能禁止君主以囚徒的身份加给自己，但又怎么能不禁绝自己以列侯的身份做丞相呢？北寺的监狱，廷杖的羞辱，死谏的臣子不避，这是忠。免于监狱，不死于廷杖，沾沾自喜以为荣，日后又端笏垂绅在朝堂上，这难道是可以的吗？像邹尔瞻再次做九卿，对于亏体辱亲的罪责，又怎么回避呢？君主说：这人曾经与囚徒一起被杖打拘系而不以为耻，又怎么值得改容而礼遇呢！上面不奖赏他，下面安于受辱；下面既安于受辱，上面就更加轻贱他。仁宗的宽厚，李祭酒的刚直，尚且戴着刑具而不能引退，这就是贾谊所应当痛哭的了。

〖一四〗

儿子对于父母，可以受宠、受辱，但不可以被杀。身体，是父母的身体。所以宠辱听命而不惭愧。至于被杀，那是父母自残其生，父亲不成为父亲；儿子不能避免，儿子不成为儿子。臣子对于君主，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生、可以杀，但不可以受辱。刑赏，是天授予君主的，贵贱生死，即使君主做得不对，而我本来顺从天命。至于受辱，那是君主自处于非礼，君主不成为君主；臣子不知惭愧而顺承，臣子不成为臣子。所以有盘水加剑，闻命自尽，而不能被揪扯。臣子与儿子的不同，是天定的秩序。人性中柔顺的一面不可逆，刚健的一面不可屈。贾谊的话打动了文帝，当时的那些大臣，有听了而感到惭愧的吗？不只是当时，后世那些经历了诏狱廷杖而仍然穿着官服立于朝廷的人，有感到惭愧的吗？假使诏狱廷杖时有人自尽，君主对士大夫的侮辱，尚可以惩戒。高忠宪说：“侮辱大臣，就是侮辱国家。”这话说得好啊！所以沈水而逮问的祸患平息了。魏忠贤尚且收敛其凶威，何况君主呢？

〖一五〗

汉初封诸侯王那么大，是因为离三代不远，人们的观念还习惯于封建旧制，而怨恨秦朝的孤立，所以形势上不能马上改变。秦政、李斯因为废除封建而被视为万世罪人，而贾谊却因为诸侯王太大而为汉朝痛哭，这与孤秦有什么不同呢？而论者好像要对秦朝施以黥刑刖足，而对贾谊则拱手请入坐论，几十年之间，是非像水火一样易变。论史者真是太糊涂了！贾谊说：“多封诸侯而减少他们的力量。”他认为这大概就是三代的遗制吧？三代多封诸侯而封地不超过百里，并不是先王故意缩小，而是固有的封国不可夺，有限的地盘不可扩。而且齐、鲁的封地，从《诗经》和《春秋左传》来看，都超过五百里，也并不缩小其地盘来防备他们。割取诸王的地而多封，那些富贵骄淫之子，童心未改，都让他们南面为君，坐等他们陷于非法，以便轻易夺爵。这是阳予阴夺之术，对骨肉如同仇敌相逼，而用术来相牵制，贾谊的用心与嬴政、李斯有什么不同？而秦是阳，贾谊是阴，贾谊更惨毒！汉朝割地封王诸侯，是继承三代之余，不容骤然改变。然而终究不能再恢复的，前面有七国之乱，后面有秦的变革，将灭的灯只剩一焰，其势终究要尽，可以不烦贾谊痛哭。即使为汉朝谋划，也只是巩固王室，修明文德，静静等待其自定，不必惊惧。乍见封建之废而惊惧，乍见诸侯之大而惊惧，这是庸人的心情，不参酌古今的理势，只看眼前的惊骇，没有不贼仁害义而引发祸乱的。说话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呢！至于他论到淮南封侯，而担忧白公、子胥、鱄诸、荆轲那样的事，那么周公封蔡仲，说：“你要遮盖前人的过错。”难道也担心蔡仲拔剑去刺成王的胸吗？至此，贾谊的刻薄寡恩就掩盖不住了。淮南王最终反叛，人们都认为贾谊的话说中了。贾谊在朝廷公开说：“刘安将会成为白公、子胥那样的人。”刘安怎么能不以白公、子胥为志向呢！那么淮南的反叛，是贾谊引导的了。淮南王刘长被废，是国法；他的儿子受封，是亲亲之仁。淮南最终得国，而刘长终究是文帝的弟弟，刘安终究是文帝的侄子，他们成了白公、子胥了吗？不引而亲近，反而推为仇敌而提防，以杀机相待的人也会得到杀机的回报，作为天子掌管天下的生杀，天天想着天下人会报仇，那天下就没有不成为仇敌的了。太厉害了，贾谊不闻道而只讲术！

〖一六〗

贾谊害怕诸侯的祸患，建议增加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横亘于江、河之间，以控制东方，这话怎么自相矛盾呢！贾谊说：“秦朝日夜劳心费力来消灭六国，现在却高拱而成就六国的形势。”那么他师法秦朝的智谋来统一天下，是掩盖不住的。于是他想增加梁、淮阳的封地，让它们横亘于江、河之间。今天的梁、淮阳，就是明天的吴、楚。吴、楚被制服了，梁、淮阳却更加骄横，而横亘于江、河之间堵塞汉朝东向的门户，谁能抵御呢？自己的兄弟，就亲之信之；父亲的兄弟，就疑之制之；逆于天理的，报应必然迅速，我的子孙，能不以梁、淮阳为蜂蝎而仇恨吗？封建不可恢复，是形势使然。虽然如此，习惯久了而改变，一定要渐渐进行。秦朝因为暴力一朝分裂，而怨满天下。汉朝粗略地效法三代以封王侯，而它的形势必然不能长久延续，不如慢慢等待天意不可回、人心不思返，然后顺势而为。七国之变的形势还没有形成，就急忙起来翦除，那也就像秦朝一样了。封建在汉初，就像灯炬之光将灭，而姑且一耀其火焰。智者顺从天意，仁者安于现状，等待就是了。贾谊操之过急，而他所谋划的，也不出封建的残局，只是稍微改变一下形式来缓解眼前而已。由此说来，贾谊也知道事情必然不能维持百年，而姑且把忧虑留给子孙。封建的完全废除，是天地的大变，不是仁智兼备的人不足以参与，而贾谊怎么能做到呢！

〖一七〗

晁错迁徙百姓充实边疆的计策真是伟大！寓兵于农的办法，后世不可行于内地，却可行于边塞。气候不同而人的体质不同，地气不同而人的习俗不同。所以滇、黔、广西的百姓，足以自卫抵御蛮、苗，而没有越岭来窥视内地的祸患。并不是蛮、苗弱而北狄强，而是土著扼住其咽喉，深入就会怕边民捣其空虚。虽然如此，也有不容易的地方。沿边的土地，肥沃贫瘠不齐，迁徙而授予贫瘠的土地，不逃不死的很少。官吏不得其人，安抚没有方术，必然反过来为北狄所用。这两个忧患，轻易谈论迁徙，必然遭遇其咎，于是实边的建议，就成了永久的戒条。晁错说：“看阴阳的和否，尝水泉的味道。”开始的时候不能不周密。土地果真贫瘠，即使有山溪之险，也可置之为瓯脱，而把边塞向内移，不必担忧；我不得居，他也不能据。至于吏治的得失，在人而不在法。但法好以待人，人的失误就少了。后世的官吏于边塞的，不是羸弱贫困无援的末等科第，就是有过失贬谪补缺的庸吏；没有能入而为台谏郎官的，没有能提拔为监司郡守的。以日暮途穷衰飒的心，仅延续着官冕之气，能指望他们忧民体国而固守边疆吗？如果选择科第中的优秀者，调任守令考核最优的贤者来做边吏，放宽法制，让他们尽展其才，来安抚劝导，减轻徭役赋税来安定他们，通商贾、教种植养殖来使他们富足，广开学宫选拔来荣耀他们，宠遇智能豪杰之士来激励他们；那么他们必然不会为北狄所用而来乘中国的衅隙，可以保证百年，边疆日益强大，而坐待狄人的自敝。所以说：晁错的话是伟大的。只是他说：“拒绝匈奴不与和亲，他们冬天来南边，一次大治就终身受创。”这话则不易说了。不经营数十年，不能见效。用和亲来羁縻，而慢慢修实边的策略，或者不等大治他们就自己不敢南犯。如果他们不悔祸而冒昧来逞，那么大治他们，也不用担心不能攻克。

〖一八〗

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的计策，也不算错。它不算错，并不是说爵位可以轻给、罪可以用钱免，而是说这样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予粟。轻赍折色，有三个方便：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个方便来趋求苟且之利，而金夺了粟的贵重，那么宁可让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不要顺从方便。这个道理经过数十世还能纯全地成就其利，不是俗吏所能知道的。虽然如此，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和男女仆人，努力耕种而得六百石盈余的有多少？不过是豪强挟利以多占，役使人佃耕而收其一半；或者是富商大贾用金钱笼络而得来的。这样，重农而农更加轻，贵粟而金更加贵。处在三代以下，要抑制豪强富贾很难，而限田又不能马上实行，那么不如分别自耕与佃耕，而差别地制定赋役制度。人们自己占有的为自耕者，力量不得超过三百亩，审查其子孙丁男之数，作为自耕的实据，超过的都是佃耕之科。减轻自耕的赋税，而佃耕者加倍，互相损益，而符合十一之数。水旱则全部免除自耕的税，而佃耕者非极荒不得减免。如果他们果然能亲身勤劳，分派丁壮，多垦厚收，富饶有余，才允许他们输粟入边，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贾用金钱囤积粮食，以及豪强滥占、佃耕厚敛多蓄的不得参与。这样，夺金的贵而还于粟，可以十年实现。充实晁错的说法，弥补晁错的不足，任用良吏来牧民，严整划一地规定拜爵免罪的制度，才不窒碍而可行久远。不然，输粟之令又会变成轻赍折色，天下更加急于金钱，徒然乱了刑赏的大经，成为败亡的政事罢了。

〖一九〗

肉刑不可恢复，是容易知道的。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古代先圣先王的大法，用来制止天下的恶，不可泯灭；那么也要君主果真至仁，官吏果真至恕，井田恢复，封建确定，学校兴起，礼三王而乐六代，然后恢复肉刑也不晚。不然，只是拿愚贱的小民，砍割残毁，来让我们行使刑罚，而说是古代先圣先王的大法，那是自欺以诬天下，残忍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即使教养之道尽善，礼乐复兴，像帝王之世一样，肉刑也还是不可恢复。为什么呢？要使人民仁厚，希望百年必世，而且还要在三代遗风未断的时候。风气未移，习俗未改，犯罪的人很多，毁肢折体的人积聚起来，上天也不会保佑。而且，古代没有笞杖，肉刑不显得重；现在既已实行笞杖，肉刑就骇人了。所以以曹操之残忍，尚且不敢尝试，何况不如曹操的人呢！张苍的律令说：“大辟论减等，已论而又犯笞罪的，都弃市。”严厉了。虽然如此，这本来就是《尚书》所说的“怙恶不悛者用刑诛之”。所以详慎刑罚的人，效法文帝的诏令、张苍的律令，就可以了。

〖二〇〗

汉朝有杀人自首而得减免的法律，这大概是要引导人不要欺骗吧！所厌恶于欺骗的，是最终不被发觉而藏匿其恶。既然已经杀了人，那么被杀者的父兄子弟可以告发，主管官吏可以捕获，其恶必然暴露，势不可得而终匿，哪里用得着自首呢？小人作恶而能在君子面前掩藏，与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而不惭愧，哪个还算有羞耻之心呢？自度法律允许减免而侥幸漏网的人，因而减免，那是公开张扬其杀人之胆，而恶就滔天了。藏匿不告的是老鼠；告而不讳的是老虎。教老鼠变成老虎，想使天下无欺，反而养成其无忌惮之心，将用什么来惩罚呢？所以允许自首，是用来开过失者自新之路，而不能用来对待凶人。凶人而自我藏匿，民彝还没有完全败坏，不是更好一些吗？

〖二一〗

十分之一的赋税，是三代的制度。孟子说：“加重就是小桀，减轻就是小貉。”这是说三代的制度。天子的王畿千里；诸侯大的，有的说百里，有的说五百里，小的不足五十里。有疆场的守卫，有甲兵的徭役，有币帛饔飧牢饩的礼节，有宗庙社稷牲币的典礼，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禄食的众多，其制度不可胜举。《聘义》所说：“古时候用财不能平均。”就是这样。所以二十取一还不够。然而又有上地、中地、下地的差别，有一易、再易、莱田的等级，那么名义上是十分之一，而折衷其率，也是二十取一。自秦以降，罢侯置守。汉初封建，其封地之广，大概倍于古代王畿，而其官属典礼又极其简略，率领天下以守边，而中原没有会盟侵伐之事。郡有守，县有令，不是伯叔甥舅之交，而馈问各以其私。社稷粗略建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广于公侯之国，而掾史邮徼，还不足当一乡一遂之长。合天下以赡养九卿群司的内臣，还不及《周礼》六官的一半。古代取于一王畿而用度丰，现在取于九州而用度俭，比起三代的经费，百不得一。十分之一而征，是为了厚藏而引导人主的欲望吗？不然，何必这样厚敛呢！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租税；景帝元年，恢复收半租，三十税一；延续到光武之世，战争既解，又减少十一之税，如景帝之制，确实有余而可以裕民。封建不可再行于后世，民力不堪承受，而形势在必须变革。

〖二二〗

文帝缩短丧期，孝道在天下衰微，但其由来有渐；先王权衡恩义的精密含义，相沿而晦暗不明，而且好像勉强天下做难从的事。礼说：“事奉父母致丧三年，事奉君主方丧三年。”方，意思是说不是致丧。嗣君的丧，是致丧。外而诸侯，内而公卿大夫，是方丧。如果是方丧，那么郊祭可以摄行，社稷五祀可以祭祀，会盟征伐可以从事，对于臣子有什么妨害呢？弟子为老师服丧，与人同处则戴绖，外出就不戴；以此意类推，那么臣为君丧，有事而摄行吉礼，也可以了。婚礼的辞说：“三族有不测之事。”君不在其中，那么冠礼婚礼也可以举行了。天地社稷之祭，可以越过丧绋而行事，那么祭祀本来就不废。文帝的诏书说：“减损饮食，断绝鬼神的祭祀，来加重我的不德。”大概秦朝拥有天下，尊君已甚，对天下禁制很严，控制天下的饮食，断绝其祭祀，失去了先王的精义，而过分地认为人情难以堪受，这不是三代的旧制。而且文帝的诏书，统一了吏民而无差别，就没有等级了。礼有：“诸侯为天子服斩衰。”只有诸侯如此。“公士大夫的众臣为其君服斩衰，布带绳屦。”《传》说：“近臣，君服什么他们就服什么。”这是从服，不是近臣就减等。“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三月。”国君，是对国内的民众而言，对于天子则只是畿内的民众，并不施及天下，这是明显的。统一天下的臣民，禁止他们嫁娶、祭祀、饮酒、吃肉，都是秦的苛法。秦统一而加重，文帝统一而减轻，都是昧于等级的区别，于是礼就亡了。只有嗣君，虽然是天子，但毕竟是儿子。至于庶人，人性不可废，是一样的。同姓的诸侯王，爵位相当于古代诸侯，自汉以下，没有民事，没有兵事，尤其可以伸张。宰辅以下，至于外吏之卑者，都是一样的，都是臣子。吉凶杂用，推广布带绳屦之礼而贯通。只要不是主持祭祀，就降用杂色而穿素服就可以了。在郡县制的天下，没有内外之别，通行庶人三月的制度，施及天下也是可以的。只是“谅闇”之礼，兵戎刑赏的大政，都总己而听命于冢宰，这在今天也有难行之处。不仅是冢宰难于其人而忧虑其擅权僭乱。古代天子所治的只有千里王畿，四夷的守卫由藩卫承担。强臣在内擅权，诸侯可以问罪。内外相制。而诸侯的生杀予夺，不是朝廷所能随意恩威，那么冢宰也不能随意乱来。郡县制的天下，总揽四海之治，总管万方之赋，兼管四裔之守。监司守令，刑赏听命，而没有恒常的规则。是非交错，恩威互致，冢宰谁敢以一身担当？不仅是没有伊尹、周公之德，与百官同出于贡举资格之中，其威望本来不足以临制。所以想实行商、周的制度，伸张孝子之情，安定天下之志，体察先王的精义而没有弊病，不是穷理尽性以适应时宜的人，不易说清。沿着三代的遗文于残阙之后，纠正嬴政的过失，而不内反诸心、外揆时势，求其事之无不遂，那么文帝的短丧，就施行于万世，而有志者无法挽回，不也可悲吗！文帝还有古人的遗意。下棺之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未葬以前，本来都是斩衰。礼：“天子七月而葬。”虞祭、祔祭、卒哭，将近一年了，一年而小祥，古时是有受服的。大功小功，是受服的变；纤，是禫服；虽然缩短了，还没有失去古意，只是促得太甚了。文帝以己亥日崩，乙巳日葬，合计四十三日。景帝速葬而速除，更是不怀念了。以日易月，不是文帝的制度，愈趋愈下。

〖二三〗

文帝死时四十六岁，过了三年，吴王刘濞反叛。刘濞下令说：“我年六十二。”那么他比文帝大十三岁。当文帝死时，刘濞五十九岁，也近老了。诈病不朝，反形已露，贾谊、晁错天天谋划而忧虑。文帝难道不知道刘濞不可消弭吗？赐他几杖而启衅无端，再过十年，刘濞即使不死，也衰老了。赵王、楚王、四齐王，庸劣无大志，刘濞不先发，他们不能自动。所以文帝筹划已经成熟，而把持已经坚定。文帝幸而不早死，坐待七国的瓦解，而折箠以收之。贾谊和晁错的忧虑，文帝已经忧虑了。而文帝所把持的，不是贾谊和晁错所能猜度的。吉凶的消长在天，动静的得失在人。天是人所可以等待的，而人是天所必然应验的。事物长到尽头则必然消退，人静而审慎则可以行动。所以天常有递消递长的机运，来平天下的险阻，而常苦于人的不相等待。智者知道天的消长来作为动静，而常苦于急躁者不能测度其中之所把持。像文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时了。能够知时，就近乎知天了。知天的人，知道天的机微。天有贞一之理，有相乘之机。知天理的人，善于行动而化物；知天机的人，居静而不伤物，而物也不能伤他。以理司化者，是君子的德；以机远害者，是黄、老之道；除此无道了。庸人不测，依仗其一点点的智慧，物尚未动，就激之使动。激之使动，而自夸为先觉。动不可止，毒就中于天下，而血流成渠。国家幸存，而害也已惨毒。唉！为人家国谋划的人，能不慎重吗！只要不是桀、纣，必有怀来之志，有一点智慧的人，要慎密地等待，不要轻易说话，天下的祸就可以平息了。

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中对汉文帝的评论，堪称其政治理想中“以德化民”、“以道驭势”的典范。他盛赞文帝以谦冲之姿入继大统，不矜己功，不事更张，却能广开言路、废除肉刑、轻徭薄赋，使天下晏然。王夫之认为，文帝之治并非依赖权谋或严刑，而是源于其内心的仁厚与对天理的敬畏，能以“柔静”化导天下，使民不扰而自正。这种“不治而治”的境界，正是王夫之所推崇的“帝王之德”。他借文帝以批判后世君主多恃才逞智、重法苛民，强调君主若能虚己任贤、以仁守位，则无需繁复制度亦能致太平，深刻体现了其“理势合一”中“理”对“势”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