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权于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将何为哉？鲁两生曰：“礼乐百年而后兴。”唯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周公之定礼也，流言未靖，东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易于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无吉而后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风风淫于上而雷迅于下，其吉难矣。
夫饬大法、正大经、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质焉，有文焉。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缘饰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文者，非一端之饰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俟时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
高帝之时，不可待也，而两生之说非矣。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藉也，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虽有其志而无其征，虽有其主而无其臣。故迄乎武帝，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者且进也，不足以有为矣。此高帝不夙、两生不出之过也。惠帝、曹参之时，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遗文，六国之遗老，虽有存者，可与釐定萧何之法、叔孙通之礼，以折衷三代，昭示来兹；而母后悍，权奸张，内难且作，更张未几，而祸发于中，势将指创制显庸为衅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其弊也，诗书道圮，俗学苟容，人心趋靡，彝伦日斁，渐渍以益流为偷薄，所必然矣。
呜呼！方正学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则汉之犹有贾、董、臧、绾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故唯曹参者，可以因也，时也。前此而为高帝，当敦其质，后此而为文、景，必致其文，时也。两生傲而不出，文、景让而不遑，违乎时，违乎道矣。
〖二〗
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以德也，非竞以兵也。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阳于四五，而分四阴于上下。阳，文德也；阴，武功也。近九五者阳，而屏阴于外，内文外武而不虞以戒矣。汉聚劲兵于南北军，而兵积彊于天子之肘腋，以是为竞王室、巩邦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则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为暱我而可无虞者。乃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死，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其后窦、梁、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蹀血相仍。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于其手，则三公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近在肘腋而或制之矣。周勃佹得而成，窦武佹失而败，人主赘立于上，而莫必其操纵，则亦危矣。
唐当天宝之前，无握禁兵于辇毂者，故扑二张、诸武如缚雏之易。借曰不竞，然且安、史犯阙而旋踵以平。真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所挟以骄，而废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岂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竞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于前，赵氏夺于后，不出郊关而天下以移。究所以御夷狄而除盗贼者，又不藉此也。则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乱而已。
边徼之备不修，州郡之储不宿，耀武于法宫明堂之侧，舍德而欲以观兵，弃略而欲以衒勇，天子之服天下，岂以左矛右戟、遥震遐方而使讋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则外戚奄宦、辽远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顺，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呜呼！聚兵于王室以糜天下于转输，只以召乱而弗能救亡，岂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一】
曹参继任相国后全盘沿用萧何制定的法令，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擅长治国，而是当时形势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汉高祖刚去世，吕后在上把持朝政，惠帝软弱无能，如果曹参不沿袭旧法，还能怎么办呢？鲁地两位儒生说：“礼乐制度要过一百年才能兴盛。”这话放在惠帝时代倒是对了。当年周公制定礼乐时，流言蜚语还没平息，东征尚未安定，商朝残余和奄国也没消灭，根本没空搞这些。曹参虽没有周公那样的德行，但身处特殊时期，如果他想纠正开国初期的简略、全面改革制度，反而会引发人心动荡、祸乱四起。《易经》中“益卦”初爻说：“适合大兴土木，大吉大利才能免于灾祸。”只有真正吉利才能免灾，看似有利的未必真有利。好比上层狂风肆虐、下层雷电交加，想求吉利就太难了。
至于整顿法度、端正伦理、安定君臣、教化百姓，有根本和末节之分，有实质和文饰之别。确立纲纪、拨乱反正，让人懂得尊卑有序、吉凶有据，这是根本；再加以修饰完善，使之和谐完备，这是末节。末节不是一天能积累的，文饰也不是单方面能完成的。必须预先确立且一天都不能拖延的，是根本与实质；等待时机逐步完善的，是末节与文饰。
汉高祖时期根本来不及等待，鲁地儒生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不先扎好根本，后来人就无所凭借，百姓就会长期处于粗疏怠惰的风气中，等一百年过去，民风只会更浮薄。到时即使有志向也没法推行，有明君也找不到贤臣。所以直到汉武帝时代，也只能得到董仲舒这样有疏漏的人才，而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反被重用，终究难成大事。这既是高祖未能提早准备，也是鲁地儒生不出来辅佐的过错。
惠帝和曹参时期，则不得不沿袭旧制。周代遗留的典章、六国残留的学者，虽然还有幸存者，本可修订萧何的法律和叔孙通的礼仪，融合三代经验传给后世。但当时吕后凶悍、权奸嚣张，内乱一触即发。若急着改制，还没等成果显现，内乱就会爆发，反而会被指责借创制制度来挑起事端，天下人从此更不敢提倡修明制度了。结果必然是诗书之道断绝，庸俗苟且之学盛行，人心趋向奢靡，伦理日渐败坏，社会渐渐滑向浮薄——这是必然的结局。
唉！后来明朝方孝孺一死，天下读书种子几乎断绝。而汉代还能有贾谊、董仲舒、臧、绾等人保存古道于万一，不正是曹参沿袭旧制、保存元气的结果吗？所以唯独曹参适合沿用旧制，这是时势使然。若在高祖时期，就该着力夯实根本；在文帝、景帝时期，就该追求文饰完备——这都是时势要求。鲁地儒生高傲不出山，文帝、景帝又谦让来不及做，违背时势，也就背离了正道。
【二】
古语说：“贤明的君主懂得治国之道，把国防放在边境。”这是治理国家、保障安全的最高原则。《尚书》说：“只有夏朝遵循正道，王室才强盛。”强盛靠的是德行，不是武力。《诗经》说：“首都周围千里之地，是百姓安居之所。”百姓安居的地方，不是军队聚集的地方。《易经》“萃卦”的卦象说：“修整武器，防备意外。”萃卦是二阳聚在四、五爻位，四阴分居上下。阳代表文德，阴代表武功。靠近君王之位的是阳爻，把阴爻屏退在外——内修文德、外备武备，才能防范意外。
汉代在首都聚集重兵（南北军），把强大兵力集中在天子身边，以为这样能增强王室、巩固首都、防备意外。但天子能亲自统领军队吗？只能委托他人。而他人不可轻信，于是就委托给外戚、宦官，以为他们亲近自己可保无虞。结果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一死，他们就凭借兵力控制皇宫、肆意妄为，刘氏江山差点被吕氏篡夺。后来窦氏、梁氏、何进与宦官轮流掌握兵权，肆意屠杀、胁迫天子，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即使没乱的时候，皇帝废立、国家大事都听命于大将军，丞相反而像他们的属官。如果利器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三公九卿就能在朝廷上主持公道，谁敢胡作非为？地方势力分散，本可如臂使指。军队是用来防卫边疆、服从将帅命令的，若放在天子身边，反而可能被他人控制。周勃侥幸成功，窦武遗憾失败，皇帝像摆设一样在上，连自身命运都难掌握，岂不危险？
唐代天宝年间之前，不在京城驻扎禁军，所以铲除张易之、张昌宗和武氏诸王容易得像捉小鸡。就算说国力不强，但安禄山、史思明进犯后也能很快平定。贞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等人凭借禁军骄横跋扈，废掉甚至杀死皇帝如同吹枯拉朽——他们依仗的不正是天子想用来增强自身力量的军队吗？到了五代，郭威在前篡位，赵匡胤在后夺权，不出京城天下就换了主人。真要抵御外敌、消灭盗贼，又用不着这些禁军。可见天子根本掌控不了这支军队，聚兵反而等于把兵权交给别人制造动乱。
边境防备不修，地方物资不储，只在皇宫旁边炫耀武力——放弃德行而想展示兵力，忽略战略而想逞匹夫之勇。天子统治天下，难道靠挥舞刀枪、威慑远方让人害怕吗？只有兵力放在边境、国防建于四夷，外戚、宦官远离权力中心，利益不足以引诱他们，威势不足以震慑他们，他们才会害怕天下舆论而不敢争权。就算有叛逆突然起兵作乱，也会互相牵制最终溃败。推而广之，舜、禹执盾舞干而三苗归顺，也是因为不与天下争强斗勇，而是以德服人，就是这个道理。唉！把兵力聚在京城，靠转运粮饷消耗天下财力，最终只能招致祸乱而无法挽救危亡——这难道不是统治天下的深刻教训吗？
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中对汉惠帝的点评极为简略，其核心着力于**批判吕后，而非分析惠帝本人**。他开篇即指出，惠帝为“柔懦之主”，但其在位期间的乱政根源不在于惠帝本身，而在于吕后“乘权而张其毒”。王夫之认为，惠帝之“惠”实则有名无实，其仁弱的天性使其无法制衡母后的残暴，甚至间接导致了“人彘”等惨剧的发生。王夫之通过惠帝之失，实则是在探讨**母后干政与君权虚置**的体制困境，强调君主即便性格柔弱，也必须坚守君主之“乾纲”，否则不仅自身受制，更会导致国本动摇、外戚坐大。他的点评虽短，却深刻揭示了在专制体制下，君主个人性格对朝政走向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