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天下者而有私财，业业然守之以为固，而官天地、府万物之大用，皆若与己不相亲，而任其盈虚。鹿桥、钜臺之愚，后世开刱之英君，皆席以为常，而贻谋不靖，非仅生长深宫、习奄人汙陋者之过也。灭人之国，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则据之以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宫，而五代之积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辇而之于南畿。呜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宝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怀握之金赀而已矣。祸切剥床，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为盗资，夫亦何乐有此哉！汉王之入秦宫而有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
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周有大赉，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无覆宗之惨，民亦无冻馁攘夺之伤。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
〖二〗
韩信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人主轻之，天下猎之；人主重之，天下荣之。宋艺祖许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则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于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汉高天下既定之后，侈于封矣，反者数起，武帝夺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管、蔡之亲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己乃为天子，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
抑信之为此言也，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故齐地甫定，即请王齐，信之怀来见矣。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雠而有余怨。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刀械发于志欲之妄动，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践姑许之言而亵天之景命哉！
若夫项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说，不如陈平之言之允也。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琐琐姻亚，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虽然，亦有繇尔。羽，以诈兴者也；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积忮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轻残杀者，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左顾右盻，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则使轻予人以权，己且为怀王，己且为宋义。惴惴慄慄，戈戟交于梦寐，抑恶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无救也。为汉王之腹心者项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刭者吕马童也，其故人也。从之于大败之余者三十余骑，而兄弟姻亚不与焉。怀慝求援，而终以孤立。非刓印不与者惎己而贼之，其亲戚之叛已久矣。
不疚于天，则天无不祐；不媿于人，则人皆可驭。正义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广居；无所偏党，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得失之几，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亲贤，行诱饵，贱名器，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
〖三〗
名义云者，因名以立义，为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义矣，为之名以使之顾而思，抑且欲其顾而思而不但名也，况君子之以立民极而大白于天下者哉！谓董公说高帝为义帝发丧为汉之所以兴者，率天下后世而趋于伪，必此言夫！
忠孝非人所得而劝也。如其劝之，动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后有事，事立而后有礼，礼行而后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为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无哀义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败，几死几亡，而缟素之名，不能为之救；则涂饰耳目以故主复雠之名，无当于汉之兴，明矣。
虽然，以此正项籍之罪，使天下耻戴之为君长也则有余。何也？籍者，羋氏之世臣也。援立义帝者，项梁之以令诸侯者也。刘氏世不臣于楚，其屈而君怀王也，项氏制之耳。高帝初无君怀王之心，则可不哀怀王之死。为天下而讨弑君之贼，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责者也。故发丧之后，高帝亦终不挟此以令天下；而数羽之罪，不嫌以背约不王己于秦为首。则董公之说，亦权用之一时，而高帝亦终不以信诸心。呜呼！貌为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为心，日言义而以名为义，告子恶得不以义为外而欲戕贼之乎？秦灭国，互相噬而彊者胜耳。若其罪，莫甚于殄周。楚幸不亡于秦，而楚且为秦。非其世臣，非其遗胄，抑何必戴楚以为君。戴楚者，项氏之私义也。汉亦何用引项氏之义以为己义乎！此义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诸义焉。李嗣源，夷裔也，名为唐而唐之；李昪，不知其为谁氏之子也，名为唐而又唐之。有名而无义，名为义而义不生于心，论史者之乱义久矣。中国立极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独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岂但以名哉！
〖四〗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贪功之人乎！郦生说下齐，齐已受命，而汉东北之虑纾，项羽右臂之援绝矣。黥布盗也，一从汉背楚而终不可叛。况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于汉也亡疑。乃韩信一启贪功之心，从蒯彻之说，疾击已降，而郦生烹，历下之军，蹀血盈野，诸田卒以殄其宗。惨矣哉！贪功之念发于隐微，而血已漂卤也。龙且亦犹是也，军于高密，客说以深壁勿战，令齐王招散民，反汉而归己，汉客兵不容于久留而必溃败，以全三军尊楚势而保齐，岂不贤于浪战以死亡乎？且则曰：“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虽其后胜败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齐，而齐民骈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潍水涌流，楚军大覆，田氏不救。举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满忮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蠭虿亦死。信幸破齐以自请王齐，而未央之诛已伏于此，且亦以其身毙于潍水之上。然则贪功而毒人，亦自雠其项领而速之斮也。悲哉！愚不可瘳已。
李左车下全燕而燕不叛，随何收九江而黥布无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贪功之人，以贼天下而多其衅哉！汉虽有齐而力已疲，楚覆救齐之兵而项王大惧，忮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五〗
韩信下魏破代而汉王收其兵，与张耳破赵而汉王又夺其兵，何以使信帖然听命而抑不解体以颺去哉？此汉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气也，非徒气也，其措置予夺之审有以大服之也。结之者情也，非徒情也，无所偏任，无所听荧，可使信坦然见其心也。吾之所为，无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终为汉王倚任而不在军之去留也，故其视军之属汉也无以异于己。无疑无怨，何所靳而生其忮惎乎？假使夺信军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夺共军以防之，项王一印之刓而信叛，三军之重，岂徒一印之予夺乎！
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败，以刚用之而速亡。有所偏听、怙党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于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六〗
汉王甫破项羽，还至定陶，即驰夺韩信军，天下自此宁矣。大敌已平，信且拥彊兵也何为？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既夺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缓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据，信兵不可夺矣。夺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昔者韩尝以此持天下之纵横，然吞于秦而不救，其覆轨矣。信反于齐，则张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为天下蟊贼。信知其不可而拒彻，计之深也。项王灭，汉王倦归于关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彻之说，信岂须臾忘哉？卞庄子小死大毙一举而两得之术，俟时而发，发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汉”者，姑以谢彻耳。削王而侯，国小而无兵，尚欲因陈豨以发难；拥三齐之劲旅，西嚮而虎视，尚谁忌哉？
或曰宋太祖之夺藩镇也类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怀德之俦也。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非陈桥拥戴之主也。故宋祖惩羹吹齏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迹同而事异。其权不在形迹之閒也。
〖七〗
汉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此之谓“大略”。二子者，非有功于灭项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谓“大公”。楚、汉争于北，而南方无事，久于安则乱易起，立王以镇抚之，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以项羽宰天下不公为罪而讨之，反其道而首录不显之绩，此之谓“不遐遗，得尚于中行”。若此者，内断之心，非留侯所得与，况萧何、陈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于人所不虑，若迂远而实协于人心，此之谓“不测”。
〖八〗
秦、项已灭，兵罢归家，何其罢归之易而归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于农，无无家者也，罢斯归矣。汉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齐、赵之师，不战其地，不扰其人，无閭井之怨，归斯安矣。后世召募失业之民，欲归而无所归，则战争初息而遣归之也难。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则汉抑有“民相聚山泽不书名数者，复其故爵田宅，教训而优恤之”之诏，是可为后世师者也。无所侵伤于民，而禁其仇杀；非有官爵田里，而为之授以隙地；宽假以徭役，而命为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余之卒，熟计而安存之，奚患亡术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为之所。国不糜，农不困，兵有所归。下令于流水之源，而条委就理，不谓之有“大略”也得乎！
〖九〗
以大义服天下者，以诚而已矣，未闻其以术也；奉义为术而义始贼。义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为之，以标其名，天下乃以义为拂人之心而不和顺于理。夫高帝当窘迫之时，岂果以丁公为可杀而必杀之哉？当诛丁公之日，又岂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为德哉？欲惩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也。则借义以为利，而吾心之恻隐亡矣。
夫义，有天下之大义焉，有吾心之精义焉。精者，纯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者也。使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矫焉自诬以收其利。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囮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劝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废而勿用可也；斩之，则导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随其后，则君父罔极之恩，孰不可忘也？呜呼！此三代以下，以义为名为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
〖一○〗
留侯欲从赤松子游，司马温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尽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韩，为韩报雠。”身方事汉，而暴白其终始为韩之心，无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视汉之爵禄为鸿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荣辱，不知有利害，岂尝逆亿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厪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贞而心之洁矣，是以举太子以托之，而始终不忮。呜呼！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也。曹操之惎毒也，徐庶怀先主之知，终始不与谋议，而操无能害，况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谢灵运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孰听之哉？
〖一一〗
中国夷狄之祸，自冒顿始。冒顿之阑入句注、保太原，自韩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韩之故封而徙于太原，其欲甘心于汉久矣。请都马邑，近塞而易与胡通；数使之胡求和，阳为汉和而阴自为降地；畜不逞以假手于冒顿，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
非韩信则冒顿不逞，非石敬瑭则邪律氏不横，求如郭子仪与吐蕃、回纥有香火缘而无贰心者，今古无两人。然则以狡焉不逞之彊帅置之边徼，未有不决隄焚林以残刘内地者也。饥鹰猘犬，不畜之樊圈，而轶之颺飞奰走之地，冀免祸于目前，而首祸于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一二〗
鲁两生责叔孙通兴礼乐于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之时，非也。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则抑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邪说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氏无信不立。”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国，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伤者何以必恤？此敬爱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顺，爱焉而和有必浃，动之于无形声之微，而发起其庄肃乐易之情，则民知非苟于得生者之可以生，苟于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亲，不相背弃，而后生养以遂。故晏子曰：“唯礼可以已乱。”然则立国之始，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非礼乐何以哉？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驾甫脱而息贯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乐。受命已未，制作未备，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
秦之苛严，汉初之简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举其大纲，以风起于崩坏之余，亦何遽不可？而非直无不可也；非是，则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颓靡而之于泯亡矣。唯叔孙通之事十主而面谀者，未可语此耳。则苟且以背于礼乐之大原，遂终古而不与于三王之盛。使两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之精意，举大纲以与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后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听目前之灭裂。将百年以内，人心不靖，风化未起，汲汲于生养死葬之图；则德色父而谇语姑，亦谁与震动容与其天良，而使无背死不葬、捐伤不恤也哉？
卫辄之立，乱已极矣。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务本教也。汉初乱虽始定，高帝非辄比也。辄可兴而谓高帝不可，两生者，非圣人之徒与？何其与孔子之言相剌谬也！于是而两生之所谓礼乐者可知矣，谓其文也，非其实也。大序至和之实，不可一日绝于天壤。而天地之产，中和之应，以瑞相祐答者，则有待以备乎文章声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创者不爽其大纲，而后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嫺于习而物之给于用邪！故两生者，非不知权也，不知本也。〖一三〗
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集于公卿之门，非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心折魂荧而熒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
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两观以县法，因以使之知治；营灵台以候气，因以使之知时；立两阶于九级，因以使之知让。即其歆动之心，迪之于至德之域，视之有以燿其目，听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有以诒其安。然后人知大美之集，集于仁义礼乐之中，退而有以自惬。非权以诱天下也；至德之荣观，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贤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声容，壮丽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
不责何之弗修禮乐以崇德威，而责其弗俭。徒以俭也，俭于欲亦俭于德。萧道成之鄙吝，遂可与大禹并称乎？
〖一四〗
呜呼！贾人者，暴君汙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汙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煇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气苏。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饰如贾生所讥，则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一五〗
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迁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以为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为太子，谕以礼节，无敢抗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
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彊。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燄沮丧。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谅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彊以为国彊邪？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故贫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疆也。豪杰大族，摧折凋残而日以衰。聚失业怨咨之民于辇毂之下，弱则靡而悍则怼，岂有幸乎？而当时之为虐甚矣。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
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将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亲之无耻，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一六〗
陈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请诛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视属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请诛，正也。虽然，有辨。寇自内发，激之以反，反而不觉，觉而匿不以闻，不为之备，不亟求援，则其诛勿赦也无疑。寇自外发，非其所激，非所及觉，觉而兵已压境，备而不给，待援不至，其宥也无疑。故立法者，无一成之法，而斟酌以尽理，斯不损于国而无憾于人。陈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觉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虽然，止于勿诛而已矣，其人不可复用也。所谓“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
〖一七〗
叔孙通之谏易太子也，曰：“臣愿伏诛以颈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吕后之权足恃也；留侯、四皓之属为之羽翼，而诡随者惮高帝而不敢竞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犹有功，何惮而不争？呜呼！以面谀事十余主之通，而犯颜骨骾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贤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岂患无人材哉！匪上知与下愚，未有不待奖而成者也。
〖一〗
拥有天下的人却怀有私财，战战兢兢地守着当作自己的家产，而对天地所托付、万物所汇聚的天下大公，反倒像与己无关，任凭其盈亏变化。像商纣王鹿台、钜桥积财那种愚蠢行为，后世开创基业的英明君主也习以为常，当作治国的遗留策略，这不仅仅是那些生长在深宫、习惯宦官污浊风气的人的过错。灭掉别人的国家，进入其都城，那里的财富就都成了自己的财富，于是据为己有作为天子的私产。唐朝攻克西京，隋朝的财富归了唐朝；宋朝进入后周宫殿，五代的积蓄归了宋朝；元朝逃遁，大都的宝藏被运往南京。唉！奢侈的人因此更加放纵欲望，节俭的人也因此降低志趣，好像上天神圣的使命、祖宗世代守护的基业，就仅仅是握在手里的这些金银财宝而已。祸害已迫在眉睫，还不断向百姓索取，来保全自己的私产，等到亡国时这些财富又成了盗贼的资本，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汉王进入秦宫时动过心，但见识没到这一步。樊哙说：“你是想当个富家翁吗？”英明通达的君主中，见识不如樊哙的多着呢。范增说：“他的志向不在小处。”这难道仅仅是说夺取天下的雄才大略吗！用来训导后世子孙，才有了文景之治，以至于完全免除天下田租而国家不愁贫困，使数百年君臣百姓共同富裕的策略，就在此时确定了。天子如果斤斤计较于积累财富留给子孙，那么贫困一定在国家；士大夫斤斤计较于积累财富留给子孙，那么败落一定在家族；平民斤斤计较于积累财富留给子孙，那么后世一定饥寒而死。周朝有大赏赐，散发还唯恐不快，所以延续了三十代，到灭亡那天，上面没有灭族的惨祸，百姓也没有冻饿抢夺的伤害。后代的帝王，听到樊哙“富家翁”的讥讽，也该知道警戒了！
〖二〗
韩信列举项羽的过失说：“有功应当封爵的人，项羽把印章磨坏了都舍不得给。”从这句话来看，韩信之所以只配当个将领而不能参与天下大计，并且最终不得善终，原因都在这里了。【译者注：王夫之批判韩信停留在“以利驱人”的层次，他以为天下英雄追随君主，只是为了分封称王，把“赏”看得太重，忽略了“义”和“天下大计”。他之所以被杀，是他以“赏”为标准衡量天下，就必然和以“统一”为目标的中央集权发生冲突。】封爵，是根据上天所给予的功劳来尊崇他，不是君主用来收买天下的手段。况且爵赏难道仅仅是为了荣耀吗？它的荣耀在于难得而已。君主看轻它，天下人就追逐它；君主看重它，天下人以得到它为荣。宋太祖答应曹彬攻下江南后授他使相，曹彬早知得不到而安心去作战，所以封爵不大而曹彬心服。不然的话，更始帝封的侯爵多如牛毛，却不能挽救他的灭亡，因为人们对轻易得到的东西不觉得珍贵。项羽不惜屈己待人，但对天子的爵位却很吝啬，这难道就不合乎道义而必然灭亡吗？汉高祖天下平定之后，封爵过滥，结果反叛接连发生，直到汉武帝剥夺了诸侯的权力，天下才安定下来。继承六国败亡之后的局面，人人都想当君主，如果轻易给予土地人民让他们随心所欲，连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都保不住，何况他人呢！用天下作为交易来换取自己当天子，君臣互相买卖，期望很快得到回报，本来就无法维持一天。况且韩信说这话，是想胁迫汉高祖来做交易。所以齐地刚平定，就请求封自己为齐王，韩信的用心已经暴露了。怀着做交易的心思来对待君主，君主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货物已成交而余怨未消。云梦被擒、未央被斩，都伏根于请封齐王的那一天，而萌芽于登坛拜将时的几句话。刀斧加身源于野心妄动，从来没有差错的。韩信说：“把天下的城邑封给功臣，还有什么人不服？”君主可以有这种心思，但臣子不可以说这种话。何况君主本来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思来买卖天下呢！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太祖的谨慎，曹彬的明智，在保泰持盈方面是得法的。何必一定要兑现随口许下的诺言而亵渎上天赋予的大命呢！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吝惜封爵。韩信的说法，不如陈平的说法公允。陈平说：“项王所信任喜爱的人，不是项氏家族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即使有奇才也不能用。”所以项羽并非完全不知人，而是有人蒙蔽了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姻亲，占据高位，掌握大权，士人怎能不被蒙蔽？虽然如此，也是有原因的。项羽是靠欺诈兴起的；事奉怀王却杀了他，隶属宋义又害了他，汉高祖入关却压制他，田荣的人马来归附又斩杀掠夺他们。积攒了嫉妒狠毒之心的人，会以己度人而怀疑别人嫉妒自己。轻易残杀的人，大怨就在身边而怨隙不可狎昵。左顾右盼，也只有兄弟姻亲可以依靠作为援助。那么如果轻易给人权力，自己就会成为怀王，自己就会成为宋义。惴惴不安，戈戟仿佛在梦中交加，又怎能不深深地怀疑天下人呢？然而他的怀疑也没有用。做汉王心腹的是项伯，是他的兄弟；追击逼迫项羽自杀的是吕马童，是他的旧交。在惨败之后跟随他的只有三十多骑，而兄弟姻亲都不在其中。怀着奸慝求援，最终孤立无援。不是吝惜封爵的人忌恨他而害他，而是他的亲戚早就背叛他了。对上天无愧，上天就没有不保佑的；对人无愧，人人都可以驾驭。行正义走坦途，居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没有偏私，赏罚就可以谨慎而没有偏袒；得失的关键，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这是很明白的。不然的话，舍弃亲贤，用诱饵，轻贱名器，来顺从游士贪夫的竞逐浮躁，这本来就是项羽不屑于做的。【译者注：王夫之批韩信站在一个更低层次上去批评项羽，项羽虽然>失败，但在这一点(以名爵诱饵去收买游士贪夫)上反而比韩信更有底线。王夫之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德行”与“正义”，而不在于“诱之以利”。韩信以“利”为衡量标准，>恰恰证明他只能做战将，不能参与天下大计。项羽虽败，却保留了一份“不贱名器”的底线】
〖三〗
所谓名义，是借助名来确立义，为那些只知遵循而不知道理的人说的。不知道义，用名来让他们回顾思考，也希望他们回顾思考而不仅仅是看重名，何况君子要为天下树立准则并明白地昭示于天下呢！说董公劝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是汉朝兴起的原因，这是引领天下后世走向虚伪，一定是这种说法！忠孝不是别人能够劝勉的。如果要劝勉，也只是触动他们不敢、不忍的心而已。心产生之后才有事，事确立之后才有礼，礼实行之后才有名。名是三重积累的最下面一层。天下以此成名，而忠孝的人不想自己居名。汉高祖没有哀悼义帝的心，上天可以欺骗吗？百姓可以愚弄吗？彭城之败，几乎丧命，而缟素的名义，不能挽救他；那么粉饰耳目以替故主复仇的名义，对汉朝的兴起并无帮助，这是明显的。虽然如此，用这个来正项籍的罪，让天下耻于尊他为君，还是有余的。为什么呢？项籍是羋氏的世臣。援立义帝，是项梁用来号令诸侯的手段。刘氏世代不是楚国的臣子，他们屈尊尊怀王为君，是项氏强制的。汉高祖本来就没有尊怀王为君的心，所以可以不哀悼怀王之死。为天下而讨伐弑君之贼，并不是因为有人杀了自己的君主而有守官的责任。所以发丧之后，汉高祖也始终没有借此来号令天下；而列举项羽的罪状，不嫌以背约不让他在秦地称王为首条。那么董公的说法，也只是权宜一时，而汉高祖也终究没有从心里相信它。唉！那些貌似君子的人，天天说心却以名为心，天天说义却以名为义，告子怎么能不认为义是外在的而想戕害它呢！秦灭各国，是互相吞并而强者胜。如果论其罪，没有比灭周更严重的。楚幸而不被秦所灭，但楚也成了秦。不是他的世臣，不是他的遗裔，又何必一定要尊楚为君呢？尊楚为君，是项氏的私义。汉又为什么要拿项氏的义当作自己的义呢！这个道理不明，只要有名就附着于义。李嗣源是夷狄，名为唐就认作唐；李昪不知是谁的儿子，名为唐又认作唐。有名而无义，名为义而义不从心生，论史的人混乱义已经很久了。中国作为天下标准的君主，祖宗世代尊奉的君主，明明白白在人心而不糊涂；臣子自有独自明白的诚心，做那不敢、不忍的事，难道仅仅是因为名吗！
〖四〗
毒害天下而最后毒害自己的，大概只有贪功的人吧！郦生游说使齐归降，齐国已经接受命令，汉朝东北方向的忧虑解除了，项羽右臂的援绝断了。黥布是个盗贼，一旦跟从汉朝背叛楚国就最终不可再叛。何况田氏诸人耿直刚正，可以保证他们在汉朝安枕无忧，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韩信一启动贪功之心，听从蒯彻的说法，急攻已经投降的齐国，结果郦生被烹杀，历下的军队血流遍野，田氏最终宗族灭绝。惨啊！贪功的念头萌发于隐微之处，而鲜血已经染红了原野。龙且也是如此，驻军高密，有人劝他深沟高垒不要出战，让齐王招集散亡百姓，反叛汉朝而归附自己，汉军客兵不能久留而必然溃败，这样能保全三军、尊重楚国的形势、保住齐国，难道不比浪战送死好吗？龙且却说：“救援齐国，不打仗就让他投降，我有什么功劳？”虽然后来胜败不同，但龙且的心思和韩信是一样的。韩信以自己的毒毒害齐国，齐民大量死亡，田氏灭亡；龙且以自己的毒毒害自己，潍水涌流，楚军大败，田氏不能得救。把人家宗庙社稷、人民存亡生死的大事，拿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毒害别人而自己也像蜂蝎一样死去。韩信侥幸破齐后自己请求封齐王，而未央宫的诛杀已经伏根于此，龙且自己也死在潍水之上。那么贪功而毒害人，也就是自己害自己的性命而加速被斩杀。可悲啊！愚昧到不可救治了。李左车攻下全燕而燕不叛变，随何收降九江而黥布没有疑心。善于用人的人，哪里会任用贪功的人来残害天下而增加祸端呢！汉朝虽得到齐国但力量已经疲惫，楚国援救齐国的军队被覆灭而项王十分恐惧，不排除贪功的人而能平定天下，是没有的。
〖五〗
韩信攻下魏国、打败代国后，汉王收编了他的军队；与张耳攻破赵国后，汉王又夺了他的军队。汉王凭什么让韩信顺服听命而不解体离去呢？这就是汉王不可企及的地方。制服他的是气概，不仅是气概，还有他处置予夺的周密让韩信大为折服。笼络他的是情谊，不仅是情谊，还有他无所偏信、无所疑惑，让韩信能坦然看到他的内心。我所做的，没有不能让他知道的。韩信本来就知道自己终究会被汉王倚重，而不在于军队是否在自己手中，所以他看待军队归属汉王和自己掌握没有区别。没有疑虑没有怨恨，还有什么舍不得而产生怨恨呢？假使夺了韩信的军队却交给别人，假使怀疑韩信反叛而夺他的军队来防备他，项羽只是舍不得一个印章就导致韩信叛变，三军的重权，岂止是一个印章的予夺呢！心思不可让人知道的人，用柔的方法来使用他会失败，用刚的方法来使用他会迅速灭亡。有所偏听、依仗朋党而怀疑别人的人，不能制服对方就会死在对方手里，能制服对方，对方也会迅速叛变离去。武王说：“我有治乱之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所以与武王同心，是因为武王与他们同心。
〖六〗
汉王刚打败项羽，回到定陶，立刻赶去夺取了韩信的军权，天下从此安定了。大敌已平，韩信还拥有强兵做什么呢？所以他没有借口来抗拒命令，被夺军之后，也不能怨恨。如果姑且延缓一下，让四方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有名义可据，韩信的军队就夺不掉了。夺军迅速而天下安定，从而安定了宗庙社稷，让父老子弟得以休息，收敛了天地间的杀机，把征伐之权集中在天子一人手中，这是顺应天命，让人得以生存。况且韩信当初不听蒯彻的话与汉朝为难，是因为项羽还没灭亡。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那是蒯彻狂惑的计策。从前韩国曾这样维持天下均势，但被秦吞并而不可挽救，那是前车之鉴。韩信如果在齐地反叛，张耳扼住西边，彭越控制南边，鼎足先断而只能成为天下的蟊贼。韩信知道那不行而拒绝了蒯彻，是深思熟虑的。项羽灭亡后，汉王疲惫地回到关中，韩信乘机而起，才能得志。蒯彻的说法，韩信难道片刻忘怀吗？卞庄子欲等两虎相伤后一举两得之术，等待时机而发动，发动起来就不会犹豫。他说“不忍心背弃汉王”，不过是姑且打发蒯彻罢了。被削王为侯，封国变小而没有军队，尚且想依靠陈豨发难；拥有三齐的精锐部队，向西虎视眈眈，还顾忌谁呢？有人说宋太祖夺藩镇兵权与此类似，但又不同。韩信不是石守信、高怀德之流。割地称王，拥有屡胜之兵，也不是陈桥兵变中被拥戴的君主。所以宋太祖因噎废食而自弱，汉高祖拔本塞源以止乱，做法相同而事情不同。其关键不在形迹之间。
〖七〗
汉王刚刚即皇帝位，没有先封子弟和功臣，而首先封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这就叫做“大略”。这两个人，不是对灭项羽有功的人，而是追念他们破秦的功劳而封他们。把天下的功劳当作功劳，而不只以自己的功劳为功劳，这就叫做“大公”。楚、汉在北方争夺，而南方无事，长久安定就容易生乱，立王来镇抚，这就叫做“制治于未乱”。以项羽宰割天下不公为罪名而讨伐他，反过来首先录用不显赫的功绩，这就叫做“不遗忘远者，能遵循中道”。像这样的决定，是出自内心的决断，不是张良所能参与的，何况萧何、陈平的小聪明呢！度量周遍天下的人，做事出于人们所想不到的，看似迂阔而实际上合乎人心，这就叫做“不可测度”。
〖八〗
秦、项羽已被消灭，士兵被罢免回家乡，为什么罢归那么容易而回家后就安定了呢？古代士兵都出自农民，没有无家的人，罢兵自然就回家了。汉朝起用巴蜀、三秦的士兵，使用九江、齐、赵的军队，不在那些地方作战，不扰乱那里的人民，没有离乡背井的怨恨，回家后就安定了。后世招募那些失业的人，想回家却无处可归，那么战争刚平息而遣散他们就很难。善于师法古代的人，会旁通而善加运用。那么汉朝也有“百姓聚集山林而没有登记户籍的，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田宅，加以教导并优厚抚恤”的诏令，这是可以为后世效法的。没有侵扰伤害百姓，而禁止他们仇杀；没有官爵田产的人，给他们空闲的土地；徭役上给予宽免，而让他们做有少量俸禄的胥吏士卒。用这些办法来遣散多余的士兵，周密考虑而妥善安置，何愁没有办法呢？汉高祖刚统一天下，就早早安排了他们的去处。国家不糜费，农民不困苦，士兵有归宿。从源头上下令，而各项事务都得到处理，这不叫做“大略”行吗？
〖九〗
用大义使天下信服，靠的是诚而已，没听说靠术的；把义当作术来奉行，义就开始被戕害了。义，是心的制约，不是天下的名号。心里不安而忍心去做，来标榜这个名，天下就认为义是违背人心而不和顺于理的。汉高祖在窘迫之时，难道真的认为丁公该杀而一定要杀他吗？在杀丁公那天，又难道真的能忘记丁公放过自己的恩德吗？要惩罚背叛君主的人，却先背叛了救自己性命的大恩，而且喧嚷着说这是天下的公义。那么借义来谋利，自己内心的恻隐就丧失了。义，有天下的大义，有自己内心的精义。精义，是纯粹用天良的喜怒恩怨来作为德威刑赏，而不掺杂利益。让天下知道不忠的臣子必被诛杀而畏惧刑罚，却让自己违背内心的恩怨本怀，矫情自诬来获取利益。那么义就成了戕害仁的斧头、引诱利的工具吗？所以赦免季布而任用他，是好的，足以劝勉臣子的忠诚了。至于丁公，废而不用就可以了；杀掉他，就引导天下忘恩了。恩可以忘，如果不是刑罚紧跟在后面，那么君父无穷的大恩，还有什么不可忘的呢？唉！这就是三代以后，把义当作名、当作利而违背天良的大恶。
〖一〇〗
留侯想跟着赤松子去学仙，司马光说：“明哲保身，子房做到了。”这还不足以完全概括子房。子房说：“我家世代为韩相，要为韩国报仇。”他正为汉朝做事，却公开表明自己始终为韩的心迹，不怕高祖嫉妒。他忘身而伸志，光明磊落，坦然在雄猜的天子面前剖白心迹。而且说：“愿放弃人间事，跟着赤松子游。”把汉朝的爵禄看作鸿毛，不是他的志向所在。忠臣孝子那青天白日般的心，不知有荣辱，不知有利害，难道曾预料到韩信必被夷灭、彭越必被醢杀，而仅仅为了保全自身吗！也正因为如此，高祖固然明白了他的志向坚定而心地纯洁，所以把太子托付给他，而始终不猜忌。唉！正因为他的诚，所以踩着虎尾也不愧疚。即使不幸被怀疑，不过一死而已，不能内心怀忠而外表姑且谄媚。曹操那样狠毒，徐庶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始终不参与谋议，而曹操也不能害他，何况高帝是可以以理感动的呢！至于不忘故主，却隐藏真情委曲求全来避祸，这是谢灵运之所以身死名辱的原因。“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谁肯听呢？
〖一一〗
中国遭受夷狄之祸，从冒顿开始。冒顿闯入句注山、占据太原，从韩王信叛降开始。韩王信失去韩国旧封地被迁到太原，他想向汉朝报仇已经很久了。请求建都马邑，靠近边塞容易与胡人勾结；多次派使者去胡地求和，表面为汉朝和好而暗中为自己降胡铺路；心怀不轨而借手于冒顿，不等他投降之日，早知其志在勾结胡人了。没有韩信，冒顿就不会逞凶；没有石敬瑭，耶律氏就不会横行。要像郭子仪那样与吐蕃、回纥有香火缘而没有二心的，古今没有第二个人。那么把狡诈不逞的强帅放在边境，没有不决堤焚林来残害内地的人。饥鹰疯狗，不关在圈栏里，而放到飞扬奔突的地方，希望免于眼前的祸患，却会首祸于千古。太厉害了，高帝的苟且偷安！
〖一二〗
鲁地两位儒生责备叔孙通在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时候兴起礼乐，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要等到休养生息之后才兴礼乐，那就是管仲“衣食足而后礼义兴”的邪说。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是礼的骨干；礼，是信的凭借。有一天的生存，就立一天的国家，唯有这大礼的秩序、大乐的和睦，是不能片刻停止的。死者为什么一定要葬？伤者为什么一定要抚恤？这是敬爱之心不能泯灭罢了。敬就会有必然的秩序，爱就会有必然的和睦，从无形无声的细微处发动，而引发人们庄重肃穆、和乐平易的情感，那么人们就知道不是苟且偷生的人可以生存、苟且得利的人可以得利，互相抚恤相亲，不相背弃，然后生养才能实现。所以晏子说：“只有礼可以止乱。”那么立国之初，用来顺民气而劝勉他们休养的办法，除了礼乐还有什么呢？好比种树，生养休息，是枝叶的繁荣；有序而和，是根本的滋润。假如让种树的人说等到枝叶繁荣之后再培植根本，哪有一天能让枝叶繁荣呢？所以武王克商后，战车刚停就停止了贯穿革甲的射箭练习，举行祭祀典礼，完成象武之乐。受命之初，制度未备，周公成就其德政，不是说我要暂且休息而等百年之后。秦朝的苛严，汉初的简略，互相激荡相反，天下成了鄙陋背理的风气。举其大纲，在崩溃之余加以倡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不这样做，人的内心、人的道理，就会一天天颓废萎靡而走向消亡。只是叔孙通是个事奉了十个君主而当面谄媚的人，不能和他谈这个罢了。苟且而背离礼乐的大本，就永远不能达到三王的盛世。假使那两位儒生出来，用先王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精义，举其大纲来让汉高祖重新开始，如果不被采纳再退去也不晚。却一定要等到百年之后，而眼看着目前的破坏。那么百年以内，人心不安定，风化未兴起，忙于生养死葬的事，那么儿子对父亲露出恩德之色、媳妇对婆婆恶语相向，又有谁来感动震动他们的天良，让他们不抛弃死者不葬、不顾伤者不抚恤呢？卫辄被立为君，乱已极。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这是致力于根本的教化。汉初乱虽刚平定，但高帝不是卫辄可比的。卫辄尚可兴礼乐，而说高帝不能，那两位儒生，不是圣人的门徒吗？怎么与孔子的话如此相悖呢！由此可知那两位儒生所说的礼乐是什么了，是说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实质。大序至和的实质，是不可一日断绝于天地之间的。而天地的产出，中和的响应，以祥瑞来佑助的，则有待于完备的文章声容之盛。这是达不到的。然而开创的人不偏离其大纲，后面的人就可以凭借，又何必一定要人熟练于习惯、物完备于使用呢！所以那两位儒生，不是不懂得权变，而是不懂得根本。
〖一三〗
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显示威严。”他的话虽然鄙陋，但也未尝不是人之常情。游士的鞋，聚集在公卿门前，并非因为公卿能让他们显贵；蔬果的馈赠，聚集在千金之室，并非因为千金之家能让他们富有。佛、道的寺庙，装饰金碧而奏乐，谄媚的人匍匐在地请求保佑，并非真心信奉其教，而是被庄丽所动罢了。用壮观的景象来愚弄百姓，让他们心折魂迷而消除异志，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只是古代帝王运用时的心境不同罢了。古代的帝王，彰显德威以柔服天下，已经洞见民情之所自止，而纳之于诚信和顺。在圜丘奏九成之乐，借此让他们知道天；崇建七世宗庙，借此让他们知道孝；建两观以悬法，借此让他们知道治；建灵台以候气，借此让他们知道时；立九级台阶的两阶，借此让他们知道让。利用他们歆动之心，引导到至德之域，看起来炫目，听起来盈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让他们得到安适。然后人们知道大美之集中，是在仁义礼乐之中，退下来自己感到惬意。这不是权术来诱惑天下；至德的壮观景象，本来就是这样洋溢的。贤者得其精义，愚者矜其声容，壮丽的威严达到了极点！但关键在于不像萧何那样只是以宫室相夸。不去责备萧何不修礼乐以崇德威，却责备他不节俭。只讲节俭，节俭于欲望也会节俭于德行。萧道成的鄙吝，就可以与大禹并称吗？
〖一四〗
国家没有贵人，人民不足以兴旺；国家没有富人，人民不足以繁殖。世家子弟在国家中显贵，国家却越苟且；商人在国家中富有，国家却越贫困。不能让世家子弟不显贵，但要控制他们擅权；不能让商人不富有，但要削夺他们的骄横。汉高祖初定天下，禁止商人穿锦绣、操兵器、骑马，可以说是懂得政本了。唉！商人，是暴君污吏急于进用而宠爱的人。暴君没有商人就无法供给声色的享乐，污吏没有商人就无法供给那些不必要的需求，给他们好脸色而听任他们炫耀，还有什么顾忌呢！商人的富，是靠让别人贫困来使自己富的。牟利容易就用财轻率，志向小而不懂节制，心智昏而不顾安危，欺压贫困懦弱的人来夸耀，国家怎么能不贫困、人民怎么能不奢侈浪费？汉高祖生长在民间而了解其利弊，重重地打击他们，民气才得以复苏。然而到了孝文帝时，还有贾谊所讥讽的皇后衣服上缀用帝饰，可见抑末崇本之难早已是说不清的事了。
〖一五〗
娄敬的小智足以打动君主，但他给天下带来的祸害太严重了！迁移六国后代及豪杰名家居住在关中，以为这样能强本弱末，好像有道理。送女嫁匈奴，说生的儿子必为太子，用礼节教导他们，不敢对等行礼，而逐渐称臣，以为这样能用夏变夷，好像有道理。被一时利害迷惑的人，没有不被打动的。暂且不说这违背了人性，就拿他的说法来反驳他，娄敬的说法又怎么能得逞呢？富豪大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土地。田氏没有渤海鱼盐之利，就不能强大；屈、昭、景氏没有云梦泽薮的资财，就不能强大；世家没有姻亲的兴盛、朋友的结合、小民的依附，就不能强大。放弃他们的田地乡里，离开他们的宗族乡党，夺去他们便利的条件，违背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客居在关中原住民之间，不出十年就生计败落，气焰沮丧。曹丕说：“客子常畏人。”确实啊！畏人的人还能自强而让国家强大吗？还不如让剩余的人民休养生息而发展壮大。所以贫民还可以迁移，离开贫瘠的土地而改变其坏的风俗，可以使他们强健。豪杰大族，则会摧折凋残而日益衰败。把失业抱怨的百姓聚集在京城脚下，弱的萎靡，强的怨恨，难道会有好结果吗？而当时这种做法为害太厉害了。匈奴所富余的是猛悍，所不足的是智巧。不仅是天性如此，也是习性使然。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把女儿嫁给夷狄，臣民习以为常而不以为耻，夷狄往来于内地，内地的女子嫁给胡人的很多了。胡人的孩子混杂着母亲的气息，而熟悉其语言，像父亲一样凶暴，像母亲一样慧巧，增加了其所不足来助长其所有余。所以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他们的狡猾超过了曹操、司马懿而凌驾其上。那么礼节，只是助长了他们文饰奸诈的工具，借此来屈辱中国而臣服之还有余，哪里还会臣服于中国呢！这两件事，都是娄敬的邪佞，用这些来反驳他，谁还能说什么呢？而迁移人民的不仁，和亲的无耻，又是不必分辨就能明白的。
〖一六〗
陈豨反叛，常山郡丢失了二十座城，周昌请求诛杀那里的守尉，高帝说：“是他们力量不足，无罪。”守尉看着属城失陷而不拼死尽力，周昌请求诛杀，是对的。虽然如此，也要分辨。如果是敌人从内部发动，激使他们反叛，反叛了而不察觉，察觉了而隐匿不报，不做准备，不赶快求援，那么诛杀他们不赦免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敌人从外部发动，不是他们激发的，不是他们能及时察觉的，察觉了而敌人已兵临城下，来不及准备，等待救援不到，那么宽恕他们也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立法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法，而要斟酌以穷尽事理，这样才不损害国家而对人无愧。陈豨的反叛，不是常山郡所能制止和能及早察觉的。所以周昌按法行事，不如高帝推究实情。虽然如此，也只能止于不杀罢了，那些人是不能再用的。所谓“接近死亡的心不能再复活”。
〖一七〗
叔孙通劝谏改易太子，说：“我愿意伏诛以颈血涂地。”真是激烈啊！但也有让他这样做的原因：高帝英明，可以用道理说服；吕后的权势足以依靠；留侯、四皓等人作为羽翼，而那些诡随的人畏惧高帝而不敢争。叔孙通知道一定不会死，即使死了也有功，他有什么可惧怕而不去争呢？唉！用面谀事奉了十多个君主的叔孙通，却能做到这样犯颜直谏。上面有明君，下面有贤士大夫，佞者可以变忠，柔者可以变强，天下哪里会缺乏人才呢！除了上知与下愚，没有不待激励而成功的。
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中对汉高帝刘邦的评论，深刻揭示了开国之君在“势”与“理”之间的权衡智慧。他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取天下，关键在于其“以天下之智为智、以天下之力为力”，不矜己能而善用群雄。尤其在论封建与郡县时，王夫之指出刘邦能折中于二者之间，既承秦制之便以固中央，又封子弟以藩王室，此举虽未臻至善，却反映了其对“理势相成”的精准把握。王夫之以此批判后世君主专欲擅权、猜忌功臣的狭隘，强调帝王应具备“公天下”之心与因时制宜的变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