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扶危定倾有道，于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于其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倾危者，事势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矫其所以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倾者，其道必出于此。虽然，本之与末，有发端而渐启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则正本之图，有疏有亲，有缓有急，必审其时而善持之。不然，则穷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无益也。发端而渐启者，其始之弊，未至于此，相沿以变，而并失其旧，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于此图之，而已得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启，虽害繇此以渐兴，而时移势易，无所复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
今夫河之为患，遏之于末流，不得也。神禹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载始者，壶口也，而冀州平。其横流于中州者，则抑以厎柱以东，出山而溢于荥、漯者，为众流之本。若其发源昆仑，在西极之表者，岂非河之大源哉？而于彼穷之，终不能已兖、豫之氾滥。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穷之于其源者也。
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而蔡京之进，自以书画玩好介童贯投徽宗之好，因躐大位，引群小导君于迷，而召外侮。其以绍述为名，奉安石为宗主，绘形馆阁、配食孔庙者，皆假之以弹压众正，售其佞幸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修申、商之术，以渔猎天下者，固期以利国而居功，非怀私而陷主于淫惑，此其不可诬者也。安石之志，岂京之志，京之政，抑岂安石之政哉？故当靖康之初，欲靖内以御外，追其祸本，则蔡京、王黼、童贯、朱靦乱于朝，开衅于边，允当之矣。李邦彦、白时中、李棁、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张割地，罢入卫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贯辈同气相求、因缘以进者也。出身狭邪，共习嬉淫，志苶气枵，抱头畏影，而蕲以苟安，岂复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师京、贯之术，以处凶危，技尽于请和，以恣旦夕之佚乐而已。京、贯等虽渐伏其罪，而所汇引之宵人，方兴未殄。则当日所用为国除奸者，唯昌言京、贯之为祸本，以斥其党类，则国本正，而可进群贤以决扶危定倾之大计，唯此而可以为知本矣。骨已冷，党已散，法已不行，事势已不相谋之安石，其为得为失，徐俟之安平之后而追正之，未为晚也。舍当前腹心之蛊，究已往萌檗之生，龟山、崔鶠等从而和之，有似幸国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积者。而政本之地丛立者皆疲茸淫荡之纤人，顾弗问也。则彼且可挟安石以自旌曰："吾固临川氏之徒也。弹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忧国之忱者也。"荧主听，结朋党，固宠利，坏国事，恶能复禁哉？
杨国忠受戮于马嵬，而唐再造，无庸究李林甫之奸也。辨学术，正人心，善风俗，定纲纪，前不能伸于建中靖国之初，而事已大败，乃泄其久蕴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辽绝而不相及，泮涣而不相济，何为者邪？迨及建炎之后，安石之说不待攻击而自销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务矣。竭忠尽力，直纠京、贯之党，斥其和议之非，以争存亡于庙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谓知本。
〖二〗
女直胁宋以割三镇、割两河，宋廷之臣，争论不决，于其争论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贻中国之祸于无已也。李邦彦、聂昌、唐恪之徒，固请割地以缓须臾之死者勿论已。徐处仁、吴敏以洎李伯纪、杨中立之坚持不割之策，义正矣。虽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计者乎？不得其情，虽为之计无补也，况乎其无能为保固三镇、两河之计也。
胁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胁石晋也，秦人之胁三晋也，皆未能得而须其自割也。契丹胁石晋于求(缓)[援]之日，地犹王从珂之地，而两非所有。秦人之胁三晋，三晋虽弱，抑婴城固守，必覆军杀将、旷日持久而后得之，故胁其割而后得不劳。而女直之势异是。自败盟南侵以来，驰突于无人之境，至一城则一城溃，一城溃则一路莫不溃矣。欲三镇即可得三镇，欲两河即可得两河，何为哓哓然竞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从邪？呜呼！当时议者盈廷，曾无一人焉察及于此，中国之无人久矣，祸乃延及无穷而不可遏矣。
辽之既灭，女直之志已得，未尝有全举中国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进之，于是而欲逞志于宋，乃且无定情焉。而教之以胁地胁赂者，郭药师也。药师者，亦习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赂耳，求为之屈耳。是故终女直之世，止于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国破君俘，城空千里，且举以授之张邦昌、刘豫而不欲自有，夫岂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来，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为守，沿而习之，局定于此，志亦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张邦昌、刘豫者，修石晋之故事也。和议成而画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盖自苻坚溃败以后，王猛之言，永为定鉴。故拓拔佛狸临江而不敢渡。正统之名，天式临之；天堑之设，地固限之；虽甚鸱张，罔有越志。然则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须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则固有以处此矣。不割三镇，必有以守三镇。不割两河，必有以守两河。欲守三镇、两河，必固守大河以为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备刍粮，缮城堡，集秦、陇、吴、蜀、三楚之力以卫京邑。此之不谋，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与人"。即不与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谈无实，坐废迁延，而三镇、两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轻骑驰突于汴京，而宗祧永丧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与不割之有哉？
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镇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争。"故挞懒、兀术，人异其志，金山之匹马，且以得返为幸，完颜亮马一南牧，而群下叛离以致之死。然则处当日之情形，勿问三镇也，勿问两河也，抑可弗问汴京之守与不守也。名号存，呼召集，亲统六师以与相颉颃；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愿已毕，气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饱饫以嬉游，天下事尚可徐图其大定。即令不克，亦岂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获，而无所讫止乎？意想不及之获，可以获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刘豫，而刘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无主，而戴之以为君，则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为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无有定情，地之无有定域，而惟力是视，可有者无不可有矣。呜呼！不测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强者嚣，纵使氾澜而流及于广远，天且无如人何，而万古之纲维以裂。故曰中国之无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
谢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万之众而不慑。自立也有本，则持重以待之，而其锋自折。气矜取胜，茫然于彼己之情伪，徒为大言以耸众听，流俗惊为伟人，而不知其无当于有无之数也。是可为大哀也矣！
〖三〗
上与下交争者，其国必倾。惟大臣能得之于上，而不使与下争；惟君子能辑之于下，而不使与上争。听其争而不能止者，具臣也。以身为争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争者，自居于有为有守，而实以贻上下之烖。衰乱之世，恒多有之，是人望之归也，而有道者弗取焉。
凡争之兴，皆有名可据，有故可循。而上不见信，下不相从，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争矣，则意短而言长，言顺而气烈。气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谋，而愤兴于不自已。故盘庚之诰曰："而胥动以浮言。"言勿问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岂其以身为之的乎？气之浮也，必乘乎权，而后其动也无所复惮。上之权，以一人而争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权，以匹夫而争天子，以其众多也。权者，势之所乘；发以气，乘以势，虽当乎理，而亦为乱倡。故曰"其国必倾"。汉、唐之季，其倾也皆然，而宋为甚。上之争下也，斥之、诎之、窜之、禁之，乃至刊之于籍，勒之于石，以大声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宁以后，一邪一正，皆归于此，而王安石、司马光实以身受其冲。于是而下之争起矣。登屋援树，喧呼以争命相之权者，其流风所鼓，乃至万众奔号，蹙君门而为李纲鸣其不平。上既违之，下乃愤之；下且竞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
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马之相以蠲除之者，犹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国政之兴革，岂此喧呶一往之气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纲之得众心者，惟请内禅，守京都，保市廛庐舍之鲜华，偷朝菌蟪蛄之宴乐。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万生齿流离于雨雪洊至之下，死者过半，则固不如早捐其总于货贿之情，远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生自庸也。而妇人稚子感纲之德，交(质)[赞]于室，以动蚩蚩之众，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礼，践蹂宫门，国其尚可以安存乎？
且夫司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亲政之后，天子厚其疑忌，以为是率乱民而胁上以相己者，固已目无君上。则勒名党碑之首，尽反元祐之为，以恣章惇、蔡京之奸，皆此致之。若纲，识虽不足，忠则有余，闇主奸臣，固无得闲以相为仇忌；而一窜再窜，志终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为朋党，以宋世不再举之刑，施之陈东。无他，惟伏阙呼号者不逞，而与天子争权，迹已逆而心终不可白矣。
温公律己之严，非有所召致，而引儿童走卒以为羽翼，固已。即在纲也，危亡在目，殷忧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陈东，使率众以颂己。其当众情沸腾之下，固且无如之何，而不足为二公病。虽然，君子静天下之人心以靖国者，固有道矣。尽忠以与君谋，其可赞以必行者，言不容长也。秉正以与僚友谋，其所引以自任者，旁无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当以行，喜勿遽也。异乎我者听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缄之于心，不以忼慨之容动众，而使依己以为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归怨于上也。失职之士，怨恣之民，达其愤，恤其隐，而勿引之以使尽其不平之鸣也。夫然，则谋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泄。忠不行，道不试，而微罪以去，恒有余地以待君之悟，而无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争。则朝野兵民，各居静以待命，虽有巨奸猾寇，亦弗能窥我之涯际，而闲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终不见信于天子，不胜于奸邪，则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献者无尤，则一死以报宗祊而无愧。而士民嚣陵之戾气，无自而开，则祸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共尔位，邀神听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岂徒纲哉？温公固未之逮矣。
谢安石抗桓温，却苻坚，而民不知感。郭子仪戹于程元振，困于鱼朝恩，而众不为伸。种师道耄老无能，而褰帷呼跃。成败之殊，其持之者异也。已乱者先已其争，争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国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无所争。"己且不争，况使君与民挟己以为争端乎？
〖四〗
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刘先主之故，终身不为一谋。操能杀荀彧，而不能杀庶，委顺可为也。然犹曰庶未尝触操之忌也。司马昭之很也，阮籍为草表，而以箕、颍之节期之。昭能杀稽康，而不能杀籍，隐默可为也。然犹曰微辞而未斥言之也。郅恽上书王莽，陈谶纬，谏其复汉室而归臣服。莽弗能杀，而及见光武之兴，婉曲可为也。然犹曰诡托符命以术制莽也。马伸于张邦昌之僭立，上申状以请复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惧而从之；弗畏于逆臣，弗惧于狡虏，弗忧于吴幵、莫俦之群小，志至气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终弗及焉。然则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齐扣马之谏，奚必武王而后可施哉？
呜呼！士不幸而生于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庙已墟，六宫尽辱，宗子无余，举国臣民寄死生于(他人)[异类]之手，而听其嚼啮，奸宄施施且拥叛逆而为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执礼、吴革、刘韐、李若水、张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几，死且无裨于名义。故张浚、赵鼎、胡寅唯匿形免污以自全，无死地也。伸居台谏之职，欲求死地以致命，则唯有直责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说，可以自慰其梦魂而无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从己而避位，非伸之所取必者也。岂有人方求为天子，而助逆者又进骑虎之说以怵之，可以笔舌力争夺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迟回，而姑为隐忍矣。以死为心，以成败委命，以纲常名义自任，而不求助于人，则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犹嚅嗫乎？
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无道者，君不明，而犹故国之君；俗不美，而犹中国之俗；非国破君辱逆臣窃位之谓也。言孙者，道不可亟明，则以微言待后；志不可急白，则以谦让自居；非谈笑以道君父之危，缓颊而免乱贼之怒也。当伸之世，操伸之志，以为伸之所得为，岂谓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尝不孙也。其申状于邦昌也，仍以台官上申宰相之礼；其进说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辅之功。则以视段秀实之笏击朱泚也，犹从容而不迫。非伸之气苶于秀实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势，而此则有可转之机也。然使邦昌怙恶而不从，群奸交怼其异己，则伸亦与秀实同捐其肝脑。其危也，孙也；而其孙也，未尝不危也。伸于是合乎刚柔之节矣。
夫人之于义也，岂患不知哉？患无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气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听女直立也，为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为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气不胜也。故持其志者，以气配义，而志乃伸。
【一】
扶持危局、安定倾覆是有方法的。等到已经危了再去扶，是扶不稳的；等到已经倾了再去定，是定不正的。倾危，是事态发展的末端结果；导致倾危的根本原因，才是关键。顺着导致危局的原因，反过来做就能安定；纠正导致倾覆的原因，把握好就能扶正。所以扶持危局、安定倾覆，其道理必然在这里。话虽如此，根本和末端之间，有些是从开端逐渐发展而来的，有些是切近而直接相因的。那么纠正根本的图谋，就有疏远和亲近、缓和与急迫的区别，必须审察时机，善于把握。否则，即使穷究其本，也救不了末，毫无益处。从开端逐渐发展而来的，其最初的弊端本不至于此，但沿袭变化，逐渐失去旧貌，才形成了切近相因的危害；在这里下手，就抓住了导致倾危的根本。如果只是最初的起因，虽然危害由此逐渐兴起，但时过境迁，已经无法再纠正它了，它虽然是本，但实际上已经不是本了。
拿黄河成灾来说，去拦截它的下游，是不行的。大禹治水采用疏导的办法，那是顺着它的本。但大禹治水的起点是壶口，然后冀州就平定了。至于考察中州横流的情况，则是从砥柱以东，出了山后在荥阳、漯水一带泛滥的，这是众流的根本。至于它的发源地昆仑，在西极之外，难道不是黄河的大源头吗？但去那里穷究，终究不能消除兖州、豫州的泛滥。所以谈论治河的人，没有人想去穷究它的源头的。
靖康之祸，王安石变法引进小人，实际上是它的根本。但蔡京的进用，是由于他以书画玩好通过童贯投合徽宗的喜好，从而越级升迁，引进群小引导君主迷乱，招致外侮。他以“绍述”为名，奉王安石为宗主，在馆阁画像、在孔庙配享，都是假借这个来压制众正，兜售其佞幸的私欲。王安石推行申不害、韩非之术，以搜刮天下，本来是想有利于国家而居功，并不是心怀私欲而让君主陷入淫惑，这是不可诬蔑的。王安石的志向，哪里是蔡京的志向？蔡京的政令，又哪里是王安石的政令呢？所以在靖康初年，想安定内部以抵御外敌，追究祸患的根本，蔡京、王黼、童贯、朱勔在朝中作乱，在边境挑衅，正好应该惩治他们。李邦彦、白时中、李棁、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张割地，罢免入卫的军队，撤除黄河的防线，他们都是与蔡京、童贯同气相求、因此进用的。这些人出身低贱，一起习于嬉戏淫乐，志气萎靡，心虚气弱，抱头畏影，只求苟安，哪里还知道王安石说过什么？他们师法蔡京、童贯的那一套，身处凶危之中，其本领仅限于求和，以恣意享受旦夕之乐罢了。蔡京、童贯等人虽然逐渐伏罪，但他们所引聚的小人，方兴未艾。那么当时为国家铲除奸佞的，只有大力宣称蔡京、童贯是祸患的根源，以斥逐他们的党羽，这样国本才能端正，才能进用群贤来决策扶持危局、安定倾覆的大计，只有这个才是懂得根本。王安石已经骨头冷了，党羽已散，法令已不行，事势已不相干，他的得失，慢慢等到安定太平之后再去纠正，并不晚。舍弃当前心腹之患，去追究过去萌芽的产生，杨时、崔鶠等人跟着附和，好像幸灾乐祸、以国家的危难来发泄自己久积的不平似的。而政事堂中站着的都是疲弱淫荡的纤佞之人，他们却不去过问。那么那些人就可以挟持王安石来标榜自己说：“我本是临川先生的信徒。攻击我的人，是元祐的余孽，只是想为自己伸屈，并非有忧国之心。”这样迷惑君主、结交朋党、巩固宠利、败坏国事，又怎么能禁止呢？
杨国忠在马嵬被杀死，唐朝得以再造，不需要再去追究李林甫的奸邪。辨别学术、端正人心、改善风俗、整饬纲纪，在建中靖国初年尚不能伸张，到事情已经大败之后，才去宣泄久积的愤怒，所认为的根本，已经不是根本了。风马牛不相及，涣散而不相济，这是干什么呢？到了建炎以后，王安石的说法不待攻击就自行消亡，这足以说明王安石不值得攻击，而且也不是靖康的急务。竭忠尽力，直接纠正蔡京、童贯的党羽，斥责他们和议的错误，在朝廷决策上争存亡，言论不泛滥而事务不分散，这才叫做懂得根本。
【二】
女真人胁迫宋朝割让三镇、割让两河，宋朝朝廷的臣子争论不休。从他们的争论中，就可以知道宋朝必定要灭亡了。也可以知道宋朝灭亡后，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患。李邦彦、聂昌、唐恪这些人坚持请求割地以苟延残喘，暂且不说。徐处仁、吴敏以及李纲、杨时等人坚持不割的策略，道义上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他们有人能了解女真人的真实意图，并且自己制定出妥善的不割之计吗？不了解对方的意图，即使制定计策也无补于事，何况他们根本无力做出保卫三镇、两河的切实计划。
以割地来胁迫人的，比如契丹胁迫石晋，比如秦国胁迫三晋，都未能直接夺取而需要对方自己割让。契丹在石晋求援的时候胁迫他割地，那土地还是李从珂的土地，双方都还不拥有。秦国胁迫三晋，三晋虽然弱小，但也环城固守，必须覆军杀将、旷日持久才能得到，所以胁迫他们割地然后才不劳而获。而女真的形势则不同。自从他们败盟南侵以来，在无人之境驰突，到一座城，一座城就崩溃；一座城崩溃，一路就没有不崩溃的。想要三镇就可以得到三镇，想要两河就可以得到两河，何必喋喋不休地靠使者的唇舌，而一定要让对方听从呢？唉！当时朝廷上议论纷纷，却没有一个人能觉察到这一点，中国已经很久没有人才了，祸患才延及无穷而不可遏制。
辽国灭亡之后，女真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并没有完全夺取中原的既定决心。是宋人招引、挑动他们，自己撤除防线而让他们进来，于是女真人想在宋朝身上肆意逞志，但也并没有定心。而教他们以割地、赔款来胁迫的，是郭药师。郭药师也熟悉契丹对付宋朝的那一套，想效仿给女真人，求地、求赔款、求宋朝屈服罢了。所以直到女真亡国，他们的要求也不过这三样。而黄河以南，国破君俘，城池空荡千里，他们却把土地交给张邦昌、刘豫，而不想自己占有，这难道是他们贪心有所止境，而收敛了自焚的兵锋吗？永嘉以来，南北分裂，夷夏各自以江淮为防线，沿袭成习，局面固定于此，他们的志向也仅存于此。汴京攻破后立张邦昌、刘豫，是效仿石晋的旧事。和议达成后划淮而守，是遵循拓跋氏的旧迹。自从苻坚溃败以后，王猛的话，永远成为定鉴。所以拓跋焘临江而不敢渡。正统的名分，有上天在监督；天堑的设置，有地理在限制；即使再嚣张，也不敢越界。既然如此，那么宋人只要把握住女真人不敢擅自据有中原的心理，认为必须等我自己割让才能得到，那自然有办法对付了。不割三镇，必须有办法守住三镇。不割两河，必须有办法守住两河。要守住三镇、两河，必须固守黄河作为根本。要守住黄河，必须备足粮草，修缮城堡，集结秦、陇、吴、蜀、三楚的力量来保卫京城。这些都不去谋划，只是说“祖宗的疆土，不能给人”。即使不给人，也不能禁止人家来取。空谈无实，坐以待毙，迁延时日，那么三镇、两河不等割让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轻骑驰突到汴京，宗庙就永远丧亡了。疆土任凭别人吞吐，还有什么割与不割可言呢？
然而女真人所想要的，也就到三镇为止了。他们会说：“上天把中原交给中原之主，我不能勉强争夺。”所以挞懒、兀术，各人志向不同，金山的匹马，尚且以能返回为幸；完颜亮一南侵，部下就叛离，导致他身亡。既然如此，处在当时的情形，不管三镇，不管两河，甚至可以不问汴京守与不守。只要名号存在，一呼百应，皇帝亲自统率六军与他们对峙；满足他们的欲望，得到河北，他们的愿望就满足了，气焰就折了，力量就疲了，就会安坐饱餐、嬉游度日，天下大事还可以慢慢图谋大定。即使不胜，也不会让女真人得到他们意料之外的收获，而且没有止境。意料之外的收获，是可以得到的。立张邦昌，张邦昌不能有；立刘豫，刘豫不能有；黄河以南的人没有君主，就拥戴他们为君，那么江淮以南，为什么不能拥戴别人为君呢？蒙古人于是知道了上天没有定情、大地没有定域，只看力量的大小，只要力量能及，没有不可有的。唉！如果不能揣测对方不敢深求的心理，弱者就会靡烂，强者就会喧嚣，纵使洪水泛滥到广远，天也拿人没办法，而万古的纲维就此破裂。所以说中国没有人才，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
谢安石的见识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能以一支偏师抵抗百万之众而不畏惧。因为自立有根本，就能持重以待，敌人的锋芒自会折断。靠气焰骄横来取胜，对彼我的实情茫然不知，只是说大话来耸动听闻，流俗惊为伟人，却不知道他对有无之数根本不了解。这是可以为之大哀的！
【三】
上下相互争斗的国家，必然倾覆。只有大臣能在上面处理好，不让下面争斗；只有君子能在下面处理好，不让上面争斗。听任争斗而不能制止的，是具位充数之臣。自己成为争斗的焦点，而上下都因此卷入争斗的，自认为有所作为、有所操守，实际上却给上下带来灾难。衰乱之世，这种人常常很多，他们被人望所归，但有道者却不取。
凡是争斗的兴起，都有名义可据，有缘故可循。但上面不相信，下面不听从，于是相持不下。等到争斗起来，就意短言长，言顺气烈。气一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都顾不上了，愤然兴起而不能自已。所以盘庚的诰命说：“你们都要被浮言所煽动。”言论不问是非，一旦浮夸，就是的也变成非了。有道者很畏惧天下出现这种情况，又怎么能自己成为目标呢？气的浮夸，必然依仗于权力，然后行动就无所忌惮。上面的权力，以一个人与天下争，因为他的崇高；下面的权力，以匹夫与天子争，因为他的众多。权，依凭的是势；发之以气，乘之以势，即使合乎理，也会成为祸乱的先导。所以说“其国必倾”。汉、唐末年，其倾覆都是如此，而宋朝尤其严重。上面与下面争斗，就斥责、罢黜、流放、禁止他们，甚至刊名于簿籍，刻石立碑，大声疾呼地告诉天下。自熙宁以后，无论邪正，都归于这种做法，而王安石、司马光实际上是首当其冲。于是下面的争斗就起来了。登屋顶、攀树木，喧呼呐喊来争命相的权力，这种风气所鼓动，甚至万人奔号，挤破宫门为李纲鸣不平。上面既然违背，下面就愤慨；下面既然竞争，上面就更加猜疑。互相僵持，利害生死都不顾了。
新法毒害百姓，人们迫切希望司马光为相来废除它，这还是情理之正。然而朝廷的用舍、国政的兴革，难道凭这种喧哗一往之气就可以决定的吗？至于李纲之所以得人心，不过是因为他请求内禅、守卫京城、保护市肆庐舍的鲜华，苟且偷安于朝菌蟪蛄般的宴乐而已。而他日之后，搜括金帛、掠夺子女，百万生灵在雨雪交加中流离失所，死过半，那还不如早点捐弃他们聚敛货贿的心情，远远避开凶危，以保妻子，还能自得其乐。而妇孺感念李纲之德，在室内交相赞誉，以鼓动无知之众，攘臂而起，蔑视君民之礼，践踏宫门，国家还能安存吗？
而且，司马光之所以不能行其志，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哲宗亲政之后，天子对他加深了疑忌，认为他是率领乱民胁迫君上来抬举自己，早已目无君上。于是把他的名字刻在党人碑的首位，尽反元祐之政，以纵容章惇、蔡京之奸，都是由此造成的。至于李纲，见识虽不足，忠心则有余，昏君奸臣本来找不到借口来仇视忌恨他；但一贬再贬，志向终不得伸。到高宗之世，本可以昭雪了，却仍被指为朋党，把宋朝不再用的刑罚，施于陈东。没有别的，只因为伏阙呼号的人不逞，与天子争权，行为已经违逆，内心终究无法表白。
司马光律己很严，并非有意招致，而把儿童走卒引为羽翼，固然如此。至于李纲，危亡在目，殷忧在心，也一定不会拿着债券去找陈东，让他率众来颂扬自己。他在众情沸腾之下，本来也无可奈何，这不足以成为二公的毛病。虽然如此，君子安定天下人心以使国家安定，是有方法的。尽忠与君谋划，可以辅助而必须实行的，话不宜长。秉正与同僚谋划，自己所引以担当的，旁无所待。赞同我的，接受他，得当而行，喜不急于表露。反对我的，听听他，由我裁断，怒不形于色。退而默藏于心，不以慷慨之容鼓动众人，使人依附自己。不被用就奉身而退，不自己表白其心，而激起人把怨恨归到上面。失职之士、怨忿之民，疏导其愤懑，体恤其隐衷，而不引导他们尽情发泄不平之鸣。如此，则谋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泄。忠诚不得施行，道义不得试用，则带着微小的过错离去，总留有余地等待君主醒悟，而不激起不可止的争斗。那么朝野兵民，各居静以待命，即使有大奸巨寇，也不能窥测我的边际，而让宵小之辈无机可乘以收其利。如果最终不被天子信任，不能战胜奸邪，那也是天意。我自己尽心无愧，以一死报宗庙而无愧。而士民嚣陵的戾气，无从开启，祸患也就不会长久。君子之所以能静守其位，邀得神听的和平，就是这个道理。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岂止是李纲？司马光也还没有达到。
谢安石抗拒桓温、击退苻坚，而百姓不觉得感恩。郭子仪受困于程元振、鱼朝恩，而众人不为之伸冤。种师道老迈无能，而一掀帷幕就欢呼雀跃。成败的不同，在于他们持守的方法不同。要止息祸乱，必须先止息争斗；争斗不激烈，危难就不急迫，这在于担当国事者有道。孔子说：“君子无所争。”自己尚且不争，更何况让君主和百姓挟持自己作为争端的借口呢？
【四】
曹操雄猜多疑，徐庶因为刘备的缘故，终身不为他出一谋。曹操能杀荀彧，却不能杀徐庶，因为徐庶随顺委蛇可以做到。但还可以说徐庶没有触犯曹操的忌讳。司马昭狠戾，阮籍为他草拟表文，司马昭却期望他有箕山、颍水之节。司马昭能杀嵇康，却不能杀阮籍，因为阮籍隐默可以做到。但还可以说他言辞隐微而没有直言指责。郅恽上书王莽，陈述谶纬，劝他恢复汉室而称臣。王莽不能杀他，他又看到光武帝兴起，婉曲可以做到。但还可以说他诡托符命以术制莽。马伸在张邦昌僭位时，上书申状请求复辟，再三再四，张邦昌害怕而听从了他。他不怕逆臣，不怕狡虏，不怕吴幵、莫俦等群小，志至气充，不知有死，而死也终究没有轮到他。既然如此，士人如果有志向，昭昭然如日月行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何必一定要等到武王才可施行呢？
唉！士不幸生在危亡之世，君已被俘，宗庙已成废墟，六宫尽受屈辱，宗子无遗，举国臣民生死于异族之手，听任其嚼啮，奸佞之徒安然地拥着叛逆为主，不死又何以自堪？除了梅执礼、吴革、刘韐、李若水、张叔夜之外，没有可死的机会，死也无益于名义。所以张浚、赵鼎、胡寅只有匿形免污以求自全，因为没有必死的理由。马伸身居台谏之职，想找一个死地以效命，就只有直接责备张邦昌让他奉迎康王这一条路可走，足以慰藉自己的梦魂而无愧疚。触犯张邦昌，就是死地。张邦昌听从自己而避位，并非马伸所一定能求得的。一个人正想当天子，而帮助他叛逆的人又进献骑虎难下之说以恐吓他，岂能靠笔舌之力就争夺掉他的尊荣富贵呢？所以说这是死地。稍微一迟疑，就得姑且隐忍了。以必死为心，以成败听天命，以纲常名义自任，而不求助于人，那又何必不能如日月行空，而说话还要吞吞吐吐呢？
孔子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所谓无道，是君不明，但依旧是故国之君；风俗不美，但依旧是中国之俗。不是国破君辱、逆臣窃位的意思。言语谦逊，是因为道不可急于阐明，就以微言等待后世；志不可急于表白，就以谦让自居。这不是谈笑以道君父之危，缓颊以息乱贼之怒。在马伸的时代，秉持马伸的志向，做马伸所能做的事，岂是这个意思？况且马伸的话，也未尝不谦逊。他上申状给张邦昌，仍以台官上申宰相的礼节；他进说辞，仍期望以定策立元辅之功。比起段秀实用笏击打朱泚，还要从容不迫。并非马伸的气弱于段秀实，因为段秀实时已形成不可挽回之势，而马伸时还有可转之机。假使张邦昌怙恶不悛，群奸交相攻击他这个异己，那么马伸也会与段秀实一样肝脑涂地。他的处境是危，而他表现得谦逊；他的谦逊，也并未脱离危险。马伸在这里合乎了刚柔的节拍了。
人对于义，难道怕不知道吗？怕的是没有那个志气。或者又怕只是有那个志向？怕的是气不充。张邦昌不可以做皇帝，天子不可以听任女真人的册立，作为宋朝的臣民不可以拥戴张邦昌为君，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人心里也都有这个想法。但好像有所遮盖而不得显露，有所牵制而不得舒展，有所隔阂而不得吐露，都是因为气不胜。所以持守其志的人，用气来配合义，志才能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