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一〗

汉光武帝只身跑到河北，手里只有渔阳的一支军队，但他能平定天下，靠的是收编各路盗贼为己所用，所以有“铜马帝”的称号。宗泽守卫东京抵抗女真人，用的也是这个办法。考证史书，光武帝接受的各路盗贼投降，差不多有两千万人。王莽末年，盗贼虽然纷纷起事，也不该有那么多。大概是投降后有的又反叛，投靠了别的盗贼，之后再次投降，这样反复了三四次，才累积出这个数目。否则，建武初年，地盘还没扩展多少，哪来的粮食喂养这么多人？宗泽接收的王善等人部众有二百多万，这些人能聚集这么多，也不全是凶悍不怕死的壮汉。徽宗时期，河北的盗贼已经兴起。等到靖康年间，女真攻破汴京却不占领，张邦昌僭越称帝却不长久，高宗远在淮河以南无法发号施令。郡县没有官吏，官吏没有法度。往来游弋的敌兵骑兵，到处蹂躏，百姓无法自保性命。强悍的人聚集人马占据山寨，农民没有可耕的土地，商人没有可经营的店铺，于是纷纷投靠他们，占据太行山脚，苟延残喘。家家没有一年的生计，瓮中没有隔夜的粮食，像鸟兽聚集、飞虫游荡一样，不论强弱，合起来就有了这个数目。听说宗泽接受了留守的任命，就依附他以求活命，美其名曰“忠义”来安抚他们，但他们难道真的是忠义之士吗？所以宗泽任用他们，是想赶快用他们。

汉光武帝使用各路盗贼，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用他们来转战进攻，而不用他们来固守。来的就收留，走的也不追，等到他们能够回乡种田的日子，就自行散回归田里。所以天下平定后，这一千多万人，不知道去了哪里。用他们来转战，而不用来固守，是趁着他们士气正旺。来的就收留，走的也不追，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劳烦河内、宛城、洛阳的百姓，竭尽财力来养活他们。宗泽在那个时候，东京还有存粮，可以供应二百万人一两年的口粮，过了这个期限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宗泽从接受命令守京，到病逝只有一年，于是迫于有所作为，多次请求高宗回汴京，以便大举渡河，他知道这些人是暂时可用，可以因粮于敌，不能长久相处，否则内部会发生变乱。奸臣从中阻挠，志向不能实现，忧郁而死。他渡河的呼喊，难道只是痛心大计不成，也是担心这二百多万人不是一座汴京城能留住的。宗泽死后，这些人又散落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辗转抢掠数千里，不等女真到来，江南早已糜烂。不是韩世忠、岳飞迅速起来收编他们，宋朝必然灭亡。

没有粮食就不能有军队，没有士人就无法得到粮食，不进攻就无法得到土地。等到粮食充足再兴兵，那是处在全盛之地，防御一方之敌，如赵充国对付羌人的策略。这不适用于用乌合之众，去抵挡气势正盛的敌人，保卫已破败的国家，这是很清楚的。想到自己必将穷困，知道众人不能长久聚集，忧心内部必然发生变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处理，只有赶快利用他们旺盛的士气罢了。赶快使用而获胜，杀死的是敌人。赶快进攻而不利，杀死的是盗贼。要鼓舞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倒戈内向，就看主帅的恩威了。这二百多万盗贼，本来都有山寨可以作为退守的巢穴；而我们收编训练好的禁军，进攻可以为他们声援，退却也不怕他们反咬。但这终究不是长久留住聚集、耗费我们的粮食、骚扰我们的农民、让他们产生轻慢之心所能胜任的。所以汪伯彦、黄潜善在内蛊惑，高宗内心怯懦，旷日持久，在汴京徘徊，即使宗泽不死，事情也渐渐难办了。各路盗贼流入内地的，韩世忠、岳飞竭力剿灭，歼灭过半，弱的也散去四处佣工糊口，然后收其仅存可用之人以为我用。不是这些吃桑葚的猫头鹰，都能带领着所向无敌的。所以宗泽也知道独自一人承担此事是不足的，多次请求高宗回京坐镇以震慑群雄，并且可以运送东南的粮食布帛，调发入援的军队，作后续的打算。如果只是依靠宗泽一人的忠义，而没有刘裕匡复的威望来震慑群雄，也没有郭子仪在朔方的部曲来建立根本，靠不固定的供给，只会招致怨恨和轻慢，刘琨受困于段匹磾，就是前车之鉴。上面没有君主，内部没有宰相，起初声势浩大，渐渐就衰落了，悲愤交加，坐视其败，即使不想抑郁而死，又怎么可能呢？

所以认为宗泽不死，凭仗这些部众就可以席卷燕云的人，是不了解宗泽含辛茹苦的苦心。驾驭他们必须有其权力，供养他们必须有其物资，然后这二百多万乌合之众，才能取其利而不遭其害。不是汉光武帝那样聪明神武，要想驯服这些不轨之徒，去与虎狼争生死，岂是容易的事！岂是容易的事！

〖二〗

宋高宗畏惧女真人，逃跑不以为耻，屈膝下跪不以为惭，简直可以说没有人的气概了。然而考察他的言行，观察他的志趣，本来也不是周赧王、晋惠帝那样的人可比。为什么如此怯懦呢？李纲的话，他不是不知道有道理；宗泽的忠心，他不是不知道可任用；韩世忠、岳飞的功劳，他不是不知道应奖赏；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张议和而贻误钦宗的罪过，他不是不知道应贬斥。但他忘记亲仇、放弃怨愤，蒙受耻辱、丧失节操，以至于陈东、欧阳澈触犯众怒而被一同杀于集市，把李纲看作仇敌，以消除女真人的怨恨。这难道是汪伯彦、黄潜善两个小子能够从高宗那里取得信任吗？而且高宗也最终看到了他们的奸邪而斥退了他们。那些主张屈辱的，也不只是汪、黄。张浚、赵鼎是力主抗战的，却也首鼠两端，进退不定，也不敢公开说议和不对。那么除了李纲、宗泽之外，认为不能以避寇求和为事的，不过是一两个闲散敢言的人而已。从当时形势来考虑，那时确实有朝不保夕的局势，犹豫胆怯，本来也有不值得深责的地方。如果不是汉光武帝那样的见识气量，足以屡败而不挠，那么外表强硬的人内心必然空虚，何况那些本就不够强硬的人呢？高宗曾在敌营做人质，受到凶悍气质的熏染，低头看看自己，本来就不是对手。后来追赶天子的，从海边追到明州，追赶隆祐太后的，翻过岭追到皂口，逃跑不快，就要一起被俘了。君主自身难保，臣子不能保其君，震慑惊慌、无可奈何，这是普通人的常态。高谈阔论的人又怎么能振作他呢？

靖康之祸，与永嘉之乱相当，但形势不同。晋怀帝、晋愍帝虽然被俘，晋元帝还能自立的原因：就外部而言，晋惠帝末年，五胡争相兴起，乱局虽然已极，但争起的不是一家，互相牵制，消灭晋朝的心思并不坚决。女真则势力统一，一心想要怎样就怎样，无所顾忌。就内部而言，江南的形势，荆、湘是上游，襄、汉是右臂。晋朝则有刘弘早已受命镇守一方，财赋兵戎听其节制，没有掣肘，顾、陆、周、贺各大族，自孙氏以来，世代是三吴的望族，一旦归附琅玡王，众志交孚，王氏合族率众同来扶持。宋朝则虽有广大的土地，却没有安抚治理的人，几个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无事，与民不亲，没有一兵可集、一粟可支。高宗环顾四周，除了一两个议论之臣，还可以周旋之外，依靠什么来图谋一夜之安？小小苗傅、刘正彦心怀怨恨，就夺了他的位子把他幽禁在寺庙中，刘光世、韩世忠在江上徘徊，也落拓不羁，不肯做头目的捍卫。如果不是命世之英，孑然一身，即使怀有悲愤，又谁能为他续命？假使晋元帝处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临江稳坐，不怕系颈在目吗？所以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谈而无特操，是必然的。

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个国家一败而不可收拾，是因为它孤立。有萧何在关中，所以汉高祖在泗水失败，还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所以邓禹在长安失败，还能散而复聚。崛起的人尚且如此。至于唐朝多次覆败，而朔方有可凭藉的元帅，江淮有可通行的财赋，储备充裕而任人不疑，不是一朝一夕的积累。宋朝则奄有九州，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郡没有安抚的臣子，郡县没有持衡的长官，军卫成为罪人的枷锁，租庸归于内库的储藏。在那里做官的人，浮游以待，任期满了就飘然而去。一旦故国倾颓，无处逃身，孤悬江介，靠海边藏身。陈东、欧阳澈慷慨陈词，他们能保住这仅存的一线，不随二帝一起囚死于燕山吗？《左传》说：“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是说必须有依靠。《诗经》说：“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部已经干枯很久，内部留存的一点水一干就没了。宋朝自设通判于诸州，以夺取州镇的权力，大臣出京做郡守的，不是养老，就是贬官。富庶的江南，没人；险要的巴蜀，没人；紧要的荆襄，没人；枢要的淮徐，没人。峨冠博带，优游于天下，贤者建个书院讲道，次一点的修个亭子游玩，最下等的搜刮民财自肥。天子且安心地说：“这些人虽然不肖，也不至于相继谋反，希图我的神器。”那么想求像晋元帝那样以平庸之才，延续宗社而免江淮人民于左衽，岂不也很难吗？所以以逃跑为安全，以求和为幸，也不可仓促地责备高宗一人。

至于后来还能支撑，则是从张浚宣抚川陕、奉行便宜之诏开始的。宋朝于是向西望去，还有可以依靠的形势。而且掣肘的防备逐渐放松，任事之心都振奋起来。张、韩、岳、刘诸将竞相起用，扫荡群盗，收为部曲。宋朝于是有了军队。不捆住他的脚，他不会倒下；不砍掉他的枝，他不会枯本。所以在秦桧摧残之余，完颜亮兵临长江，高宗也不惊慌逃跑，而且下了亲征之诏。那么假使在此之前，有威望的重臣坐镇江淮，以待高宗到来，也未必会气沮神销到如此地步。

首创这个谋划的人，唯恐天下不弱；后来的人，庆幸离散了就没有忧患。国土已蹙，敌寇已深，而尸位素餐之臣，争战议和，在窝里相争，没有一个人能够鉴于诸路勤王之兵的溃散，改变覆辙，在外建立援助。宋朝本不孤立，使它孤立的是猜忌的家法。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的援助，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此迷惑高宗。和议再成，依然是毕士安的老办法。岳飞被杀，韩世忠罢黜，继起无人，将帅听命于文吏的长短，依然是赵普的用心。于是把中原交给蒙古，如同拾取一样容易了。难道真是天骄不可亲近吗？有可凭藉的屏障，高宗还足以像唐肃宗那样平安史之乱；无猜忌的家法，高宗还足以像唐德宗那样任用李晟。所以破坏千万世华夏大防的，是赵普。以太祖之明，浸润之言，已经深入肺腑。何况后来豢养在深宫、以渺小之身君临四海的人呢？汉光武帝不效法汉高祖的诛杀，上等圣哲能做到，不可期望于中等以下的人。

〖三〗

言论有纲领，道理有宗主；纲领和宗主，是大中至正的东西。所以善于谈论道的人，说出它的宗主，万事万物之理就得到了；善于谈论治国的人，说出它的纲领，千百条目就张开了。遵循它就可以完全做到，推展它就可以知道变通，传之天下后世而没有人能挑剔出毛病。然而也必须立论的人内心真诚，然后才不仅仅是善于言辞而已。而且也必须听言的人知道遵循、知道推展，并且在行事上确实做到才行。而且也必须形势不紧迫，可以慢慢地引出头绪；事情不疑惧，可以不担心迷惑才行。像这样，那么今天说，今天做，效果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快。天下人崇尚言论，不像这样说的人多了。疏懒平庸之人，剽窃正论，也可以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主不足以成为万事万物的宗主，纲领不足以成为千百条目的纲领，寻找不到头绪，追究不出结尾，泛泛地罗列，好像可以施行，却不知道该怎么措手。天下有乐于称道这种言论的人，但不过是花拳绣腿，又何必这样喋喋不休呢？

宋高宗南渡，李纲多次进言。他的话都没有可非议之处。但他的纲领和宗主，是报君父之仇，复祖宗之土。进而再详细些，是远小人，亲君子；议巡幸，决战守；选将帅，练士兵；安抚河北，镇守荆襄。像李纲的话，遵循它、推展它，来建立中兴之业，确实是完美无缺了。所以天下后世没有人能议其非，而责备高宗不用。虽然如此，以实求之，他哪里足以担当纲领和宗主呢？足以建立纲领和宗主，却不是出于真诚，那么纲领和宗主就只是虚设的纲领和宗主，本来就不对。

君父之痛，国土之蹙，确实不容已。然其容已与不容已，只在于继位之君的志向罢了。有那个志向，不待说；没有那个志向，说了也没用。有志向而不知道怎么做，不告诉他方法，固然不能鼓励他。所以这两句话，人人可说，人人可信，但终究只是空话。再进一步详细说，固然愿意把他的说法说完，以引导人走出迷途，这是天下后世所乐于听的，也许也是高宗所想听的吧！他说亲君子，远小人，那是很高明的。除非是疯癫不清醒的人，谁认为不对呢？然而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把小人当作君子，那么小人就成了君子；把君子当作小人，那么君子就成了小人。所以诸葛亮的《出师表》必须指名道姓地列出那些人。现在不直接简选贤才而请其进用，斥退奸邪而请其罢免，那怎么知道汪伯彦、黄潜善不是君子，而赵鼎、胡寅不是小人呢？议巡幸，决战守，是很紧迫的。但行伍的凭藉，谁为干城？强敌的争趋，从哪里控制？粮草如何储备才能不匮乏？器械如何取用才能精良？难道天子匹马前行，疲兵扶弱而进，就足以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吗？选将帅，练士兵，尤其要紧。是到那些屡次败逃的军队里去选呢？还是到偏裨、到行伍、到草野中去求呢？是天子亲自选呢？还是李纲可以代选呢？天子亲自选，那么也不是没有任用的人了。李纲可以代选，那为什么不在坐论之下在心里口里盘算，如赵普为太祖谋划那样，而只是空悬一个“选”的名号，听任别人投机取巧呢？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已经很久了。聚集必有方法；编制队伍，必有制度；教练、督责、安抚，必有将领。河北南来之人，闽海、楚蜀新募之人，必有可以使战、可以使守的形势。把他们分散的聚合起来使之一体，把他们懦弱的振作起来使之坚强，必有方法。李纲如果真要以一身担当安危之寄，就该亲身去干，默默记取，日积月累，以求成事，尤其不是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所能胜任的。所以尤其不能用空话奏效。安抚河北，镇守襄邓，确实是形势所不容缓。河北之待安抚，难道只在上面喊一声“我不割地”，人心就会固若金汤吗？那里的官吏百姓为朝廷守土的，谁可任用？谁不可任用，而必须另选将帅去任用？张所、傅亮本来不足以胜任。即使任用他们，而用什么办法来安定他们、使他们竭尽其力呢？襄邓的财赋兵戎，可以沿用的有哪些？需要补葺的从何着手？专任而无旁挠的有什么办法？所有这些，都必须就事谋划，因势图谋，不是一句话就可以作为不拔之策的。国政在握，成败就在眼前，急于与天子商议，集思广益，本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片刻的，哪能擂鼓而追亡子呢？而李纲只是琅琅上口地说而已。话一出口，气就泄了。那么汪、黄之党就会笑他说：这是老生常谈，说饿了当吃，却是在做无米之炊。怎么能拯救我们的君主于危殆而安置于安地呢？在那个时侯，二帝被俘，两宫陷落，从河朔到江淮，数千里城池空虚、田野溃败，飘摇于徐、兖之郊，回头一看，零丁孤处。李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就应该以一言而决众论之归。却还组练篇章，指着那不可马上施行的规划，以求免于被人挑出毛病。这哪里是贾谊、董仲舒在汉朝盛世时高谈阔论以立美名的时候？那么话说得再好，也不如不说。

宋朝之所以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始终就是一个纲领宗主的话，坐销岁月而已。继承李纲而献策的，杨时、胡安国也是如此。在这之后陈言的，刘珙、真德秀也是如此。在这之前首倡的，景祐以来，吕、范诸公以至王安石的邪僻，苏轼的纵横，也无非如此。用来比拟道，都提出了宗主；用来考察治，都举出了纲领；谁能指出其毛病？然而求其话一说就能行，一推行就能见效的，万不得一。所以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是可以正告天下后世而不违背大中至正的纲领和宗主的。但问他怎么做却得不到，那就难了。言论，难道仅仅是为了免于惭愧吗？陆贽用奏议辅助德宗，而回奉天之驾，一议只为一事而已，并不是建立纲领宗主、统括万事万物于几篇文字之中。那才真正是善于言论的人啊！

〖四〗

屈身在逆乱的朝廷中，隐忍以图保存社稷，这是人臣的极致，但也看所处的形势。揣测有可图之机，以待天下有变，姑且就之，两处于有余之地，以保存自身与其禄位，就许之为行权以济险；那么名义的途径就宽了，而忠孝的防闲就裂了，这是君子必须严格分辨的。所处之地可以安置自身，自身虽危，犹安。安其身而动，动而有利，可以把君父救出险境；动而不利，也不丧失自身所守；那么生死成败，都可以自尽其心，这样是最好的。其次，则是自身不可安，而没有可安之地，于是以身试不洁，而想以此来济其志。志能实现，就可以大有为于天下；志不能实现，也不以自身为罪媒，而毁伤分义之防。所以陈平、周勃在吕后之侧俯仰，并非只是志在安刘。惠帝死，后宫之子，还是高帝的后代，可以为君，他们依靠他以待吕氏之变，而施其诛锄，本来未尝一日辱身于异姓。王导之于苏峻，王坦之、谢安之于桓温，忍受其气焰，阳与相亲，贼未篡位，吾君尚在，不容立异以激祸之成。苏峻被杀、桓温死后，他们的志向得以伸展；苏峻不杀、桓温不死，晋室已移，终不能救，而后死之，也未晚。“苏武节”的讥讽，不足以成为他们的病。狄仁杰在伪周做官，宗庙已改，君主已囚，本无可做了。但狄仁杰在高宗之世，未预大臣之列，那么除了武氏，更没有谁可以执掌国柄、进用忠贤、以为兴复的基础。他明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与从逆之臣为伍，非但一死不惜，用心愈隐，怀贞愈烈，尤其不是别人所能托付的。审察此理，则吕好问、朱胜非无法逃避同逆之罪，不能为他们遮掩了。

吕好问从中丞升为少宰，参预国政很久了。张邦昌受敌册命以篡大位，这是什么时侯？马伸等人冒死力争，而吕好问不说话；赵鼎、胡寅洁身自逃，而吕好问不出。张邦昌舞蹈着接受冕旒，吕好问从容地充任陪列。已经知道众心不归，于是问张邦昌：“真要做皇帝呢，还是不做？”张邦昌匆忙有了“不敢当”的回答。那也是探得张邦昌不决之情，而姑且变计。那么假如高宗不系人望于济州，全国都拥戴张邦昌为主，吕好问受伪命已久，又凭什么自拔于逆廷呢？吕好问的心，本来不像吴幵、莫俦那样夸耀佐命；也不像洪皓那样决志不污，誓死不从刘豫。他权处于进可为宋、退可为邦昌的歧途，随风倒；那么派人送帛书给高宗，也是游移两全的巧计，无论到哪都能自容。到王宾揭发已穷，他还说：“世受国恩，受贤者之责。”想欺骗谁呢？假使他对邦昌没有“真立”之问，对高宗没有尺帛之书，宋朝就最终拿张邦昌没办法了吗？密奏不足为有无，继位之君非因他拥戴，只有这七尺之躯，一污就再也洗不清。吕好问说：“闭门洁身，实不为难。”洁身而保存自身不难，洁身而以身殉国岂容易吗？如果他真是段司农那样不辱之身，又怎么能闭门而保全躯命呢？以此来质问，吕好问的论定就清楚了。

至于朱胜非，尤其不足齿于士类。苗傅、刘正彦，不过是两个健卒罢了。权藉不重，党类不多，逆谋不深，他们想逞志的，不过是王渊、康履而已。逐渐波及到皇上，就敢废人主而幽禁于寺庙。朱胜非身当大政，系百僚之望，假使他有不可夺之节，正色立朝，那两个贼子，怎么敢那样做？然而内禅之举，朱胜非且充当陪列之长，为下改元之诏。德不重，才不足，志不固，贼人藐视他久了，所以胁迫他也轻，而朱胜非的顺从也容易。假使这场祸患不终止，那么宋朝的危险也很快了。那两个贼子所挟持以逞志的，其心可洞见。女真临江而想过江，江东不保在旦夕之间。二贼难道有为宋守吴、会之心吗？开始立个婴儿以待变，女真来了，就杀高宗，抓了子旉去投降；女真不来，就慢慢揽权，要九锡，图谋篡位。假使三方的义师不星驰而至，贼势已成，敌兵且进，朱胜非能在中间起事，斩贼首而复辟吗？如果他能，那他日后自辩说：“偷生至此，想图今日之事。”固然可解。然而悲愤始于张浚，成谋定于吕颐浩，奋勇决于韩世忠，朱胜非参与了什么？他想图谋的，究竟图谋什么？察其所怀，不过是一个冯道、范质之心罢了。朱胜非活着，无毫毛之益。如果他死了，就可以表明苗傅、刘正彦是贼，而激发忠义之心奋起，那真重于泰山了。没有靖康之祸，有可奉之主，名义自己可以立衡，存亡取决于自己。事情比张邦昌挟女真之势容易，而也没有吕好问通闲道之书。事定之后，优游而去，贬斥不加，宋朝哪里还有王法呢？

士人出身以事君的，是君；所以事君的，是身。身已受辱，功劳尚且不足以盖过，何况说不上有功。身之所履，因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于时之所处。有以处身，心才宽裕；有以处心，事才贞正。大白不被玷污，是因为有大白存在。屈以求伸，是因为有必伸的所在。功名交给事外之人，节义存于当局之正。吕好问死了，不愁拥戴康王没有将相；朱胜非死了，不愁革除明受没有义师。王蠋捐躯而齐国重振，翟义夷族而汉朝复兴。死也不是白白死而没有益处，然而不是果于义的人所期望的。立身则有本末，立朝则有风裁，立志则有衾影。怎能一日在乱贼面前缓颊，以观望其情，而徐图转计？留有余地以待他日之辩，辩是辩了，我不知他开口之际，何以自扪其心！

〖五〗

兀术渡江南下，席卷吴、会，追高宗到四明，东至海滨；他的别将追隆祐太后，南到虔州的皂口，西掠楚地，攻陷岳州、潭州，而武昌在其手中。在这个时候，江南糜烂，宋朝没有一座城可以凭恃，韩世忠、岳飞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这是苻坚所希望而得不到的，拓跋焘所迟疑而不敢进的。拥有整个天下，哪里用得着等蒙古到后来呢？然而兀术急于渡河回去，高宗且可画淮而守，这就可以知道国家安危的机枢，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了。

女真不能久处江东，像是有所恐惧，而梦寝不安。不是他们欲望满足，也不是他们力量不足；攻有余而守不足，是因为没有人援助。杜充投降，好像有人援助了。但杜充不足以当有无之数，孑然一身投降，号令不能及众；那么女真不能凭藉他而有江淮，他们深知这一点。深入国境而能因而占据的，必须有拥众降附代为招集的人。所以刘整、吕文焕降于蒙古，然后宋朝不能免于土崩。地不是他们的地，人不是他们的人，风土之刚柔，山川之险易，人心之向背，初到其地而无从相知。怎么能孤军悬处，设守令，索粮草，而不忧其困乏？行军千里而不见敌，心必危；乌合之众来附而没有能安辑的人，信之必不固。所以兀术方胜而惧，得地而不敢有，是必然的。

宋朝之所以如此，对于天下虽无寸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不为女真所用，本来是有原因的。对于士大夫，也几乎失去了他们的心；然而诛杀不加，鞭笞更不敢施。祖宗的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那么奸邪也知道所禁而不能播其凶德。对于武臣，猜防之而不使他们展其勇略，所以弱了；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意挫抑，有过而未尝深求，危困而未尝割弃，败衅而未尝按诛。待之既使有余，而驭之也有其制度。不使他们擅自统率部曲而听其去来，不使他们幸寇存而胁取权宠。不纵之于先而操之于后，那么怨不深；不操之已穷而纵之使傲，那么情不悖。所以武人犹思媚于君，而部曲不从逆以靡。天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协，民志定，军情犹固；宋朝之所以立国百余年如一日，而濒危不改其常态。

至于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成法，理宗懦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不然，刘整、吕文焕虽降，怎么能使我所豢养的官吏士人直前相搏，而乐附狡夷如其父兄呢？斩刈太急，则小人易激；鞭笞滥用，则君子亦离。部曲众多而封赏过早，则去来自恣；孤军危殆而应援断绝，则反噬必深。上与下涣散而不相知，敌人乃坐收之，反而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宋朝的乱政，到蔡京当国、童贯临戎而极矣。而凡此数者的病态还未剧。所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终不亡。

〖六〗

人发议论，贸贸然想，绵绵不绝，指天画地，攀引圣人，摭拾六经，以成其说。违背道之宜而以为德，大害于天下而以为利。探其终究，必不能如其言以行，却辄欲行之。时有达情体物、因势衡理的人，主持于上，必不听其行。于是向天下叫喊说：“我的主张不行，是因为世衰道降，没有英君哲相希望帝王之盛治。”于是流传于世，乃使殃民病国之邪臣，窃取其说以文饰其恶，则人民之憔悴，国家之败亡，都由此起。总之，他们只能贼民而不能利国，也终究不能如其说以行，只是为乱而已。

在建炎三年，宋朝之不亡如丝，人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有个叫林勋的人，勒成书，请求实行十一之税。一夫限田五十亩，十六夫为井，一井出二兵一马，丝麻之税又在其外。书奏上去，求得一官而去。唉！作为林勋干禄之资，是得到了。他的话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也太惨了！当时也知道不可行而未行，话却说得娓娓动听，依附古道以欺骗天下，还有人不断称道。传到贾似道，就立限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法以尽地力而增正赋，怨声载道，宋朝社稷因此覆灭，大概也是从此开启的。

古时候说十一之税，是中正之赋。而孟子说：“比这更轻的是貉之道。”汉朝改为三十税一。那么汉朝是貉之道吗？为什么一人陶治万室之邑，历千年而不忧其匮？以天下而奉一人，礼际、禄廪、宫室、车服之费，已经节约了，不是百里一邦、制度繁盛可比。而且不仅如此，古者建国分土，民各输于其都，自远郊而外，道路远的，即使在王畿，也近则五百里。最大的诸侯，不过二百余里而已。而大夫有采地的，就在其都邑出纳。如此，则名十一而实也是十一。自汉朝合四海以贡天府，郡县离天子之畿，有超过五千里了。那些输送到塞下养兵卫民的，又超过这个数。逆流而漕，车舆驴马肩扛，费用不赀。如果一定要收十一以充实太仓，三倍也不够。所以合计民之所输将，名义上三十税一，实际上已超过十一了。而且要建立取民之制，求多于十一，民之膏脂尽于此，还怎么能活命？现在让林勋计算其亩田，令输十一于京师、边境，林勋能办到而无怨吗？还是只是说这不仁之言，以引导君主贪暴呢？何况古时候的十一，有田有莱，有一易再易之差，则也是名十而实二十。汉朝的改法，是为了革除李悝的虐政，而通周制之穷，百王之大法。哪里容得轻议？

至于想在一井四百五十亩之中，出二兵一马，以充军队，不知林勋想用他们干什么。用来作战吗？那就驱赶愿懦的农民，去与不怕死的盗贼、乐杀无厌的夷狄，在喋血屠肝之地贸躯命，一兵死又责成一兵，不杀尽农民不止。没有严酷的刑法来督责，则闻金鼓就惊溃，国家迅速灭亡。用来戍守吗？那就荷戈而走数千里绝塞，饥寒冰雪，能活下来的有几个？还要重复征发，南亩之余去耕种的，又有几个？三代之兵，所戍的是百里之疆场；所战的是乍相怨而终相好的友邦；所争胜负的是车中之甲士；追奔不穷日，俘馘不尽人。想把它行之于后世流血成渠的天下，即使不是仁人，也不禁为之恸哭。至于马，国家有牧场，再加上商贾之税，本来未尝责成农民供戎车之用。林勋想再取盈，商鞅、李悝所不忍做的他却想做，也真可谓天地不容的凶人了！

林勋固然说：“这是先王之法。”从而称道的人也说：“这是先王之制。”建立一个先王作为旗号，而胁迫天下之口，确实没有能非议他的。但衡量以先王之时，推究以先王之心，他们忍心这样做吗？而且让林勋自己去实行，能保证人民不揭竿而起吗？而且让他在自己的田庐实行，林勋能不弃产而逃吗？他也是扪心自问了吗？

奉一古人的残缺之书，掠取形迹以为言，而乱天下的，不只林勋。庄周说太昊氏，许行说神农，墨翟说大禹。乃至御女烧丹之说黄帝，篡国之大恶说舜、禹，犯阙之巨盗说汤、武，都有古人可以作为称说。古先圣王的仁育义正，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于变通，研诸虑，悦诸心，征之民而无怨于民，质之鬼神而无恫于鬼神，思之慎而言之力，哪能容忍这种吮笔濡墨求充其篇幅的人呢？前于林勋的是王安石，也讲周官；后于林勋的是贾似道，也讲经界。王安石急于试其术而宋朝乱，贾似道力行其法而宋朝亡。林勋幸而在建炎惊窜不遑之日，所以人知其不可行而姑且置之。陈亮还说：“考古验今，无以加也。”唉！怎么得到这不仁之言而称道它呢？

〖七〗

绍兴年间各大将所用的兵，都是投降的群盗。高宗渡江以后，很弱了。张浚、岳飞受招讨之命，韩世忠、刘光世继之。于是范汝为、邵青、曹成、杨幺的部众都投降充伍，才得以重振。赶走刘豫，打败女真，风闻惊窜之情，因此而定。因为群盗，耐寒暑，冒锋镝，习以为常而不惊；器械具备，部队分列，沿用而不需等待；所以足用。不然，用江南厢军配囚脆弱之众，怎么能抵挡巨寇呢？

考察古今，用群盗的，是大利大害之司。接受其归降有权，收其作用有制。光武收铜马而称帝，曹操兼黄巾而强大，唐昭宗用朱温而亡，宋理宗抚李全而削弱。盗本来不可轻用。以弱而受强，则宾欺其主；以强而受强，则相角以机；以强而受弱，则威生其信。无故而来归的，是诈。被彼打败而归于此的，不能为助。以名相服而无其实的，乍合而终离。所以想安抚群盗，必先剿灭；而群盗想投降，也要先战胜而后从。即使已为我之部曲，犹以强弱与我争主客之权。唐昭宗凭什么受朱温？宋理宗凭什么受李全？朱温与李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又将谁禁之？只有绍兴诸帅知道这个道理，风驰雨骤而急与之争。一败之，再败之，无不可败之盗，而后无不可受。群盗岂徒畏我？也信我可恃为吾主，而可无衅折死亡之忧了。这就是受之之权。

至于用他们，尤其有可用不可用之辨。同样是盗，既做了首领，就俨然自大，以为我有此众。受命归降，又崇其官秩以统其众，那么虽有居其上以控制的人，尊而不亲，而不能固保其尊。他们来，是因之而来；那么去，也因之而去。他们顺，是因之而顺；那么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拥虚名，元戎徒为旒缀。他们且肉袒而卖我于敌，且怀奸而代我以兴，何况望其同心戮力以死相报？所以盗可用，而渠帅不可用。

尤其有根本不可用的，即其收敛心志无他，也必不可图功。因为他们初起时，都是闾里之间的伙伴，无权势可以驱使，而群推一人为长；这一人，怎么能折服傲慢之众使之不离散？本来有工于为盗之术，而众才俯首听命。其术，并非有规恢天下之略；也非智勇过人，战无不胜。不以败为忧，不以走为耻，不以旦此夕彼为疑。进攻务必有所卤获以饱众，退却知道不可敌，而急去以全其军。得地而无固守之情，以善其规避；一战而不求再战，以节其劳疲；志在偷生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功之必成。于是徜徉于不祥之地，凭恃山川之险，以免其众于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于是贸贸然起事的人，乐推奉而戴之为尊。如此，想让他们争封疆于尺寸，贸身首以立功，没有能胜的。败也走，胜也走，无所不走，无所不掠。甚至坐视国家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都是其习气之无恒，熟用之而不恤。威不足以震，恩不足以怀，非但唐昭宗、宋理宗无法驾驭；即使光武帝，又怎能洗涤其顽诡，使之媚己以共死生？所以光武帝对赤眉之帅，讥为“铁中铮铮”，只待以不死；曹操收黄巾之众，终不任以一将之功。而朱温、李全仍拥部曲，屹为巨镇，进则败而退则逆，为盗魁者，习与性成，终不能改。

绍兴诸帅用群盗而废其长，张用、曹成、黄佐仅得生全，范汝为、杨幺皆被斩馘，李成、刘忠宁使之北降刘豫，而不加收录。那么根已拔者枝叶自靡，垢已涤者颜色更新。人皆我之人，用唯我之用，指臂相使之形形成，搏击有余力了。宋朝抚有江淮，遗数世之安，在此。荡涤尽，则民力裕；战胜频，则士气张；大憝诛，则叛逆警；部曲众，则分应周；控制专，则进退决。所以赶走刘豫，挫败兀术，而得志于淮、汴。及至日后，完颜亮犹不能以一苇渡江而逞，都是诸帅决于灭贼之功。如果不是高宗之志变、秦桧之奸售，宋朝就会兴起了。

〖八〗

上有不能言之隐，下有不能变之习，贤者且奉之以为道之纲，奸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术。等到害已显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只说：“知人其难！”所以贤为奸惑，而庸主具臣勿论。难道是这样吗？

我读胡安国《春秋传》而有遗憾。这部书，著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但想想，夷不攘，则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诺趋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师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而胡氏之说经，于公子翚之伐郑、公子庆父之伐于余丘，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不幸翚与庆父终于弑逆，其说伸。而考古验今，人君驭将之道，难道是这样吗？前的胤侯之于夏，方叔、召虎、南仲之于周；后的周亚夫、赵充国之于汉，郭子仪、李光弼之于唐；难道也是履霜不戒，而必在于“今将”吗？“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是说命自上出。所以《易经》说：“在师中，王三锡命。”锡命的是王，在师中的是“长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军之外，恩不浃，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夺之，那就是“弟子”了。弟子，是卑而无权的意思。将而无权，舆尸之凶，未有能免的。正因胡氏之说如此，所以与秦桧贤奸迥异，而以志合相奖。不是知人之明不到，是他所执以为道的东西不对。

然而这不是胡氏一家的学说。宋朝君臣上下奉此为藏身之固，很久了。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曹翰之不使取幽州，王德用、狄青之屡蒙按劾，都怀着醢人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胡氏沿染余风，沁入心肾，得一秦桧而喜其有同情。唉！岂知疑在岳飞、韩世忠，而信在滔天之秦桧，其子弟想为他盖过，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

秦桧自虏中归来，自称有两言可以耸动天下。两言是：以河北人归女直，河南人归刘豫。这是他的说法，狂妄而必不可行。非直资千秋之笑骂，高宗也怒而榜其罪于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许他，高宗终委国而听之，虽不知人，难道至于此！秦桧想遣归女直、刘豫的，不是泛论沦处江东之士民。凡是扈从南来分节建旄诸大帅，都是夹河南北的部曲，各有其军。而高宗的宿卫之旅，不能与他们较盈虚。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焉。秦桧以为尽遣北归，则枝弱者干自强，而芒刺之忧以释。大概也与胡氏《春秋》之旨相符。只是他奸计未周，发言太骤，所以高宗也为之愕异。而韩、岳的勋名尚浅，高宗也在疑忌相参之际，所以不即以为宜。而胡氏促膝密谈，深相契合，还未能即刻晓喻高宗。

后来群盗平了，诸帅之军益振，屡挫女直之功日奏。三军之归向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秦桧抑术愈工，志愈惨，以为驱之北而不可的，不如杀之罢之，权乃尽削而事易成。所以和议不成，则岳飞之狱不可起，韩世忠之兵不可夺，刘光世、张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为计，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秦桧之为计，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为子翚、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唉！又孰知秦桧别有肺肠，睥睨宗社，使不死，怎可制？

〖九〗

高宗决计选太祖后立为嗣，是道之公，义之正，保固宗祧之大计。而其议发于上虞丞娄寅亮。疏贱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没有参与的，宋朝无人很久了！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纲常，协千秋之公论，诚伟大了！看他的为人，前此无学术之表见，后此无德业之传闻，本来不是议定于诚、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高宗于此，犹在盛年，以常情度之，必遭恶怒。越位危言，曾不忧及罪网，寅亮何以任此而无疑？因为高宗蓄此志很久了，他告诉范宗尹的话很明白。所以溢传于外，寅亮与闻而深信，以为先发人之所未发，功可必，名可成，有荣而无辱。这个谋划，宗尹听说了，内外传遍了，寅亮处下位而深知。在位大臣充耳结舌，曾无有能赞一言的，所以说宋朝无人。

宗尹诚不足道了。张德远新平内难，任授分陕，赵惟重系属本支，尊参坐论；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图而不能决。所谓“焉用彼相”的责备，谁可辞？所以高宗任二相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因为他们没有忧国之忱。乃使自虏来归的秦桧，一旦越级其上，而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也不足深怪。

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内。匡君之失者，必奖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当其时，雪二帝之耻，复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诚切图矣，而犹其末。阐太祖之幽，盖太宗之过，立义自己，以感天人之丕应，付畀得人，以垂统绪于灵长者，本也。所以张子房当草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长源当扰乱之世，而决定嫌疑。然后天子知有忧国如家之忠爱，而在旁之浸润不入；宵人知我有赞定大策之元功，而瓯臾之流丸自止。自宫中以迄四海，咸知国家之祚胤方新。而谋自我成，道惟君建，则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长，日与密勿之谋，曾此弗图，而借手于望轻志末之小臣，进而与天子商天位之简畀，这还足以推诚委国，争存亡胜败于强敌吗？

张德远不及此，还有可说。皇子旉之速毙，有物议，不敢称立嗣于高宗之前，有所避。赵惟重是干什么的，也懵然不问？高宗之世，将不乏人，而相为虚设久矣。其贤者，皆矜气近名，一往而无渊停岳立之宏猷。高宗几信几疑，而不见其可恃。所以汪、黄、秦、汤术虽陋，志虽邪，而犹倾心吐意，以违众直行，敢于自任，无迟回濡待之情。所以去此取彼，而从之若崩。假使得韩、范以为肺腑之臣，则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谋皆夙，岂奸回之能遽夺？济济盈廷，而不能为寅亮之言，其为上所轻而斥之窜之，不伸其志，不是他们自处者所自致吗？

〖十〗

自宋以来，州县之庭立戒石铭，是蜀孟昶的词。黄庭坚书写，高宗命刻石。读者都说：“励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唉！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的，都是这些话。孟昶是僭伪亡国之主，无所选择而说，可以。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宗，可以揭此以正告天下吗？

所谓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是说那因公而科敛的，峻罚其锾金的，纳贿而卖官的，市贾而无值的。至于俸禄之颁，惟王所诏，吏不自取。先王所制，例非特创。小人耕而以其有余养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经，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输将，上不勤于督责。天尊地卑，而其义定；典叙礼秩，而其分明。如果说这是民之膏脂，那么天子受万方之贡赋，就更不忍言了。照这话说，必须天下无吏而后可。或者必须天下无君，而后无不可。这就是所谓夷人道之大经。

君子之道，以无伤于物者自旌其志，如果不是人所乐与的，一介不取，不待人之吝。如其所受之禄，斥言说这是民之膏脂，哪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的？上既酬而升之，揖而进之，寄之以民社，而对他说：“我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贱行，至于此极，想望其戒饬自矜，以全素履，可能吗？这就是所谓毁君子之风操。

易动而难静的，是民之气。得利为恩，失利则怨的，是民之情。所以先王惧其怀私挟怨之习不可涤除，而政之所扬抑，言之所劝戒，务有以养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逊之休风，以复其忠顺之天彝。所以合之于饮烝，观之于乡射，逸之于大蜡，劳之于工作，叙之以礼，裁之以义，远之于利，禁之于争，使怨谤不生，而民志允定。现在揭而示之说：“凡是吏之受禄于国的，都是你小民的膏脂。”于是乍得其欢心，而疾视其长上。其情一启，其气一奔，则将视父母之食于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了。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犹自弃，则克己自责，以动之于不言之化。现在把那些土木、狗马、声色、宴游之糜民财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颁，指为剥削，倡导其民以嚣凌诟谇之口实，使他们贼其天良，这就是所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

引导君子以仁民，教之有术；进用贤士以绥民，选之有方；整饬吏治以勿虐民，驭之有法。仁不能教，义不能择，法不能整，乃假祸福以恐吓说：“上天难欺。”无可奈何，而恃鬼神之幽鉴。只有孟昶以不道之身，御交乱之众，所以不得已而姑为诅咒，为人君的哪能干这个？

王者之道，无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鉴的，只有我一人，不是群工庶尹得分其责。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怀利事其长上，务奖之以坦然于好义。敬臣，而念我率民以养贤的，礼必其至，物必其备，辞必其顺，而与共尽天职勤民事。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嚣。无不敬者无不和，那么虽有贪吏，犹耻讥非；虽有顽民，犹安井牧。畏清议，甚于鬼神；贱货财，甚于鞭挞。以宽大之心，出忠厚之语，平万族之情，定上下之纪，这难道是偏急刻峭的人所能参与的？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违之，诅咒之言，为什么会在父母斯民者的庭上？

〖十一〗

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加上韩世忠、刘锜、二吴，可以恢复汴京、收取陕右吗？回答：可以。由此而渡河前进，成功则恢复石晋所割之地，驱女真于塞外；不成功，也占据三关，东有沧瀛，西有太原，恢复北宋的旧疆吗？回答：不能。凡得失之数，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审其势；不仅其力之强弱。情有所必争，力虽弱，未可夺，强者勿论；势有所不便，力虽强，未可恃，弱者勿论。

就河南、陕右而言：女真初起时，积怨于契丹而求发泄，既胜而归，也想夺其所有的燕云而已。及得燕而俯视河朔，得云而下窥汾晋，都伸臂可收，遂有吞并关南之志。乃起自海上，卷过朔漠，南掩燕南，直数千里，斗绝而难于遥制，所以乘虚袭取三河、两镇，而所欲已满足。汴、洛、关、陕，宋不能守，势可坐拥神皋，而去之若惊，不想自有，而授之叛臣，则中原之土非其必争之地，很明白。朱仙一败，卷甲思奔，不但其力不足，情也不属。而宋自收群盗以后，诸帅愤盈，东西夹进，东清淮泗，略梁宋，有席卷之机；西扼秦凤，指长安，有建瓴之势；岳侯从中锐进，交相辅而不虑其孤，赶走兀术，收复京阙，画河以守新复之疆，沛然无不足，所以可必。

就河北、燕南而言：女真自败盟后，力未能得，而胁迫割地，因为这是燕之外护，是粮草金帛之所取给，是士马之可抚有而弥强。郭药师一启戎心，而女真垂涎以歆其利，久矣为必争之地。军虽屡折，而宿将未凋，余威尚振。使宋渡河而北，则悉率海上之枭，决死以相枝拒，河阻其归，敌摧其进，求军之不覆没的，十不得一。宋之诸将，位相亚，权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帅，因为张俊之故为主将，从中沮之。韩、刘、二吴，岂能折节而安受其指挥？则雁行以进，麋骇而奔，功不任受，咎亦无归。所以五国合从之师败于函关，山东讨卓之兵阻于兖豫，九节度北伐之军溃于河南，其不如刘裕孤军直进、擒姚泓、俘慕容超的，是因为内部合离决定，而外部成败判然，未有差错。乃想合我之不戢，去碰彼之必争，当百战之骄虏，扼其吭而勿忧其反噬？若此，则虽高宗无疑畏之私，秦桧无腹心之蠹，张俊、刘光世无从旁之挠，也将忧为吴明彻淮北之续，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遥指黄龙，期饮策勋之爵，也只是空有此言，而必不能侥幸。

所以《易经》说伐鬼方，忧其难为继；《春秋》许陉亭之次，谓其可以止。自赵普沮曹翰之策，而燕云不可问了。自徽宗激郭药师之叛，而河北不可问了。任诸帅在外之权，斥奸人乞和之说，弃其所不争，攻其所不可御，东收徐兖，西收关陇，以环拱汴洛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兴王之起，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以导蒙古之毒流四海，还有希望。但也仅此而已。如果说因朱仙之捷，乘胜渡河，恢复汉唐的疆域，不数年而九州廓清，见弹而求鸮炙，不是虚妄吗！

〖十二〗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以后，我没见过其人。帅臣而求令誉，我不知道吉甫是否真能称得上。帅臣得令誉有三：严军令以禁掠夺，为软语以慰百姓，则民之誉归之；修谦让以谨交际，习文词以相酬和，则士之誉归之；与廷议而持公论，屏奸邪以交君子，则公卿百僚之誉归之。岳侯之死，天下后世都为之扼腕，而称道不绝，就是因此。如此，而君子惜之，惜其处功名之际，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也难以免。

《易经》说：“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是说名不可亟居，功不可乍获。何况帅臣，统大众，持大权，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计，则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其不易。身不安则志不宁，交不定则权不重。志不宁，权不重，则力不足以施展，而阻挠者起。阻挠者起，则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毕遂其事；非但身试不测之渊而逢其沉溺。君非大有为之君，则才不足以相胜；不足以相胜，则恒疑其不足以相统。当世材勇之众归其掌握，历数战不折之威，又为敌所惮；则天下且忘临其上者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势既如此。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竞相推许。犹不审，而修儒者之容，以艺文抒其悲壮。于是浮华之士，闻声而附，诗歌咏叹，洋溢中外，流风所被，里巷亦竞起而播为歌谣，且为庸主宵人所侧目了。乃君之有得失，人之有贤奸，庙算之有进止，廷臣无匡救之力，引己为援，己复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奸人之嫉妒益急，如此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的，从未有过。

所以汉之功臣，发纵指示，一听之萧何、张良，周勃、灌婴无文，不与随何、陆贾争春华之美。郭子仪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贤，而不与纳交以结君子之好；知元载、鱼朝恩之恶，而不相攻讦以触奸佞之机。李光弼改纪其军政，而不竞其长；仆固怀恩固属其部曲，而甘与为伍。乃以废斥之余，一旦跃起，而卒拯吐蕃之难。以此而动，动无不顺；以此而求，求无不得。岳侯诚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赵氏之宗庙，而何不讲于此？

宋朝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早。高宗之被废于苗傅、刘正彦而益疑，其情易见。张浚之偏狭而无定，情已见于辞。张俊、刘光世之以故帅先达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秦桧之险，不可以言语争、名义折，其势已坚。而且明张纪律，柔声下气，以来牛酒之欢迎；而且缀采敷文，网罗文士，以与张九成等相为融洽；而且内与谏臣迭相扬许，以辨和议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标刚正之目，以与奸臣成不相下之势；而且讥评张俊，历诋群将，以折张浚之辩。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其定交盛了，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了，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此而想全其社稷之身以卫社稷，可能吗？

唉！得失成败之枢机，在屈伸之间罢了。屈于此者伸于彼，无两得之数，也没有不反之势。所以文武异用，而后协于一。当屈而屈，当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所以进退无恒，而后善其用。岳侯受祸之时，身犹未老。使他收敛锋芒，力谢众美之名；知难勇退，不争旦夕之功；秦桧之死，固可待。完颜亮之背盟，犹可及。高宗君臣，固将举社稷以唯吾是听，则壮志伸了。韩世忠、刘锜、二吴不惩风波之狱，而畜其余威以待，乘女直内乱以蹑归师，大河以南，无难席卷。即使不能犁庭扫穴以靖中原，也不至日削月割，以至于亡。所以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悠悠之歌诵，毒于谤讻，可怕啊！知道可怕，那么所以消弭的，也必有道了。

〖十三〗

岳飞郾城之捷，太行义社、两河豪杰，卫、相、晋、汾，都约定日期兴兵以会合北讨，秦桧假传诏书班师，而事不成。然则秦桧不从中阻挠，率这竞起之众，可以长驱河朔吗？回答：所可指望的，是岳飞屡胜之兵，及刘锜、韩世忠、二吴的互为犄角。至于所谓豪杰义社，本来无能为。怎么知道呢？义兵之兴，始于翟义，继其后的是徐敬业，其志可嘉，而其成败固可看到。所以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的，不依靠这个。

依靠别人，无论怎样都不可靠，很久了。所依靠的强于己吗？那就是己本就弱。己弱而靠人，眼巴巴地天天盼望，而其志不坚。弱者为主，强者为宾，敌且攻其弱而主溃；强者失主，而骇散以失其强，莫能救己。所依靠的弱于己吗？那么弱本来就不可靠。己不弱而还靠弱以自辅，弱不能胜敌，敌一当其锋就溃，那么势且先挫，而三军之气为之馁；敌人之气，因胜而益增；己虽强，气不胜而必倾。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的，力足以相抗，智足以相及，气足以相震，一对一相当，有死无生，有前无却，上不恃天时，下不恃地利，而后可以决胜于白刃之下，又依靠什么而可？

何况义兵，尤其不足恃。义兵之兴，痛故国之沦亡，悲衣冠之灭裂，念生民之涂炭，恻怛发自内心而不惜九族之肝脑的，几个人而已。有闻义之名，而羡慕而起；有希功之成，而侥幸其得。其次，有好动之民，喜于有事，而踊跃而起。其次，有侥幸掠获，而乘之以图利。又其次，有弱不能自主，为众所迫，不能自已。又其次，有佃客厮养，听命于主人，无法自免。其名曰万，而实不得半。即实有万，而可战的，不得千。可战的千，而能不大胜则前、小挫则却的，不得百。无军令以整齐，则游奕无恒；无粮草以供给，则掠夺不禁。游奕无恒，则敌来而不觉；掠夺不禁，则民怨而反戈。所以以王莽、武氏之易诛，而翟、徐旋起旋仆，何况女直之凶暴驰突而不易当？梁兴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并非其果真足以胜。义军之号，都称“岳氏”，梁兴往而为声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为之震动。垣曲、沁水之守，也是河北初降之余烬，非海上鸷击之雄，所以往而得志。稍令一试再试，情形尽见，女直且出锐师以捣之，则糜烂无余，必然。一方既熄，而勃然以兴的，都奄然以返；屡前屡挫，则我三军之气，也沮丧而失所凭依。当日之所以未至此，是因班师。现在试设身而审女直与宋彼己之情形，那些坌涌而前、翻飞而散的，岂不炯然在目？义社倚赖大军以成，所以岳飞一班师，而数十万人不知何往。大军倚赖义社以进止，则义社一败衅，而大军不足以孤存。两相恃则两相失，女直以专一之兵，直前而无待，左披右靡，又怎能抵挡？

用众不如用独，很久了。所以谢安力却桓冲入援之兵而胜，苻坚兼帅鲜卑、氐、羌、河西之众而亡。揭竿为旗，挥锄为兵，野食鹑栖以为屯聚，这是群羊拒虎之形，怎么可恃？宗泽之用群盗，还可以。已为盗，则不畏死。因为盗，则自我洗涤，其不任为兵的可淘汰。为盗而有渠帅，则固可使就我束伍。去家为盗，则无身家之累，不以败为忧。所以诸帅收之于江南，而借其用。若义社，则既以义为名了，淘汰之不忍其无归，率领之不能以行法。进退唯其意，而我不任为之主，则驾驭难。驾驭且难，何况可恃？宋之将亡，江、湘、闽、广之间，起兵者众，而终不救碙门之祸。文天祥无可恃而后恃之，是不得已的极思，不是有可恃的人所应恃的。

〖十四〗

势无所借，几无所乘，一念猝兴，图谋天下，而期必于为天子的，自古至今，从未有过。帝王之兴，无心干禄，而天命自归，先儒之言详了，不是虚加。帝尧之世，州牧、四方诸侯之长盈廷，九子不是都败类，耕田、制陶、捕鱼的人，而说帝将禅位于我？武王养晦，年已老，假使大命未就而崩，不是不寿，幼主方弱，保国不暇，何况及天下？然且等十三年，而后秉钺以麾，假之年而助其精魄，是天，不是武王可必。所以圣王无取天下之心，而乘时以御，因之而已。圣人且不可必，何况下此者？

一介之士，策名于当时，或为偏裨，或为文吏，目之所规，心之所成，虽落拓而不可涯量，其大概可知。生死屈伸，荣辱贵贱，且乘于不测之数。志所至的，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的，姑试之而渐进，非其所期。使方小得志之日，就跳跃而起，说：“我将占有方国，南面以驭四海之英杰，使俯首称臣妾。”非狂人谁会念及此？假有其念，必蹶然一起而速就诛夷。所以知道乱臣贼子之成乎篡夺的，也初无此固获之情。曹操自言：“死而题征西将军之墓。”岂尽欺人？桥玄未尝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则出身仕汉之初，无窥夺刘姓之志，很明白。知此，则人主之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应防的，不是明于豫防之道。

秦桧专政之暮年，大起刑狱，将尽杀张浚、赵鼎、胡寅、洪皓诸公，逮及宗室。当这个时候，诸公窜处远方，不得复进一议，论和议之非，于桧无忤。和已成，诸将之兵已解，桧总百揆，膺世禄，其所欲的没有不遂。桧死，而高宗忽释赵汾，召还迁客，则桧之深恨诸公，非必逢君。桧之诛逐异己，不欲留一人，岂仅快一时之忿忮？遍置其党于要津，而不使宋有一亲臣可倚，骨鲠已空，发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桧之厚植其势，势无不成。高宗之年已老，普安拔自疏远，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宫车晏驾，桧犹不死，则将拔非所立的冲幼暂立，旋起夺之；外有女直以为援引，内有群奸以为佐命，赵氏宗庙，且在其心目之中，易于拾芥。桧之志，岂待吹求而始见？

当靖康之年，始立台端，与马伸等共请女直立赵后，未尝念及此。及其自虏归，受挞懒旨，力主和议，也只求和成而居功受赏。即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独立百僚之上，犹未能遽取必于邪逆之成。后来诸贤窜了，岳侯死了，韩世忠谢事闲居，刘锜、二吴敛手听命，张俊总领诸军之愿不遂，而也废处了。所欲为的，无不可为；所不可致的，无不致。环顾四周，知天下无能如己何，高宗也惴惴然不知所以驭己；然后睥睨神器，而以诛逐先试其凶威。势之所激，鼠将变虎，难道待操心已久而后成大恶？所以《易经》说：“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是起初并非所至而渐以成乎至。

唉！宋朝猜防其臣，太甚了！鉴于陈桥已事，惩于五代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侵削。乃秦桧以文墨起家，孤身远至，自可信其无他。而罅从中决，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萧衍、杨坚之势。高宗藏刃于靴中，思与争死，而莫能自振，本来不是前此所能逆睹。那么想辨霜冰于早，又怎么辨？

霜非冰，而阴森惨冽之气，一夕流空，则怆然怵栗之情，自感人志气，想辨，何难辨之有？不可辨的，是志；所可辨的，是人。志，无定。志于正的，势溢而志或以淫；志于邪的，力穷而志因以屈。人，有定。贤者之志虽已移，而必有所惮不敢为；奸人之志虽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所以察之于始，秦桧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勿容苛论。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作为的，哪有察之而不易知？

他被囚而北，与何栗、孙傅、司马朴同系，而独不见杀；他被羁于女直，与洪皓、朱弁同留，而不与同拘；他脱身而返，保有其妻孥，而全家安归；则他轻狎凶狠之骄虏，使之帖然听己之徜徉，可畏。张浚、赵鼎、李纲、胡寅都是高宗患难之君臣，屡退屡进，而莫能相舍；朝野兵民众望所归，而共倚其成；秦桧一得志，而屏息窜逐，莫敢与争，可畏。岳侯所收群盗，力战中原，将士乐为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杀之，曾莫有敢为之鸣控，可畏。韩世忠抚数万之众，脱高宗于幽絷，上得君心，下孚群望；而独于桧不能一词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可畏。张俊位望最隆，与桧合谋，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桧转眼相违，夺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约责桧，而帖耳伏从，尤可畏。挟此数可畏之才，欲为则为之，为之甫成而又进为之；力甚鸷，机甚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紧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又有什么能阻止而中止？

主和议的，前有汪、黄，后有汤思退、史弥远，而人敢与争，因为有可争之势。君不固信，因为无可信之术。故旋用旋黜，而终不胜公论之归。秦桧独尽钳天下之口，尽反数十年之为，狡夷且入其牢笼，六军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岂一旦能快搏噬？当其时，见其面目，观其设施，闻其言说，苟有用心于鉴微知著的，何必问其志？即其人而知之有余。坚冰，不是霜之志，是势。或驯致，或不终致，在于辨者罢了。不用猜防，不用禁制，尤其不用进而问其心，固已辨了。胡安国之为桧欺，据目前之志，忘驯致之变，难怪他迷惑。

〖十五〗

以势震人的，其倾覆必速；震之而不震的，其守必坚。其间必有非望之祸，与之相乘；非望之福，与之相就。不是一幸一不幸，理之所必有，势之所必致。楚灵王之于乾溪，夫差之于黄池，苻坚之于淝水，完颜亮之于瓜步，倾覆之速，如合符契。其恃威以震人相同，故其速倾相同。所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颎闻陈丧而班师，拓跋焘临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许和。诚知夫极盛于外者，中且空而难必起，自固其本，而后可徐图于后。知此，则人震我以不可御之势，而凝立以待其自毙的，固必有道了。

德不足以绥，义不足以正，名无可执，衅无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是浮动之气。气，一浮而无乎不动；合数十万人而动其浮气，则一夫蹶起，而九军之情皆荡。何况不恤其内已空，而淫于外，授人以余地，使无惮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毙？且其极乎盛以相震的，是数十万人。其士卒，则强与弱相间；其将领，则忠与奸相杂。抚循不能周，而怨起于内；迁延以相待，而进无所决。功成而无所专归，则欲进而情已漫；奔北而无能尽诘，则虽退而罪可避。部分进而不相知闻，则无望其相援。簇进而壅于道路，则名众而实亦寡。交相倚而恃人，则自固之谋必疏。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贸，则不受其震而必自沮丧。如此，则以我孤立之军，敌彼云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所以谢安谈笑而待捷书，虞允文乍至而决进战，不是幸，实有可以相御之理。

然则晋、郑锐起而向楚灵，当无楚；赵鞅蹶兴而迫夫差，当无吴。然而不能，是因为被震而不知其不足震。至于公子比之入，句践之兴，慕容垂之叛，完颜雍之篡，岂可侥幸其必然？而一往之气，不恤其归；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则不可侥幸的，固可期。所以居整以御散，用独以制众，散者必溃，众者必离。处静以待动，奋弱以抗强，动者必折，强者必摧。无他，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君子观于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应天下。见可忧者非忧，见可惧者非惧。所忧者无可忧之形，所惧者无可惧之迹。姤之危，始于羸豕；剥之孤，终以得庐。守其大常，以御其至变，贞胜者，胜之以贞而已。

〖十六〗

荣悴之际，难言了。贫贱的人，憔悴且益难胜；崇高的人，荣华愈不能割。所以代谢之悲，天子与匹夫均，而加甚。太宗册立爱子，犹不悦，说：“人心遽属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里之恩。乃年方盛，而早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等到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和气翔洽，溢于色笑，悠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难道不是高人一等？

人之于得失，甚于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产。如果能夷然淡定以处得失，而无悁忮之心，那必是有定力的人。那么以之起任天下之艰危，眷怀君父之隐痛，又复何所顾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节？物固莫能御。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滞恋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的，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由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的，其未足以与于道，不只寻丈之间。

人之欲有所为的，其志持之已满，其气张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则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人之欲有所止的，其志甫萌而即自疑，其气方动而遽求静，恒留余地以藏身，则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坚。二者之患，都本原于居心之量；而或逾其度，或阻其几，不能据中道以自成。总之，远于道之所宜而堕其大业，都是志气之一张一弛为之。如果弛其志气以求安于分量之所可胜，那么于立功立名之事，固将视为愿外之图，而不欲与天人争其贞胜。所以严光、周党、林逋、魏野之流，假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无以济天下，我恐其于忠孝之谊，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尽的很多。诚一弛而不欲固张，则且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将有不可胜言。

己与物往来之冲，有相为前却的机。己进而加乎物，则物且退缩而听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都不能不受其御。己退而忘乎物，则物且环至而反以相临；临己者，有顺有逆，而要不能胜其临。如果不能胜其临了，力不可以相御吗？则柔顺卑屈以暂求免于害的，无所吝。力可以相御吗？则畏之甚，疑之甚，忍于忌害以希自全。所以庄周之沉溺于逍遥，乃至以天下为羿之彀中，而无一名义可恃，以逃乎锋镝。不获已而有机可乘，有威可假，则淫刑以逞，如锋芒刺于衾簟，以求一夕之安。正是高宗这样了。所以于其力不可御的，称臣可，受册可，割地可，输币可。于其力可御的，可逐则逐之罢了，可杀则杀之罢了。等到得孝宗而授之，如脱桎梏而游于阆风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贱行之可耻，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萧然自遂，拍腿雀跃于无何有之乡，以此为愉快而已。

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寿考的，莫如高宗。其志逸，其气柔，其嗜欲浅，而富贵之戕生者无所耽溺，这也是他恬淡知足的自贻。然而积渐以糜天下之生气，举皇帝王霸留存的宇宙而授之异族，自此开始。所以说：“无欲然后可以语王道。”知道此说的人，不是王道仅以无欲得。退而不多取利欲的，进而必极其道义之力。自非圣人，那么乘权处势以免天下于凶危的，最高了。这岂只是人主为然？鸡鸣不起，无所孜孜，进不为舜，退不为跖，行吟坐啸，以求无所染。等到其势已穷，则将滥入于跖之徒而不自戢，必然。窜李纲，斩陈东，杀岳飞，死李光、赵鼎于瘴乡，其为跖之徒，何辞？君子鉴之，尚且不要以恬然自矜洁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