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韩忠彦为之，而非韩忠彦之能为之也。未几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纯礼、江公望、陈瓘以次废黜，曾布专，蔡京进，忠彦且不能安其位而罢矣。锐起疾为而不能期月守，理乱之枢存乎向后之存没，忠彦其能得之于徽宗乎？循已覆之轨者倾，仗非其所仗者踬。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无旁窥怀妒之小人，然且刘后殂，而张耆、夏竦不能复立于廷，王德用、章德象以与刘后异而急庸。若高后晨陨，群奸夕进，攻击元祐，不遗余力，前事之明鉴，固忠彦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拥一母后以取必于盛年佻达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则邢恕、章惇、蔡卞虽已窜死，岂无继者？祸烈于绍圣，而贞士播弃终身，以恣噂沓之狂夫动摇社稷，后车之覆，甚于前车，亦酷矣哉！
忠彦虽为世臣，而德望非温公之匹，任伯雨诸人亦无元祐群贤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气全颓，举天下以冥行而趋于泥淖，极乎靖康，无一可用之材，举国而授之(它人)[非类]，无足怪者。将雪之候，先有微温，其温也，岂暄和之气哉？于是而诸君子之处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彦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蒋之奇之杂进，愈不可恃也；曾布之与忠彦互相持于政府，弥不可恃也。然而温诏之颁，起用之亟，固自朝廷发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职，何以仰承德意。"苏子瞻海外初还，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于君臣之际者，知其不可恃，而犹欣跃以从，亦君子宅心之厚与！
虽然，酌之以道，规之以远，持之以贞，而善调元气以使无伤，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则身从天下以从道。天下无道，道在其身，则以道爱身，而即为天下爱道。以道爱身者，喜怒不轻动于心，语默不轻加于物，而进退之不轻，尤其必慎者也。执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执也。爱而加膝，念加膝者之无难投渊，不以身试渊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欣欣而动，弗得以我为赖宠。夫且使邪佞之党，见我之迟迟以进，弗得疑我之力争。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节，念荣宠之非荣，而不辱身以轻试。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隐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计升平，以触苛虐而重其灾。故范淳夫劝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独为二公爱其身也，为天下爱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
以爱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忧国之至，而迫欲为国宣力；以恤民之笃，而辄思为民请命；则小人之占风而趋、待隙而钻者，固将曰：彼犹我也。一虚一实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试，不遗余力，以捋采而尽刘之；昏庸之主，亦将曰：此呼而可来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违，否则窜之诛之，永锢而无遗种，亦不患国之无人也。后生者，不得与于直道之伸，亦将曰：先生长者，亦尝亟于进矣。则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进而获进焉，无不可也，奚必与世龃龉哉？于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轻士之情，人士无固穷之节。朝为无人之朝，野为无人之野。则大观以后，迄于靖康，醉梦倾颓，无有止讫，终无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趋以救死亡，不亦痛与！
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变矣。熙宁而再变，元祐而三变，绍圣而四变，至是而五变矣。国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数十年来，小人迭进，而公忠刚直之臣，项背相依。然求其立难进易退之节，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类之坊表者，无其人焉。骐骥与驽骀争驾，明星与萤火争光，道已贬，身已媟，世安得而不波流，国安得而不瓦解哉？韩忠彦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两世之倾危，诸君子何其易动而难静也！伊川贬，而尹和靖、张思叔诸学者皆罹伪学之禁。韩侂胄之恶，自此倡之。则非祸中于国家，而且害延于学术矣。建中靖国之初政，有识者所为寒心也，奚粲然可观之有？
〖二〗
政之善者，一再传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于厉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国受其益，人受其赐。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宽以便其弛，假其所严以售其苛，则弊生于其闲，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厉民以利国，而其既也，国无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厉亦渐以轻。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积于下而不敢违，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长之贤者，可与士民通议委曲，以苟如其期会而止，而不必尽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则虽下不恤民碞，上亦不畏国法，但假之以济其私，而涂饰以应上，亦苟且塞责而无行之之志。则其为虐于天下者，亦渐解散而不尽如其初，则害亦自此而杀矣。故即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数十年而民无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贼天下；而唯以不善故，为君子所争，乃进小人以成其事，则小人乘之以播恶，而其祸乃延。故曰："有治人，无治法。"则乱天下者，非乱法乱之，乱人乱之也。
蔡京介童贯以进，与邓洵武、温益诸奸剿绍述之邪说，推崇王安石，复行新法。乃考京之所行，亦何尝尽取安石诸法，督责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昼谋夜思，搜求众论，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术者，京皆故纸视之，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则京之所为，固非安石之所为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京，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载考熙、丰之时，青苗、保甲、保马、市易之法，束湿亟行，民乃毁室鬻子，残支体，徒四方，而嗁号遍野。藉令迄乎宣、政，无所宽弛，则天下之氓，死者过半，揭竿起者，不减秦、隋之季。乃绍圣踵行，又二十余年，而不闻天下之怨毒倍于前日。方腊之反，驱之者朱靦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无善恶，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赢，徒为聚讼而已矣。
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术也坚，交相骛而益之以戾气，力持其是，以与君子争，无从欲偷安之志以缓之，故行之决而督之严，吏无所容其曲折，民无所用其推移，则如烈火之初炎，而无幸存之宿草。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则吏民但可有盈余以应诛求，饰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于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纸报成功；青苗之息，固可酒派于户口土田。醉梦之君，狭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号于人曰："神宗之所为，吾皆为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纾矣。
繇此言之，政无善恶，统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习，民自有其图全之计。士大夫冒谴以争讼于庭而不足，里胥(牖)[编]户协比以遁于法而有余。故周公制六官，叙六典，纤悉周详，规天下于指掌，勒为成书，而终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长也。
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任贤而已矣；大臣而为君建有道之长，进贤而已矣。所举贤，而以类升者，即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风以自淑，必不为蟊贼者也。所举不肖，而以类升者，岂徒相效以邪哉？趋而愈下，流而愈淫，即求前人之不韪而不可得。呜呼！安石岂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则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诸君子又从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恶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贞民者教也，树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则非革命之始，无庸创立己法；知恶政之不可久，则虽苛烦之法，自可调之使驯。读一先生之言，欲变易天下而从己，吾未见其愈于安石也，徒为蔡京之口实而已。
〖三〗
靖康之祸，自童贯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于必亡之契丹，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直。其后理宗复寻其覆轨，以讫其大命。垂至于后，犹有持以夷攻夷之说取败亡者，此其自蹈于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陨命者，不仅在此。藉令徽宗听高丽之言，从郑居中、宋昭之谏，斥童贯、王黼之奸，拒马植、张瑴之请，不以一矢加辽，而且输金粟、起援兵、以卫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压河北而与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驰突渡河而向汴乎？夫然，则通女直之与不通，等也；援辽之与夹攻，等也。童贯兴受其败，而宋之危亡，非但贯之失算也。
辍夹攻之计以援辽，辽存而为我捍女直，此一说也，宋岂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贯败于白沟矣；再攻之，而刘延庆、郭药师败于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则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敌爝火将熄之萧干，而可以拒燎原方炽之粘没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守旧疆以静镇之，此一说也，近之矣。乃使女直灭辽，有十六州之地，南临赵、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锐气，睥睨河朔之腴士，遣一使以索岁币，应之不速而激其忿怒，应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锋戢锐，画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龁我乎？然则夹攻也，援辽也，静镇也，三者俱无以自全。盖宋至是而求免于女直也，难矣。
自澶州讲和而后，毕士安撤河北之防，名为休养，而实以启真宗粉饰太平之佚志，兴封祀、营土木者十八载。仁宗以柔道为保邦之计，刘六符一至，而增岁币如不遑，坐销岁月于议论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强之志，而为迂谬之妄图，内敝其民于掊克，而远试不教之兵于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则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无能一展折冲之实算。元祐以还，一彼一此，聚讼盈廷，置北鄙于膜外者又二十余年。阃无可任之将，伍无可战之兵，城堡湮颓，戍卒离散。徽宗抑以嬉游败度，忘日月之屡迁。凡如是者几百年矣。则攻无可攻，援无可援，镇无可镇。请罢夹击之师者，罢之而已；抑将何以为既罢之后画一巩固之谋邪？故曰童贯误之，非徒童贯误之也。
虽然，宋即此时，抑岂果无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财赋言，徽宗虽侈，未至如杨广之用若泥沙也。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言，他日两河之众，村为屯、里为砦者，至于飘泊江南，犹堪厚用。周世宗以数州之士，乘扰乱之余，临阵一麾，而强敌立摧，亦非教练十年而后用之也。以将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征。刘、张、韩、岳，或已试戎行，或崛起草泽，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不知犹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岂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奸，败坏于一旦哉？自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则分阃临戎者，固以容身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祸。故平方腊，取熙河，非童贯以奄宦无猜，不敢尸战胜之功。哓哓者满堂也，而窥其户，久矣阒其无人矣。虽微童贯挑女直以进之，其能免乎？汉用南单于攻北单于，而匈奴之祸讫；闭关谢绝西域，而河西之守固；唯其为汉也。庙有算，阃有政，夹攻可也，援辽可也，静镇尤其无不可也。唯其人而已矣。
〖四〗
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韡中以防秦桧，而推崇之益隆；卢杞贬，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杨国忠之怀忮以相反，玄宗终莫之轻也。而其时盈廷之士，无敢昌言其恶，微词讥讽而祸不旋踵矣。而蔡京异是。
徽宗之相京也，虽尝赐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戏也。实则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为其所欲为也，虽奉王安石以为宗主，持绍述之说以大残善类。而熙、丰之法，非果于为也，实则以弄臣自处而已。其始进也，因与童贯游玩，持书画奇巧以进，而托之绍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绍述者，戏也。所师安石以周官饰说者，但"唯王不会"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戏也。受宠既深，狂嬉无度，见安妃之画像，形之于诗；纵稚子之牵衣，著之于表；父子相仍，迭为狎客。乃至君以司马光谑臣，臣以仁宗谑君，则皆灼然知其为俳优之长，与黄幡绰、敬新磨等。帝亦岂曰此可为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岂曰吾为帝腹心哉？唯帝之待之也媟，而京、攸父子之自处也贱，故星变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执朝权矣。在大位者侯蒙、陈显，斥之为蟊贼，而犹优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轸，草泽之士如陈朝、陈正汇，诃之如犬豕，而犹不陷于刑。未尝有蟠固不可摇之势也。徽宗亦屡欲别用人代之矣。而赵挺之、何执中、张商英之琐琐者，又皆怀私幸进，而无能效其尺寸。是以宠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为贼于天下。计自其进用以迄乎南窜之日，君亦戏也，臣亦戏也。嗣之者，攸也、绦也；偕之者，王黼也、朱靦也、李邦彦也；莫非戏也。花鸟、图画、钟鼎、竹石、步虚、受箓、倡门、酒肆，固戏也；开熙河、攻交趾、延女直、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肆赦，亦莫非戏也。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
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斩肃宗之祚；有卢杞，不足以陷德宗于亡；有秦桧，不足以破高宗之国。京无彼三奸之鸷悍，而祸乃最焉。彼之为恶者，犹有所为以钳服天下；而此之为戏者，一无所为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奸，而奸必有所饰；此之交相戏者，君贱之而不能舍之，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即无女直，而他日起于草泽，王善、李成、杨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余万，北据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余矣。撄狡强锐起之天骄，尚延宋祚于江左，幸也。虽然，唯其戏也，含诟忍耻以偷嬉宴，则其施毒于士民者亦浅，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与子孙窜死于南荒，不得视林甫、杞、桧之保躯命于牖下也。足以当之矣。
〖五〗
杨龟山应诏而出，论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龟山哉？君子之出处，唯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应之者以道，道无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进贤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荐贤者，相之道也。相荐之，天子召之，为士者无所庸其引避。天下虽无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后引身而退，未失也。龟山何病哉？当其时，民病亟矣，改纪一政而缓民之死，即吾仁也；国危迫矣，匡赞一谋而救国之危，即吾义也。民即不能缓其死，而吾缓之之道不靳于言；国即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之方不隐于心；则存乎在我者自尽，而不以事之从违为忧。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徽宗虽闇，而犹吾君；蔡京虽奸，而犹吾君之相；相荐以礼，相召以义，奚容逆亿其不可与有为而弃之。病龟山者，将勿隘乎？
虽然，试设身以处，处龟山之世，当重和之朝廷，而与当时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难堪者。不知龟山之何以处此也？易于艮之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曷厉乎？厉以其熏也。立孤阳于四阴之中，上无与应，熏之者莫非阴浊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其出也，以卫灵公之荒淫，而固有蘧瑗、史鱼在也。则立乎其廷，周回四顾，而可与为缘者不乏，则群小之熏，不能乱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扰、佛肸皆可褰裳以涉；而女乐一归，则疾舍宗国而不为忍。何也？奸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檠括；而同昏之朝，腥闻熺然，环至以相熏，则欲姑与之处，而无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况不能为孔子者乎？龟山方出之时，何时邪？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贯、梁师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时人士相趋以成乎风尚者，章醮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观乎靖康祸起，虏蹂都城，天子嗁号，万民震栗，而抄剳金帛之役，洪刍、王及之辈，皆一时自标文雅之士，劫宫娥以并坐，歌谑酣饮，而不以死为忧。则当时岂复有奸邪哉？聚鸟兽于君门，相为蹢躅而已。龟山以严气正性之儒者，孤立于其闲。槐棘之下，谁与语者？待漏之署，谁与立者？岁时往还之酬答，谁氏之门可以报谒？栫棘及肤，丛锥刺目，彼则无惭，而我能自适乎？庄生曰："撄而后宁。"亦必有以宁也，亦必相撄而后相拒以宁也。不能撄我，而只以气相熏染，厉而已矣，奚宁哉？念及此，则龟山之出，诚不如其弗出矣。
于是而尹和靖之坚不欲留，尚矣。艮之上曰："敦艮，吉。"超出群阴之上，与三异志，而时止则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于乱世之末流，择出处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仿道；无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尚奚疑乎？
〖六〗
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故易曰："倾否，先否后喜。"否之已极，消之不得也，倾之而后喜。惜其倾而欲善保其终，则否不倾而已自倾。谋国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视君之琐尾、民之流离，欲因仍而补救之，其说足以耸动天下。乃弗能救也，而只甚其危亡，则唯惜倾而靳于倾者使之然也。
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势，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强不可御也，匪徒童贯之借金亡辽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张瑴之降以挑狡虏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于是而宇文虚中进罪己之言，吴敏、李纲定内禅之策，不可谓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内禅者，死守之谋也。死守则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庙算者唯纲，纲之外无人矣；任戎阃者唯种师道，师道之外无人矣。尽纲之谋，竭师道之勇，可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论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纲与师道也，婴孤城，席懈散之势，一日未亡，一日有处堂之计。人心不震，规画不新，虽诸葛孔明不能止荆州之溃，虽郭子仪不能已陕州之奔。何也？势已倾者不倾，而否亦不倾也。乱起于外者，制之以中；乱集于中者，制之以外。处于有余之地，而后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后可以御人。先王众建诸侯，以为藩屏，时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于宗周，而襄王存于氾水。春秋记之曰："天王出居于郑。"居者，其所宜居也。举天下而皆其所居，则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挛于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则有余之地，皆非其地，有余之人，皆非其人，畏倾而倾必及之。否岂有自消之理哉？
徽宗南奔以避寇，势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尚未足以亡也。以势言之，头不剸者命不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诸侯弃其国而无国，天子弃都城而固有天下，未丧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内禅而委位于钦宗也。委位于钦宗，则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为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为萧然休老之人。则处有余之地而非其地，抚有余之人而非其人。权藉之所归，据之以抗强虏者，犹然孑处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犹未失，而内禅之失，不可救矣。唐玄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犹太子也。玄宗犹隐系东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虽立，而置身于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卷土重来以收京阙。钦宗受内禅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东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类皆谗贼之余，婴城之众，徒恋身家之计。纲以此曲徇其意，拥钦宗以迟回于栈豆。为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货贿以惜迁徙之愚氓，群起欢呼，以偷一日之安。怀、愍之覆辙，憯莫之惩，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
向令内禅不行，徽宗即出，人知吾君之尚在，不无奋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尚据河山之富；群小抱头以骇散，不牵筑室之谋；太子受钺以抚军，自效广平之绩；揆其时势，较康王之飘泊济州者，尚相什百也。唯纲昧此，惜此四面受敌之孤城，仍此议论猥繁之朝廷，率此奸邪怙党之佥壬，殉此瞻恋秾华之妇稚。虏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纲之使有君而有国也，安得此晏处之休哉？是奠已溃之宗祊而宁我妇子也，功施不朽矣。"盘庚曰："胥动以浮言。"非此谓与？
徽宗以脱屣自恣之身，飘然而去，翩然而归，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钦宗以脃弱苟延之命，有召不应，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肃宗之在灵武。都城官吏军民，以浮华安佚之累，倏然而忧，俄然而喜，终不能如朔方、邠、宁之军，愤起反攻，以图再造。祸在转盼，而犹为全盛之图，纲何未之思也！其在当日者，城连万雉，阙启千门，鸡犬方宁，市廛未改，不忍弃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岂非忧国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顷之浮荣；转盼之凋残，成灰飞之幻梦。卒使两君俘，六宫虏，金帛括尽，冻饿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谋生，而上下交绝其大命。如是而以为不忍，其忍也，不已惨乎？故所咎于纲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说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纲其罪之魁与！
〖一〗
宋徽宗即位之初的政令，本来颇有可观之处，这是韩忠彦的努力，但又不是韩忠彦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不久之后向太后去世，任伯雨、范纯礼、江公望、陈瓘等人相继被贬黜，曾布专权，蔡京得势，韩忠彦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而被罢免了。新政刚兴起就迅速推行，却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治乱的枢纽就在于向太后的存在与否，韩忠彦能够在徽宗那里取得信任吗？沿着已经倾覆的旧路走就会倒下，依靠不该依靠的人就会跌倒。以仁宗那样仁慈宽厚的居心，尚且没有暗中窥视、心怀嫉妒的小人，然而刘太后一死，张耆、夏竦就不能再立于朝廷，王德用、章得象因为与刘太后意见不同而迅速被重用。如果向太后早晨去世，群奸晚上就会进用，攻击元祐党人，不遗余力，前事的明鉴，本来就在韩忠彦等人眼前清清楚楚。仍然依靠一个母后来向年盛轻佻的天子求取信任，依靠的是不该依靠的人。那么邢恕、章惇、蔡卞虽然已经被贬窜而死，难道就没有后继者吗？祸害比绍圣年间更惨烈，而忠贞之士被抛弃终身，让那些喧嚣的狂妄之徒动摇国家，后车之覆，甚于前车，也太残酷了！
韩忠彦虽然是世臣，但德望比不上司马光，任伯雨等人也没有元祐诸贤的久著声望。一受挫折就不再振作，士气完全颓丧，全天下都盲目地走向泥淖，到了靖康年间，没有一个可用之才，把整个国家交给异族，这就不足为怪了。将要下雪之前，先有微温，那种微温，哪里是和暖之气呢？在这种情况下，诸位君子身处其境，是很不容易的。太后不可依靠，韩忠彦也不可依靠；李清臣、蒋之奇这样的杂进之人，更不可依靠；曾布与韩忠彦在政府中互相牵制，尤其不可依靠。然而温和诏书的颁布，迅速起用官员，毕竟是从朝廷发出的。范纯仁说：“皇上果真用我了，我死有余责。”程颐说：“我首先受到大恩，如果不供职，怎么能仰承皇上的德意？”苏轼从海外刚回来，欣然上路。他们本来就不能在君臣之间无动于衷，知道不可依靠，却仍然欣喜地前往，这也是君子存心的厚道！
虽然如此，用道来斟酌，以长远来规划，以坚贞来持守，而善于调养元气使之不受损伤，本来是有方法的。天下有道，道在天下，那么自身就跟从天下以跟从道。天下无道，道在自身，那么就用道来爱惜自身，也就是为天下爱惜道。用道来爱惜自身的人，喜怒不轻易动于心，言语沉默不轻易加于物，而进退尤其必须谨慎。把他当作仇人，就知道仇人一定不会为我出力，不能去依靠他。喜爱他而加于膝上，就想到加于膝上的人不难把你投入深渊，不要拿自身去试深渊。而且使昏庸的君主知道我不是因为喜悦而动摇，不会认为我是依靠恩宠。而且使邪佞之党，看到我迟迟不进，不会怀疑我力争取胜。而且使天下的士人，爱惜名节，想到荣宠并非光荣，而不辱身轻试。而且使四海的百姓，知道世道正当艰难，隐忍含辛茹苦，而不早作升平的打算，以免触犯苛虐而加重灾祸。所以范祖禹劝范纯仁不要赴召，而尹焞怀疑程颐轻易出仕，不只是为二公爱惜自身，更是为天下爱惜道，而道尚且存在于天下。
因为爱君心切，而不忍违逆君命；因为忧国至极，而急于想为国效力；因为爱民深厚，而总想为民请命；那么小人望风而趋、待隙而钻的，就会说：他和我是一样的。一虚一实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试，不遗余力，来采摘而全部杀光；昏庸的君主也会说：这是呼之可来、挥之可去的人，天下哪里还有君子呢？只有我的话没有人敢违抗，否则就贬窜诛杀，永远禁锢不留后代，也不怕国家没有人。后生者，不能参与直道的伸张，也会说：前辈先生，也曾急于进身了。那么不等君主果真明察，臣子果真正直，未进而得到进身，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必与世龃龉呢？于是小人有可借的口实，庸主有轻士的心情，人士无固穷的节操。朝廷成为没有人的朝廷，乡野成为没有人的乡野。那么从大观以后，直到靖康，醉梦倾颓，没有止境，最终没有一个人能挽回天下的狂趋以拯救死亡，岂不令人痛心！
宋朝的不安定，从景祐年间一变。熙宁年间再变，元祐年间三变，绍圣年间四变，到这时五变了。国家的动荡不定，不待智者也知道。几十年来，小人迭进，而公忠刚直之臣，前后相接。然而求其树立难进易退的节操，足以使天子起敬畏之心，为士类树立榜样的，却没有这样的人。骐骥与驽骀争驾，明星与萤火争光，道已经贬低，身已经亵渎，世道怎能不波流，国家怎能不瓦解？韩忠彦孤立以拥戴女主，而希望挽回两世的倾危，诸位君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动而难以静呢！程颐被贬，而尹焞、张绎等学者都遭受伪学之禁。韩侂胄的恶行，从此倡导。那么不但祸害于国家，而且害延于学术了。建中靖国初年的政令，有识者所为之寒心，哪里有什么粲然可观呢？
〖二〗
好的政令，传了一两代之后就会产生弊端，不好的政令，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好的政令，本来是为了利民，但它的弊端，必然发展到害民。立法之初，上面昭示明确，下面敬谨遵守，国家受其益，人民受其赐。但后来执行的人不称职，假借其宽缓之处以便于松弛，假借其严厉之处以施行苛刻，于是弊端在其中产生，而人民就困苦了。不好的政令，害民以利国，但到了后来，国家无利可得，因而产生祸害，而对人民的损害也逐渐减轻。立法之初，刻意推行，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积于下而不敢违逆，后来也就成了故事。州县长官中贤能的，可以与士民通议委曲，只求大致赶上期限而已，不必完全按照法令。至于不肖的，则下不恤民怨，上不畏国法，只是假借法令以济其私，而涂饰以应付上级，也是苟且塞责而没有实行的诚意。那么它对天下的虐政，也逐渐解散而不完全像当初那样，害处也就从这里减轻了。所以即使有不好的政令，也不能施行几十年而人民无隙可避。由此说来，不好的政令，不能长久地贼害天下；而正因为不好，被君子所反对，于是引进小人来办成它，小人乘机播恶，其祸患才蔓延开来。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那么乱天下的，不是乱法乱之，而是乱人乱之。
蔡京通过童贯引进，与邓洵武、温益等奸人剿袭绍述的邪说，推崇王安石，恢复实行新法。然而考察蔡京所实行的，又何尝完全取用王安石的各种法令，督促官吏人民一定实行呢？王安石昼思夜想、搜求众论、以曲尽其申不害、商鞅、桑弘羊、孔仅之术的，蔡京都当作故纸来看待，名存实亡的十之八九。那么蔡京所做的，本来就不是王安石所做的。天下苦于蔡京的，不是苦于王安石。可见王安石的法令，不足以招致宣和、政和年间的祸乱；只是他引进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等群小，把贼害贤良、欺罔君上的秘计授给蔡京，这才是王安石之所以留给宋朝的败亡之因。再考察熙宁、元丰之时，青苗、保甲、保马、市易等法，雷厉风行，人民拆屋卖子，伤残肢体，流徙四方，哭号遍野。假使直到宣和、政和年间，没有宽弛，那么天下的百姓，死者过半，揭竿而起的，不比秦、隋末年减少。可是绍圣年间继续推行，又二十多年，却不闻天下的怨毒倍于前日。方腊造反，驱使他的是朱勔花石纲的骚扰，不是新法逼迫他。这也可以知道政令无论善恶，都不足以持久，依靠法令以求盈余，只会成为聚讼而已。
神宗求治太急，王安石想兜售其邪僻之术又很坚决，两者交相急迫而更加之以戾气，力持其是，而与君子相争，没有放纵欲望、苟且偷安的心志来缓和它，所以推行决绝而督责严厉，官吏无处容其曲折，人民无处用其推移，就像烈火刚燃，没有幸存的宿草。到哲宗时以懈怠之心推行，到徽宗时更以奢侈之心推行了。那么官吏人民只要能有盈余以应付诛求，粉饰文具以免除督察，自然相遁于下而巧为躲避。比如保甲之法，本来可以用一纸公文报告成功；青苗的利息，本来可以分摊到户口田土。醉梦之君，邪僻之相，只要满足其欲望，就可以向人夸耀说：“神宗所做的事，我都做了。”而人民的祸害，也就至此稍为缓解了。
由此说来，政令无论善恶，都不足以持久。官吏自有其相沿的习气，人民自有其图全的计谋。士大夫冒着谴责在朝廷上争讼还不够，里胥编户互相勾结以逃避法令则有余。所以周公制定六官，叙述六典，纤悉周详，把天下规划于指掌之间，勒为成书，而终究不用它来治理周朝。不是不可行，而是如果实行了，或者逃避它，或者利用它，德行不永而弊端就会增长。
君主为国家图谋无疆之休，只要任用贤人就行了；大臣为君主建立有道之长，只要进用贤人就行了。所举荐的贤人，以类升进，即使不如前人的美德，但沿袭流风以自我修养，一定不会成为害虫。所举荐的不肖，以类升进，岂止是互相效法邪僻？趋势愈下，流风愈淫，就是想求得前人的不韪之处也得不到。唉！王安石哪里料到他的支流会有蔡京呢？而蔡京却说：“我是安石的嫡系。”诸君子又跟着指认说：“蔡京所效法的，是王安石。”蔡京的恶行于是更加猖獗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约束人民的是志，教化人民的是教，树立百年的是人。知道善政不足以持久，那么除非革命之初，不必创立自己的法令；知道恶政不可久，那么即使苛烦的法令，自然可以调教使之驯服。读一家之言，就想改变天下而听从自己，我未见其比王安石高明，只是给蔡京提供口实罢了。
〖三〗
靖康之祸，是从童贯开始的。狡诈的夷狄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用而用之，在必亡的契丹身上逞志，而把国家交给正盛的女真。后来宋理宗又重蹈其覆辙，以至于亡国。直到后代，还有人持“以夷攻夷”之说而招致败亡的，这是自己跳进凶危的陷阱，昭然明白，人人都知道。而宋朝一误再误以致亡国的，还不止于此。假使徽宗听从高丽的建议，采纳郑居中、宋昭的谏言，斥退童贯、王黼的奸邪，拒绝马植、张觉的请求，不对辽国放一箭，而且输送金粟、起派援兵，来保卫契丹，能保证耶律淳不走死吗？能保证左企弓固守燕山而不投降吗？能使女真不压向河北而与我逼近吗？能阻止女真不驰突渡河而直趋汴京吗？如此，那么联络女真与不联络，结果一样；援救辽国与夹攻，结果也一样。童贯承受其败，而宋朝的危亡，不只是童贯的失算。
放弃夹攻之计而援救辽国，辽国存在而为我捍卫女真，这是一说，但宋朝岂能援救契丹而使之存在呢？对于瓦解垂亡的契丹，一次进攻，童贯就败于白沟了；再次进攻，刘延庆、郭药师就败于燕山了。进攻不能攻，那么援救本来就不能援。不能敌过将要熄灭的萧干，难道就能拒挡燎原正盛的粘没喝吗？拒挡契丹而不援救，拒挡女真而不夹攻，就不引导女真窥探中国的虚实，守旧疆而静镇之，这是一说，比较接近了。可是女真灭辽，拥有十六州之地，南临赵、魏，以方新不可遏止的锐气，觊觎河朔的肥沃土地，派一个使者来索取岁币，答应不快就激起其愤怒，答应快了就增加其轻慢。难道能止其锋锐，画燕自守，而不以吞并契丹的力量来咬我吗？那么夹攻、援辽、静镇，三者都无法自全。因为宋朝到这时想避免女真的祸患，已经难了。
自从澶渊讲和以后，毕士安撤除河北的防务，名为休养，而实际上是开启真宗粉饰太平的安逸之志，兴封祀、营土木的十八年。仁宗以柔道为保邦之计，刘六符一来，就增加岁币唯恐不及，坐销岁月于议论之中的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强之志，却行迂谬之妄图，对内以聚敛残害其民，对外以不教之兵远试于熙河。契丹一索要地界，就割土给他，而含情姑待，终究不能一展折冲的实算。元祐以来，一彼一此，聚讼盈廷，把北方边鄙置于度外的又二十多年。军中无可任之将，队伍无可战之兵，城堡湮废，戍卒离散。徽宗更以嬉游败度，忘记时光流逝。这样总共将近一百年了。那么攻无可攻，援无可援，镇无可镇。请求停止夹击之师的，停止了而已；又有什么办法为停止之后谋划一个巩固的策略呢？所以说童贯误国，不只是童贯误国。
虽然如此，宋朝到了这时，难道果真没有可以凭借以自振的吗？以财赋而论，徽宗虽奢侈，还没有到杨广那样挥金如土的地步。尽天下所输纳的，来捍卫一方，自有余力。以兵力而论，后来两河的民众，村为屯、里为砦的，以至于漂泊江南，尚且可以厚用。周世宗以数州的土地，乘战乱之余，临阵一挥，强敌立刻摧破，也不是训练十年之后才用的。以将相而论，宗泽本是陶侃一流的人物。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都已在其位，而才志可征。刘锜、张俊、韩世忠、岳飞，或者已在军中试用，或者崛起于草野，而勇略已著。用之就有效，求之就到来，并非没有人才。有财而不知所用，有兵而不知所用。没有别的，只是不知人而任用他，而宋朝的灭亡，无论到哪里都会灭亡。
不知还可以说，不任就不可说了。这岂只是徽宗的昏庸、蔡京的奸邪，败坏于一旦？自从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不安地只以屈抑英杰为安邦之上策。那么分阃临戎的，本来就把容身为厚福，而害怕建功以取祸。所以平方腊、取熙河，非童贯以宦官身份而无猜忌，不敢承担战胜之功。喧嚷者满堂，而窥其门户，早已阒其无人了。即使没有童贯挑动女真来攻，能免于灭亡吗？汉朝用南单于攻北单于，而匈奴之祸结束；闭关谢绝西域，而河西的防守巩固；因为那是汉朝。庙堂有算，军中有政，夹攻可以，援辽可以，静镇尤其没有什么不可以。只在得其人罢了。
〖四〗
奸人得君久，把持权柄而倾覆天下，也必定有原因。才能足以代替君主，而给君主以安逸；机巧足以逢迎君主，而助成君主的妄图；在下足以弹压百官，而没有人敢欺侮；在上足以胁迫君主，而终究不敢轻慢。李林甫、卢杞、秦桧都是这样。他们进用之始，就能耸动其君，而被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后，君主就信任尊礼之；权势已归，君主虽然怀疑也不能动摇而使去位。所以高宗在靴中藏刀以防秦桧，却推崇他更加隆重；卢杞贬斥后，德宗还念他不衰；李林甫若非杨国忠怀忌以相反，玄宗终究不会轻视他。而当时满朝之士，没有人敢昌言其恶，微词讥讽就祸不旋踵了。而蔡京不同。
徽宗任命蔡京为相，虽然曾赐坐而命之说：“卿用什么来教我？”也是开玩笑。实际上只是把他当作弄臣畜养而已。蔡京做他想做的事，虽然奉王安石为宗主，持绍述之说以大杀善类，而熙宁、元丰的法令，并非真的要去实行，实际上是以弄臣自处而已。他最初进身，是因与童贯游玩，持书画奇巧以进献，而托之绍述，以便登上相位。他说绍述，是戏言。他所师法王安石以《周官》文饰其说的，只是“唯王不会”这一句话，用来利用于游戏。受宠既深，狂嬉无度，见到安妃的画像，就形之于诗；纵容幼子牵衣，著之于表；父子相继，迭为狎客。乃至君以司马光戏弄臣子，臣以仁宗戏弄君主，则都明显知道他是俳优之长，与黄幡绰、敬新磨等。皇帝难道会说这人可以为我的社稷之臣吗？蔡京、蔡攸父子难道会说我是皇帝的心腹吗？正因为皇帝待他们轻慢，而蔡京、蔡攸父子自处卑贱，所以星变就一次被贬，日中有黑子就再次被贬，子用而父以病免，不能世执朝权。在大位者如侯蒙、陈显，斥之为害虫，而尚且优游而去；闲散之臣如方轸，草野之士如陈朝、陈正汇，骂他如猪狗，而尚且不陷于刑。从未有过盘固不可动摇之势。徽宗也屡次想改用别人代之。而赵挺之、何执中、张商英之辈，又都怀私幸进，无能效其尺寸。因此恩宠日益牢固，地位日益崇高，而老而不死，长久为害于天下。计算从他被进用到南窜之日，君也是戏，臣也是戏。继任的，是蔡攸、蔡绦；同伙的，是王黼、朱勔、李邦彦；也都是戏。花鸟、图画、钟鼎、竹石、步虚、受箓、娼门、酒肆，固然是戏；开熙河、攻交趾、联络女真、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肆赦，也莫非是戏。这样而想延缓败亡之祸，怎么可能呢？
所以有李林甫，不足以斩断肃宗的国祚；有卢杞，不足以使德宗陷于灭亡；有秦桧，不足以破灭高宗的国家。蔡京没有那三奸的鸷悍，而祸害却最重。他们为恶，还有所为以钳服天下；而蔡京为戏，一无所为。他们得君，是君不知其奸，而奸必有所掩饰；而蔡京与君交相戏，君贱之而不能舍弃他，则无所忌惮而无不可为。即使没有女真，将来起于草泽，王善、李成、杨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余万，北据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余。遇到狡强锐起的天骄，还能延长宋祚于江左，是幸运了。虽然，正因为其戏，含垢忍耻以偷嬉宴，那么他施毒于士民的也较浅，本来有不至于亡的一面。蔡京年八十，而与子孙窜死于南荒，不能像李林甫、卢杞、秦桧那样保躯命于牖下。也足以当之了。
〖五〗
杨龟山（杨时）应诏出仕，议论者批评他，又有什么理由批评龟山呢？君子的出仕，只在于道罢了。以道来召，以道来应，道没有不可，君子就可以。徽宗固然是君，进用贤人，是君之道。蔡京固然是相，举荐贤人，是相之道。相推荐，天子召见，为士者无处可以引避。天下虽无道，而以道相求，出来之后志向不得施行，言论不被采纳，然后引身而退，也不算失当。龟山有什么可批评的呢？在那个时候，人民的疾苦很紧急了，改革一项政令而缓解人民的死亡，就是我的仁；国家危迫了，匡正一项谋略而拯救国家的危亡，就是我的义。人民即使不能缓解其死亡，而我缓解之的方法不吝于言说；国家即使不能拯救其危亡，而我拯救之的方法不隐于心；那么存乎在我的一面自可尽之，而不以事情的从违为忧。君子用心，自有不容已之处。徽宗虽然昏庸，还是我的君主；蔡京虽然奸邪，还是我君主的宰相；宰相以礼推荐，君主以义召见，怎能预想其不可与有为而弃之呢？批评龟山的人，未免太狭隘了！
虽然如此，试设身处地，处在龟山的时代，面对重和年间的朝廷，而与当时在位的人周旋，本来有大难堪之处。不知龟山怎么处理这个？《易经》艮卦九三爻辞说：“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为什么厉？因为它的熏。立于四阴之中的独阳，上无应援，熏之的都是阴浊之气，所以危险。孔子之道大了，不是可以凌越而企及的。然而孔子出仕，卫灵公虽然荒淫，还有蘧瑗、史鱼在。那么立于其廷，环顾四周，可以与为缘的并不缺乏，则群小的熏，不能乱君子的气味。所以季孙斯、公山弗扰、佛肸都可以提起衣襟而涉过；而女乐一归，就急忙离开祖国而不忍停留。为什么呢？奸邪，是君子可以施以矫正的；而同昏的朝廷，腥闻炽然，环至而相熏，则想姑且与之处，而无以自置其身。孔子尚且如此，何况不能为孔子的人呢？龟山刚出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徽宗像那样，蔡京像那样，蔡攸、王黼、童贯、梁师成等人又像那样。而当时人士相趋以成风尚的，是章醮、花鸟、竹石、钟鼎、图画。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疲倦。看靖康祸起，虏骑蹂躏都城，天子啼哭，万民震栗，而抄掠金帛的差役，洪刍、王及之辈，都是一时自标高雅的文士，劫持宫娥并坐，歌谑酣饮，而不以死为忧。那么当时哪里还有什么奸邪？不过是聚集鸟兽于君门，互相踢踏罢了。龟山以严气正性的儒者，孤立于其间。槐棘之下，谁与他交谈？待漏的官署，谁与他同立？岁时往还的酬答，谁家的门可以报谒？荆棘刺肤，丛锥刺目，彼则无愧，而我能自适吗？庄子说：“撄而后宁。”也必须有所宁，也必须相撄然后相拒以宁。不能撄我，而只以气相熏染，厉罢了，哪里能宁？想到此，那么龟山的出仕，实在不如不出。
于是尹焞的坚决不留，就更高明了。艮卦上九爻辞说：“敦艮，吉。”超出群阴之上，与九三异志，时止则止，不是道之必然，而是心之不得不然。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所以在乱世末流，选择出仕与否的正道，用心来衡量道，而不以心仿效道；没有东西熏其心而心就泰然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六〗
形势到了不可阻止的极点，必须大翻转之后才能有所安定。所以《易经》说：“倾否，先否后喜。”否已经到了极点，不能消去它，只有把它倾覆然后才能喜。可惜那倾覆而想善保其终，那么否不倾而自己也会倾。谋国的人，志向并非不忠，道并非不正，不忍看君主颠沛、人民流离，想因仍而补救之，其说足以耸动天下。然而不能补救，反而加重其危亡，则是因为可惜倾覆而舍不得倾覆者使他们这样。
宋朝到了徽宗末年，必亡的形势，不可阻止了。不只是女真的强盛不可抵御，不只是童贯借金灭辽的策略不对，尤其不只是王黼接受张觉的投降以挑动狡虏。君不像君，相不像相，垂老的童心，冶游的浪子，拥有离散的人心去面对大变故，无一不是必亡的形势。于是宇文虚中进呈罪己之诏，吴敏、李纲定下内禅之策，不能不说是消除否运的方法。然而汴京被破，二帝被俘，愈发不可挽救了。内禅，是死守的计谋。死守就必须有死守的器械。任庙算的只有李纲，李纲之外没有人了；任军旅的只有种师道，种师道之外没有人了。尽李纲的谋略，竭种师道的勇气，可以担当这个吗？朱熹已经论定说：“不足恃。”而且不只是李纲与种师道，婴守孤城，凭借松懈离散之势，一日未亡，一日还有处堂之策。人心不震动，规划不更新，即使诸葛亮也不能阻止荆州的溃败，即使郭子仪也不能阻止陕州的奔逃。为什么呢？势已倾者不倾，而否也不会自倾。乱起于外的，用中来控制；乱集于中的，用外来控制。处于有余之地，然后可以自立；可以自立，然后可以御人。先王众建诸侯，作为藩屏，按时巡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都是天子的外宅。所以幽王死于宗周，而襄王存于氾水。《春秋》记载说：“天王出居于郑。”居，是所应居之地。整个天下都是所应居之地，那么都是他所自立之地了。都是所应居之地，而拘泥于不可久居之地以自困；那么有余之地，都不是其地，有余之人，都不是其人，害怕倾覆而倾覆必然来临。否哪里有自消的道理呢？
徽宗南奔以避寇，形势紧迫而不容不避，避之还不足以亡国。以势而言，头不砍的命不倾；以理而言，死社稷，是诸侯之道，不是天子之道。诸侯弃其国就无国，天子弃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失其世守，所以不算大失。其成乎必亡的，是内禅而委位于钦宗。委位于钦宗，则徽宗就不是天下的君主了。本来不能为人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成为萧然休老之人。那么处有余之地而非其地，抚有余之人而非其人。权藉之所归，据之以抗强虏的，仍然是孤立于危城的嗣主。这样出奔还不算失，而内禅之失，不可救药了。唐玄宗逃往蜀地，而太子北走朔方，仍然是太子。玄宗尚且隐约系东南人心，而人知道有君主。太子虽立，而置身于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卷土重来以收复京阙。钦宗受内禅之命，是天子固然在汴京，走往东的，已经不是天子了。满朝之士，都是谗贼之余，婴城之众，只是留恋身家之计。李纲以此曲意顺从他们的意旨，拥戴钦宗迟回于栈豆。称之为“效死弗去”。肩负货贿以爱惜迁徙的愚民，群起欢呼，以偷一日之安。怀、愍的覆辙，惨然不知惩戒，而盲目蹈之，岂不悲乎！
假使内禅不行，徽宗即使出走，人知道吾君尚在，不会没有奋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尚据河山之富；群小抱头骇散，不牵制筑室之谋；太子受钺以抚军，自效广平之绩；揆其时势，比之康王漂泊济州的，还相什百。只有李纲昧于此，爱惜这个四面受敌的孤城，仍用这个议论猥繁的朝廷，率领这个奸邪怙党的佥壬，殉葬这个瞻恋秾华的妇稚。虏兵乍退，歌舞如前。他且说：“非李纲使君有君、国有国，怎能得此晏处之休？这是奠已溃之宗庙而安我妇子，功施不朽了。”盘庚说：“胥动以浮言。”不是指这个吗？
徽宗以脱屣自恣之身，飘然而去，翩然而归，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钦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应，有令不行，又不能如肃宗之在灵武。都城官吏军民，以浮华安佚之累，倏然而忧，俄然而喜，终究不能如朔方、邠、宁之军，愤起反攻，以图再造。祸在转眼之间，而犹作全盛之图，李纲怎么不想想呢！在当日，城连万雉，阙启千门，鸡犬方宁，市廛未改，不忍一朝弃之，而想奉一人以固守，这难道不是忧国恤民的至意？而眼前的殷盛，是一瞬间的浮荣；转眼的凋残，成灰飞的幻梦。终于使两君被俘，六宫被虏，金帛括尽，冻饿空城，不能逃出以谋生，而上下交绝其大命。这样而以为不忍，其忍，不是已经惨了吗？所以归咎于李纲的，是有所惜而忘了大惜。邪说行，狂夫逞，普天之痛，李纲岂不是罪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