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天未然而争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争天以求盈，虽理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夫天之将然矣，而犹作气以愤兴，若旦夕之不容待，何为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汤之革夏，武、周之胜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时乎？
汉武帝锐意有为，而繁苛之政兴，开边牟利，淫刑崇侈，进群小以荼苦其民，势甚盛而不可扑也。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馁，驰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浃于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罢兵息役，弛刑缓征，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图已改矣。其未能尽革以复文、景之治者，霍光辅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渐衰之势，待其自不可行而报罢。于是而武帝之虔刘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无他，唯持之以心，应之以理，一顺民志，而天下不见德，大臣不居功，顺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无不利也。
考神宗之初终，盖类是矣。当其始也，开边之志，聚财之情，如停水于脃土之堤而待决也。王安石乘之以进，三司条例使一设，而震动天下以从其所欲。于是而两朝顾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尽言；通国敢言之士，但一鸣而即逢贬窜；群小揣意指而进者，喧不可息也。此势之极重者也，然而固且轻矣。安石之所执以必为者，为之而无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难废矣；青苗之收息无几，而逋欠积矣；保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废矣；民怨于下，土怨于廷，而彻乎上听矣。高遵裕之败，死尸盈野，弃甲齐山，而天子且为之痛哭矣。安石则不肖之子挠之于内，反面之党讼之于廷，神宗亦不复以心膂相信。邓绾、吕嘉问且婴显罚，王安礼纠兄之过，而亟进升庸。手实、方田，自安石创者，皆自神宗而报罢矣。使神宗有汉武之年，其崩不速，则轮台之诏，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谏。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几已见矣，势已移矣。则哲宗立，众正升，因其欲熸之余焰，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虑，抑其怒张之气以莅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无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为之修，弛而弗为之督，三年之中，如秋叶之日向于凋，坐而待其陨矣。而诸君子积怒气以临之，弗能须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论古先圣哲之调元气而养天下于和平哉？
牛之斗虎，已毙而斗之不已，牛乃力尽而死。安石既退，吕惠卿与离叛而两穷。吕申公、司马温公以洎孙固、吴充，渐起而居政地。彼蔡确、章惇、王圭、曾布之流，无安石博闻强识之学、食淡衣粗之节，岂元祐诸公之劲敌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两立之权，而欲自居于畸重，则昔之重在彼者轻，而今之重在诸公者，能长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与天争，而天且去之矣，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无此虑。"天非不祚宋也，谋国者失之于天，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
〖二〗
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天子不言有无，大臣不问钱谷，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为天子惜，于是讳言会计，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说之义，而蒙之以为名也。不言有无者，非禁使勿知之谓也。不于有而言无以求其溢，不于无而计有以妄为经营。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内，不当言无也。不问钱谷者，非听上之糜之，任下之隐之，而徒以自标高致也。出入有恒，举其大要，业已喻于心，而不屑屑然问其铢累也。若乃宾宾然若将浼己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为天子、可以为大臣乎？自矜高洁之名，而忘立国之本，此之谓惜名而废实。习以为尚，而贤者误以为道之所存，其惑久矣。
为弼成君德之说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国之富也，知之则侈心生。于是而幸边功、营土木、耽玩好、滥赐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谓之导君以骄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怀不足之心，则不期俭而自俭。之说也，尤其大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岂忧财之不足而为之衰止哉？高纬、孟曰永、刘鋹仅有一隅，物力凡几，而穷奢以逞。汉文惜露台之费，非忧汉之贫也。奄有九州之贡税，即不详知其数，计可以恣一人之挥斥者，虽至愚暗，不虑其无余。唐玄、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虚枵，抑且横征别出。夫颦眉坐叹而相戒以贫，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贻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则将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后可乎？为新法者，本以北失燕、云，西防银、夏为忧，则亦立国之本图，固不当以守财坐叹，导其君以抱璧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为谋已下也。
乃若术疏而不逮，则虽博练如温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数、畜积之实者有故：方在青宫之日，既无以此为其所宜闻而详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乐而念不及之者勿论已；即在厉精之主，总其要不能察其详，抑以此为有代我以来告者，而弗容亟问也。若大臣则亦昔之经生，学以应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习，长之所游，政暇公余之所涉猎，即不以宴游声色荡其心，而所闻所知者，概可见矣。下者，词章也；进而上焉，议论也；又进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即及于天下之务，亦上推往古数千年兴废得失之数，而当世出纳之经制，积聚之盈歉，未有过而问者。故亿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亿其无，而不知其未尝无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几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几何也。虽以温公经济之实学，上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条条，一若目击而身与之；然至于此，则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徒见其东流，而不知归墟者何天之池矣。则虽欲胪列租税之所登，度支之所余，内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积，计其多寡，而度以应人主有为之需，固有莫扪朕舌而终以吃呐者。则学之不适于用，而一听小人之妄为意计也，其能免乎？
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亿国帑之虚，而以桑、孔之术动人主于所不察。元祐诸公欲诎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则相惘相值，勿问贞邪，而各以时竞，何异两盲之相触于道，其交谇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为务，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守之者，胥隶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纸也；湮沈而不可问，盗窃而不可诘。呜呼！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获之，丝丝而织之，铢铢而经营之，以效立国久长之计，使获免于夷狄盗贼之摧残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无之中，与粪土均其委弃；智者所不能自已，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携杖观云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则孔子曰"足食足兵"，其为俗吏之嚆矢与？丁谓上会计录以后，至熙宁元年，六十年矣。中历仁宗四十一年之节俭，民无流亡，国之所积可知也。青苗、均输、农田、水利之所获，一部娄之于泰山。诸君子不能举此以胜安石之党，且舌挢而不能下，徒以气矜，奚益哉？
〖三〗
易曰："天下之动，贞胜者也。"贞胜者，胜以贞也。天下有大贞三：诸夏内而夷狄外也，君子进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内也。各以其类为辨，而相为治，则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争)[贞]胜矣。若其所治者贞，而所以治者非贞也，资于不正，以求物之正；萧望之之于恭、显，刘琨之于聪、勒，陈蕃之于宦寺，不胜而祸不旋踵；小胜而大不胜，终以烖及其身，祸延于国。故君子与其不贞而胜也，宁不胜而必固保其贞。元祐诸公昧此，以成绍圣以后之祸。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亦惨矣哉！
新法之为民病，甚矣。诸公顺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谓其非贞也。即疑于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宪，以正先君之阙失，亦不可谓非孝之贞也。乃改之者，诸公不自任其责，嗣君不与闻其谋，举而仰听于太后。于是盈廷之士，佥曰后，尧、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尧、舜也；乃至传之史册，而后世道听之说，犹曰后，尧、舜也。取后而跻之尧、舜，曰后，尧、舜矣；其可抑尧、舜而匹之后，曰尧、舜，后邪？故曰："拟人必于其伦。"伦者，不相夺也。诸公跻后而尧、舜之，群小抑后而吕、武之；以伦求之，吕、武虽不肖，犹其等伦，而尧、舜悬绝焉。则吕、武之说，足以争胜而亡忌。伦也者，类也；天之生是使别也。草与木并植，而芝兰之芳，不可以为梁栋；鸟与兽并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驾戎车；天子与后敌尊，而母后之贤，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丧其贞，而欲以胜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辞也；天所弗佑，祖宗之灵所弗凭依，天下臣民亦怀疑而其情不固。不贞者之不胜，古今之通义，不可违也。
哲宗之立，虽仅十龄，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亲政，则此七年者，月之朗于夜，非日之昱于昼也。旦昼虽阴，而以照物，其能俾人洞见者，视月远矣。天子虽幼，而以莅众，其能俾人信从者，视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权重，可以唯其所为，然且惮于恶而强为善者，自非上哲，亦唯其名而已。夫为恶而恶之名归之人而己不与，则无所惮，而有委罪之路。为善而善之名归之人而己不与，则不能强，而徒挟不平之情。实则资己之权藉以为之，名则去之，严父不能得之于子，而为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
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乐之败，悔不用王安礼之言。王安石子死魄丧，其志已衰。王雱、吕惠卿自相龁，而神宗已厌之矣。邓绾、吕嘉问秽迹彰明而见黜矣，蒲宗孟诋司马君实而见诃矣，孙固、吕公著渐进而登两府矣。则使当国者述神宗之志，以遗诏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马之孳生，缓保甲之练习，以次而待哲宗于识知之后，告以民(主)[生]之艰苦，示以祖法之宽弘，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归牝鸡之啼曙，夫岂不可必得者？计不出此，拥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画诺，如秉笔之内竖，奉教而行。即以韩维、苏轼、刘挚、朱光庭辈处此，其能俯首以听焉否邪？故人谓温公守贞有道而未通乎变者，非也。温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贞也。贞之大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彝伦也，事之纲纪也。以阴御阳，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国，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当坤之初，阴无失德，非有坚冰之祸；而发端之始，与干相革，则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闲，而诡于其涂，不可以复暄和高朗之宇，固无待血战而始知其害也。温公胡不闻焉？
呜呼！国之将乱也，黄发耆臣老死而无与继者。神宗之季年，韩、富二公先后而逝，文潞公虽存，年已迟暮，且仁柔以召物议，众望所不归也。使有秉国钧者，如韩公于英、仁二庙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当元祐三四年闲，撤太后之帘，以兴革之权、进退之柄、归之天子；则群小无言可执，无隙可乘，而国定矣。温公权藉既轻，道亦逊焉，徒恃愚氓浮动之气，迁客跃起之情，迫于有为而无暇择焉，其能济乎？权轻者，非势之胜也；道逊者，非理之贞也。捷反捷覆，捷兴捷废，天下皆丧其贞，则女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义，不可违也。
〖四〗
置一说之短长，以通观一时之措施，则其治乱安危，可未成而决其必然于先，旷千载而信其所以然于后，无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绍圣改元而后，其进小人、复苛政，为天下病者，勿论矣。元祐之政，抑有难于覆理者焉。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则元祐之所为，矫熙、丰而抑未尝不效之，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呜呼！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
天子进士以图吾国，君子出身以图吾君，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必将有其事矣。事者，国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图，边疆也。其施于民者，视其所勤而休养之，视其所废而修明之，拯其天灾，惩其吏虐，以实措之安也。其登进夫士者，养其恬静之心，用其方新之气，拔之衡茅，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岂徒绍圣哉，元祐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刘器之谏觅乳媪而已，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勿以暑废而已，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自是而外，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其进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唯熙、丰所贬斥之人，皇皇然力为起用，若将不及。岂新进之士，遂无一人可推毂以大任之，树百年之屏翰者；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遂可无旷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频年岂无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岂无冤民？而清问不及；督行新法之外，岂无渔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触忤安石之余，岂无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败孔棘，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契丹之岁币屡增，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则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
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出)[上]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唯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
吾诚养君德于正，则邪自不得而窥；吾诚修政事以实，则妄自无从而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则徼功生事之说自息；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拔贤于难进之侣，为国家储才于百年，则奸佞之觊觎自戢，而善类之濯磨自弘。曾不出此，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然则使元祐诸公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未见其有所谓理也，气而已矣。气一动而不可止，于是吕、范不协于黄扉，雒、蜀、朔党不协于群署，一人茕立于上，百尹类从于下，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宋之犹有国也！而绍圣诸奸，驾驷马骋康庄以进，莫之能御矣。反其所为者，固师其所为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
当其时，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祸，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乃恣通国之精神，敝之于一彼一此之短长，而弗能自振。呜呼！岂徒宋之存亡哉？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为，其言洋溢于史册，以实求之，无一足当人心者。苟明于得失之理，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
夫君子之自立也有节，而应天下也有道。心之无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后荣；为之有实，不待法之无所獘而后治。故入其朝，观其所为；读其书，观其所成。聚天下之聪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万物，不期正而无不正，然后其兴也，必也。此则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岂徒伊、吕哉？两汉之盛，唐、宋之初，无有不然者。夫谁如哲宗在御之世，贸贸终日，而不知将以何为也！
【一】
局势发展到极度强盛的时候，其末端必然会转向衰弱，衰弱之后反过来就容易了，这是必然的趋势。顺应必然趋势的，就是理；理的自然状态，就是天。君子顺应理而善于顺应天，人本来就不能与天相争，这早已是事实。在天还没有显现趋势时就与之相争，其害处容易看见；在天即将显现趋势时还与之相争，其害处就难以察觉了。与天相争以求达到极致，即使理上可行，也必然超出其应有的限度。超过了理的限度，就又陷入极度强盛的态势而逐渐转向衰弱。君子审察这种由强盛转向衰弱必然逐渐消解的规律，为天下人乐于遵循，无须言语而自明，无须行动而自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安然永久安定而不再混乱。天都已经要那样了，却还要鼓足气力愤然奋起，好像连早晚都等不及似的，这是干什么呢？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百姓陷入极度苦难时，他们审察到这种苦难将要消解的势头，保持正固以等待时机，慢慢起来顺应民心以图成功。商汤革除夏命，周武王、周公战胜殷商，都是遵循这个道理。更何况在不是革命改制的时代呢？
汉武帝锐意有为，于是繁苛的政令兴起，开边拓土、牟取利益，滥用刑罚、崇尚奢侈，进用群小来荼毒百姓，势头很盛而不可遏制。然而超出其本分的一定会内虚，在不可行的地方肆意妄为的一定会力竭，怨声遍及四海的一定会心中恐惧不安。所以他晚年罢兵息役，宽缓刑罚、减轻征敛，不等别人多次进言，他自己心意就已转变，图谋也已更改。他未能彻底革除弊政以恢复文景之治，是因为霍光辅佐孝昭帝继位后承接过来，趁着其逐渐衰微的势头，等到它实在行不通了就不再推行。于是汉武帝对天下的残害，一天天、一月月地消解，不知不觉中就已离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持守于心、顺应于理，一切顺从民心，而天下人不觉得是恩德，大臣也不居功，顺应天意以承受天佑。承受天佑的人，自然无往不利。
考察宋神宗的始末，大概与此类似。在他初期，开边的志向、聚财的欲望，就像储存在脆弱堤坝中的水一样等待决口。王安石乘机进用，三司条例使一设立，就震动天下以遂其欲。于是两朝顾命的老臣，引退而不能尽言；全国的敢言之士，一开口就被贬窜；群小揣摩上意而进用的，喧闹不可平息。这是局势的极度强盛。然而它本来也在转向衰弱。王安石所执意要做的事，做起来并没有效果。黄河不能疏通，淤田收成不好；方田法不能推行，旧有的簿籍难以废除；青苗法收的利息不多，而拖欠却积累起来；保马法繁殖不兴旺，而苑牧却废弃了；百姓在下面怨恨，士人在朝廷上怨恨，并且传到了皇帝耳中。高遵裕兵败，尸体遍野，弃甲如山，天子都为此痛哭。王安石有不肖的儿子在内捣乱，反目的党人在朝廷上攻击他，神宗也不再把他当心腹相信。邓绾、吕嘉问受到显着的惩罚，王安礼检举兄长的过失，反而迅速被提升任用。手实法、方田法这些王安石创立的措施，都是神宗自己下令停止的。假使神宗有汉武帝那样的年寿，不至于那么快驾崩，那么轮台罪己诏一定会由他自己先下，用不着廷臣急切谏诤。因为否极泰来，是上天必定会推动的，不需要等待人来推动。苗头已经出现，势头已经转移。等到哲宗即位，众正之人升用，趁着新法欲灭未灭的余焰，撤去柴薪来熄灭它，平心静气，澄清思虑，抑制住激愤的气势去处理。那些不可行的，已经昭然若揭其不可行；没有利益的，已经昭然若揭其有害。弊病不必去修理，松弛不必去督促，三年之中，就像秋天的叶子一天天凋落，坐着等它掉落就行了。而诸君子却积蓄怒气去对待它，一刻也不能忍，连霍光都不如，更不必说古代先哲调节元气、养天下于平和了。
牛与虎斗，牛已经死了还要斗个不停，牛才会力尽而死。王安石已经退出，吕惠卿与他反目而两败俱伤。吕公著、司马光以及孙固、吴充逐渐起来执政。那些蔡确、章惇、王珪、曾布之流，没有王安石的博闻强识之学、粗衣淡饭之节，难道会是元祐诸公的强劲对手吗？逼迫得太紧，就畏惧得太甚；憎恨得太急，就猜疑得太深。把不两立的权柄交给他们，而自己想居于较重的一边，那么以前偏重在王安石一边的已经变轻，而现在偏重在诸公一边的，能长期保持其重吗？上天正要交给我，我却不知道，反而用力与天相争，天就要离我而去了。哪里有什么苍苍茫茫不可问的天呢？天，不过是理罢了；理，不过是顺应趋势罢了。这一点不明察，却说什么“上天保佑社稷，一定不会有这种忧虑”。上天并非不保佑宋朝，是谋国者失去了天，而想靠人强力去立功立德罢了。
【二】
毕仲游告诉司马光说：“总揽天下的财计，深入明辨收支的数目，把各路所积累的钱粮，全部归入户部，使天子知道天下在财物上有余，那么虐民的政令就可以蠲除了。”这话说得真好啊！贯通古今的治体。司马光为之震动，却不能听从。不能听从，是执政者的通病，司马光也不能免。其病有三：一是爱惜虚名而废弃实际；二是防备弊端反而开启愚蠢；三是方法疏阔而不够用。
“天子不言有无，大臣不问钱谷”，这个名头很美。大臣爱惜自己的清名，又为天子爱惜，于是忌讳谈论会计之事，全部推给有关部门。这是没有察明立说的本义，而蒙上了一个虚名。不言有无，并不是禁止知道的意思。不在有的时候说无来求取多余，不在无的时候计算有来妄为经营。知道收入多少，估量支出多少，富有四海，不应当说无。不问钱谷，并不是听任上面浪费、下面隐瞒，而只是自标高雅。出入有常规，掌握其大要，心里已经有数，而不屑于去问那点儿零头。如果像避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这是浮薄子弟所崇尚的，怎么可以做天子、做大臣呢？自矜高洁之名，而忘了立国的根本，这叫爱惜虚名而废弃实际。形成风气，贤者误以为道就在其中，这种迷惑已经很久了。
那些倡导体贴君德的人说：天子不能让他知道国家的富裕，知道了就会产生奢侈之心。于是幸边功、营土木、耽玩好、滥赐予的心情就不能抑制。李林甫、丁谓引导君主骄奢，正是只让君主知道富裕罢了。禁止不让知道，而让他常怀不足之心，那么不期节俭而自会节俭。这种说法，尤其大谬不然。天子要想宣淫纵欲、崇尚奢侈，哪里会担心财物不足而就此收敛呢？高纬、孟昶、刘鋹只有一隅之地，物力才多少，却穷奢极欲。汉文帝珍惜露台之费，并不是担心汉朝贫穷。拥有九州的贡税，即使不知道具体数目，算计着可以供自己挥霍的，即使最愚昧的人，也不怕没有剩余。唐玄宗、宋真宗既然有了奢侈之心，即使天天告诉他国库空虚，他也会横征暴敛。皱着眉头坐着叹息、互相告诫说贫穷，这是鄙野小人对付狂妄子弟的办法，只会招来嘲笑。想制止天子的奢侈，而不让他知道富，那将使他像个土木偶人，只听人摆布才行吗？实行新法的人，本来以北失燕云、西防银夏为忧，那也正是立国的根本大计，固然不应该守着财富坐着叹气，引导君主像抱着璧玉站着等死一样。这是防备弊端者的迂腐疏阔，谋略太低下了。
至于方法疏阔而不够用，那么即使像司马光那样博学练达的人，我也不能相信他不会这样。天子不能周知收支数目、积蓄实情是有原因的：在他还在东宫的时候，就没有人把这些当作他应当知道的东西详细告诉他；等他继位之后，沉溺宴乐而想不到这些的暂且不论；即使是在励精图治的君主，也只能总其大要而不能察其细节，也认为有代替我来报告的人，而不必急着问。至于大臣，也不过是从前的经生，学习是为了应对君主的需求。他们童年所学习、长大所交游、政暇公余所涉猎的，即使不以宴游声色荡其心，其见闻所知，大致也可以想见。低的是词章之学；高一点的是议论之学；再高一点的是天人性命之旨。即使涉及天下事务，也是向上推考往古数千年兴废得失之数，而对于当今的收支制度、积蓄盈亏，却没有人过问。所以猜测它有，却不知道它未必有；猜测它无，却不知道它未尝无；知道支出，却不知道支出靠什么来支撑；知道收入，却不知道收入存在哪里；知道分散，却不知道分散的总数是多少；知道总数，却不知道总数分散出去是多少。即使以司马光经世济民的实学，上自威烈王，下至五代，条分缕析，仿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但到了这个问题上，就茫然如同众川归海，只看见向东流，却不知道归墟是哪个天池。那么即使他想列举租税的收入、度支的盈余、内府的储藏、州郡的积蓄，计算其多寡，来衡量应对君主有为之需，也确实是摸不着头脑，最终说不出话来。那么学问不适用于实际，而听任小人妄加猜测，又怎能避免呢？
王安石正是因为没有搞清这些，所以妄猜国库空虚，用桑弘羊、孔仅那一套去打动君主，而君主没有察觉。元祐诸公想驳倒他的邪说，而昏然无知的也就和王安石一样。那么双方在昏暗中相遇，不论正邪，各以时争，与两个瞎子在道上相撞、互相詈骂有什么区别呢？正是因为大臣不把此事当作要务，而使天子最终迷惑，所以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守着财物的，是胥吏；掌管财物的，是宦官；腐烂财物的，是暗室；登记财物的，是蠹纸；沉没不可问，盗窃不可查。唉！这都是草屋小民一粒一粒收获、一丝一丝织造、一点一点经营得来的，用来实现立国久长的计划，使自己免于夷狄盗贼的摧残。而君臣上下把它置于若有若无之中，与粪土一起抛弃。这是智者所不能自已、仁者所不忍遗忘的啊。天子大臣不是山边水畔拄杖观云的畸士，却说这不是所应当知道的。那么孔子说“足食足兵”，就成了俗吏的先声了？自丁谓上《会计录》以后，到熙宁元年，已经六十年了。中间历经仁宗四十一年的节俭，百姓没有流亡，国家的积蓄可以想见。青苗、均输、农田、水利所获得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诸君子不能举出这些来战胜王安石之党，反而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只靠气焰骄人，有什么益处呢？
【三】
《易经》说：“天下万物的变动，是以正道取胜的。”所谓以正道取胜，就是用正道取胜。天下有三大正道：华夏在内、夷狄在外；君子进用、小人退黜；男子位在外、女子位在内。各自按照类别加以区分，并以此进行治理，那么居正道以治理那不正道的，就能以正道取胜。如果所治理的对象是正的，而用来治理的手段却不是正的，借助不正的手段去求得事物的正，那么萧望之对付石显、王凤，刘琨对付刘聪、石勒，陈蕃对付宦官，都没有成功而祸患立刻降临；或者小胜而大不胜，最终自身遭灾，祸延国家。所以君子与其以不正之道取胜，宁可不胜也一定要保持正道。元祐诸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酿成了绍圣以后的祸患。善类一空，国事混乱，社稷也因此倾覆，实在惨痛啊！
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已经很严重了。诸公顺应百姓的愿望，赶紧起来更改它，不能说这不是正道。即使怀疑“改父之道”不算是孝，但尊奉祖宗的成法，来纠正先君的过失，也不能说这不是孝的正道。然而，进行更改这件事，诸公自己不承担其责任，嗣君不参与其谋划，全都仰赖太后听命。于是满朝之士都说：太后是尧、舜！普天之下都说：太后是尧、舜！乃至传之史册，后世道听途说的人还说：太后是尧、舜！把太后抬举到尧、舜的高度，说“太后是尧、舜”；那么可以把尧、舜压低到太后的水平，说“尧、舜是太后”吗？所以说：“比拟人一定要与同类相比。”同类，是不相混乱的。诸公把太后抬举为尧、舜，群小则把太后贬低为吕后、武则天；从同类来衡量，吕后、武则天虽不肖，还算同等的类别，而尧、舜则悬殊太远。那么吕后、武则天的说法，足以与之争胜而无所忌惮。类，就是类别；天生万物，使它们各有区别。草木并植，芝兰的芳香，不可以做梁栋；鸟兽并育，翟雉的美丽，不可以驾战车；天子与太后敌体同尊，而母后的贤明，不可以制定礼法。不这样，就是自丧其正道，而想以此取胜于物，不仅小人反噬有借口，上天不保佑，祖宗之灵不依凭，天下臣民也会怀疑而情志不固。不以正道者不能取胜，这是古今的通义，不可违背。
哲宗即位时虽然只有十岁，但到高太后去世，又过了七年。太后一天不死，皇帝一天不能亲政。这七年，如同夜晚之月，不是白昼之日。白天即使阴天，用它来照物，能使人洞见的程度，远超于月亮。天子即使年幼，用来统御众人，能使人信从的程度，远超于太后。而且还不止于此。位尊权重，可以任意而为，然而还害怕作恶而勉强行善的人，除非是上等智者，也不过是看重那个名分罢了。作恶而恶名归于他人、自己不参与，就无所忌惮，而有委罪之路。行善而善名归于他人、自己不参与，就不能勉强，只会心怀不平之情。实际上凭借自己的权位去做，而名义上却推给别人，严父尚且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这种结果，而为人臣的，想以此来要求君主，不是太悖逆了吗？
新法的弊端，神宗晚年自己也知道了。永乐城之败，后悔不听王安礼的话。王安石的儿子死了，精神丧尽，他的意志已经衰退。王雱、吕惠卿自相残杀，而神宗已经厌倦了他们。邓绾、吕嘉问劣迹昭彰而被罢黜，蒲宗孟诋毁司马光而被斥责，孙固、吕公著逐渐进用而升任执政。那么假使执政者叙述神宗的遗志，用遗诏来推行，免除青苗的拖欠，停止保马的孳息，放宽保甲的操练，依次进行，等待哲宗懂事之后，告诉他民生之艰苦，示以祖法之宽弘，逐次废除；使四海百姓仰慕新主的仁德，而不把美名归于牝鸡之啼鸣，难道不能做到吗？计不出此，却拥戴女主来行其志，太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在旁边画诺，像秉笔的内竖一样奉教而行。即使把韩维、苏轼、刘挚、朱光庭等人放在这个位置上，他们能俯首听命吗？所以有人说司马光守贞有道而不通权变，这是不对的。司马光所欠缺的，正是未能真正做到“贞”。真正的大贞，是天的常道，地的正义，人的彝伦，事的纲纪。以阴御阳，以女制男，与以夷狄号令中国、以小人治理君子有什么不同呢？《坤卦》初六说：“履霜，坚冰至。”在坤卦之初，阴没有失德，并没有坚冰之祸；但发端之初，与乾相交争，所秉不正，在微茫之间就背离了正途，无法再回到暄和高朗的境地，本来就不待血战才知道其害。司马光怎么没有听到呢？
唉！国家将乱的时候，德高望重的老臣老死而没有继任者。神宗晚年，韩琦、富弼二公先后去世，文彦博虽然还在，年已迟暮，而且仁柔招人物议，众望不归。假使有执掌国柄的人，像韩琦在英宗、仁宗二庙嗣立之初那样，持德威以翼戴，在元祐三四年间，撤去太后的帘子，把兴革之权、进退之柄归还天子；那么群小无话可说，无隙可乘，国家就安定了。司马光权借既轻，道也有所不及，只靠着愚民浮动的气焰、贬客跃起的心情，急于有为而无暇选择，他能够成功吗？权轻，不是势的胜；道逊，不是理的贞。反反复复，起起落落，天下都丧失了正道，而女贞之失是它的先导。所以说这是古今的通义，不可违背。
【四】
暂且搁置某一种言论的短长，而通观一个时期的政策措施，那么它的治乱安危，可以在未成之前就预先断定其必然，在千载之后相信其所以然，没有差错。哲宗在位十五年，政令出自太后的有八年，哲宗亲政以后有六年。绍圣改元之后，进用小人、恢复苛政，为害天下的，暂且不论。元祐时期的政令，也有难以理解的地方。绍圣时期所做的事，是反元祐之道而行，却正是效法了元祐的做法。那么元祐时期所做的事，是矫正熙宁、元丰之道，却也未尝不是效法了熙宁、元丰，而且开启了绍圣，使绍圣可以效法它。唉！宋朝不灭亡、不危乱，还能支撑多久呢？
天子选拔士人来治理国家，士人出身来报效君主，难道是把朝廷当作品评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吗？必须要有实际的事务。所谓事务，是国事。其根本，是君德。其主要作用，是治理、教化、政令、刑罚。其急需的，是边疆。其施于百姓的，要看他们所勤劳的加以休养，看他们所废弃的加以修明，拯救天灾，惩治吏虐，实实在在地使之安定。其进用士人，要培养他们恬静之心，使用他们方新之气，从草野中选拔，互相劝勉于君子之实。岂止是绍圣时期？元祐诸公能做到这些的又有多少呢？他们能卓然出于其独至之诚，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向君主进告的，不过刘安世谏选乳母而已，程颐请于崇政殿、延和殿讲读，不要因暑天而废而已，范祖禹劝皇帝好学而已。除此之外，都是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论是非，寥寥无一个实政见于设施。他们所进用的人，固然不是不肖者，但只是一味地起用熙宁、元丰所贬斥的人，急急忙忙唯恐不及。难道新人之中，就没有一个可以推毂而大用、树立百年屏障的人吗？而只是为岭南海边的贬官伸张久郁之气，就可以不空缺天工吗？他们恤民，安石的新法固然必须革除。但年年岂无水旱？却不见拯救之行；四海岂无冤民？却不见清问之及；督行新法之外，岂无鱼肉百姓的墨吏？却不见按劾之施；触忤安石之余，岂无施行恩惠的循良？却不见迅速拔举。西陲的覆败如此危急，不见选一将以抵御侵陵；契丹的岁币屡增，不见建一谋以杜绝欺侮。如此，宋朝怎么能拥有天下呢？不过是一个让元祐诸公扬眉吐气的场所罢了。
司马光、吕公著不是没有忧国之诚，但刚大之气，一泄无余。一时屈身求伸的放臣，从蛮烟瘴雨中重新出头，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的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的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的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的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的强敌，把一切都丢到了梦想不到的境地。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只要废除这些政令，罢黜这些党人，召还这些人，恢复这些法度，那么社稷生民巩固无疆的办法就不过如此。唉！这难道足以酬答天子心腹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堪称大臣之职吗？
如果我真的以正道培养君德，邪自然不得窥伺；如果我真的修明政事以务实，妄自然无从进用；如果我真的慎选干城之将以固吾边，那么徼功生事之说自会平息；如果我真的厘剔中饱之弊以充裕国家用度，那么掊克毒民之计自会消解；如果我真的以醇静之风培养士人，从难进之辈中选拔贤才，为国家百年储备人才，那么奸佞的觊觎自会收敛，而善类的磨砺自会光大。他们却不出此，而夜以继日，像追逃亡的孩子一样：进用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退的；贬退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进的；兴一法，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革的；革一法，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兴的。那么假使元祐诸公处在仁宗、英宗之世，就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卒岁吗？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不过是一股气罢了。气一发动就不可制止，于是吕大防、范纯仁在朝堂不和，洛党、蜀党、朔党在官署不和，一人茕立于上，百官随从于下，哪里还能说元祐时期还有君、宋朝还有国呢！而绍圣诸奸，驾着驷马奔驰在康庄大道上，没人能抵御。反其道而行，本来就是师法其道。所以通观哲宗在位的十四年中，没有一天不在为祸乱做引子，没有一天不在为危亡做准备，不独绍圣时期如此。
在那个时候，契丹的君臣也昏淫而不能自保，元昊的子孙也苟且偷安而不足为患；假若不是这样，靖康之祸，恐怕等不到日后就会发生。而契丹衰微、夏人衰弱，正是汉宣帝北折匈奴的时机。却把全国的精神，都消耗在一彼一此的短长之争上，而不能自拔。唉！岂止是宋朝的存亡？无穷的祸患，从此遗留下来了。站在今天，回头考察哲宗时代的行为，其言论洋溢于史册，但以实际来检验，没有一件足以当人心。如果明白得失之理，怎么能与登屋遮道的愚民同称庆快呢？
君子自立要有节操，应天下要有道。心无私，不必等物不辱我而后为荣；做事有实，不必等法无弊而后为治。所以入其朝，观其所为；读其书，观其所成。聚集天下的聪明才力，来奉一人而理万物，不期望正而无不正，然后它的兴起，才是必然的。这就是君子以自安而安定天下的道理。岂止伊尹、吕尚？两汉之盛，唐、宋之初，无不如此。谁像哲宗在位之世，终日昏昏，不知要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