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一〗

有些言论听起来很宏大，却没有实际内容。没有实际内容的言论，是不祥之言。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一点，知道这些言论空洞无物，只会用来吓唬人，所以一听到这种话，就唯恐避之不及。只有那些才智不大却想图谋大事、志向浅陋却想掩饰短处的人，才会乐于引用这类言论，用来堵住天下人的嘴，以便实现自己的错误主张。否则，一眼就能看出是狂妄之徒，难道很难辨别吗？

王安石入朝对答时，首先用大话震动了宋神宗。皇帝问：“唐太宗这个人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拿唐太宗来比呢？”又说：“陛下如果真的能成为尧、舜，那就自然会有皋、夔、稷、契那样的贤臣辅佐，魏征、诸葛亮这些人，哪里值得一提呢？”唉！假使王安石用这种话在尧、舜的朝廷上应对，那么他因为花言巧语、行为违逆而受惩罚，早就该受惩处了。反过来，如果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王安石也早就气馁舌结，不敢用这种话去应对了。假使尧、舜生在汉、唐之后，有人在他们面前称颂诸葛亮治理蜀国、贞观年间开创唐朝的政绩，尧、舜一定会谦逊地请那人进来，让他把话说完，而不会鄙视为不值得一谈就立刻斥退。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舜在耕田、制陶、捕鱼的时候，听到一句善言，就欣然采纳。难道那些一起耕田、制陶、捕鱼的人，所说的善言、所做的善事，能超过唐太宗、诸葛亮、魏征吗？心胸广大能包容天下的人，不会觉得天下小；心思细密能洞察天下的人，不会觉得天下疏漏。刚学会慢走就说要快走，刚学会快走就说要跑，刚学会跑就说要飞；慢走和快走还相近，飞却绝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所以学者谈论学问，治者谈论治国，把尧、舜作为镇压人心的目标；我观察他们的用心，与僧道之流抬高自己的祖师以树立宗派风气没什么不同。韩愈说：“尧把道传给舜，舜传给禹。”这样相传不断直到孟子。韩愈果真能清楚地看到所传的是什么道吗？还是只是抬高道统来夸耀其来源？韩愈以俗儒的文辞章句，王安石以申不害、商鞅的权术名法，没有不可以标榜说尧、舜之道就在于此的，我深为那些大谈尧、舜的人感到危险。

尧、舜的学问与尧、舜的治理，是同一脉络、相互贯通的。王安石也懂得这个吗？尧、舜的治理，是由尧、舜之道做出来的；尧、舜之道，是由尧、舜的德行做出来的。《尧典》《舜典》俱在，孔、孟所称述的也不止一处，究竟以什么作为尧、舜的治理方法呢？任命州牧和四方诸侯之长，流放四个凶恶的部族首领，恭敬地举行郊祭和禘祭，会见四方诸侯，这些都是历代帝王的常法。只是用真诚恭敬、谦让自律的品德，以精纯专一的态度去实行，于是才能与上天一样崇高博大。所以尧说“无名”，舜说“无为”。不是没有可称名的，而是不刻意去做那些事。想找一个名称作为至高无上的美称，想找一种做法作为固定不变的模式，是找不到的。唐太宗与尧、舜相差很远，这是人人都相信的。但并不是在发布号令、颁布科条方面有多大不同。假如尧、舜实行唐太宗所推行的善政，那也当然是尧、舜。假如唐太宗模仿尧、舜所做过的事，那他也只能是唐太宗而已。那么效法尧、舜的人不用效法其具体做法，这是很明白的。德行纯一，存于君王之心，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就是这个道理。道以卓越为贞，有其自然的天则，商汤、周武不效法尧、舜的具体事迹，没有所谓的传承而先后一致，就是这个道理。法必须依从道之所宜；宜与不宜，取决于德之所慎。舍弃道与德而只讲法，韩愈所说的“传”，王安石所说的“最简单、最易行、最切要”，就是如此。皋、夔、稷、契用他们恭敬谦让的心去事奉尧、舜，上畏天命，下畏民怨。平民百姓有一善行，也不敢骄傲自满而不屑一顾，这是唐、虞之所以天下和睦的原因。却反而把前人苦心经营、拨乱扶危的措施加以凌越，空空洞洞地说：“尧、舜之道最容易，不难在早晚之间达到。”商鞅用以胁迫秦孝公的，也曾经用过这种手法。小人而无忌惮，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宣扬尧、舜来震动其君主，而引诱他去做容易的事；抬出尧、舜来震慑朝廷大臣，而表示别人无法反驳。言论越高，志向越低；内心越空虚，气焰越骄横。话说到这个地步，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也对他无可奈何了！曹丕说“我是舜、禹”，于是他就成了舜、禹。源休说“我是萧何”，于是他就成了萧何。奸人不靠狂妄不足以利其奸，狂妄之人没有奸邪之心也无缘无故地狂妄。狂妄之人兴起，不祥之祸就会蔓延到天下，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何须等到他决堤毁岸，才知道他不可遏制呢？

〖二〗

君子的行为准则，有坚决不去做的，没有坚决要去做的。小人的行为准则，有坚决要去做的，没有坚决不去做的。拿这个标准来考察他们的操守，观察他们的行为，君子和小人的重大区别就昭然若揭了。坚决不去做的，是自己内心决断，是向自己提出要求的。即使有人引诱，让他去做，他也必定是自身不能坚守、勉强去做。否则，迷惑我的人虽然众多，也不能把我赶进荆棘丛中。坚决要去做的，是强迫别人顺从自己，是向别人提出要求的。虽然是我要做，但天下没有独自成功的事，必须别人顺从然后事情才能做成。如果不是依靠权势逼迫别人响应，就会因为急于要做、形势受阻而中途停止，没有一定能做成的。由此想来，存心的邪正，行为的得失，以及对外物的利害，其关键就在于向自己要求还是向别人要求，而君子和小人背道而驰，这是很明白的。

君子也有坚决要做的事，比如儿子事奉父亲，臣子事奉君主，进身一定要合于礼，得位一定要合于义。但是君子事奉父亲，不敢自认为孝，只求避免不孝；事奉君主，不敢自认为忠，只求避免不忠。以礼进身，只是没有非礼的进身，而不是一定要进身；以义得位，只是没有非义的得位，而不是一定要得位。那么也就只是有坚决不去做的，而没有坚决要去做的了。何况担任关系人家国的政务，治理万民的事情？古今变迁不一，九州风土不齐，人情好恶不同，君民疑信不定。读一家之言，晚上得到启发，天不亮就睡不着觉地揣摩，一旦执掌权柄就急于要实行。顺从我的就爱之加膝，违背我的就怒之坠渊，以此胁迫天下而期望在早晚之间收功；考察他的内心，难道没有缘故而以一人触犯亿万民众的指责吗？必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存在。既然有了坚决要做的事，那么他所急迫要求的在别人，而自己所昏然忘却的在自己。所以开始时他也勉强约束自己，有所不想做；等到他想做时，做成了，或者做不成，就喜怒横行，而依仗权势来逞凶。于是那些大逆不道的事，他从前所不忍心做和不屑于做的，只要有助于他做成想做的事，就没有不用的。于是他对天地人所造成的罪过，就昭彰而无法掩盖了。如果拿是要求自己还是要求别人、坚决要做还是坚决不做这个标准，来确定自己的趋向，那么何须等到事情彻底败坏之后才知道呢？

因此，王安石确实是小人，无可推辞。王安石坚决要做的事，是自比桑弘羊、刘晏，却文饰说这是《周官》之法、尧、舜之道；他本来就自以为是，即使斥责他不对他也不会服气。至于那些坚决不能做的事，即使让他反躬自省，他也无法逃避。君子有坚决不能做的事：以离职要挟君主，兴起大狱来报复微小的怨恨，侮辱老成之人而奖励游士，喜欢谄谀而委任心腹，设置逻卒来侦察诽谤，毁坏先圣的遗书而尊崇佛、老，怨恨自己的同胞兄弟而授意别人排挤他，儿子死了魂魄丧失却舍宅为寺向佛求福。这些事，都是君子固守贫困、濒临绝境也坚决不做的。而王安石都做了。难道他不知道是恶而像盲人一样陷入污浊吗？因为有了坚决要做的事，骨气强硬、情绪激愤，意气飞扬、精神驰骋，而别人不能让他实现所欲，于是荆棘生于内心，怨毒起于骨肉；等到一旦跌倒，就萎缩沉沦，这是必然的。

君子辅助上天的化育，但不能违背的是天时；承担人民的忧患，但不能拂逆的是民气。思考而得到，学问而知道不可行；学问而得到，尝试而行之不可行；行而得到，久而坚持之不可行。都可行了，而人们还有疑虑；那就从容权衡，等待人们都顺从。这样做了还不足以推行，就反躬自省，极尽自己的诚意。诚意到了极点，然而还不被君上信任，不被朋友信任，不被人民感恩；那就奉身而退，自乐其天性。只有学问上趋向异端，行为上沉没于好利，兴起罗织罪名陷害正人，怕死而谄媚妖妄，那就不必迟疑，也绝不会自丧名节。没有别的，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于他人不求必胜。既然如此，那么判定王安石为小人，就不是苛责了。

有人说：“王安石如果是小人，那又怎么看待贪赃枉法、专权误国、引导淫乱、迷惑君主的蔡京、贾似道呢？”蔡京、贾似道只能扰乱昏庸的君主，而不能扰乱英察的君主，如果遇到神宗，早就被驱逐了。王安石正因为他们不如蔡京、贾似道那样坏，所以祸害才更加惨烈。那些喋喋不休的辩说，拘泥固执的行为，哪里值得一提呢！

〖三〗

宋神宗有难以明言的隐衷，当国的大臣没有人能明白他的心意并妥善谋划，于是王安石乘机而入。神宗刚即位时，对文彦博说：“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充实。”这不是王安石引导他的，他的这个志向早就定了。

国家的事务，相沿之后必然要变革，这是形势使然。大力张弛之后，必然要随之以松弛；大大松弛之后，必然要随之以紧张。善于治理的人，在未变之前就加以斟酌，不使事态发展到极端；在必然要变的时候，保持适度，不破坏法度。不善治理的人相反，大张大弛，交替过甚，于是国家就迅速衰败。神宗正是承接了大大松弛之后、形势必然要求紧张的局面。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让人民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但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就达到了松弛的极致，而继承者就难办了。每年向契丹输送五十万，却低头自称“进纳”；用友邦的礼节对待元昊父子，而输送缯帛以求苟安；仁宗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宰执大臣、侍从台谏，无论是在朝在野，都纷纷议论、喋喋不休地争辩一项典章制度的是非，把西北的强敌看作天造地设而不可侵犯；国家已经因此衰弱了。所幸没有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凶悍的力量，暂时可以用贿赂免祸。否则，刘六符虚声恫吓就已魂飞魄丧，假使他们迅速起兵席卷河朔而直逼汴、洛，宋朝难道还能像石重贵那样有所凭恃吗？于是神宗像置身于荆棘丛生的高台，伤心不已，无法自已，奋起而想有所张弛；这本是仁宗大弛的反动，给了他决裂的机会。然而他不能公开明言，以免引起强敌的警觉，只说“养兵备边”，等待廷臣默会。宰执大臣怎么能够不一同焦虑，而思考妥善处理的办法呢？

神宗的失误，在于急切地忧虑贫穷，而不知道患不在贫，所以招来了王安石聚敛的谋划，从而害了天下。然而这也不足为怪，凡是流俗之说，谈到强国，都离不开聚财之计。太祖也曾经说过这话。吃不饱，军队就容易溃败；赏赐不重，功劳就难以兴起；器械、甲胄、牛马、舟车、干粮、草料、杀牛备酒，不备不丰，则进攻不快、防守不固。谁能说不是这样呢？但这是治理国家的人所忧虑的吗？汉高祖起于亭长，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秦朝据有六国的资财，汇集九州的赋税于关中，却不能与汉高祖争一战之生死，尚且把它看作兴亡的大数，置之不论。刘裕承接桓玄播乱、卢循内讧之后，凭借三吴一隅的物力，俘获姚泓，绑缚慕容超，拓跋氏束手旁观他来去，不敢与他较量。唐朝积聚于长安的金帛米粟，被安禄山占据，而肃宗以朔方盐碱贫瘠之地，崛起东向，驱赶安禄山迅速逃遁。德宗匹马进入梁州硗薄险要之地，困住朱泚并诛灭了他。那么不必等积累财富足够丰厚，然后才能强兵而挫败敌寇，这也是很明显的。

至于仁宗过于松弛而积弱，其实并不在于贫穷。如果当国大臣有坚定的见解，就应该正告神宗：“以今天的力量，用今天的财力，西北的事情，没有不能做的。仁宗休养生息四十年，正是留有余地、听凭人心、等待后起之用的。而国家之所以受困于小丑，只是没有得人而已。河北能够巩固国防以待用，靠谁可以？绥州、延州能够建立威势以制敌，靠谁可以？遵守先皇的成法，而增加忧患意识，等待十年，那么两个敌国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那么神宗难以明言的隐衷，早就给了他定心定志的宏大规划，而制止了他贪得无厌的狂妄念头；王安石虽然善于揣摩，又怎能攻占无瑕之玉呢？

宋朝之所以财力穷于不断进贡，国家危于坐困，没有别的，只是没有人才而已。仁宗的时候，也已经很危急了。河北的防守，自从毕士安撤防以后，就置若罔闻。西夏战事一起，韩琦、范仲淹二公稍作修补，就有人进献“心胆寒裂”的谣言，张皇自炫。二公虽然可以独当一面，但本来就不能超过张良、李泌。如果让张良执槌鼓去对付秦、项羽，让李泌佩弓箭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形势上本来就做不到。而能做彭越、韩信、李光弼、郭子仪的人是谁呢？宋朝根本不考虑。怀着黄袍加身的疑忌，极力压制猛士，仅有一个王德用、狄青，却猜防百端，难道是真的没有可恃之才吗？假使韩世忠、岳飞、刘锜、吴玠生在北宋时代，也只会屈身于偏裨之列，老死于行伍之间，无法自我振作；黄天荡、朱仙镇、藕塘、和尚原的战功，怎么能一展其雄风呢？正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早早地因为财力匮乏而自沮，于是夺取穷民的一丝一毫，去供给无益的浪费，而积蓄所余，以待徽宗的奢侈放纵。至于他们所倚仗以挑动敌人的，不过是王韶罢了，徐禧罢了，高遵裕罢了，再往下，宦官李宪罢了。以兵为儿戏，而以财为打鸟的弹珠。当国大臣，没有人能以定命的宏谋，向神宗预先告诫，只想压制他的有为志向，难怪神宗厌弃他们已经很急迫，必定说：“赞助仁宗四十多年养成痈疽之患的，都是这些人。”说多了，只增加他的骄纵罢了。

唉！宋朝从神宗时起，事情已经难办了。仁宗的松弛已久，继续松弛固然不行，紧张起来又已乖戾。然而斟酌它松弛的由来而逐渐紧张，还有可为，过了这个时期就更难了。王安石用事而宋朝衰敝，王安石不用事而宋朝也衰敝。神宗急切地进用富弼与他谋划，而富弼也无言以对。宋朝日益衰敝而趋于灭亡，可以从这里判定了。

〖四〗

王安石还没有施展其虐政的时候，司马光在他刚参与大政时说“众人喜用得人”，程颢也与他交好而不绝交，等到后来后悔当初不醒悟，已经晚了。知人真是难啊，确实难！孔子说：“不懂得分辨言论，就无法了解人。”懂得分辨言论，难道是知道那个人说的话吗？言辞装饰于外，心志藏于内；言辞发之于先，行为成之于后。知道他的内心，才能验证他的外表；考察他的行为，才能印证书其先前的言论。外表容易辨别，而内心不可测；行为容易核实，而先前无法预期。那么懂得分辨言论，就不是仅知道那个人说的话，这是可以明白的。商鞅初见秦孝公时谈论三王之道，那确实是三王的话。王莽进爵汉公时谈论周公，那也确实是周公的话。而天下有时被他们欺骗，是因为只知道商鞅、王莽的话，却不知道三王与周公的话。懂得分辨言论的人，根据古人的话，看出古人的心；研究古人的时代，分析古人精意的归宿；详细辨析各种言论的异同，而领会其统宗；深入探究隐微言辞的曲折，而审察其旨趣；然后知道那些与古人言辞相合的话，不一定就不背离；与古人言辞相离的话，不一定就不相合。不是深刻地明了事物发展的始终、确立根本而趋时应变的人，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

把圣人的言论摆在这里，要去模仿它，没有不能模仿得像的。讲道家学说的人说“虚静”。虚静也是圣人的品德。讲佛家学说的人说“慈悲”。慈悲也是圣人的仁爱。讲申、韩、管、商学说的人说“足兵食，正刑赏”。这两项也是圣人的功用。隐藏他们所师从的邪慝，而附会上君子的治理教化，怎么辨别呢？揣摩当时君主的心志，迎合当世的所求，猎取经典训诰，而形迹上也可以假冒。当他们崇尚异端、崇尚权术时，就把圣人看作弁髦而恣意妄为。等到君子在朝，正论群进，他们就拾取尧、舜、周公的形似之语，招摇撞骗，自诡为正道。帝王经世的典章，与贪功谋利的邪说，其区别在于微茫之间。如果神色庄重地说出来，而不改变内心所怀挟的东西，言辞与圣人之言没有大异，那么君子也会被感动。难怪司马光、程颢乐于进用王安石而与他交好呢！

懂得分辨言论岂是容易的事？言论只求合乎道理罢了，道理只求合乎天理罢了。所以程颐说：“圣人以天为本，异端以心为本。”虽然如此，这个说法，用来驳斥佛家唯心的论调是可以的，但不是极致的言论。天有显现的象，春天就是春天，秋天就是秋天，人就是人，物就是物，秩序井然、名分确定而无所推移，这是它所昭示而可以说出来的。至于它密运而曲成，知晓大始而包含至仁，天在哪里？在乎人的心而已。所以圣人从心中见到天，然后用他所见到的天作为神明的主宰。懂得言论的人，务必知道其所以言说的隐秘所在，而不是仅仅根据言辞。如果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而不必求之于心，那么恻隐之心不生于中，说仁的人就是仁了；羞恶之心不警于志，说义的人就是义了；在仁义的园地里装饰其言辞，而对外毒害天下，对内毁伤廉隅，都隐藏于内心，而仁义之言，也不可不察。王安石之所以能使程颢不斥绝而与他交往，就是这个原因。当时，俊秀聪慧之士，有的互相奖掖以求宠荣，有的互相沉溺于诗酒。而有人出现，言论不涉及戏乐安逸，行为不急于进取，那就奉行天则来鉴察他，而看不出他的过失；会以为他合于圣人之言，而不知道圣人之言本来不仅在于此。于是揖而进之，认为这是可以与他共同学习的人！实际上，从他的隐微之言来看，与圣人传心的精义微言背道而驰，甚至比那些戏乐安逸、投机取巧的人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可以用正道来裁正，而这种人却不能。

至于司马光就更加失当了。他对于道是正的，对于德却疏略了。圣人的言论，是讲德的，不是讲道的，而司马光所笃信的是道。他所说的道，更不是讲法的，而司马光所确守的是法。而且他忧世很深，求治很急，那么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善于谈论当世利病的人，他都赞许，认为不违背圣人之言。对程颢肃然起敬，对王安石竦然仰慕，乃至对放荡不羁、败坏法度的苏氏父子，也欣然推许。夸大其词谈论安危，就相信他爱国；极力陈述利病，就赞许他忧民；广征史事，就喜欢他言谈丰富；杂引经传，就羡慕他学问有本。道广而不精，存诚而不知防闲邪恶，想以此来求得识人之明，不被邪慝所欺骗，是绝不可能的。那些人说的话，都是圣人所曾经说过的，不能一概反驳。只有对圣人的言论，洗心藏密，以察其精义；那么天时、物变，极尽其深而研求其几微。然后知道尧、舜、周公、孔子的治理教化，本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轨则，可以让人揭举着向天下叫卖。这才叫做懂得分辨言论，而人才可得而知，这本来就不是司马光所能达到的。穷究物理，然后才能远离悖理之言；尽性，然后才能使淫于性者屈服；至于命，然后才能与时偕行的变化，不以一孔之见而遮蔽道的全体。懂得分辨言论，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意思。程颢早先有所失，而最终得到了。司马光则一失已很明显，而又再失；在王安石败露之后后悔，却又与苏氏结缘。没有别的，在于只知那个人的言论，而不知古今先哲的言论。

〖五〗

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为害已经很惨烈的，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都未久就逐渐废除了；哲宗、徽宗末年，奸臣进献绍述之说，也不能强迫天下一定实行；到了后世，人们知道它是虐政，没有再谈论的了。那些元祐年间想废而不能废，直到今天，名称与实际相沿不改的，是经义、保甲；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的，是免役、保马。这几项之中，保马的害处最为惨烈。

保马法，是给百姓钱让他们买马，给以牧地而课其繁殖，把马交给官府。洪武以后，就在淮北、山东推行此政，而废除了牧苑。愚民贪图母马眼前的小利，侥幸牧地将来免征赋税，糊里糊涂地承担下来。等到他们的子孙贫弱，种马死了，牧地荒废了，隔年要纳马，马不能良，就折价缴纳，一匹马的价值，达到二十五两银子，银子积聚在宦官手里，而国家没有一匹马，户有此役，就贫困饥饿、流亡逃散，想免也免不掉，都是保马法开启的。马，不是合适的地方就不良，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牧养。水旱就困于草料，寒暑就死于疾疫。只有官府有牧苑，群聚而让它们自由游息；官府有牧人，因时而去除疾病；官府有牧资，水旱不穷于饲料；则一虚一盈，繁殖自然加倍。从周朝一直到唐朝，都是这个制度。汉、唐车骑之盛，用以捍卫边疆，而不忧其匮乏，为什么要引诱愚民而让他们陷于死亡呢？实行这个法的人，难道不想到这是王安石的虐政，徒然祸害人民而无益于国家马政，却相继沿袭，祸害无穷，所以说害处最惨烈。

保甲法，名称很美，好古之士，乐于称道；敷衍塞责的俗吏，急于举行。以为可以使人民亲睦而劝善吗？那不是一纸文书所能办到的。以为团聚而人人皆兵，可以御敌吗？那寇警一闻，百姓就携家星散，不是什伍连保所能制服的。以为互相觉察而奸人无所容吗？那还没做盗贼时，谁能查问他？既已做了盗贼，才分罪于邻右，百姓都踮着脚站不安稳了。以为家有器仗，盗起而相援以擒杀吗？那人们拿着几尺长的兵器、锈蚀的铁器，为别人去与盗贼拼命，谁肯干呢？责其不援助而加以刑罚，贪官猾吏且乘机索贿，而百姓更加无处申诉。如果一定要责成他们器仗精良、部队整齐，勇健者赏，豪杰者长；开始劝以枭雄，最终任以啸聚。在熙宁、元丰年间，乘以为盗的不少，而祸害尤其昭著的，是邓茂七之乱，杀掠遍于闽中，实在是保甲法招致的。泥古不通之士，没有导民的教化之理、固国的宏谋，把这个当作三代的遗美，不是太愚蠢了吗！

免役法比差役法好，在司马光的时候，朝士已经群起争论，不只是王安石的党羽。人民宁愿受免役法的苛索，而终究不愿行差役法，这是全天下的通例，古今没有例外。驱使迟钝的农民，奔走于不熟悉的政令，未受役就已魂飞魄散，既受役就不免家破人亡，输钱完事，即使喝白水也甘愿，不再抱怨室中织机被抽空。所以免役法的害处日益增加，而人民日益困苦，是有来由的。自从宇文氏确立“租、庸、调”三法向人民征收，租取自田地，庸取自人丁。庸，就是人民应向官府服役，而交钱给官府，作为雇役的报酬。征了庸，役就免了。太平日久而官府事务精简，那么庸常有盈余，而郡库的积累丰富，见于李华所论的清河积财，就是证明。到杨炎实行“两税”法，一概收取而把盈余归入内库，于是庸的名称消失了，而雇役没有余资。五代僭伪之国，地狭兵兴，两税全部充作军用，于是在输庸之外又向人民征收，这是重复征收之一。王安石只想着聚财，恢复行雇役法，取其盈余以供国用，于是在庸之外又征庸了。然而人民苦于差役，乃至破产而不偿债，也就不再想到两税已输了庸，宁可再纳钱以摆脱差役之苦。由此，或免役或差役，都琐屑地责之于民；民虽疲于应命，但只限于所应派的役而已。朱英不审，而立“一条鞭”法，一切款项都交给官府，听官自为支给。人民暂时摆脱烦苛，欣然响应。但推行渐久，以军兴设裁减之例，截取编徭于条鞭之内，以供边用。日减日削，所存不给，有司又有不能已的公务，酷吏又随意差遣，于是条鞭之外，役又兴起了。这样免役之外，共三次征收其役，概以加之田赋，而游手好闲之徒免了。到了乱政已极，则又有均差之赋而四次征收。这是王安石立法，已不顾两税中已有雇资；而司马光主差役，也不知本已有役，不宜再加重差役。这是历代积弊已极，然而人民愿雇而不愿差，则脂竭髓干也始终不悔。

至于经义取士，则自从隋朝设立进士科以来，这就是正途了。把士人纳入圣人的教化，童而习之，穷年而研究，涵泳其中而引申发挥。那么耳目不被淫邪所染，而逐渐改变其不良的气质习气。比起雕琢词藻、用心于浮华淫冶之中，贞与淫的相差就远了。然而士人不益端正，学问不益醇厚，道不益彰明，则是因为上面求之不实，下面习之不善。六经、《论语》、《孟子》的文章，有大义，如天在上、地在下，不可颠倒。有微言，如玉蕴于山、珠藏于渊，不可浅薄而得。极小，则饮食起居的细节，推求而各得其所安；扩大，则经邦治国的谋略，引申而各尽其用；研深，则保合变化的真谛，实体而建立其诚。经义的可贵，在于显露其所藏，表达其所推，辨明其与异端的不同，会通其与百王的相同，验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试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这才是最好的。然而主持考试的人没有实学，而求禄的人有鄙心，于是王鏊、钱福之类的人，起来制定了苟且成试的方法。方法不是义，而对义的损害更严重。大义有所止，却引之使长；微言必当宣，却抑之使隐；配上对偶之词，缀以呼应之声，窃取词赋的陋格，来写成穷理体道的文章，而使人们困在其中。当初制定经义，是为了革除词赋的卑陋，后来却用词赋卑陋的成局作为经义，那么侮圣人之言的，白首经营，倾动天下，而对于道一无所见。像这样已经多次变化了。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只争肥瘦强弱于镜中之影，而心之不灵，已濒于死。风尚愈下，士人愈偷，人人争作一牍，如同《兔园册》那样浅薄，又怎么能知道先圣说这些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经义把天下人纳入聋瞽之中，是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而溃决无边。难道是王安石推行这个法不好吗？

综合这几项来看，可知立法的难处。王安石把成法当作流俗而急于更改，远奉尧、舜，近据《周官》，固然用来胁迫天下说：“这是圣人的教化。”学习圣人的人，得到其精意，那么古今本来是一贯的。《诗经》说：“思无疆，思马斯臧。”这本是牧畜的证明，而保马法可以废除了。孔子说：“如果你们没有贪欲，即使赏赐也不会去偷窃。”这是不责民以弭盗的证明，而保甲法徒劳了。《周官》行于千里的王畿，而官吏盈于千，差役溢于万，都食于公田，这是民不充役的证明。那么差役的虐政可以废除，而免役的诛求也可停止了。《礼记》说：“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那么经义确实是良法。而说“顺”，是表明不敢逆。用琐碎的法来侮圣人之言的，是逆。去掉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就，在于人罢了。如果真能得到圣人的精意来实行，天下大治。自己建立刑罚来扰乱众多的人民，难道是好古的过错吗？

〖六〗

老子说：“以正道治国，以奇道用兵。”谈兵的人效法这句话，只会导致祸乱罢了。王韶请求攻击西羌、收复河湟、以图谋西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从之。确实够奇了。正因为其奇，所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山丘之祸。用奇道用兵而获利的，是有的。正道不足而以奇道辅助，可以暂时尝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离险境，不可以克敌制胜；可以乘疲弱之寇而迅速平定，不可以抵御强敌而慢慢见效。如果用奇道，也必须有正道可用然后才可用奇道。舍弃正道而专用奇道，依仗奇道作为万全之策，这是古今那些画地指天的狂妄之徒，误人家国者之所以积累祸害的原因。论者都责怪陈余不用李左车的计策，假使陈余用了李左车的计策，韩信难道就会轻易进入他的陷阱吗？前军偶然接触，伏兵起来受挫，韩信也自有办法制服他。以汉朝之强、韩信之勇，加上脆弱孤立的赵国，井陉小败，四面环攻，陈余本来没有方法继其后，怎么能救其灭亡呢？一彼一此，一死一生，看各自的力量罢了。只有在两军相持而不互相侵犯，不须臾之间，姑且尝试奇道，发于其所不及防而震挠之，是可以的。然而那些不可震挠的，仍然自若。在朝廷上议论，向天下传播，明示以奇，而拖延岁月来一试，如同吹剑首上的一点小孔罢了。

西夏未尝倚仗西羌以为援，西羌未尝引导西夏向东侵扰，河湟与朔方，并不相接。拓跋、赫连端视刘裕攻克姚泓而不为他所动，知道刘裕恰恰是为自己消灭姚泓。那么假使宋剿灭群羌，全有河湟之地，十郡孤悬，本来就不能守，只能为西夏驱除，怎能乘风席卷，进逼谅祚的营垒呢？如果能大举西征，选择大将，整饬六师，进逼谅祚的疆土以讨伐僭逆之罪，而谅祚据贺兰山以自保，于是遣偏师掳掠西羌以溃其腹心，这也是一种策略，如同收蜀时栈道、剑门夹攻之术。然而西羌各自保其巢穴，本来就会阻遏而不能前进。如今一箭未及银、夏，而远涉沙碛、河、洮之险，对羌人轻轻尝试，一胜一负，一叛一服，尚且不能制羌人的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却还栩栩自矜说：“这是奇策。”王安石的愚昧，无法针砭了。

从前继迁死，德明弱，如果听从曹玮的请求，捕捉消灭他，可以震詟契丹，那是另一个时期，凭借太宗全盛之余，外无澶州纳贿之辱，宋无所屈于契丹，内无军士各散居归农之令，兵虽力未有余，而尚未自显其不足。且继迁肉袒称臣，与契丹为唇齿，那么威震于德明而契丹自震，固然是必然之势。又有人说，兵不可狃于不战，而用征夏之役，使习勇而不倦；也是那时宿将犹存，部曲尚整，有可用之资，不要因为不用而使之窳败。现在却不是那时了。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乐，已数十年。只是利用群羌散弱，乘俞龙珂内附之隙，侥幸以图功；然而谋划了五年才开始筑武胜城，七年才开始降服木征。拿着打鸟的弓，想射猛虎，怎么能自强，而使彼畏我而不相侵呢？木征降服未几，而孱懦的秉常且凭陵而起，宋军死亡六十万人。对于正道，没有毫发可恃，而独持一奇以相当，况且其奇，也不是真正的奇。然而不失败的，从未有过。

所以奇，其实并非奇。用兵的人，只用正道罢了。不以猜疑任用将帅，不以议论作为谋略，不以文法责成进止。积蓄粮草，精炼甲仗，淘汰老弱，同甘共苦，练习击刺，严整营阵，堂堂正正地面对敌人，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争。确实有余力了，然后临机不决，间或派出奇兵迅速逼近，而收取速效。所以奇，是将帅应变的权宜之计，不是朝廷事先的算计。赵充国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就是这个意思。老子，是持机械变诈以侥幸的始祖，效法他的，只会速毙罢了。

〖七〗

国家和人民共同衰敝，是从苛政开始的。苛政兴起，足以病国虐民，但还不足以亡国；政虽苛，终究还是政。上面不任其君主纵欲以毁灭万物，下面不纵容其官吏私法以残害人民，民怨渐渐平息，而也相习以苟安。只是苛政兴起时，众论不许，而主张苛政的人，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切地引进与自己相同的人以为援助，群小乃起而应之，竭尽其虔矫之才、巧黠之慧，来为他效劳。于是泛滥波腾，以导谀宣淫，蛊惑其君以毒害天下，而善类一空，莫能挽回。人民于是更加怨恨，衅端忽然发生，败亡相继而至而不可抵御。唉！假使让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的所作所为，让王安石看见，他也应该发指。而群奸祭祀安石、奉为宗主、弹压天下者，也是安石所不愿接受的。然而满朝都是安石的仇敌，则呼将伯之助于吕惠卿、蔡确、章惇诸奸，以引凶人之同伙进身，固然是势出于不能自已，而聊且作为因缘。形势逐渐下趋，开始志荡而求正于末，从未有过。所以苛政足以败亡，不只是政，而是与小人为类，害乃因缘以蔓延。倡之者当初所不谋，固是后所必至。

想要使天下没有小人，使小人一定不在位，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天下治，是因为君子胜。君子胜而非无小人。天下乱，是因为小人胜。小人胜而固有君子。天下亡，是因为全国都是小人。全国都是小人，全国无君子，而亡必矣。所以苛政兴起，君子必力与之争；而争之之权，也必有所归，而不可以泛。权之所归，是德望兼隆的大臣。大臣不能在上持守，而把它交给众官，于是争者竞起。他们所争的是正道，然而以正而争演变成风尚，而以争为正。越职不问，雷同不问。以能言为长，以贬削为荣，以罢闲为乐，任意尽言，而惟恐不充分。然而考察他们所说，并非能不互相抵触，并非能不互相抄袭，并非能无过甚之辞，没有发生而斥其发生，并非能无蔓延之语，不是这样而强说是这样。矫举及于纤微之过，攻讦及于风影之传，以激发天子的厌恶，以授群小以反攻，而且跃起自矜为君子，于是君子小人杂糅而莫能究诘。如攻王安石的人，无人不想说，无话不可出，难道他们的议论都协于至正，他们的心都发于至诚吗？乃至怀私不逞的唐坰，反覆无恒的陈舜俞，也大声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于是人皆乞罢，而空宋朝之庭以授之小人。等到蔡京、王黼之辈兴起，而言者寂然了。全国无君子，何怪乎全国皆小人呢？

在当日，并非没有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正君主而依靠国是，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著诸公，居辅弼之任，而持之不坚，断之不力，如先世李沆之拒梅询、曾致尧，王旦之抑王钦若、陈彭年，见识都有不足，力量都有不及。而以洁身引退，倒授其权于新进之众僚，人已轻而言也琐，不足以耸动人主之听，只以增加安石的横暴。且徒使有才气有裨益之士，挫折沉沦，不为国用；而驱天下干禄者，惩戒其覆辙，望风遥附，以群陷于邪。诸公有过，而韩公尤其有责。亲身担任两朝定策之重，折服母后之垂帘，斥逐权宦以独断，德威树立，亘绝古今。神宗有营利之心，安石挟申、商之术，发乎微而成乎著，正是他恩怨死生独任而不可推委的。曾公亮、王陶之琐琐者，何关荣辱，而引身遽退，虚端揆以待安石之纵横？韩公尤其有过！虽然，也不是韩公的过。威望已隆，权力已重，专政之嫌，先起于继位之君的内心。则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权有不敢执，身有不可辱，韩公也无可奈何。秉正以拒邪，而使猝起争鸣的安石不得逞，是韩公之责。斥曾公亮之奸，讼韩公之忠，以觉悟神宗、安于韩公的，是文、富二公之责。文彦博以柔居大位，无独立之操；富弼则以顾命不与，怀同堂之忌；斜视韩公之远引，而隐忍忘言。及安石之狂兴，而姑为缓颊，下与小臣固争绪论，不得，则乞身休老，而自诩不污，也将拿什么来告慰先皇、报答当世之士民呢？韩公一去，而无可为了。白日隐而繁星荧，嘒彼之光，固不能与妖孛争耀。

神宗有收燕、云、定银、夏之情，起仁宗之积弛，宋犹未敝，并非不可图谋。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冲之道。而筹划不素，问之莫能酬答，然且怀私以听韩公之谢政，怎能说宋有人呢？无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无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张；都是事理之必然。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诸公强挽已发之矢而还入于彀，宜其难已。然则宋之亡，非法，人也。无人者，无大臣也。李沆、王旦如果还在，岂至于此？

〖八〗

衡量人物的标准有三：正与邪，是与非，功与罪。正邪在于人，是非在于言论，功罪在于事。三者相互关联，但不一定相互一致。正者其言论常是，但也有非；邪者其言论常非，但也有是；所以人不可以因其人而废其言。是者有功，但功不一定如其所期；非者无功，但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难道可以废功吗？论者不平其情，对于不正之人，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不能易，尚且指责说：“这是邪人用来乱天下的。”这叫“不思其反”。以此责备小人，小人怎么能服？已庇其身，天下后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法别人的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不服，并非没有道理，又怎能压制他呢？

章惇的邪，灼然无待分辨。他请求经制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求功赏，应为天下所共同非议，也灼然无待分辨。然而澧、沅、辰、靖之间，蛮族不向内侵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同等，那么其功又岂可埋没呢？章惇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那么章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为什么喜欢称人之恶，而竟不反思呢？

若以大义论之，那么他的功劳还不止于此。古语说：“王者不治夷狄。”是指沙漠以北，河、洮以西，日南以南，辽海以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质，物有殊产，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乱。至于九州之内，负山阻壑之族，其中为夏者，其外为夷，其外为夏者，其中又为夷，互相襟带，而隔绝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并非不可治，并非不当治。然而不治，又何必尊贵于君天下者呢？君天下者，是仁于天下者。仁于天下者，莫大于把人从禽兽中区别出来，而使贵其生。苗夷部落之魁首，自君于其地者，都引导其人以凶暴淫虐，沉溺于禽兽，而剥削诛杀，无间于亲疏，仁人固不忍心。那么诛其长，平其地，受成赋于国，涤其腥秽，被以衣冠，渐之摩之，使诗、书、礼、乐之泽兴焉。于是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气以生，难道不是仁于天下者的大愿吗？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内者，人也。如此，则取蛮夷之土，分立郡县，其功广，其德正，其仁大。

况且九州以内之有夷，并非夷。古代建侯万国，都是冠带之国。三代之末，暴君代作，天下分崩。于是山之角，水之滨，其君长负固岸立而不参加朝会，因异服异制以趋苟简。到春秋时，莒、杞都是神明之裔，为周之藩臣，而自沦于夷。那么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陆浑之戎，民皆中国之民，君皆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于非类罢了。昭苏而衅祓之，本有等待。所以其国既灭，归于侯服，永为文教之邦，而彝伦攸叙。故《春秋》特书以张大其功。岂说王者不治，而任其为梗于中区？永嘉之后，义阳有蛮夷号，仇池有戎名，等到荡平，都与汴、洛、丰、镐无异了。然则辰、沅、澧、靖之山谷，负险阻兵者，难道独非汉、唐政教敷施的善地吗？出之泥滓，登之云逵，虽有诛戮，仁人所不讳。而劳我士马，费我刍粮，都是为了保护与我边境相接的妇子。劳之一朝，逸之永世，即使有怨咨，也可不避。这是君天下者所应修的天职。

章惇的存心，逢君生事以邀功，确实不足以到此地步。但既已成事，就有其功；既有其功，终不可以为罪。直到今日，他所建立的州县，存者犹在目。其沿之以设，如城步、天柱诸邑之棋布者，也在目。而其未获平定，为苗夷之巢穴，以侵陵我郡邑的，也可看到。孰安孰危，孰治孰乱，孰得孰失；征诸事，问诸心，怎能掩盖？概之以小人，而功也是罪，是也是非，自恃为清议，不能夺。虽然，本有不自信于心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