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尽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访于前，以尽人之才；分功于后，以奖人之善；是道也，则亦唯其当而已矣。用人则采公论，而后断之以其真；其合者，则曰此众之所允惬者也。行政则访群议，而后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则曰此众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当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则疏远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无敢立异而愿赞其成者，或才有余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徒取其志，则清谨自矜之士，临之而难折群疑；抑取其才，则妄兴徼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离人而任独，非为擅也。知之已明，审之已定，握之于幽微之存主；而其发也，如江、河之决，不求助于细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独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与之哉？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矣。
霍光之敢于易位也，张安世、田延年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于大臣之道未纯，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赏之情，不忘于事后，则固断之以独而不可也。而韩公超然远矣。人主长矣，而母后之帘不撤；宵小持其长短，谤谮繁兴，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纵，在其掌中。于斯时也，非独张升、曾公亮、赵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刚大之气，至此而不充。故"决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发，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托先君之灵爽，而不假片言之赞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恶而速驱以就窜，必不以告赵概，而制之以勿敢异同。呜呼！以如此事，而咨谋于庶尹，会议于堂皇，腾书于章奏，求其事之不偾也，几何哉？
刘瑾一导淫之小竖耳，非有荧惑宫闱、动摇神器之危机也。韩文倡之，李梦阳成之，九卿随声而和之，刘、谢居中而应之；李东阳、王鏊俯仰其闲，亦非素结瑾以徼荣者；而参差(巨柄)[互持]，竟以空朝廷而长宵人之气。况守忠所挟者，垂帘之母后，所欲动摇者，入继之嗣君。则天位危，而顾命大臣之窜死，在俄顷闲；此何如事，而呼将伯之助，以召不测之忧哉？韩公之独任于己也，其志之(真)[贞]，盟于梦寐；其道之正，积于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发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无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从王事，知如字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独行而无所恤，乃可以从王事，臣道之极致也。文、富诸君子，且不难推而置之局外，而况他有所倚哉？赵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韩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权失矣，虽有朱子，不能善其后也。
夫韩公之坦然无惧而以为己任，非一日也。其请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谁可者？"斯言也，在仁宗为偶然之语，而使顾瞻愿谨者闻之，必震栗失守而不敢争。公且急请其名，以宣示中外，视神器之所归，如献酬之爵，唯所应得者而揖让以将之。此岂文、富诸公所能任？而内无可援引之后妃，下无可居闲之宦寺，则即有奸邪，亦不能挟以为名而相忮害。为仁繇己，岂袭义者之所可与于斯乎？无乐取人善之虚衷，不足以经庶务；无独行其志之定识，不足以任大谋。刚愎自用者，及其临事而待命于人。斗筲之器，所受尽而资于瓶盎，必然之势也。
〖二〗
濮王典礼之议，古今之公论集焉。夫粗而论之，亦易辨矣；精而论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彝伦不容以毫发差，名义不可以形(势)[似]袭，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有可以夺彼而抗言之，则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斁天理而伤教本。岂易易哉？人之有伦也，有同焉者，有异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异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亲其亲，长其长，一也。统之于一，其义昭明，历古今、统上下、而不容异；无所异，则无所容其辩矣。乃人各亲其亲，非以天下之所必亲而亲之。人各长其长，非以天下之所必长而长之。则名同而实异，道同而德异，义理同而性情异。执彼以概此，辩愈繁而心愈离，非精义以悦心者，弗能与于斯。故曰"未易易也"。
以汉宣之于史皇孙，光武之于南顿府君、例英宗之于濮王者，非也。汉宣虽继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为子，宣帝亦未尝以孝昭为父。非若英宗早育于宫中，业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继元帝，序七庙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国中圮，奋起庶宗，自百战以复汉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顿，尤烈于汉宣。故必正名南顿府君曰"皇考"，亲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则固与英宗无中兴之功烈，而仁宗实为其祢，异矣。故以二帝拟英宗，而等仁宗于孝昭、孝元，不协于仁宗之心。不协于仁宗之心，则英宗之心亦不协。此温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适以薄。故曰非也。
若夫欧阳永叔缘"为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称，其不中于礼，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为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禄之家，为人后者，得伸于其所生尔。天子绝期，不得于此而复制期服。盖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七庙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托。故于伯叔父之应服期者，生而臣之，没而从为诸侯锡衰之礼，尊伸而亲屈，是以绝期。而出后于天子，则先皇委莫大之任于其躬，可以夺其所自生之恩德，固与世禄之子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则使英宗立而后濮王薨，不得为之服；不得为之服，则父母之称，不足以立矣。而时无能以此折永叔之非也。
温公曰"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者，亦非也。濮王之始繇节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赠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礼。则仁宗之为英宗报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赠，不为加荣，即如其前，不为有阙。子不得以其尊加之于所生，而驭以爵禄；固心之所有惮，而实心之所弗忍者也。则封赠之说，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则父也。以族属言之，则犹之乎凡为伯父者之为皇伯也。固为伯父，不待立名；实非伯父，名非繇我。而为之名曰皇伯，固不如无为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温公之说，亦曲就而非正也。
至若王圭之言曰："陛下所以负扆端冕，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为而至于人子之耳哉？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传之子孙为德，而不可忘；则是以富贵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贵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见利忘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泯矣。孝子于此，将有怀惭(自)[负]痛、追悔出继之非，敝屣天下，脱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议天伦之大，没天地祖宗之重任，怀荣其身、庇其子孙之私恩。圭乃昌言此不道之说于廷，而当时犹以为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乱之矣。
夫濮王既不可称考，抑不可称伯，此中书所为驳圭等议，而议以当称何亲？圭等穷矣。苟据典礼以求其允惬，自可不穷。濮王已薨，书召弗及矣。若祭，则天子于伯叔无丧毕致祭之礼。濮王自有子孙，世其爵，延其祀，俾奕世勿绝，则所以报本者已遂。而岁时修举，自属濮国之小宗，天子弗与焉。天子弗与，则称谓可绝，又何必致疑于名之何称，而徒滋聚讼哉？然而英宗有难处者于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濮王之薨，英宗尝执三年之丧矣。未为天子而父之，已为天子而不父，则始末不相应。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则仁宗之过也。业已方四岁，而育之宫中者二十五年，知之非不深矣。濮王超进大国之封，为英宗故，立之非不决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别为濮王立后，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犹豫，而授英宗以两不自胜之情。故以韩公之秉正，而俯仰以从欧阳之议，实有其难处者存也。处乎难处，而容以率然之心议之乎？求尽人伦之至者，研义以极其精，乃能存仁以无所憾。孤持一义，不研诸虑以悦诸心，其不胜于邪说也，必矣。况如王圭之以人欲灭天理者乎？
〖一〗
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而功劳不一定要由自己建立，这是大臣应有的准则。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如果不是胸怀宽广、忠诚不渝的人，谁能明白这个道理呢？事先广泛征询，以充分发挥各人的才能；事后将功劳分给别人，以鼓励他人的善行——这种做法，也应当用在恰当的场合。用人时先采纳公众意见，然后根据实情做出判断；如果意见恰当，就说“这是众人一致赞同的”。施政时先征询各方议论，然后依据道理进行分析；如果措施得当，就说“这是众人共同促成的”。这些做法是恰当的。至于涉及国家安危、大臣的稳定、奸邪在旁窥伺、君主心存疑虑、事机决于顷刻、祸福系于毫厘的情况，那么远方的臣民本就不甚了解；即便是同朝共事、不敢有异议且愿意促成其事的人，有的才力有余但志向不定，有的志向可嘉但才能不足以胜任。如果只取他们的志向，那些以清谨自矜的人，到了关键时刻也难以决断众疑；如果只取他们的才能，那些妄图兴利、侥幸求进的人，就会趁机操纵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抛开众人、独立担当，并不是专权。自己已经了解清楚、审察确定，将决断深藏于内心幽微之处；一旦发动，就像江河决堤，无需借助细流。这种做法，是伊尹、周公用来安定商朝、周朝的办法。他们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独自知晓的判断，行动如雷震却无灾祸，谁能够参与其中呢？三代以后，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韩琦（魏公）了。
霍光敢于废立君主，是因为有张安世、田延年共同促成此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霍光在大臣之道上还不够纯粹，他的精神意志不足以独自担当。而且他居功受赏的心思，事后一直没有消除，所以不能独立地决断。而韩琦则远远超越了这一点。英宗已经成年，但太后的帘子还不撤去；小人抓住把柄，流言谤议不断兴起，用以迷惑太后，而英宗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在这个时候，别说张升、曾公亮、赵概这些人不能分担生死责任，就是文彦博、富弼二公那样刚直方正的人，到了这种关头也显得不够充分。所以韩琦那句“决取何日”的话，像震雷一样迅猛迸发，呵斥殿前司迅速撤帘。他只凭一片孤忠，托先君在天之灵，而不需要一言一语的协助。他坐在政事堂，召来任守忠，斥责他的罪恶，迅速将他流放，事前必定不会告诉赵概，而且压制他不敢有异议。唉！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去咨询百官，在朝堂上会议，通过奏章来争论，想要事情不败坏，怎么可能呢？
刘瑾不过是一个引诱皇帝享乐的小太监，并没有迷惑宫闱、动摇皇权的危机。韩文首先倡议，李梦阳促成，九卿随声附和，刘健、谢迁在内响应；李东阳、王鏊在中间随声附和，也不是平时结交刘瑾以求荣的人；然而彼此参差、互相掣肘，最终反而使朝廷空虚，助长了小人的气焰。何况任守忠所倚仗的是垂帘的太后，所要动摇的是入继的嗣君。那真是皇位危急，而顾命大臣的生死流放，就在顷刻之间。这是何等样的大事，还去呼唤别人的帮助，招来不测之忧吗？韩琦独立担当于己，他的志向坚定，如同盟誓于梦寐；他的道义纯正，积累于平生；他的情志安定，忘掉了生死；他的力量宏大，发自于精神。功劳何必不自己成就，名声何必不自己树立，而他本来就没有居功立名的心思，可以明告于天下。《易经》说：“或从事王事，不以为功，因为智慧光大。”智慧光大的人能够独行而无畏，这才可以从事王事，这是臣道的极致。文彦博、富弼等君子，尚且可以推到局外，更何况其他可以依赖的人呢？赵汝愚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以为没有韩侂胄就不足以立功，结果失去了事权，即使有朱熹，也无法善后。
韩琦坦然无惧、以天下为己任，并非一日之事。他当年请立皇嗣时，仁宗说：“朕有这个意思很久了！谁可以？”这句话，在仁宗只是随口一说，而让那些瞻前顾后、谨慎小心的人听了，一定会震惊失守，不敢力争。韩琦却急切地请仁宗说出名字，宣示中外，把皇位归属看作如同宴会上敬酒一样，应该给谁就给谁。这哪里是文彦博、富弼等人所能担当的？而且内无可援引的后妃，下无可居间的宦官，那么即使有奸邪，也无法借名义来陷害。为仁由己，岂是那些沿袭道义的人所能参与的？没有乐于取人善言的虚心，不足以处理日常政务；没有独行其志的坚定见识，不足以担当重大计谋。刚愎自用的人，到了关键时刻反而要听命于别人。斗筲之器，容量有限，还需要借瓶罐来补充，这是必然的。
〖二〗
濮王典礼的议论，汇聚了古今的公论。粗略地来说，也容易分辨；精细地来说，言论必须有归宿，道理必须有察验，人伦不允许有毫发之差，名义不可以形式相似就因袭，这并不容易。如果古人有可引用的就引用，有可借以驳倒对方的就高声争论，那么不仅邪说是这样，即使是正论也会破坏天理、伤害教化根本。这岂是容易的？人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存在于天下的理；不同之处，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理。全天下的人亲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长辈，这是相同的。统一于这个相同点，其意义昭然明白，贯穿古今、上下一致，不容有异；没有差异，就没有辩论的必要。但每个人各自亲爱自己的父母，并不是因为天下人必须亲爱他的父母他才亲爱。每个人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也不是因为天下人必须尊敬他的长辈他才尊敬。那么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道理相同而德性不同，义理相同而性情不同。拿着这个来概括那个，辩论越繁复，人心越离散，不是精研义理以愉悦内心的人，是不能参与其中的。所以说“不容易”。
用汉宣帝对待史皇孙、汉光武帝对待南顿府君的例子，来比附英宗对待濮王，是不对的。汉宣帝虽然继承孝昭帝而立，但孝昭帝并不以宣帝为子，宣帝也未尝以孝昭为父。不像英宗自幼养育于宫中，已经正式有了皇子的名分。光武帝上继元帝，只是排列七庙的昭穆次序而已。光武帝出生时，不及见元帝，遭遇国家中衰，从庶宗中奋起，经百战而恢复汉朝社稷，他不以元帝为父而必以南顿为父，其情比汉宣帝更为强烈。所以他必须正名南顿府君为“皇考”，亲自供奉祭祀，不能把他推给伯叔之子而忘记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显然与英宗没有中兴之功、而仁宗确实是他的父亲不同。所以用这两位皇帝来比拟英宗，把仁宗等同于孝昭帝、孝元帝，不符合仁宗的心意。不符合仁宗的心意，那么英宗的心意也不符合。司马光想以此厚待仁宗，却不知道恰恰是薄待。所以说不对。
至于欧阳修根据“为其父母”的文字，来为濮王正“皇考”之称，它不合于礼，人人都知道，但未必知道它究竟错在哪里。为父母服齐衰期年，是大夫以下世代俸禄之家、为人后者，可以在生身父母身上伸行的礼。天子绝期，不能为此再制期服。因为天子是祭祀皇天上帝的主祭者，是七庙先皇禘祫之祭的依赖者，是天下百姓、君主、父母所托付的人。所以对于伯叔父应当服期年的人，活着时把他们当作臣子，死后为他们服诸侯的锡衰之礼，尊崇向上伸张而亲情向下屈抑，因此绝期。而出继于天子的人，先皇把莫大的责任托付给他，可以夺去他对自己生身父母的恩德感情，本来就与仅仅保住三世祭祀的世禄之子不同。假使英宗即位后濮王才去世，英宗是不能为他服丧的；不能为他服丧，那么“父母”的称呼就不能成立。而当时没有人能用这个道理来驳倒欧阳修的谬误。
司马光说“应该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这也不对。濮王从节度使封为郡王，从郡王追赠为濮王，都是因为英宗的缘故才受到特殊礼遇。那么仁宗为英宗报答本生，已经很久了。再增加封赠，不算加荣；保持原有封赠，也不算有缺。儿子不能用自己尊贵的地位去抬举生身父母，而用爵禄来驾驭他们；这固然是心里有所忌惮，但实际上心里是不忍的。那么封赠的说法，行不通了。从生身父母的角度说，是父亲；从族属的角度说，不过如同一般的伯父一样被称为皇伯。本来就是伯父，不需另立名目；实际上不是伯父，名目也不是由我而来。而把他称为皇伯，还不如没有这个名目心里可以安宁。所以司马光的说法，也是曲意迁就，并非正理。
至于王珪的话说：“陛下之所以能够负扆端冕、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这话怎么能传到人子的耳中呢？认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传之子孙是恩德而不可忘记，这就意味着因为富贵的原因，父亲就不是父亲；因为富贵所不在的原因，就不认自己的父亲。见利忘恩，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东西，就泯灭了。孝子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心怀惭愧痛苦、追悔出继的错误，把天下视如敝履，脱身而逃。用小人之心，议论天伦之大，抹杀了天地祖宗的重任，只怀着荣其自身、庇其子孙的私恩。王珪竟然在朝廷上公然说出这种不道的话，而当时还以为妥当，世教的衰微，不只是小人在捣乱了。
濮王既不可称“皇考”，也不可称“皇伯”，这是中书省驳斥王珪等人的理由，那么该称什么亲呢？王珪等人就此困住了。如果依据典礼来寻求恰当的答案，自然不会困住。濮王已经去世，诏书来不及了。至于祭祀，天子对伯叔没有丧毕致祭的礼节。濮王自有子孙，世袭其爵位，延续其祭祀，使其世代不绝，那么报答本生的心愿就已满足。而每年按时举行祭祀，自属于濮国的小宗，天子不参与。天子不参与，那么称谓就可以断绝，又何必对名目犯难，白白引起聚讼呢？然而英宗也有难处：君子守道，不昧其初心。濮王去世时，英宗曾为他服过三年之丧。未做天子时认他为父，做了天子反而不认，那就首尾不一致。从前的哀戚之情，因为得了大位就改变了，内心怎能不耿耿于怀？这是仁宗的过错。英宗四岁时就被养育在宫中，长达二十五年，仁宗对他了解不可谓不深；濮王被超进大国封爵，是因为英宗的缘故，仁宗立其为嗣不可谓不决断。但仁宗没有及早正其皇子之名，另外为濮王立后，以确定其世系。仁宗一犹豫，就把英宗置于两难自胜的境地。所以即使像韩琦那样秉公正直的人，也要迁就顺从欧阳修的提议，实在是有难处存在。处在难处之中，怎么能用率然之心来议论呢？要想尽人伦之至，必须精研义理到极致，才能存仁而无憾。孤立地持守一种义理，不深入思考以悦服己心，它不能被邪说战胜，是必然的。何况像王珪那样以人欲灭天理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