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一〗

曹魏曾严格禁止太后临朝听政，君子对此深为赞许，认为可以作为万世法则。唐朝不吸取教训，导致了武则天、韦皇后乱政的祸患，唐玄宗平定内乱后，这种现象才有所遏制。想不到宋朝正值鼎盛，却急忙打破了这个禁令。

宋仁宗即位时，刘太后凭借一点小才而垂帘听政，甚至穿着皇帝的礼服去祭拜祖庙，混淆男女之别，辱没了宗庙。当初仁宗已经十四岁，到刘太后去世，又过了十年。仁宗既不是年幼，也不是昏庸，天下太平，国家有现成的法度，大臣各居其位，百官不乏人才，何必让一个女人来干预朝政呢？后来英宗即位时已经三十岁，曹后却凭借养育之恩，把持朝政多年。这是因为前例已开，后人不知警戒，形势使然。宣仁太后以神宗母亲的身份，跨越两代执掌大权，迅速废除新法，博取人心，被称颂为“尧舜”，名声传遍古今。但后来这也成了别人以女主挟制幼主的借口，让小人得以反扑，元祐诸公何尝乐于看到这种局面？何况“母政子政”的说法，不合经典，违背了阴阳内外的大原则，岂是明道之人该说出口的？

汉、唐女主乱政的祸患，是有原因的。宫中恩宠过深，外戚权力过大，形成积重难返之势，无法一朝挽回。所以即使像陈蕃那样刚直的大臣，也不得不借助外力来实现志向。到了宋朝，情况不同了。但刘后没有受遗命辅政，却把持大权直到老死，是谁给了她权力？是丁谓的奸邪促成的。丁谓以谄媚逢迎君主，怨声载道，眼看形势将变，就勾结雷允恭投靠刘后以延续自己的性命，这时正是当国大臣秉公正肃清内外的时机。王曾执政，身系天下期望，却没有果断的决策，不能率领正直之士整顿纲纪，仍向帘内乞求借助，以求迅速放逐丁谓。刘后已掌握国命，威震内外，王曾也无可奈何。可见，最终造成长达十年、三代垂帘的陋习，激化君子小人势不两立的局面，这责任不由王曾承担，又该推给谁呢？曹后凶悍，先帝精心选择的继承人差点重演庐陵王、房州废帝的悲剧，这比刘后驱逐宰相（实为驱逐天子）更严重。若非韩琦重申惩治任守忠的法规，用严厉的话迫使曹后撤帘，如果像王曾那样，宋朝就危险了！韩琦一秉正道，革除了两朝的弊端。后来的英杰若能遵守成法以正朝廷，难道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但元祐诸公没有私心恶念，有忧国之心，却重蹈王曾的覆辙，仍然称之为“奸”，把宰制大权倒交给女流之辈，用来约束年幼君主的异见，以不正之人去监督要求正人，不是太糊涂了吗！

从前有人这样做过，就是谢安。谢安在外图谋再造社稷之功，在内挫败桓氏的权力；只因形势所迫，不愿独自执掌大权，引起朝野疑心，给桓氏留下口实。也怕子弟掌握兵权、治理州郡，依仗功勋威望，重蹈王敦、桓温的覆辙，所以尊奉女主以表示有所禀承，来自保臣节。元祐诸公，难道处于那种时代、那种形势，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吗？他们想做的，只是废除新法。想除掉的，只是章惇、蔡确等奸邪小人。进用贤才、斥退奸邪、废除弊政、恢复旧章，这本就是大臣的职责，是大臣可以做到的。奉行幼君的命令去做，并不存在权力可避，如高屋建瓴，令下即行，有什么做不成的？何必向宫闱求取灵宠，以求一时痛快，自开嫌隙招人攻击呢？人心易动难静。一旦攻击有了名目，混乱就没有止境，祸患从此开始。这种做法，是从王曾驱逐丁谓首开的。韩琦纠正了它，却不能保证不再混乱。邪念一旦侵入人心，贤者也会迷惑，道理不顺，形势难行，世道变迁就急剧了。

奉母后之命来制约幼主，是逆道而行。自己身为天子，想让他行善，难道一定做不到吗？却把他看作多余，另立一位母后的尊威，凌驾其上加以约束：推行一项政策，就说是太后忧民；任用一个人，就说是太后任贤。若不是极有德行的天子，谁能忍受这个？即使德行深厚，也没听说过天子的孝道就是唯母命是从。仁宗天性仁厚，对刘后始终保全恩情，在政事上并无大变。刘后刚死，吕夷简、张耆等七位大臣就被罢免，王德用、章德象都因不阿附刘后而得到提升。那么元祐诸公推崇高后来废除新法、铲除奸臣，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保百年长治久安，是绝对办不到的。高后固然说过“官家另用一番人”，而诸公不醒悟，轻率地发出声响，毫不忧虑后面的灾祸更严重，这是为什么呢？王曾侥幸免祸，是因为仁宗天性仁厚，而范仲淹以君子之道立心，说了“掩小过以全大德”的话，能持平论事。由此看来，除了韩琦、范仲淹等人，宋朝还有真正的大臣吗？

不可违背的是大经大法，不可违反的是常道。男子正位在外，女子正位在内，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才是妇道的正道。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比贤能的妇人强。功业不求苟且而成，事情不求暂且可行，“包鱼”虽美，其义却不该用来待客。此义一差，千条路都错了，怎能不谨慎呢！

〖二〗

宋仁宗被称为盛世之君，至今听说的都羡慕他。仁宗自身具备慈祥节俭的品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都是所谓的君子，他的治理兴盛是应该的。但考察宋朝政治的混乱，实际从神宗开始。神宗之所以使天下怨声载道、被后世讥讽，并非他有奢侈淫暴的行为，只是他求治太急切，下面谈论治国的人也太多。而下面纷繁的言论得以传达，启发君主轻率的想法，这却是从仁宗开启的。朝廷不能安定，百姓不能安宁，在仁宗时就已经如此了。

国家开创之初，由乱入治，一定要有所兴革，以定一代的规矩。如果所兴革不足以成为一代规矩，国家必然速亡。否则，那些简略不详、因陋就简、保持柔弱而不争竞的做法，都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时势交汇在一起，恰能达到那个程度；既然达到了，也足以维持国家不衰。但传了几代之后，弊端就产生了。弊端都依法律而产生，归罪于法律，总是不乏借口。那些弊端，是官吏怠惰不理政事，士人浮华不务实，百姓骄纵而不均，军队松弛而无战力。并非因为破坏法律而徇私，也不是沿袭法律而巧匿奸邪。有志之士对此愤慨，求治之情迫切地触动君主，谈论治国之术纷纷在下面兴起。听他们的话，推究他们的心意，都是当时人们所厌苦的事情，想在早晚之间纠正过来，令人十分痛快。然而，难道一定要归罪于法律而去另求治理之道吗？官吏怠惰，任用廉洁严肃的大臣整顿仕途就行了。士人浮华，尊崇醇雅的大儒振兴正学就行了。百姓骄纵不均，豪强日争，贫弱日困，这是人事盈虚的必然；放宽征徭，疲困者得以复苏，争竞者就无处施展了。军队松弛，名册上有而实际无，队伍里有而不能战，这是战争久息必然的结果；没有行贿的将领，没有私斗的士兵，委任专一，松弛者也会被勉励得强劲起来。像这样，只要任用得人，法律没有不可用的。至于那些零星遗漏的问题，创法者本来就留有余地来养天下、平人情。百姓对严寒酷暑的抱怨，奸猾小吏和刁民像老鼠麻雀般的侵害，哪里足以破坏纲纪、伤害教化？治理天下的人，不必放在心上。

宋朝从建隆开国到仁宗亲政之年，已有七十多年。太祖、太宗的法制，弊端随之而生，这是自然之理。难道只是因为宋太祖没有文王、武王的至德，议政的公辅没有周公、召公的宏图吗？即使以成周教化的隆盛，到了穆王、昭王之时，书简中也会生出书虫，这本来不足以归咎于文、武、周、召。法一定会产生弊端，若不是改朝换代之时，越改，弊端就越丛生。如果遵循旧制，官吏虽然贪冒，但没有改法可乘，不能托名越分来巧加吹求。士人虽然浮靡，但没有意旨可窥，不能逢迎揣摩来利于投机。百姓虽以强凌弱，但没有诱发之事，就不会有诉讼兴起使双方俱败，导致富人变穷、穷人死亡。军队虽有名无实，但没有搅乱，就不会有游手好闲之民嚣张而起，进而为兵退则为盗。只有求治的人急切地担忧，谈论治国的人喋喋不休地争论，背诵一家之言，不顾古今异势，而想在当代施行，况且他们所施行的也并非先王的精义；看到一乡一保的便利，不顾风土不同，而想在全国推行，况且他们所推行的也并非一县百姓乐从的。神宗君臣日夜思考、聚讼盈庭、飞符遍野，使下面无法可守，开启了章惇、蔡京混乱以致亡国的开端，这种风气已从仁宗时开始了。在此之前，真宗虽有滥祭奢侈的过失，王钦若、丁谓虽有贪权惑主的罪恶，但李沆在前谨慎持重，王旦在后谨守成规。到了天圣、明道年间，老成凋谢将尽。只剩下一个正直、持重、简朴的李迪，从贬谪中起用，却任用不专。至于王曾等人，不是不重名节，不是没有勤劳，但他们以权术来行道，以意气矜持刚强；而仁宗喜欢接受谏言的美名，羡慕体恤下民的仁声，欣然把整个国家毫无选择地交给他人听取。到了晚年，天章阁开，条陈进呈，每天忙不过来，用以改变纲纪；官吏没有恒守，士人没有恒学，百姓没有恒遵，军队没有恒调。幸亏进言的人没有固执偏激之心，主张不坚定；否则，他们为害天下，岂止在熙宁、元丰年间？懂得治国之道的人，不能不替仁宗惋惜。

仁宗具备慈俭之德，又有清刚之士在下面辅佐，如果能见小害而不激化，见小利而不动心，见小才而不取用，见小过而不苛责；那么奸邪无法迷惑，小人无法离间，修明成法，休养士民，以此坐致太平，绰绰有余。为什么要强用猛药去治疥癣之疾，反而伤害肺腑呢！所以仁宗的成就，大体可以看到了。看他的谋国，则西边屡败而元昊嚣张，北边受侮而岁币增加。看他的培育人才，则闻风而起的苏氏父子玩弄苏秦、张仪的辩舌；揣摩时事的王安石之徒，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权术；后来扰乱天下的，都是这些当年在朝廷上竞相进言的人。所以说神宗使天下怨谤、被后世讥讽，都是仁宗开启的。

那些谈论治国的人，都说要效法先王。但先王是指哪个时代的先王？孔子说：“我遵从周朝。”并非文王、武王的道高于禹、汤，而是文王、武王的法度，是人民世代遵守而安于其位的。孟子说：“遵行先王的法度。”周朝未亡，新王未起，所应遵行的井田、学校，是周朝的旧制。官吏在朝廷上熟习，士人在学校中熟习，百姓在乡野中熟习；好的方面是他们素所崇尚，不好的方面是他们能够容忍，有利的是他们确实适宜，有害的是他们能够承受。谨慎地寻求治人之人，政事没有不兴办的。孔、孟谈论治国之道，就是这样罢了。那些喋喋不休的言论，拿先王作借口，像庄子称道太昊氏，许行宣扬神农氏，去追随这些，就与孔子不同了。所以懂得治国之道的人深深为仁宗惋惜。

〖三〗

宋仁宗对天下有大恩德，至今人民还受其恩赐；但也有大弊政损害人民长达二百年，其残余影响，延续到今天仍未停止。大概因为他求治之心太急切，只要知道就去实行，所以有利的事不等时机就兴办，有害的事不加选择就做起。

他对天下有大恩德的，是从海外买来一万石占城早稻，分给百姓种植。这种稻种得早，正好与江南梅雨季节相当，可以及时完成种植；成熟得早，与深秋霜燥错开，可以不用费水而避开干旱之害；这种稻不一定要肥沃的田地，收获却很丰厚，可以多种而不致有贫瘠荒芜之田。这都是他广施恩德之处。从前周朝拥有天下，既祭祀后稷以配天，作为一代之祖；又在稷庙祭祀他以配社，享受万世的报答。那么如果有明王兴起，整顿祀典来酬答功德，尊奉仁宗代替周弃而千秋享祀，也是应该的。可惜没有人加以表彰，史书也略记其事而不弘扬其美，这是后代帝王的过失。

至于他祸害天下的弊政，则是听从西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的建议，设置交子务。交子变会子，会子变宝钞，其实都是废纸罢了。

古代向人民征收的赋税，是米粟、布缕。天子的王畿，相距只有五百里；最大的诸侯，疆域不超过三百里。所以粟米虽重，运送起来也不劳苦。古代的市场交易，民众的需求有限，所交换的物品简单；田宅有制度，不容兼并，所以携带交换的物品也轻。因此粟米、布帛、器械互通有无，授受也容易。到了后世，民众需求日益繁杂，商贾奔走于数千里之外牟利；而四海一统，向国家输送、向边境供给，也有数千里之遥；转运的劳苦，无法承受。而且粟米耗于升龠，布帛裂于寸尺，作伪者用潮湿腐败来破坏可食的稻麦，用轻薄来浪费可衣的丝麻。所以民众所趋、国家所制，以金银铜钱作为百物的母亲而权衡其子。事情虽与古代不同，但圣王再起，也不能改变。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百物的母亲，是因为有实际价值。金、银、铜、铅产于山中，但山不都有；经过冶炼，但冶炼不能保证获得；通过铸造，但铸造不是独力所能成、薄资所能为的。得到它们很难，使用起来却不坏；运输很轻便，储藏起来不腐烂。这几种东西，并非宝物，却有可宝的道理。所以天下人利用它们，君王也不能违背。既然如此，能够经久行远的，也只有这些了。

交子这种制度，是为什么呢？有纸有墨，都可以造，造了都可以成；但用得频繁，就很快破裂；藏得久了，就会改制。用一尺方的纸，冠以钱币的名称，轻重任凭它定而无等级，于是官府用它来愚弄商人，商人用它来愚弄百姓，互相愚弄于无实之虚名，引导天下人作伪。从宋朝直到元朝，延续到洪武、永乐初年，收罗百物以利归于朝廷，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的资财，一旦变得如同粪土，以此颠倒愚民于术数之中；君临天下的人忍心做这种事，也太不仁了！百姓是不能长久欺骗的，所以宣德以后，它就不能再在天下推行了。然而余害至今未已，则伤害了俸禄制度，加重了刑罚条款，没有明王出现，谁能来革新呢？它妨害治理也非小事了。

纸币刚发行时，号称“千钱”，就是千钱。后来百姓逐渐轻视它，价值递减，甚至降到十几文还卖不出去，但“千钱”之名仍然存在。俸禄有折钞代米，甚至一石米折合几文钱；法律上有估价定赃，甚至几两银子就科以满贯之罪。俸禄越来越薄，官吏便毁掉廉洁；赃物越来越重，百姓便陷于死亡。仅一个“钞”字之名存在，其害就积而不去，何况实际用它来代替金钱，其对百姓的祸害就像那样。再加上私造容易，殊死之刑天天在司寇那里听闻，引诱人民坠入陷阱而杀掉他们，仁宗首开此例的过失，不能推卸。

所以君临天下的人，一举事而大利大害都会施及无穷，不可不审慎。听言轻率，则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行法果决，则善所及者远，恶所被者也长。像那样仁爱，又像这样不仁，仁宗两者都做了，图治的人该怎样选择呢？舜有大智，从善如决江河，却告诫禹说：“无稽之言勿听。”用他的大智成就他的至仁，治道尽在于此了。

〖四〗

大臣进位为宰执，而条列时政上奏陈言，是从吕夷简开始的。此后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等君子，出则统率六军，入则参与三事，都在受任之初，照例有条陈奏章。我听说：“天下有道，行事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论有枝叶。”由此可知诸位公卿失去了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后，人才逐渐下降，风尚逐渐卑下，以前的吕（端）、李（沆）、向（敏中）、王（旦）的风范轨则，再也追不上了。

《尚书》说：“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用言论来进奏，是对于初进之士，非言论无法表达其诚心；上面任用他，非言论无法了解其志向。所以看他引伸论述，知道他的学问；看他蕴藉含蓄，知道他的修养。并非一定要言行可行才听而行之。后世的策问贤良、科举取士，方法沿袭此道，也能得到人才；但也不能没有不得人才的时候。至于已经选拔在位，无论是贤是否，就要用功劳来明试，而不是用起初那些捕风捉影的言论，下面也只以此作为自效的资本。况且，借言论作为见面礼的，也只是那些怀才求进的人。那些蓄德抱道、具备公辅器量的人，还不屑于此。何况大任在身，天职共担，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是笔墨言语所能表达的；又何必喋喋多言，来掩盖力行不足的过失呢？

就以进奏言论来说，射策之士、谏议之官，言论不容已，但也各有其界限，不可逾越。将用以纠正君主的过失吗？那就应就君德之不足，指出过失而引导他改正，不必拾取天德王道的陈词，把耳闻口诵的东西全写在纸上。不这样，就是卖弄才华的浅陋之士。将用以指陈政事的失误吗？那就应就一件事的失误，极言其害所至，而陈述应如何做，不必旁征博引，泛及其他不善之处，以求一朝见效。不这样，就是乱政的诡辩之徒。将用以指摘所用非人吗？那就应就一人的罪状，明确陈述其不可容，不必抑此伸彼，滥及满朝，以遂我欲废欲置之愿。不这样，就是死党的奸险小人。将用以论述边疆的大害吗？那就应就一计之乖张，专门指出而证明其必败，不必罗列兵法，画地指天，遥制生杀大权。不这样，就是肇祸的狂徒。况且，一言既出，等着君主实行这句话，那么事情不冗杂，力量有余而从容。一言既出，君主已经实行了这句话，那么意趣相合，以后可以进而再进。所以志向得以实行，言论就不是虚设。行与不行，都不可在君心预知；姑且把话说尽像哇哇作响，唯恐不能填满篇幅，究竟是为了什么？何况一个人的见识，来察究一个道理，尚且担心其义不精，而祸害潜伏于隐微。却提笔经营，旁搜杂引，把君德、民情、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无涯的得失，穷尽于数尺的章疏。才能果真胜任吗？思虑果真周全吗？发心果真诚实，而行之果能无不得当吗？问心，固然不能自信；按诸日后，已知道并非如此。只是洋洋洒洒、如高屋建瓴倾水而出，毫不等待；不惭之口，不知其过，也太丑了。这在怀才初进之士，和职司言责之臣，尚且不可不谨慎。而对于得君已深、任职已久、居机要之地以静镇四海的大臣，就更不用说了。

明道以后，宰执诸公都是代替上天管理众事的人。天下的事，只有君主和我坐而论之，事到临头就去做，可兴则兴，可革则革。只依从道理，只求志向伸张，定命以辰时告诫，不待一天就遍行天下，还有什么求之不得的呢？何须烦言耸听？如果微言不悟，直言不从，想行而中途受阻，想止而旁生枝节；那就引身而退，免去内心的愧疚，不必公开宣告说：“我已缕析条陈，而皇上不任用我。”这就是宰执大臣用来安定国家纲纪、平息喧嚣争斗的关键。从前李沆、王旦以实心体国，奠安七十余年社稷民生于富足安定，一变而为崇尚口舌、纷争不已的朝廷，摇动四海于三寸之笔，谁该承担这个罪责？难道不是首倡者在朝廷，附和者遍士林，其由来渐久吗！宰执有条奏，侍从有条奏，众官僚也有条奏，有司也有条奏；乃至草野之士，有嘴就鸣，没有不可条奏的。难怪王安石以万言书耸动人主，使人主听从自己来颠倒国是；而远在蜀山闻风跃起的苏洵，也以权谋惨险之术，习于淫遁的文章，售卖他尉缭、孙膑的诡诈之术，鼓动当事者，迷惑后世耳目！

姚元之以十件事要求唐玄宗，在未任宰相之前，认为不可行就不敢为相，这也是慎于进身的一种方法。既已为相，就只有推行而不再多言。陆贽详细论事，是一件事完了再说另一件事，因时机紧迫以回答皇上问话，而非空阔迂疏以炫耀文章之富。宰执之道，在于负责听取言论以便进行黜陟，平息浮言以正人心。言论一出，行为就浇薄；言论越长，忠诚越薄。说个不停，国事就不可为了。读者迷惑，诧异为盛美，就像离山十里还能听到蝉鸣，把宋人的章奏束之高阁，学术和治道或许才能有所好转。世俗之论不然，难怪中国日益疲弱而困迫。

〖五〗

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庚申年），到嘉祐二年（乙酉年），二十六岁。以古代标准，尚未达到壮年有室的年龄。曹后立为皇后不到一个月，那么皇子诞生并非绝望。他却将英宗收养于宫中，让曹后抚育。唉！考虑到宗社之重而忘却私心，这岂不是能做到别人所不能，足以作为万世法则的吗！

三王以后，传子之法确立，如果是嫡长子，道理上不能废除。汉明帝虽贤，光武帝还说他失德；晋惠帝虽昏，武帝不承认自己的过失。所以三代有豫教之法，尽人力所能为，而贤与不肖、治乱安危都听之于天，也无可奈何。至于无子而继承人未定，到了病危之时，奸臣宦官挟私意援立庶支，卖恩居功，倒持权柄，汉、唐的祸患都由此而起。那些比较合乎正道的，则是辨别昭穆，审察亲疏，按次序立弟或立侄，这也可以止争而安国。但对于帝王慎重天位之道，终究不够完善。只有嫡长子不可变置，这是百王成宪，而贤与不肖非所考虑。无子而传位给同母弟或长侄，古代没有成法，道理上无可执定。那么上天既然授予我选贤而建储的权力，为什么不自作裁断，可推诿给后人任臣僚扶立呢？英宗四岁时就养在宫中，观察其情志，审视其器量，远离外界诱惑，学习皇家家法，而又受中宫养育之恩。后来仁宗说：“宫中曾养两个孩子，小的近于不慧，大的可以。”仁宗留心于国本，非一日了。范、富、包拯、文彦博、司马光虽然心中赞同他的请求，却不想授以援立之权，只把心腹托付给韩琦，但韩琦也是听到命令后才请求赐名，此前也不敢有所拟议。那么熟筹密运于一人之心，又岂是奸邪所能窥伺的？

礼上有言：“为人后者为之子。”并非所有人都无子而必为立后。自大夫以上，有世禄、食采邑、建祖庙者，上达天子。如果无子而必有后，那么三代之兴，虽无子而固有子。豫立之典，虽不见于史策，但以“为后”之文推之，那么凡有世守者，没有无子的，必有子，而传子之法本不因无出而废。又礼上有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期。”本非期服而加以期服的意思。若以亲疏次序，所立者若是长侄，则所生父母虽降服，但固有叔父之亲，不必加隆而本服期。那么功缌以下的族子，只要温恭之度在早年显现，都可以择养而豫教之，不问亲疏，也很明白。汉、唐之君，轻视宗社而仗恃其专私，没有能做到的。仁宗早虑而果断，为百王定下大法。于是高宗有所禀承，远立太祖后裔为嗣，而本支不敢妄争，臣民欣然推戴，两宫保全慈孝，社稷赖以小康，这都是仁宗的遗谋为之先导。

虽然如此，但此义在三代隐没，此法在汉、唐被阻，仁宗创行而决策，以极正之举，却招来非常的疑忌，所以任守忠惑乱曹后而起衅，但仁宗并不忧虑。因为有韩琦在，制任守忠于死命，而曹后被道义所黜。高宗没有可恃的大臣了，于是内禅以定其位。然而，只要心中无私，变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灵，奉名义之正，没有什么志向不可行，没有什么谋划不可定。何惧于奸佞，何忧于事变呢？

〖六〗

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其害延及宗社生民，不到亡国不止。宋朝的朋党，在熙宁、元丰年间盛行，在元祐、绍圣年间交争，在徽宗时祸害达到顶点，而其开端则是在景祐年间由诸公开启的。

国家的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这需要大臣来担当，但又不仅仅是大臣能担当的。君主平心静气，不急于施行用舍，慎重听取，不轻为人言所动；那么即使有小人，也不伤君子；有君子，也不患有小人了；国是就端正了，喧嚣就平息了。景祐以前，并非没有丁谓、王钦若那样的奸佞。但王旦阻止钦若登庸，马知节揭发钦若匿奏，张咏临死请求戮尸以换丁谓之头，李迪誓死斥责丁谓之奸，王曾且独担窜逐丁谓之举，而不劳廷臣交相攻击。所以钦若、丁谓并非没有邪党，但因攻讦不行，只得苟且偷安。胡旦、翟马周、梅询、曾致尧之徒，或乍起而终废，或退缩而不前。这是因为大臣以国家的治乱、人的贞邪为己任，而不在吞吐之间隐匿真情，把发奸摘伏之权交给锐起多言之士。所以刚而不挠，重而不轻，关键在于他们自己决断。而天子也不好高骛远地追求好问好察之名，听到人言就轻为喜怒。那么即使有繁兴的众论，也只能静听君相的从违，除了田锡、孙奭等任谏诤之职的，都没有能逞其口辩的。

好善则进用，恶恶则斥去，由自己来持天下的平，这是大臣之道。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静以听天下之公，这是天子之道。而仁宗之世，两者都失之了。仁宗求治心切，而性情所偏倚的是宽柔。宽柔者能容物，这是人皆知的。但宽柔者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有人到他面前说话，他容纳了，不立即以为对，也不立即以为错。容纳再容纳，而言论纷至沓来，那么好辩者就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了。如果喜欢听取人言，并利用其褒贬，那么君子小人都不由自主，只能以议论的短长为兴废。于是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的华士，也绰约振迅，修饰文辞，作为制胜的工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避讳的朝廷。所以当时士民以及后世闻其风者，所非常仰慕仁宗的，正是仁宗的过失。于是宋朝开国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无存了。

考察当时的大臣，耆旧已凋谢，所仅存的，只是吕夷简。吕夷简本来就是以讪谤不怒、驱逐不耻作为上下交顺之术，其心不可问者很多。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的，是文彦博，但他也利用吕夷简之术，自挫其刚方之气；恐怕自己的志向不能行，就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服异己而得伸。韩琦、富弼、范仲淹、司马光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却不能自超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众僚之中，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忽而加诸膝，忽而坠诸渊，形成了波流无定的政局。熙、丰以后纷争喧嚣之习，已早见于此时，而君主还自信说：“我能广听。”大臣且自矜说：“我能有容。”士人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迎合风尚之趋，颠倒于笔舌之间；拿先圣的格言、前王的大法，屈抑以作证佐。童而习之，出而试之，持之终身，传之后进，而王安石、苏轼以小有才作为他们的领袖；都是仁宗君臣所侧席以求、养成其羽毛的。至于吕惠卿、邓绾、邢恕、沈括、陆佃、张耒、秦观、曾巩、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下至蔡京父子，而后覆败之局才终了。唉！所有这些唧唧喳喳的人，都是李沆、王旦视为土偶、任其掷弃山隅、不让他们司祸福的。而仁宗之世，却极力引导其兴起。其刚方，不是气之正。其敦笃，不是识之定。把神器放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过路者得以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削月磨，以至败亡。天下后世还称赞其君德之弘、人才之盛；则知道者之少，知治者之无人，也是古今同悲了！

考察仁宗之世，争论不休的，不过是吕夷简、夏竦的进退而已。这两个人，哪里有丁谓、王钦若那样蠹国殃民已著而不可掩的罪恶呢？吕夷简的罪，莫大于赞成废后。皇后伤了天子的脸，固然不可为天下母，也并非大害于伦常。夏竦的恶，莫大于重诬石介。而石介初进就被贬，是因争论立五代之后，也是宋朝忠厚之泽过度，并无伤于教化；他矜气相争，贬之也不算过分。而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等人立即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火焰大发而不可遏止。那么吕、夏本来不足以祸宋，而张起逐虎之网，叫呼着去争死于兔鼠，这是干什么呢？天子不慎重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励浮薄；一彼一此，以气势为荣枯，这就已经是宋朝的末世气象了。读其书，言论不可胜求；闻其名，美名不可胜传。就近观察，外强中干；静心诊断，脉浮筋缓。起伏相代，得失相参。契丹胁迫，就竭力奉送金银绢帛；元昊乘机，则兵将血染原野。当时的成效，已可看到，更何论后世呢！

〖七〗

古代人人都可以向君主进谏，而谏无专官，这是不想让天下以言论为风尚。圣王乐于听天下之言，却厌恶天下以言论为风尚。上下各自要求于己，而不攻击他人以求胜；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乱之所以止。谏有专官，是从萧梁开始的，唐朝沿袭下来。谏有专官，就以言为职责了。以言为职责，就以言为风尚了。以言为职责想不言也不行；以言为风尚，求其所以言，只要可说就说。于是进不揆度于理，退不自信于心；以利为病，以病为利；以不肖为贤，以贤为不肖；随时代潮流，任意所动，闻见所及，曲折以求工巧，矫揉以成其是；科条繁多而搏击凶猛，枝叶繁盛而蔓延扩张，只要所尚，以称其职，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易经》说：“乱之所由生，则言语以为阶。”就是指此。

唐朝虽有专官，但隶属于门下省，与宰相是僚属关系，听宰相治理，法度还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子的职责，只在于选任宰相罢了。选定了然后任命，既任就必须信任，不能胜任则天子进退之，除此而外天子无法治理天下。天子无法博察人之贤奸、尽知民之隐情，只有这一两个辅弼之臣寄托着子孙黎民的安危，是天子所应谨慎司掌的。如果不能审察，天子就无法君临天下。之所以必设谏官以补其不足，是有原因的：大臣对于君主，一谏而善道之，再谏而昌言之，三谏而危言之；然而终不采纳，则引身而退，这是大臣之道。所以只有宗社安危、贤奸用舍、生民生死这些大权，由宰相执掌，以辅正天子的过失，而自己度量去就。至于天子一言不合、一动不臧、好尚不端、喜怒不节，见端于微，未形于大，宰相如果屑屑然去力争，争而不从，从而不去，就辱没了自身；不从而急去，就遗弃了君主。所以宰相必珍惜自身于小事，而把封驳争论之权授给谏官，然后宰相得以持其大，而成为进退的大经。所以唐朝的制度还算好。

宰相的用舍听天子，谏官的予夺听宰相，天子的得失则听之于谏官；环环相治，而言乃为功。谏官是用来绳纠天子的，不是用来绳纠宰相的。天子的职责，只在于这一两个朝夕侍从、心腹大臣，如果不能决择而委之于谏官，则天子失职了。天子失职而繁言兴起，这样能不乱的，从来没有过。仁宗下诏宰相不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不得除授，说：“如果让宰相自用台官，那么宰相的过失就没人敢说了。”唉！宋朝因言语沓兴，而政事紊乱于朝廷，百姓劳苦于田野，疆土日蹙，日益削弱以至灭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况且宰相不称职，是有来由的。上面所优礼而信从的，一定是其所喜好的。下面通过投机而获上宠的，一定是上面所喜欢的。上面喜欢苛察之明，则苛烦之人就会为相。上面喜欢嘘寒问暖之恩，则柔茸之人就会为相。上面贪图默武之功，则生事之人就会为相。上面贪图锱铢之利，则聚敛之人就会为相。上面耽于宴安之逸，则擅权之人就会为相。上面追逐声色之欲，则导淫之人就会为相。上面惑于佛老之教，则妖妄之人就会为相。上面寄耳目于宦官，则勾结宦官者就会为相。上面委国政于妃嫔，则交结宫禁者就会为相。天下不患无君子，但不能获宠于上所不好。天下不能无小人，但不能迷惑于无所迷。所以谏官用其犯颜无讳的危言，及早绳纠，从微处检束，那么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暗；宰相的是非，落入明镜之中，不能隐蔽。又何必等谏官毛举细过来加于其上，而使其不能有所作为呢？

这个道理，从天子到修士，没有不把它当作听言的准则的。言语的益处，在于攻其过，而告知其所不知。然而却有分别。有的听言而悟，有的听言而迷。刚愎自用，则祸至而不知。无主见而听荧，则衅生于不审。所以说乐于听天下之言，而厌恶天下以言为风尚。道的踪迹相背而实相成，只有君子能辨别。

有这样一种言论，攻己之失而尽其辞，是君子所乐听的。言论虽不当，也必有对的地方。即使全无当处，也不愿拒绝以阻止人的忠告。有这样一种言论，攻人之失而发其隐，是君子所厌恶的。言论虽非出于私心，也必有私心潜伏。即使果然无私，也不愿以此来开启人的攻讦谤毁。所以君子听言，只限于自我攻过。

岂止天子对于宰相如此呢？百官之得失，有司之功罪，由司法者处理。天子以含弘之德临其上，育其才而进其所未及。人乃自劝于修身，而乐尽其职。而那些越位以持人之短长者，矫举纤芥，揭发暮夜，以败人之名节而使人自弃，这本来就是明主所必远的。

又岂止天子对于谏官如此呢？庶士之族，也有亲疏；里巷之交，也有此耦。其离合，自以其伦而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谈臧否者，攻击人所不见，述说人所未闻，以致猜疑，这本来就是修士所必绝的。

又岂止攻人之过以相排陷者为然呢？朝廷有章法，家有家法；先王的精意，不可因小利而疑其不宜；先贤的格言，不可因私心而度其未至。而称引繁杂，琐陈利害，快愚贱之鄙心以邀誉，乘时势之偶然以改图。凭一人的见识，欲尽天下之理；凭一端的得计，欲强求百般之齐。凭臆见而亏损成法，依古语而讥驳时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穷工极变，以蛊人心而乱常道。尤其是有道者所必绝，而不使之敢干。

君子所乐于听人言的，是关于嗜欲之不戢、器识之不弘、学问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节、动止之不庄、出话之不正。不要怕我之威，不要疑我之拒，不要鄙我为不足言，不要恕我而姑有待。如石攻玉，务必求精；如绳裁木，必须端正。则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尽。如其刚直之气，不用来对我而用对人，则小臣仆妾尚且不可一言而入而刑赏及之，何况这一两个坐论之元臣，而把荣辱大权授于悠悠之心口呢？

自从仁宗制定这个制度，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交战于朝廷。台谏持宰执之短长，以鸷击为风采，因而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相弹劾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击以进其所欲进，而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害乃伏于台辅。宰执亦持台谏之短长，植根于内庭，而假主威以快其报复。于是或贬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当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要职，而自相攻击，害又中于言路。末世的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这都是政府与谏垣不相下的形势激成的。仁宗作法之凉薄，延续五百年而不息。想求得如唐朝那样谏官宰相同僚而不忧其容隐的，尚且不可得。更何况古代无人不可谏，用匡君德，而不以尚口为习俗，培养敦庞刚正之元气以安邦定国，其得失岂在尺寸之间呢？

自从仁宗制定这个制度，吕夷简即以此逐孔道辅等十人，而余靖、孙沔旬日再遭贬窜。廷臣水火之争，一直到徽、钦之时，无日无人不争为鼎沸。论史者还以为善政，可见一孔之士，不足以与之谈论治道！

〖八〗

元昊必然反叛，不必等到事后才知道。站在五百年后的今天，不揣度而信其必然，何况当时呢？自从继迁死，子弱国危，宋不能制其死命，漫说以恩德招致，实则输纳锦绮以献媚，求其不欺凌而已。于是西部边境撤防，将帅敛迹，戍兵束手，将近三十年，而元昊始反。在德明之世，没有亡矢折镞之患，拥有盐池牧场之资，借中国金银绢帛之利，休养其民，傲然据守于河山险固之地，即使没有元昊，也将鹰饱而飞；何况元昊以雄狡之才，中国久在其目中，而想使他俯首帖耳驯服于牢笼，怎么可能呢？

于是宋朝用来对付元昊的，自然茫然无措。种氏以外，没有一人可将；中枢之地，没有一策可筹。仅有一个王德用拥虚名，却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的邪说动摇他，使他不安于位。狄青初起，也不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于文臣。不只是夏竦、范雍不足有为。韩琦、范仲淹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但韬略之说未娴熟，将士之情未融洽，纵之则弛，操之则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吟诵范仲淹“将军白发”之词，可知他有不得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之。这岂足以与狡诈凶横的元昊争生死呢？他们所用来直前的，是刘平、石元孙、任福这些阘茸轻脆之辈。那么元昊不能东取环州、延州，南收秦州、陇州，席卷关中，只是幸而他没有刘渊、石勒的才能罢了。

所以韩、范二公担当此事，实在很难。三十年之间，执掌国柄以赞襄庙谟的是谁呢？李沆四方艰难之说，无可告语，而仅以告王旦，王旦也不能效命。曹玮忧虑元昊状貌非常，不得昌言，而仅以告王鬷，王鬷固不能信。君主粉饰太平以夸骄虏，臣下立异同以争口舌，将领畏猜嫌而思屏息，士兵从放散而耻行枚。率领不练之疲民，驾驭无谋之蹇帅，出入于夏竦、王沿之间，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腹而可否其上，才能即使倍于二公，也不能振起宿萎之枝，而使之翘然以起。所以不能得志于一战，而俯首以和终，不足为怪。

若以当时之势度其后来之效，宋朝得以免于危亡，二公谋略不同，而范公之策更优。任福全军覆没，是范公过信元昊可抚而堕其术中。韩公主力主进兵会讨，策元昊之诈，而自戒严以行边，则失在范公，而韩策为长。但范公决意议抚，是度此度彼，得下策以自全。

古今有定势，弱者不可骤张而强，强者可徐俟其弱。所以有不必危亡之势，而自招危亡的，是因为以不可张之弱去尝试而争乍张之强。先前自萎以积弱而养元昊之强，已经如此了。但元昊虽强，并非无所忌惮。以一隅敌天下，则贫富不相若。以孤军抗天下，则众寡不相若。内患未起，而人利于安存，则撼动我难。内治尚修，而人不思外附，则引诱我无术。固本自强，以待其疲，尚且足以凭恃。而无识者，蹶然而起，以希图非分之功。驱积衰之众，糜无益之财，投入进有可前、退有可却之散地，挑动进则利、退则死之狡寇，姑且与薄侵边疆，而堕其陷阱。一尝试而败了，元昊气增而我气折。再尝试、三尝试，无不败，元昊气弥增而我气折尽无余。元昊本不能如此其勇，是我以勇气给予他的。我本未必如此其怯，是自己教自己以怯。从前元昊有所忌惮的，现在无可忌惮了。有所疑虑的，现在无可疑虑了。那么即使有勇将劲兵继其后，他且无所畏惧，奋死相搏，而势终不敌。元魏之于六镇，契丹之于女真，女真之于蒙古，都是这样。不然，以土地甲兵粮草之富，率领有余之众，保卫久立之国家，以抵御乍兴之小丑，怎么会不敌，而瓦解以亡呢？

如果像韩公遵循夏竦之策，合并数路之兵，同出一道，用争胜负，人怀异心，而投之敌穴。元昊尽锐以攻其瑕，一将败衅而全军骇溃，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岂止鄜、延、泾、原不可保？关中糜烂，而汴、洛之忧也紧急了。范公镇守延州，兴办营田，通斥候，修堡寨，种世衡筑青涧城以相策应，延缓夏竦的师期，按兵不动，以观其衅。如果能让像范公这样的人完成其所为，财可充，兵可用，将可选，等待再等待，元昊死，谅祚弱，不难轻而易举地收为外臣。即使不能那样，也不驱尝试之兵，送腰领以增其骄悍，金城屹立，士气犹存，元昊虽强，终不能渡河而有尺土。这就是范公的策略，所以远胜于韩公。

可以移动的是石头，不可移动的是山。没有土来挡，河就不会决；没有水来溅，油就不会燃。如果让汉高祖以汉武帝之兵面对冒顿，则汉必危；反过来，让杨镐、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卫沈阳、辽阳，则国必不亡。这个道理，持之于积弱之余，用来补救过失。急庸人之所缓，是建威之宏略；缓庸人之所急，是定倾之成算。无事而嬉于堂，闻变而哄于市，古今败亡的凭证，难道不值得借鉴吗！

〖九〗

人不可能有全才，正因为其才能有所独优。才能所规划的，就成了气量。才能独优，而以此为气量，那么气量就穷于所规划，规划之内有余，规划之外不足。唉！谁知道不足者能止于其本分，而无损于道；有余者求盈于规划之外，治理之而实则纷乱之。看韩、范二公就可明白。

韩公的才能，磊落而英多，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敢为，所以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而对于细微的条理，没有曲体求详的密用。所以他的立朝之节，直以伊尹、周公自任，而无所谦让。至于人事物理的利病、吉凶变动的机宜，则有疏略之处。他用自己的长处去用于短处，经理陕西时，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这都是用其长而窒碍之处。至于法度、典礼、铨除、田赋，都是他的短处。正因为短，所以无所兴革，而不开启更张之扰。

范公则不同。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志向。任之有力，则忧之深切。所以人的贞邪，法的疏密，穷檐的疾苦，寒士的升沉，风俗的醇薄，都系于其心。因此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表于乡里，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物也特别深切。所以用以驱敌，无徼功之计，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正因其短，而善于利用，乃能最终保全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至于执国柄以总理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容纤芥，而亟议更张；裁减幸滥，考核考课，抑制词赋，兴起策问，替换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都是用自己的心计有余，乐用之而不倦。正因其长，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各怀揣来求试，熙宁、元丰、绍圣之纷纭，都从此开启，还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定。

由此看来，二公都善于用其短，而不善于用其长。所以天下不以用其长而成悔吝的，周公以后仅见其人。才能所优，学问也乐于奔赴其途；才能既优，学问且助之，喜怒也因此而不可遗。喜怒既行，而物不伤者少。才能专注于此，学问效法于此，喜怒循此而发，气量所规划，不能超越于此，而想以此概及于规划所不至；那何如不足其所不足，上惕心于天时，下增疑于物理，谨慎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时，使可受益于天人，而气量未尝不弘远呢？

才能英发的人，扩而充之，而时履于危，危而有所惩戒则止。所以韩公之于西夏，主战而不终；其刺义勇，已有弊而终改。至于折服母后，定储位，黜奸宦，匡幼主，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则正是因为不劳形怵心于细故，而保全其大勇。而范公忧之已急，虑之已审，乃使纤曲阿谀之人，得依附以售其术，这固是自天下己任之日，极其量而不得有余了。

如果是君子，就一定知道所敬。才能不足，敬自至。才能有余，不觉其敬之弛。正因为敬，所以简。才能有余者，想简而不能。才能不足者，想不简而不得。简必敬，敬则不容不简。以此论二公，韩公蔽于所长者尚轻，而范公已甚了。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所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其为君子所慎用。

〖十〗

科举取士之法有三种：诗赋、策问、经义。宋朝都曾用过，互相褒贬，而随时兴废。这三种，大略言之，经义最好。策问，对天下有实用。诗赋，对天下无实用。那么策问优于诗赋，应该远胜。但若精细地求之，归结地研究，推以古先圣王涵泳之仁、濯磨之义，则又有说法。

经义之制，始于唐明经科的帖经。帖经只是取记诵，则其待士已很末节了。引申发挥，使其演绎精意，而著为经义，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都从中取得。也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后，日日紬绎于先圣的遗书，饱饫于道的精华，而匡正其不轨。所以说经义最好。然而不能保证其不敝的，是熟习了就玩忽，玩忽了就轻侮，以仁义中正的格言，为获取名利之捷径。而支离者旁出于邪，疲软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这都是所谓侮圣人之言。所以明经而经反晦，尊经而经被亵，这是末流所必趋；纠之以法，而法愈以锢人之心。这是它的弊端，弊已出现而后知道，未弊之前，弊伏而不觉。所以君子不能预度士风之日偷，而预先废弃它。

而弊端在初时最显著的，莫如诗赋。道所不谋，只求工于音响；治所不问，只巧绘其莺花。它对天下无实用，人人知道，人人能说，所以固然不能与策问争长。策问之兴，始于汉朝策贤良。董仲舒的天人三对，历数千年而见为不刊。继起者，竞起以陈当世之务，为得为失，为利为病，为正为邪，为安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争效于天子。天子所求于士以共理天下的，正在于此。比之取青妃白之章句，不也远胜吗！然而持此说者，抑未体察先王陶淑之深心，用以养士习、定国是、知永终之敝而调之于早者。

先王造就人才，难道不想让人抒其规划以赞政纪吗？但汉朝初策贤良，是在服官之后，品行已征，成绩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为醇笃之儒，然后策之。初进之士，本不以这作为干禄之径，而自献以言，这也有深意存焉。道莫乱于多歧，政莫乱于争讼，士莫恶于揣摩天下之形势而思以售其所欲为。如果用策问进之，那么士人都于策问习之。陈言不适于时，则倚先圣以护其迂；邪说不准于理，则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出里门，而妄计九州之盈亏；身未试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于是投机的小人，心怀胥吏之心，学习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条教，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讥。人希范雎、蔡泽之相倾，俗竞张仪、苏秦之互辩，而淳庞简静之美风，斩然尽矣。其用，究竟无裨于用；其利，乃以成其害。言论诡诈于下，听者荧惑于上，而民不偷、国不仆者，未之有也。

至于诗赋，则也有来由。先王教士而升之以政，难道不想规之使圆，削之使方，矫正之使必正，束缚之使必驯，无言而非可用，无动而非可法，使皆庄肃如神，干惕如战，勤敏如疾风，纤密如丝雨，以临天下，而弘济艰难吗？然而先王不这样做。幼而舞勺，已而舞象，已而安弦操缦。及其成，宾之于饮，观之于射，旅之于语，从容自得，似远离于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难道没有道理而这样做？认为人乐于为善而足以长人的，只是其清和之志气罢了。不使其察于天下之利，则不引其自利之私；不使其揣于天下之变，则不动其机变之巧；不使其攻讦天下之恶，则无余恶伏于心；不使其测度天下之情，则无私情吝于己。荡涤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游之，不以纷扰鼓其气。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则用之也大；矜其无可尚之志，为所尚之道，则其所尚也贞。咏歌慨叹于人情物态之中，挥斥流俗以游神于清虚和畅之宇。其贤者，进于道，而以容四海、宥万民而有余裕；不肖者，亦敛戢其乔野鸷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长，以生事而贼民。诗赋，此意犹存焉。虽或沉溺于风云月露之间，茫然于治理，但岂是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乱纲纪，贻宗社生民之害于无已的呢？

由此言之，诗赋比不上经义，但比策问好得多。范仲淹奋起以改旧制，于是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武、吴起自逞，王安石以申不害、商鞅自鸣，都持之以进；而附和者，实繁有徒，以撕裂宋朝的纲维而速其坠落。仲淹之过，不可推辞。至于执政之党人，摘策问之短，为之说：“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这则卑陋已极，只可供仲淹一笑而已。

〖十一〗

上书纠察的言论，有直，有佞，有奸。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无讳的，是直。迎合时之所是而是之，不顾其非；迎合时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辩的，是佞。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胁上的，是奸。总之，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长。或以为病国，或以为罔上，或以为侵权，或以为废事，引国计之濒危，指登进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谋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虽佞且奸，亦托之于爱君忧国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击，则人君为其所动，也是有缘由的。

乃三者之外，有妖言。非徒佞，非徒奸，托之于直，以毁伤人之素行，言一发而无可避、无可辩。若是者，在草为堇，在虫为蜮，在鸟为鵩，在兽为狐。风一倡，而所号为君子者，也用其术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为。则其为妖，不可辞了。凡为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谋为叛逆，曰诅咒诽谤，曰内行不修，曰暗通贿赂。唉！使直不疑、陈平不遇明主，则废锢终身；狄仁杰非有天幸，则族灭久矣。不幸为其所惑，君以杀其体国之臣，父以杀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说，以污君子于盖棺之后。自春秋以来，历汉、唐而不绝，犹妖鸟怪狐之不绝于林莽，而宋为甚。王拱辰之以陷苏舜钦摇杜衍，丁谓之以陷寇准，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蒋之奇之以陷欧阳修，章惇、苏轼之以互相陷，莫不是妖。加之以“无将”之辟，则曰密谋而人不觉。污之以帷薄之过，则曰匿丑而迹不宣。喧之以诽谤，则文字皆索瘢之资。攻讦之以关通，则礼际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赃私，则酒浆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言之，人所不忍言者言之。于国计无干，于官箴无干，于民瘼无干，于吏治无干。大则加以天地不容之罪，小亦被以面目有愧之辱。倾耳以听道路之言，而藏身托于风闻之误。事已白，而自谓责备之严；事无征，而犹矜诛意之效。无所触而兴，是怪鸟之啼于坐侧。随其影而射，是怪虫之藏于深渊。虽有曲谨之士，无得而防；虽有善辩之口，无从而折。昏霾起而眉目不辨；疫厉兴而沿染无方，也终究无可奈何了。

唉！苟有明君，难道一定难辨吗？天下方定，大位有归，怀逆有何希望？君不杀谏臣，士不惜直言，诽谤何为？既已登朝，谁能拒戚畹近信而弗与接？时方暇豫，谁能谢燕游欢笑而无所费？至于宗族有谗人，而小缺在寝门，则闲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咳笑，则丑诋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大节，度以势之所屈，揆以理之所无；则密陈而知其非忠，斥言而知其非直，面质攻讦，而知君子之自爱，且代为之惭，而耻与之争。若人之为贤为奸，当其举之于乡，升之于朝，进而与之谋国；独契之知，众论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开而攻击逞，乃待宵人之吹索而始知？而优柔之主，无救日之弓以射妖鸟，则和颜以听，使尽其词。辱朝廷羞当世之士，既已成乎风气。于是自命为君子人者，也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由乱？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这也足以让有心者为之痛哭了！

王曾舍丁谓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诬其有不轨之心。唐介所称“真御史”的，张尧佐之进用，除拟出自中书，责文彦博自有国体，乃以灯笼锦进奉贵妃，诋诃之于大廷。曾言既用，丁谓虽被殛而罪不昭。介贬虽行，彦博亦因之而罢相。然则仁宗所终始乐闻的，是以暧昧之罪加人。而曾与介身为君子，也利用妖人之术，行毒刺以快其心。风气狂兴，莫之能止。乃至勒为成书，如《碧云騢》诸录，流传后世，为怪诞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毁誉，法纪之外有刑赏。中于人主之心，则滥刑以逞；中于士大夫之心，则机心日张。风俗之恶，一邑一乡之中，狂澜也日兴不已。有忧世之心者，且勿以奸佞为防，而急正妖言之辟，或许才有救吧！

〖十二〗

《左传》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莸是臭草，用薰草间杂，臭可有所止息，何以臭能延续十年呢？明白此理，才可以谈治国。

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死始亲政，到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考察其人，韩琦、富弼、范仲淹、杜衍诸公之大节炳然者，有那么几个。而像吕夷简、夏竦、陈执中、高若讷，为清议所交相指责的，也大有人在。其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之浮沉而无定守的，也参与其间。他们进，不是固进，不久又退了；退，也不是终退，不久又进了。人言一及而辄易，互相攻击则两罢；或大过已彰而姑退，或一计偶乖而即斥。而且诸人者，都有所怀抱，持以为用，一得位即图尝试；而所与倡和以伸其所为的，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急行其术。计此三十年之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

数进而数退，或贤或佞，固不可保。则政之所由乱，民之所由伤，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泽不及下逮。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则何取乎代？其异，则旦之令不保于夕。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苦以从之，从之已久，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则前劳费而后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为可久，而志愈惑，力愈诎。况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倾而相制，则且托于锄奸革弊之大名以摇天下。为害之实相若，而名与法则纷纠杂出而不可纪。进者退，已而退者又进。输忠者无可释之忧疑，怀奸者挟危机以观望。自非清刚独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两容；虽以利病昭著之谋猷，亦乍行而无成绩。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贞者不能固保其贞。举棋不定，筑室不成，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巩固于百年，可得吗？

天子之无定志，既若此。持之以静正，养之以和平，需之以从容，本应指望有学有守之宰执，与忧国如家之谏臣。深知善政虽行而不能永，危言虽听而不能终；不如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息搏击之锋铓以杜其反噬，或许还有定数。而为大臣者，席未暖于紫禁，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核任子，改科举，均公田，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幸。言路之臣，如蔡襄、唐介、孔道辅者，颜赪发竖，以与当路争衡于笔舌，知不足以相胜，而特以求伸于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闻风以遥和；身未试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争攻。一波乍兴，万波随涌。党邪丑正之徒，亦相师以相报。天子且厌闻之，而奸邪亦不以弹劾为耻。于是祖宗朝敦庞镇静之风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为。人知熙、丰以后，议论繁兴，毒害四海，激盗贼，召夷狄，又岂知滥觞之始，早在仁宗之世？

伊尹之训说：“咸有一德。”“一”者，是慎择于先而谨司于后。王心安宁，而纲纪定，法守专，廷有亲臣，野无横议，天下永绥，外侮不得而乘。唉！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少。宜其举四海而沦胥。

〖十三〗

元昊死，谅祚初立，议者请用计诱其三员大将，破分其势，可以得志。程琳说：“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此说之非，人皆知之，诚然不可与谋！《春秋》重视伐丧之贬，赞许士匄的退兵，是有道理的。邻国友邦，偶有失和，兵临服罪，同好如初，则违背盟约肆意淫掠，大伤人子之心，确实不仁。元昊是沦于夷狄的叛臣，为我之蟊贼。死也不足恤，丧也不足矜。如能削平，以休息我民，巩固我宇，怎能忍小不忍而乱大谋？故程琳之说不对，不可借《春秋》之义为之解。

虽然，宋至此而想乘丧以图谅祚，谈何容易？从前继迁死，德明弱，曹玮欲得精兵俘孤雏，郡县其地；庙算无成，而元昊继之以逞。今元昊死，为破分其国之说，也是师法曹玮之智，为何说不可呢？所谓理势，岂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势均吗？度己度彼，智者不能违，勇者不能竞，唯其时而已。

继迁虽悍不内附，收众侵边，宋不能讨而抚之，然犹是定难一节度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宠命以雄长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则予夺之政犹行。力屈归降，自有余地以待。不能为窦融，犹不为害于田兴；勿须致死于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俨然帝制，宋之待之，名之为“夏国”。则固不能以臣礼畜，而视为友邦。建郊庙，立宫阙，岂能一旦芟夷，俯首而从臣列？则谅祚虽孱，处于无可却步之势，其以死争存亡，必然。且不徒谅祚已。当德明之始，为其部曲的，也是节镇之偏裨，幕府之参佐。元昊僭而百官设，中国叛人如张元辈，业已将相自居。束身归阙，不诛不废，又不能与徐铉、杨业同升显列。则人怀有死无降之志，以为谅祚效，其情其势，岂可旦暮亟摧？继迁之叛，虽尝诱杀边臣，袭据银州，而宋不能惩；然未尝一与交兵，受其挫窘，张彼势而自见其弱。及元昊之世，宋一败于延州，而刘平、石元孙骈首受刃；再败于好水川，而任福全军覆没。韩、范、王、庞分招讨之任，仅保残疆，无能报也。则中国落胆于西人，狡虏益增其壮气。元昊死而余威固在，度之彼势既然。

且宋当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犹习战。而曹玮以知兵世将，奋志请缨，由其后续效，固知其足恃。及仁宗之季，其宿将死亡殆尽，厢禁之兵，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乃欲以机巧离其部曲，率屡败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贻僵仆。度之己者又然。今之时非昔之时，而势可知。势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也昭然不昧。

抑以天下之大势言之，宋从曹玮之谋而克，则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气，也唯昔为然，而今不可狃。当彼之时，宋与契丹犹相角而不相下，则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锋。及澶州之役一兴，而宋亟送贿。刘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币称纳。契丹之得志于宋，不待夏人之援；而尽宋之力以争夏，则鹬蚌相持，契丹且坐乘其弊。即如议者之志，三大将离叛以卷土来归，一隅孤悬，契丹顺右臂而收之，一刘裕之俘姚泓，徒为赫连作驱除。关、陇且岌岌，怎能终有河西以临朔漠？宋于此时，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岁币日增，力穷坐困，舍契丹而不虑，而外徼幸于斗绝之西陲，胜不足以立威，败则益增召侮。瘠牛偾于豚上，其如猛虎何？况乎利诱三将之策，尤其童昏之智，只为夏人玩弄以相倾覆？以此思之，程琳之说不对，而有不能明言以示弱者，故借伐丧之义，以止妄人之辩，琳或有深心，未可知。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德明方弱之日；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时也，元昊初丧之日。齐桓陉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败身伤；刘裕北伐之功，吴明彻效之而师歼国蹙。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岂可概论？

〖十四〗

功名之际，难言了。不论小人是君子，道相谋，志相合，好恶相同，进退相待，无不视人如己，而于此有不能忘的。非指其宠禄。出而思有为于当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胜，志可以伸，心可以无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与，退处于无能有为之地，则悁悁之情，一动而不可按抑。于是在友不纯乎信，于君不纯乎忠，于气不纯乎和，于品不纯乎正，都是功名之念为之。故君子贵道德而贱功名，然后坦然以交于上下，而永保其贞。唉！难言了！

韩、富二公相为辅车，久了。富任中枢，而韩出安抚，不以为嫌。富方罢职，而韩亟引退，深相信。其后富有憾于韩，韩公死而不吊，隙末之衅，生死不忘，岂韩有以致之？仁宗之建储，范镇诤言于廷，谏官交起以应，而富公居中力劝其成，韩公尚未与。已而韩公入相，富自以母丧去位，于是韩公面对，不恤恶怒，迫请英宗之名，起复于苫块之中，正名皇子，韩公固独任，而富不与。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构曹后以思废立，于是危言以镇压曹后，调和两宫，宗社无动摇之衅，韩公亦独任，而富不与。曹后无归政之志，韩公厉声迫请撤帘于衣裾尚见之余，韩公又独任，而富不与。于是富怏怏求罢，出守扬州，嫌隙自此开。及乎英宗早折，韩公受凭几之命，请力疾书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旧窠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韩公自独任，富固不得与。凡此数不得与者，自后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与闻。乃持此以开隙于趣向同归之益友，富于是乎不得称为君子了。

二公，或收功于西陲，或著节于北使，出入两府，通显已极，人望咸归，君心式重，与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身而望不为贬，岂待此以收厚实？富亦辞荣有素，非有怀禄固宠之情。然而捏目空花，青霄为障，几成张耳、陈余之晚节，无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怀忠爱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后世，郁悒周章，成乎偏衷而不自释。故曰功名之际，难言。是以君子以道义自靖其心，而贱功名为末节，诚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于韩公：“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于此，有让道。则前之定议于密勿，何不待富于服阕之后？后之抗争于帘前，何不留富于请外之时？幸得同心之侣，与协恭以允济，而消疑忌于未形，韩公有余歉。”此说于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诚。苟秉拓达光大之衷，则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何必在我？韩公固不以狭小之量拟富之必出于此。而天位去留之际，国家祸福之机，当间不容发之时，如恤谦让之文，迟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则事机一失，变故丛生。庸人误国以全身，都是此道。公岂屑为之？且英宗之嗣，所欲决策者，仁宗之独断。英宗育于宫中二十八年，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迟回而审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争请，牍满公车，未能决之一朝，有间之者。曹后之情，任守忠辈宵人之计，已岌岌。则此举，独任之则济，分任之则疑。韩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叹：“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以此为心，忘其身，而何有于人？功可分，名可让，而死不可要人而与共；专死，非专功，何容轻议？

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固不能我决，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天下后世，可为则为，可言则言已。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惜乎富之未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