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一〗

咸平四年，朝廷下诏将儒家经典赐给聚徒讲学的地方，让它们与州县的官学享有同等地位，这就是书院的起源。此后孙复、胡瑗兴起，师道得以确立，求学之风兴盛，最终形成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大家的繁荣局面。等到韩侂胄炮制“伪学”之名，后来张居正、魏忠贤也沿用此手法，将儒者罗织入罪，毁掉他们聚众讲学的场所，陷害他们授徒讲学的弟子，钳制、罗织修身的士人，如同防备盗贼一般。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借口。他们一定会说：“天子是君主和导师，以帮助上帝安定四方。朝廷已经在京城设立了太学，在各州县设立了儒学，建立了师长，供给学生膳食，地方长官考核他们，贡举制度选拔他们，这样道术就统一了。天子引导士人、兴举贤才的制度已经非常完备，为什么还要让那些草莽之人，私自建立门户来与君师抗衡，擅自代行君师的职责，让支离破碎的异端学说、信口雌黄的游说之士，迷惑天下人的耳目、扰乱他们的心智呢？”说这种话的人，听他们的言论，看他们滔滔不绝的辩才，如果不考察他们的内心，不衡量他们的道理，似乎也能振振有词地坚持己见而无法反驳。然而，不是那些妨害贤能、危害国家、以申不害、韩非之术为祖法、残害天下的人，是不会以此作为治国方略的。

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那是在东周衰微的时代。朝廷没有完备的教化体系，教育责任落在民间，所以当时的君主无法干预。那些人又会说：“现在不是周朝纲纪解体的时代，你不能自掌上天赋予的木铎之权。”唉！佞人的口才，真是无穷无尽，但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吗？

三代鼎盛时期，教育统一于朝廷，所以《诗经》说：“周文王长寿，尽心培养人才。”然而声威教化所及，也是有界限的，吴、越一带仍然自行文身之俗，杞、莒等国沦于夷狄之礼，王者也拿他们没办法。太学设在王都，王畿方圆千里；庠序设在诸侯国，封地不过百里。于是春天弦歌、夏天诵读，行射礼、咏雅诗，远行不离亲人，道术没有歧途。所以人们容易聚集在学宫门下，士人乐于求学。到了周末，朝廷劝学不力，民间就有了专门授业的老师。更何况后世的天下，幅员万里，文治日益普及，优秀的士人数不胜数，绝非一个太学所能容纳。离开家，跋涉关河，还要设立时间限制来控制他们的来去，那么士人能够到国子监学习的，大概很难了。至于各州县的官学，由地方长官管理，朝廷很难找到那么多温文尔雅的儒者去治理郡县，而考核官员的标准，又以赋税、徭役、刑狱作为升迁贬黜的依据。虽有修业的讲堂、释菜的礼仪，但形式沿袭而诚意缺失，名存实亡。士人甚至把先圣的学宫当作求取利禄的捷径。考核越严，应对就越虚伪；选拔越多，冒滥也就越多。天人性命之学，全成了雕虫小技；风花雪月的辞章，仅供游戏。有志之士，不屑以此作为学问，那又该学什么呢？他们怎能不依靠大儒，代替天子承担起劝勉、匡正的职责呢？

君子在这种情况下，以弘扬道义为己任，而不避讳代行教化之权，是因为他们确实问心无愧。道不可隐藏，必须彰显；人不可抛弃，必须接纳。他们不像方外之士，占据山林以傲视王侯；也不像异端之师，对抗政教以背叛君父。他们所培养的，是王治之下的子弟；他们所成就的，是王治之下的成人。他们申明忠孝之义，劝勉士人使之亲近君上；确立义利之防，规范士人使之安定百姓。他们分担天子繁杂的政务，辅佐地方长官完成教化之责。比起那些选才的文章制度不足以奖励品行、贡举之法不足以培养恬淡之风的状况，他们对治理教化的裨益要大得多。

在天下统一于一个王权的时代，即使尧、舜再生，也无法独自培养出深山海边所有的人才使他们成为君子。因此，借助那些退隐在野的先觉之士来推广教化，本来就是朝廷所应当敬重和寻求的。君子这样做，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他们推行教化、美化风俗，却不居功；培养人才，却无意求荣。他们以身作则，远离那种修饰文辞、追求爵禄的恶习，悠然自处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境界。他们将使那些揣摩功利的世俗之学，感到惭愧而后悔，渴望依附于高尚的青云之志。比起那些选才、训导的官员，用诗书作为利禄的敲门砖，引导人们去投机猎取，对圣王改善世道的重大作用，得失之差，难道不是很远吗？

既然如此，那么认为书院可以拆毁，不能与庄严的佛寺道观并存；认为讲学必须禁止，不能与炼丹、佛塔等幻术并行——如果不是妒贤嫉能、危害国家的小人，谁能忍心制定这种残害仁义的严酷法令呢？宋朝把教化之责分散到民间，道学因此大明，这是从真宗开始的；比起梁代何胤在钟山的讲学，规模更加盛大，其功绩是伟大的。考察古今的时势，追溯邹鲁的起源，通达圣王的志向，确立后世的准则，以此来驳斥佞人之口，这是忧世者的责任，怎么能不详细论述呢？

〖二〗

汉武帝曾对匈奴说：“南越王的头已经悬挂在宫门之下，单于如果能打，尽管来。”结果匈奴远远逃遁。这个办法，齐桓公也曾用过，他越过卑耳山，讨伐山戎，为燕国开拓了疆土，然后南下驻扎在陉亭，楚人就服罪了。所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真的不打仗，而是战功在那边成就，威严自然在这里彰显。中原王朝自己内乱，夷狄就必定会趁机作乱。不只是晋朝八王之乱导致刘渊、石勒兴起，就是汉、唐开国之初也是如此：汉朝灭掉秦、项之后，冒顿更加骄横；唐朝平定割据势力之后，突厥正肆意驰骋。为什么呢？因为敌人看到你从窝里出来争斗，就知道你的力量已经疲惫了。至于那些夷狄，虽然强弱形势相差悬殊、互不了解，但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类推。他们认为：那种凶暴强悍、横冲直撞、无法抵御的勇猛，我们（夷狄）有，你们（中原）也有。如果中原王朝能够凭借自己的长处，攻破他们的险阻，歼灭他们的部众，擒获他们的首领，把他们的部落设为郡县，那么你们也和我们一样，他们又怎能不惴惴不安呢？《左传》说：“先发制人可以夺敌人的心志。”这不是指在交战时夺取，而是在交战之前就夺取。在未战之前夺取，敌人不战而屈服；等到交战时，他们早已士气低落，其失败八九成可以预料了。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德明继位。曹玮上书说：“敌国正处危难、君主年幼，希望给我精兵，擒获德明送到京城，收复河西地区设为郡县。”这是一个关键时机，确实是宋朝兴衰的重大转折点。然而，昏庸的君主和畏缩的大臣们苟且偷安，妄称要用德行感化，拒绝了曹玮的计谋，下诏招抚德明。可悲啊！宋朝从此自甘沦落，成为千古遗憾。即使有猛将如曹玮，又能怎么样呢！曹玮作为将领，并非空谈无勇，也非有勇无谋，考察他后来的功绩，大致可以想见。他家世代为功臣，宋朝也待他如心腹。在曹玮眼中，德明不过是一只孤弱的小猪，随时可以宰割。如果朝廷真的给他精兵，推心置腹地授予兵权，河西四州孤悬一隅，德明根基未稳，成功在曹玮心目中是必然的，也在天下后世的心目中是必然的。德明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就会束手归降，听任我们经营西部边疆，从而牵制契丹的右臂。百年来的边患，一朝平定，声威震贺兰而传遍朔漠。契丹人一定会说：“如今的中原，已不是过去的中原了。”耶律隆绪还敢轻举妄动到澶州逼迫结盟、索取贿赂吗？

善于用兵的人，知道要攻击敌人的弱点，但又不想攻击敌人已经完全暴露的弱点。放弃弱点去攻击强点，会在强点受挫，而弱点也会轻视你。害怕强点而去攻击已经暴露的弱点，则胜利不足以显示威武，而强点也会看穿你无能。只有处于敌人似弱非弱之间，趁着弱点去攻破其强点，才能震慑强敌之心，用气势制服他们。李继迁强悍狡猾，契丹人本来忌惮他。而他突然死亡，幼子安抚不稳定的部众，人心离散，没有人肯为他效死。这种情况，说他强吧，他有弱点可攻；说他弱吧，人们只知道他强，却不知道他的弱点。一旦成功，威震远方，这是必然的趋势。

而且还不止如此。宋朝之所以被契丹欺侮，首先是士气已经萎靡。当初收复巴蜀、进入两广、攻下江南，都是以多胜少，趁敌人土崩瓦解而坐享其成。一旦到了荒原草野、控弦骑射的地方，边声一起，士气就先被夺走了。河西也是塞外之地，如果能把军队投入危险的境地，用唾手可得的战功来激励他们，那么将士们看到塞外的骄横敌人也不过是可以追跑、可以砍头的俘虏，士气就会先增加十倍。再加上得到李氏几代积累的财富，可以驱使人们趋利争进。而且土地、人民、兵马都成了自己的，如果能让曹玮这样的人去安抚使用，渡过一苇可航的黄河向云中进军，那么幽、燕就在掌握之中，向南可取甘、凉，向内可撤除延州、环州的防务，关中稳固，汴、洛也有了西面的屏障。何至于澶州警讯一传来，满朝上下缩头缩脑，竟然想逃往金陵、逃往巴蜀，成为日后流亡海岛、最终灭亡的起点呢？

曹玮的计谋没有被采纳，招抚德明的诏命一颁布，契丹的大军就在一年后大举入侵，真是如响应声，宋朝就此陷入困境。何况德明没有被剪除，延续到元昊，一个小小的丑类，竟然成了敌国，兵败将亡，不得不送去金银绢帛，祸患直到亡国都没有停止。一个机会的错失，就再也无法挽回。唉！像这样谋划国事，谁能说宋朝有人才呢？周莹、王继英这样身居中枢而不作为的人，不足为责。但张齐贤、李沆的责任，又怎能推卸呢？李沆说：“稍有一点忧患勤勉，足以作为警戒。”这是士燮“内宁外患”的邪说。李沆是宋朝一代柱石之臣，怎么也会说出这种话呢？

〖三〗

凡是上书陈述利弊，企图引起君主注意、希望得以推行的人，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不可听信。第一种，是大奸臣怀着倾轧嫉妒之心，自己不说以避免被指责，却招募局外之人，攻击时政的过失，用来影射执政大臣，激怒天子进行罢免撤换，牵制当事者的手脚使他们去职，从而满足大奸臣的私欲。第二种，是心怀私利的人，有的想打开旁门以侥幸进身，有的想破坏成法以牟取私利。他们所求的东西很小，但话说得很大，借用类似的理论来形成听起来一致的观点，杂引先王的正统训导，诡诈地依附于道义，而不让人抓住攻击的把柄。第三种，是有点小才能却不得志的人，他们的言辞笔锋，说正经的不足，说虚妄的有余。如果不发表洋洋洒洒的议论，就不足以标新立异，他们侥幸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合乎时宜，从而使自己显达。这三种人，都是心怀奸诈，诱惑君主和宰相听从自己，进而实施胁迫。

除了这些，还有一种人，他们听到君主急于求言、宰相好士，便匆匆而起，本无确定的想法，搜罗故纸堆，四处询问路人，来形成自己的说法。扪心自问，他们自己也未必相信可行，只是姑且一试，以炫耀于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刚从田野出来，在都市稍作游历，接受一官半职进入仕途，看到进言的人耸动当时，便不甘沉默，早晚揣摩，找出一两件事作为立论的材料，再拾些迂阔的陈词滥调来充实篇幅，然后得意洋洋地说：“我也是为国家长远考虑、为百姓拯救水火啊！”不过是自我炫耀罢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记诵某位先生的言论，加上六经的零散解说，附会历代制度的沿革，时势已变却死守旧说，道理已不同却追寻腐朽的痕迹。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所依赖的是什么、百姓所安居的是什么，只是凭自己的见闻之私来争论得失。对于田赋、军事、刑名、官制等，他们拘泥于不通之处，危害国家、毒害百姓而不顾惜。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亲身经历某事，深知其中的甘苦；亲眼目睹某地，熟知其中的利弊，在民间时有所感触，便想在言路上伸张。他们的言论有失，也是真的有失；有得，也是真的有得。但是，在一地得利的，可能在天下失之；在一时得利的，可能在百年失之。小利容易让愚民高兴，但隐忧确实让君子心惊。像这样的人，心意是可取的，道理也有依据，但如果听从了他们，就会损伤元气，毁坏大法，弊端无穷。更何况那些怀着前几种动机，以诬上行私、播恶于下的人呢？所以，上书陈述利害的人，没有一句话值得听从。

李沆曾说：“我身居相位没有补益，只是把朝廷内外所陈述的利害，一概不予上报，这就算报国了。”这就是所谓的大臣以道事君。道，就是安民定国的至正之道。以道为根本来存心，见识才能宏大；见识宏大，志向才能坚定；志向坚定，决断才能果敢；决断果敢，气度才能沉静；气度沉静，器量才能包容天下而不急躁。天下万物都包容在见识与器量之中，没有不能包容的，但终究不为所动摇。多么伟大啊！一个人的见识，包含了四海之藏。不是有道的君子，谁能不对新奇的言论感到惊讶并产生疑虑呢？

天下有共同的规律，也有各自的差异，不能用一种说法来概括，这已经很久了。共同的规律是：好生恶死，好利恶害，好逸恶劳。各自遵守大的原则：不能无死，但求生的更多；不能无害，但求利的更长；不能无劳，但求逸的更广。天有不同的时令，地有不同的物产，人有不同的才能，物有不同的用途。前人的创造，经历千年，走遍九州，各自发挥其适宜的作用；天下即使混乱，终究无法超越这些。这里认为有害的，那里可能正赖以保全；这里认为好的，那里可能正因此败坏。即使像舜那样仁爱、禹那样智慧，也不能不留下缺陷供人指摘。见识能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创制听从前王，执行听从众官，斟酌听从地方官，服从与否听从百姓，天下就能各得其所。所以，当有人到我面前陈述意见时，我知道它的起因，知道它的流弊；知道它即使好也不足以成为好，知道它确实好也无法超出我的范围。蝉鸣知道是夏天，蟋蟀叫知道是秋天，时到就发声，气衰就停止，怎么能拿国家百姓的命脉跟着它震动呢？士人自修其本业，百姓自安其旧业，士兵自卫其职守。贤者的志向不被扰乱，不肖者的奸计无从施展。如同阳光普照，万物自然呈现其美丑，见识所及，道也就此确定。所以说：“天下万物的变动，最终都归于一个根本。”李沆能达到这个境界，远远超出了姚崇、陆贽、司马光等人。

在他之前的丙吉，在他之后的刘健，大概差不多能接近。其他人即使有辉煌的功绩，也是道所不赞许的。因为那不足以安定社稷，更何况是大人的正物之道呢？有姚崇，就有张说；有陆贽，就有卢杞；有司马光，就有王安石。好言论兴起，坏言论也随之兴起；好听言，争讼之言就竞相出现。只有在李沆执政的时候，不仅梅询、曾致尧之辈销声匿迹，王钦若身居侍从之列也不敢施展奸计，张齐贤、寇准那样刚直的人也收敛了激烈之情。他保护国家元气的作用，可说是到了极致。李沆死后，宋朝就多事了，笔舌争雄，而田野间的妇孺再也不能安宁地在桑园瓜圃中生活了。《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是不容易攀登的；大路，是没有岔道的。道之所以覆盖万物而成为万物的宗主，哪里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呢！

〖四〗

澶州之战，寇准驳斥了陈尧叟、王钦若躲避敌人的计策，力劝真宗渡河决战，而自己却每天和杨亿在营帐中饮酒博戏、唱歌呼号。所以王钦若进谗言说：“寇准把陛下当成孤注。”这话也并非毫无根据的诬蔑。李从珂亲自率军在怀州抵御契丹，大败而归后自焚；石重贵亲自率军在相州追击契丹，结果诸将争相叛变，自己成了俘虏。这些都是孤注一掷。而真宗渡河的情况与它们类似。况且契丹兵势正盛，寇准却饮酒戏谑、泰然自若，毫无戒惧之心，他能保证天子安然南返、不损一兵、不失寸土，似乎有天幸，这不正像赌徒孤注一掷的快意之举吗？那么王钦若的谗言，自然就容易得逞了。

唉！整个宋朝朝廷上，那些铮铮自命的人站满了班列，却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寇准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惊魂丧魄，开始时阻挠他的计谋，最后又嫉妒他的功劳。除了高琼、杨亿之外，其余都是妇人之见罢了。后代的论者说：“寇准是以静制动。”生死存亡决于顷刻之间，天子面临不测之渊，岂能仅仅靠静坐就能处理？那么这些论者也是冯拯、王钦若一流的人物，只是看到事情成功了，不得不赞美几句，哪里是真懂得寇准呢？没有真知灼见而只夸耀静镇，就会像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那样，反而加速失败。效仿这种做法的人会误国误家，说的就是这种言论。

所谓静镇，一定是有能够镇得住的东西，然后才能静。谢安在别墅下围棋赌胜，却能于淝水击败苻坚，并非仅仅依靠谢玄的北府兵。慕容垂、朱序、张天锡等人的支撑其实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寇准所倚仗的究竟是什么呢？按事情的始终来考察形势的虚实，就会洞若观火。只是愚者自己察觉不到罢了。

观察当时的形势，契丹并不是小有所得就轻易退兵的。然而宋朝增加了三十万岁币之后，契丹竟然一箭未发，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南侵的马蹄。难道是因为萧挞览偶然中了流矢，曹利用口才好会说话，就足以平息他们的野心吗？契丹军队刚一调动，议和的使者就先到了；曹利用刚回来，议和的使者又来了。那么他们且进且退、徘徊无斗志的情况，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契丹灭李从珂，是因为有石敬瑭做内应；灭石重贵，是因为有杜威、赵延寿做内应。契丹没有内应就无法残害中原，这是由来已久的。这是可以倚仗的第一个条件——内部有可乘之机。

而且，现在的契丹，已经不是过去的契丹了。耶律隆绪享受着十六州的安宁，沉溺于中原的习俗；契丹人志得意满，穿锦袍、吃细粮，共同习惯了安逸享乐。到这时，像耶律休哥那样熟悉战阵的将领也已经骨头腐朽了。他们入侵的目的，是听说李继迁以一个小小的丑类，占据朔方，胁迫朝廷，而朝廷对他姑息不断；等到李继迁身死子弱，国家像浮梗一样飘摇，宋朝却还不能去讨伐，甚至不惜用锦绣绸缎去引诱他让他安心。宋朝君臣可以用虚声恐吓就坐享金银绢帛，契丹姑且以此进行威胁，并不一定要打仗。他们怀着索贿之心而来，如果能满足愿望，自然会撤走。契丹主的心情、将士的意志、三军的气势，全都是如此。所以他们攻城不尽力，作战不愤怒，关南的土地，也是能得就得，得不到就算了。军队一动，使者就频繁到来，和议容易达成，要打其实也不难。寇准对此了解很深，把握很坚定，只是军事谋略需要保密，不想公开说出来引起众说纷纭的辩论罢了。如果趁他们不想打仗的心理而加紧进攻，利用他们急于求和的利益而反过来制约他们，宁可我先逼近敌人，这是必胜之道。寇准说“可保百年无事”，不是虚言。这是可以倚仗的第二个条件——外部有可胜之势。

可以倚仗的情形，是那样的明显。六军将士欢呼震野，都已洞见无疑。只有王钦若、陈尧叟、冯拯之流，听到边报耳朵不警觉，看到奏报眼睛不留心；他们只会雕章琢句，傲视将吏不让他们尽言；摆着鹄立的姿态，退朝后就安于醉梦。紧急文书传来，像惊雷一样吓坏了他们；战鼓声一响，他们茫然如同面对黑雾。对于明明摆在眼前的形势，他们却无法理解。等到契丹忽然退兵，和议顺利进行，他们还不知道当日是怎么从契丹那里得到这个结果的。他们所谓的“孤注”，即使是出于倾轧嫉妒之口，也是因为心里不明白，所以猜测必然如此。

因此，担负国家重任的大臣，在边疆多事之时，必须内心缜密，然后才能做到静镇。缜密，就是细致周密，不仅仅是指保密。要能得将吏之心，仔细审察他们的奏报；安插侦察的使者，详细证实事情的始末；通晓历史，知道成败的原因；观察离合，了解强弱的态势。因此，蹲伏在遥远的荒边，要防备敌人的突袭；飞箭在左右交错，却视若无睹。心中片刻没有放下，眼中瞬间没有迷惑。内心缜密，所以能从容；从容，所以能奋起而无畏。谢安石吟诵的诗说：“宏大谋略定大计，长远打算按时告。”谋略定于平时，按时宣告，这样的谋划才是长远的。静镇岂是那么容易说的！

〖五〗

王旦接受了真宗赏赐的美珠，从而俯仰随从真宗的虚伪妄为。如果认为他是被财货迷惑而丧失了操守，那是不了解王旦，不足以让王旦心服。君主想要做某件事，用丰厚的贿赂来换取臣下的顺从，那么事情就一定没有中止的趋势。如果臣下不答应，就必然不能安于其位。等到自己退位，小人会更加猖獗，国家会更加危险。王旦身居首辅之位，关系国家安危，而王钦若、丁谓、陈彭年之流，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离去，以便掌握宋朝的大权。那么他徘徊隐忍、甚至阿谀奉承，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真宗早就有了奢侈的心愿，李沆早就知道。澶州和议刚刚达成，毕士安就解散军队、让士兵归农，废除方镇，招回流亡，粉饰太平景象，放松对不测之事的防备，这开启了真宗的骄心，助长了他的虚夸，不只是王钦若等人引导他安于逸乐。王钦若说：“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话确实虚妄。然而契丹人愚昧，迷信祥瑞，因此收敛了野心几十年。王旦知道不可行，但确实也无法阻止。王钦若、丁谓的奸邪，王旦是知道的。陈彭年呈上文字，王旦闭眼不看。王钦若要当宰相，王旦阻止了十年。他奉命进奉天书时心中忧郁，临死还感到惭愧，甚至激动得想出家为僧。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摆脱顺从君主错误、放纵君主欲望的恶名，由此可见大臣真是不容易做。

假使王旦像孙奭那样，他也可以用“天岂有书”来回答。假使王旦像周起那样，他也可以以“不要恃功告成”来进谏。假使王旦在外地像张咏那样，他也可以请求斩杀丁谓来抗争。假使王旦仍然参知政事像王曾那样，他也可以辞去会灵宫使的职务以示不同。现在既然国家托付给他，外有强敌，内有群奸，大权在握，而君主的欲望没有满足。他本可以安定君上、安抚邦国、休养百姓、消除祸患。但如果一时激愤，严重违抗圣旨，自己罢职让小人迅速进用，为国家考虑，也是很难说通的。所以说大臣不容易做。

虽然如此，王旦处理这件事，本来是有办法的，但他都失去了，所以彷徨无奈，走上了苟且之路，不能自拔，这是必然的。澶州结盟、纳贿的耻辱，不用王钦若说，君主和大臣岂能心中无愧？恬然以为幸事的，是毕士安那种畏缩之人罢了。王旦既然接受了心腹之托，那么用来雪耻树威的办法，难道会少吗？任用曹玮在西边，趁着李德明势弱而削平他，砍断契丹的右臂，使契丹畏惧宋的威势，这是可以决策施行的。战争刚刚结束，还可以挑衅；戍守刚刚撤除，还可以部署。选择将帅来训练兵马，慎选守令来充实边塞要地，休养生息、教训军民，集中全国的兵力来巩固河北，进逼幽燕，这是可以逐步进行的。如果能这样，就可以启发真宗愤耻自强之心，振作朝气以挽回晚年的局面，就不用借助鬼神之说来洗刷前耻，而王钦若也无法施展他的邪说了。

如果才能达不到，那么当初接受任命时就不能不慎重。王旦被提拔为相，是在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不能与寇准同朝，那么王旦也不能与王钦若并用。而王钦若告诉王旦祥瑞之说，王旦无法应对，王钦若早就料到王旦不会反对。王旦自信能控制王钦若，却早已被王钦若所控制。他被王钦若控制，被料定不会有什么异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宰相这个位子。假使王旦在任命为相的时候，竭力争取不让寇准离去，而不肯取代他的相位，那么王钦若的奸邪不用打击就会自行折损，真宗的迷惑不用分辨就会自行消除，又何至于孤立在群奸之上，上下交相胁迫而阿谀顺从呢？进退出处之际，正直与弯曲就在其中。王旦在这一步上失了足，想在后来的阶段挽回，就难了！既缺乏匡济天下的宏图大略，来伸张国威、坚定君主的志向；又没能审察正邪的消长，来慎重地开端、远离佞人。即使有一些扶正抑邪的小小权力，也不得不委屈。总而言之，他把宰相之位看得太重了，而不知道重的不在职位本身，而在凭什么立于这个职位。

宋朝兴盛时期，那些表现突出的大臣，风采焕然，流传后世，有很多人。但如果用大臣之道来要求他们，都有欠缺。不是他们是非不明，不是他们效忠不诚，不是他们学术不正，不是他们操行不洁，而是总好像有一件东西挂在心上不能舍弃。所以小人起来蛊惑他们，接着玩弄他们，最后控制他们；君主也表面敬礼、暗中轻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名位而已。君子应该以道为乐就行动，行动时有所忧虑，忧虑就离开；忧虑就离开，离开时有所乐，乐又可以行动。内心审视自己，道足以居处，才足以胜任，然后才不推辞地担当。外度他人，贤能者得以升进，奸邪者得以早退，然后才不谦让地接受。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张齐贤、寇准、王曾、文彦博、富弼、杜衍等贤人，他们能够超然于升沉兴废之间的，也都有遗憾。而王旦恰好遇到真宗的深深眷注，于是威望越高，权力越重，想要做的事很多，能做的事也很复杂。于是像泥涂中拖着尾巴的老龟一样，委曲求全，最终无法实现自己内心的愿望，抱愧而死，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唉！世教的衰微，造成了习俗的浅薄。从小就学习，期望达到目标却不一定能实现，天子之下，宰相就到头了。这种观念根植于肺腑，盘根错节无法铲除。王旦小时候，他父亲王祐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本来就把这当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还能有什么别的期望呢？后世的人才之所以与古代不同，不也是应该的吗！

〖六〗

宋初，吏治比较宽松，地方长官都比较悠闲。宰执大臣罢相后出外管理州郡的，只有向敏中勤于政务。寇准、张齐贤并非没有综核的才能，但他们都洒脱放任，每日游乐宴饮。所以韩琦出守自己家乡的郡，就把自己的堂命名为“昼锦”，这意味着出守地方已被视为养老之地，不再用民生国计来考核他们的治理能力。而且不只是出守地方的大臣如此。遗事中记载，西川一带的游乐风气很盛，几乎每个月都有，地方官带着吏民嬉游，太守甚至有了“遨头”的称号。其他如修建亭台、邀请宾客、带着下属登临玩赏，车马络绎不绝，歌声乐声喧天，在诗歌中比比皆是。估计那些设宴招待的费用，从公款中支取，都是民脂民膏；而狱讼、征徭等本职事务，却没有时间去处理。引导吏民习惯于安逸享乐，不担心风俗日益轻薄，这本来是治道中的蛀虫，危害很大。然而，历经五朝、一百多年，百姓得以恬静愉悦，法度得以统一，士大夫的廉耻得以修整，草泽中没有揭竿而起的人。到了熙宁以后，朝廷急于求治，督责之令施行，然后天下骚动不安，盗贼和外患相继而起。由此想来，君主君临四海，要通达天下人的心志使他们各得其所，绝非一切刑名之学所能胜任，这是很清楚的了。

孔子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张弛的运用，是恭敬与简易并行不悖。所以谈论治道的人最大的毛病，莫过于把申不害、韩非的残酷苛察，混入圣王居敬之道，而不知道这样做对天下的危害，就像拔苗助长一样。

节俭和勤勉，接近于敬，是治道中美好的品德。但依靠这两者来放纵自己的意志，而没有东西来节制自己一往直前的气概，就会成为天下的祸害。过分节俭就会吝啬，吝啬就会对利益动心，不知满足，最终必然贪婪。过分勤勉就会烦扰，烦扰就会苛责别人要求迅速达到自己的意愿，最终必然残暴。节俭勤勉是美好的品行，贪婪残暴是大的罪恶，但弊病的流变，却会相因而生。申不害、韩非难道是以贪婪残暴为法吗？他们只是凭着一往直前的意气，把节俭和勤勉推到极致，而不知道节制罢了。至于敬，是持守在主君心中的东西。在需要松弛的时候，不敢不紧张起来，以振作天下的士气；在需要紧张的时候，不敢不松弛下来，以保养天下的力量。谨慎地把握住关键，重用天下，不敢以自己的心情松弛而松弛天下，也不敢以自己的意气紧张而紧张天下。所以敬在主君心中，而天下都享受到它的和谐。

天有肃杀，就必然有温暖；万物有开花，然后有结果。在上者不敢违背天的化育，在下者不敢伤害物的道理，那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这绝不是那些外饰儒术、内用申韩的人所能做到的。以自己能做的事去责备别人做，以自己不愿做的事勉强去做，然后去责备别人；于是更进一步，以自己本来做不到的事，却空口责备别人必须做到。这样的人，内心恣肆，却拿着一个“敬”的名头，去鞭挞天下不敬的人，就会迅速堕入申韩之道，成为天下的祸害，这是很严重的！

先王之所以凝聚天命、守住邦国、安定天下，其方法合乎张弛的适宜，本非后世所能及。但领会了其中的意蕴，用以贯通古今之变，就离道不远了。这正是宋初的治道之所以天下安定、祸乱不生的原因。

三代的治道，详情已不可知。看看聘礼、燕礼的仪节，他们用财那样耗费而不吝啬；乡饮酒、乡射、烝祭、蜡祭的制度，他们使民休闲那样宽裕而不烦扰。天子不沉溺于狗马声色玩好，也不以日夜不宁去督促臣民；地方长官没有因公科敛、贪赃枉法的恶行，也不以寝食不安去督促百姓。所以《皇华》慰劳文吏，《四牡》安抚武臣，《杕杜》慰问戍卒，《卷阿》应答宴游，《东山》咏新婚之欢，《芣苢》喜春游之乐。这都是圣王以敬承天而宜于人的表现。他们的“弛”，正是天子在勤勉政务中善于调节节奏的表现。

宋初治理天下，君主未能完全做到敬的道理，但谨慎遵守先王典范，没有失德之处。臣子未能完全体会敬的诚意，但谨慎保持名节，没有官吏的邪恶。于是催征不急，狱讼不繁，工役不扰，争讼不起。庄稼丰收，风日和美，带着士民游泳于天地万物的休畅之中，于是民气沉静，民志平和。里巷中轻佻的子弟，在恬愉之中消解了他们的嚣张凌戾之气，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地去追逐无厌的锥刀之利。怀着利益去事奉父兄，这也是平复情绪的好办法。何必在自己不堪的事情上矫情，在有余的财物上吝惜，使臣民困迫纷乱，激起他们互相争夺呢？《易经》说：“乾的创始能够以美利利天下，却不言所利。”不言利，正是利之所以美。内用申韩、外用儒术，名为以义正物，实际上是以利诱导他们。只把耗费财物当作忧患的人，是守着瓶子的智慧，治理一个县都不够，何况治理天下！

财富最大的祸患，在于聚敛。天子聚敛在上，百官聚敛在下，豪民聚敛在野。聚敛的实际，是把百姓有用的金银粮食，放到无用的窖藏中。聚敛的心理，是物处于有余而常觉得不足。聚敛的弊病，是运进来的人不知停止，偷出去的人无法查究。聚敛的变局，是以吝啬激发子孙，使他们坐享丰盈而更加奢侈。聚敛的方法，是搜刮的小人日日进献其术，而触犯刑罚的穷民日日陷入死地。于是家中没有隔夜粮，百姓大多饿死；运输没有人趋事，国家必然危亡。然而他们还说：“君臣上下如此节俭勤勉，还是无可奈何。”唉！劳形苦心，让金子死在储藏中，粮食烂在仓库里，跟耳目口体争几铢几两而怨天尤人。抱着这种心理的人，哪里配做百姓的君主，让他的赤子在高天广野之中自得其乐呢？

官吏取自于民，又用之于当地，那还是百姓所得。贡税的收入，已经用来养兵卫民、敬祀佑民、养贤劝民。剩下的部分，用作酒醴、笾豆等赏赐之需，而用在宴游上，也还是种田、放牧、做买卖的百姓最终得到了它。通盘计算，出与入，总不出于本地，有名目上的耗费，实际上未尝不是恩惠。比起那些聚敛到无用之地的人，利弊又如何呢？

孔子说：“奢侈则不恭顺。”是厌恶其不恭顺，不是厌恶其不节俭。《左传》说：“俭，是各种德行的共同表现。”节俭是为了约束自己，不是节俭为了守财。不节制不宣通，聚敛多藏以取利，没有比这更不节俭的了。而又从早到晚，汲汲于簿书期会，细琐地挑剔微小的功过，使人叠着脚站立，却自夸为勤。这种做法，始于晏婴，成于墨翟，泛滥于申韩，大乱于暴秦。驳杂的儒者效法他们。熙宁、元丰以后，延续了五百年，天下日益趋于刻薄。宋初的风气，已经远了！追不回来了！更何况《采薇》《天保》那种雅歌鸣瑟的美好风气呢？

〖七〗

宋朝以隐士身份被征召的有四个人：陈抟、种放、魏野、林逋。隐士不是随便说的。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察明他们安心隐居的原因，他们的志向和品行就可以知道了。根据他们的行为推求他们的志向，根据他们的志向评定他们的品级，那么他们的高下优劣也就可以知道了。

陈抟起初并不是隐士。唐朝末年丧乱，割据称帝者相继而起，陈抟放弃了进士考试，结交豪侠子弟，本意是想有所作为。他是想恢复唐朝的社稷，还是自己想争夺天下，这两者不得而知，但大体上他不甘心屈服于窃贼朱温、沙陀部族之下，想诛杀驱逐他们。力量不济，志向难遂，便退而隐居，转而探究天地之机，修炼养生之术，留着老命等待天下澄清的日子。到了宋初，他的道术已经炼成，中原有了真命天子，他的心愿也算得到了安慰。他闲心云住，情志已定，没有人能改变他。而天子大臣又像对待轩辕集那样对待陈抟，这就太不了解陈抟了。只是把他从造化机缄中所得的一部分，传给了李之才、穆修，再传到邵雍。虽然偏重于术数，未能穷尽易简之道而归于仁义，但与庄周相比也是互有得失，不可废弃。陈抟用来隐居的资本就在这里。假使他出山，并非不能有所作为，但已经年近百岁，心志已不在此，谁能勉强他呢？

至于种放，就等而下之了。他跟随真宗东封西祀，奔走于车尘之中，献媚的功夫越来越精巧，脸皮越来越厚。那么他当初在山中授徒、高谈名理时，其内心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了。他家世代为边将，却不能执干戈以保卫边疆，反而托迹于此道来博取名声；出身于世家大族，本不愁名声传不到朝廷，却招来诟骂，自固其位，这样的人哪里配在士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魏野、林逋与种放相比，就超然多了。他们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英明的君主那里，但他们的交游并不奔波于公卿之门；他们的踪迹已经远离了市朝，但他们的诗歌还不忘讽谏。他们以道义为安贫的资本，安心而无求；以真情为乐，顺适而自得。不轻易施教，并非吝于正人，而是为了修身。不轻易著书，并非懈怠于求道，而是为了避名。像这样的人，以隐开始，以隐终结。志向所在，行为就随之，隐者的品格因此成就。他们与陈抟的志趣不同，但绝不是种放所能企及的。

然而从时代来考察，对魏野、林逋二人也有遗憾。孔子说：“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有道，难道是指天下太平、没有等待我去做的事，而只求得到明主的赏识来荣耀自己吗？如果不是无道，义理上不可受辱，本应顺应时势，以君主是否了解我来决定进退。现在这两位隐士，处在真宗之世，君主没有败德，宰相不妒贤能，征召的命令已经到来，接受俸禄也不算是欺世盗名。但他们长久地守着荒山，骄傲地自称为巢父、许由，不也太过分了吗？比他们早的，有郑云叟；比他们晚的，有苏云卿、吕徽之。那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道在于保全自身，而这两位并非处在那样的时代。

不过从实际来考察，也不足以过于责备他们。真宗下诏征召他们的时候，宋朝拥有天下才五十年，而这两位已经老了！距离平定江南、攻克太原，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他们立志求学的初期，国家还处在割据纷争之中。鉴于天下兴亡的无常，厌恶乱世之人的趋炎附势，他们早已决计在山林之中行吟坐啸，耿介的志向一旦确定，所学的也来不及顾及其他。等到天下平定了，他们隐士的格局已经形成，有司知道并钦敬他们，朝中士人听说并宣扬他们，天子加礼并愿意见他们，都说：“这是隐居的君子啊。”志向因隐而立，行为因隐而成，因隐而被知，因隐而受爵。那么他们去做官，也是因为隐而去做官；他们的隐，也就是为了做官而隐。隐竟成了求荣取显的捷径，士人如果有志气，谁能不以此为耻呢？伊尹、吕尚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嫌疑，是因为他们道大，时代危难，田野中的百姓翘首期盼他们来洗涤污浊，所以他们的隐居地不是积攒名利的地方。至于这两位所处的时代，宋朝并不需要他们。他们的才能，即使充分发挥，也不能超越向敏中、孙奭、马知节、李迪等人。一旦站在朝廷，对泰山无益；终身退处山林，对小丘无损。以隐居来沽取太平时代的俸禄，最终落个虚名的讥讽，这是他们所不忍心做的，他们对此考虑得很熟。他们傲然地表现出与众不同，使那些炫耀孤高而求荣宠的人感到羞愧，这难道不是对教化风俗有益、贡献于天下与后世吗！

君臣之义，高尚之节，都是君子所看重的。关键要看他们的志向所在。志在做官，就带着礼物、登名仕籍而不以为辱；志在隐居，就安车重聘也不以为荣。如果不是辱身贱行的伪士，谁屑于以高蹈之名来打动当世、希求君相的知遇呢？此后，陈烈以迂腐鄙陋被天下人嘲笑，邵雍志向高远却好交游于公卿之间，本来就不如周敦颐不轻视小官、程颐不推辞荐召，因为他们能直接伸张志向而不违背道义。关键在于心中能够安适罢了。

〖八〗

寇准向张咏请教，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读了，读到“不学无术”时恍然大悟，说：“张公说的是我。”哪里知道他的“悟”，恰恰正是他的“迷”呢？善于听言的人之难，善于读书的人之尤难，这已经很久了。

班固的《汉书》中说的“学”，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学；说的“术”，我不知道术是怎样的。笼统地说学，那么醇厚与瑕疵都包括在内；笼统地说术，那么正与邪就混淆了。至于张咏教导寇准，他说的“术”，是正的；那么他说的“学”，也不是有瑕疵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张咏临死时，还以尸谏的方式请求斩杀丁谓，将他的头挂在国门上，罢除宫观来缓解百姓的困苦。这就是张咏的“术”，哪里是把刚强转化为柔弱、把正直转化为弯曲，来迎合世俗、避免灾祸、求取荣耀的诡术呢？

“术”这个字，意思是路；路，就是道。《礼记》说：“审正路径的端头。”径与术是有区别的。夹着大路、取便捷的私路叫做“径”，共同行走、正大光明的叫做“术”。把刚强转为柔弱、把正直转为弯曲的，是“径”，不是“术”。寇准不明白这个道理，鉴于刚直会招祸，就委屈求全以迎合君主的意图，于是任用朱能进献伪造的“天书”，造成了一生的污点，无法磨灭。他不仅成了妖人大逆的帮凶，自己也遭受了不道的惩罚，被贬死到瘴疠之乡。他惩戒霍光的过失，结果祸患与霍光一样，而耻辱更甚。所以说，术还不如无术，他的“悟”恰恰正是他的“迷”。

人的内心，是最不定的。没有学问来安定它，就会在多歧的路上迷惑，走上小径而迷失了康庄大道，甚至会误把小径当作康庄而乐于踏上。所以君子不敢轻易谈论“术”，而是用“学”来端正方向。霍光的无术，不是没有张禹、孔光那样的术。他的不学，也不是不如张禹、孔光那样的学。假使霍光挟震主之威，而藏身于张禹、孔光之术，那么他就会成为“伪为恭谨”的王莽，等不到儿子犯罪，自己就会身死在渐台之上。不仅张咏不希望寇准这样做，就是班固难道希望霍光那样做吗？学，是用来选择术的；术，是用来实践学的。君子先端正其学，然后谨慎地运用其术。大学之道，在于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就是要刚正而不屈挠，正直而不枉曲，说话有根据而不虚妄，行动有恒心而不改变，忠信守死而不移，骄泰不用求而自去。霍光能以这个为术，那么即使有芒刺在背的君主，也无法施加疑忌；即使有悍妻骄子，也不敢放肆凶逆；就可以永保美名于后世。霍光立了非常之功，处在危疑之地，只有学可以消解嫌隙。何况寇准出身儒素，进退取决于君主，没有逼迫君上的嫌疑呢！伊尹的学，存于《伊训》；傅说的学，存于《说命》；周公的学，存于《无逸》；召公的学，存于《旅獒》。张禹、孔光拾些旧闻，用来助长他们的柔佞。正的一面如此，邪的一面如彼，善于读书的人该怎样选择呢？寇准对任用与否耿耿于怀，一不如意，就削方为圆，扬尘自蔽，与王钦若、丁谓水火不容，却效仿他们的恶行。还说什么“我受教于张公，懂得了术”。可惜啊！他没能成为君子，却自招了流放诛杀之灾。所以说，他的“悟”正是他的“迷”。

君子学道，并不避讳讲“术”，只是要审察它、端正它罢了。得失，是义利的大辨；审察它，毫发不能差。贞淫，是忠佞的大司；端正它，半步不能乱。禄不可怀，权不可恃，君恶不可逢迎，流俗不可顺从，妖妄不可姑且尝试，宵小不可暂进与谋。《诗经》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于家，家训修明；行之于天下，天下的风俗端正；行之于险阻，险阻平服。可以荣耀，可以憔悴，可以生，可以死，而内心永远泰然。君子用学来安定其心，从而使术不穷，就是如此而已。张咏所说的术，就是这个。那么估计班固所说的术，也应该离此不远。寇准在当时所习闻的学，是杨亿、刘筠那些浮华之士，他们自然不足以懂得学者的术。又怎能免于愧疚呢？

〖九〗

小人不能被君子容忍，把他们贬黜、流放、诛杀，可以大快人心，但一定要与他们的罪行相当。罪行要正名，名要定法，法要称情。情得法伸，奸邪永被惩戒，天下都心服，小人也服其罪而不能怨恨。君子并不是要避免小人的怨恨，但怨恨若合乎理，君子自然承担其过失。如果对合乎理的怨恨也不加体恤，那么深文周纳、妒忌陷害之门就会打开，小人也会用这种手段去加害君子，无所不至，从而招致无穷的罗织。所以君子惩治小人，到了与罪行相当为止，权术是不用的。不得已，就姑且放过，等待其自毙。如果自己没有过失，得失治乱听凭理数，不自失，不治却不酿成祸乱，足以自安就行了。正大光明地持守理法的权衡，刑赏极尽忠厚之至，不可不慎重。

王曾是宋朝的君子。丁谓是小人，天下公认，万世公认。真宗驾崩，嗣君刚即位，王曾与丁谓分掌朝政，两不相容。丁谓的怨毒满天下，公恶遍朝廷，他必定不能久居执政之位，可以计日而待。即使朝夕之间不能让他尸位辅弼，在朝廷上公开宣布他的罪状而驱逐他，又岂会没有理由？王曾想除掉丁谓，引诱丁谓单独留身，然后向年幼的君主密陈他的罪恶，这是权术，但也是不违背正道的权术。然而他却以山陵改作为由，说因为石穴中出水，丁谓想把真宗葬在绝地，使真宗没有后嗣。于是处死雷允恭，流放丁谓到海外。唉！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手段，君子怎么能效仿呢？舍弃丁谓兴淫祀、营土木、陷害寇准、擅自除授、毒害百姓危害国家、妒贤嫉能结党营私的大罪，不让它们在宫门前昭示天下，却用一个虚妄不实的疑案，杀掉不该杀的人，来把丁谓流放到羽山之下。那么谁能说王曾所做的是君子之道呢？

把山陵改迁到有水石的地方，认为这样有益于子孙，是司天监邢中和的话；相信并听从的是雷允恭；丁谓没有异议，听之任之，这是庸人的常态。如果按照罪行来判决此案，邢中和以邪说流放，雷允恭以党邪被逐，丁谓还可以从轻处罚，不应用这个罪来贬谪大臣。王曾却说：“包藏祸心，把皇陵移到绝地。”这不是深文周纳陷害人，还能是什么？穿地而得水石，不是精通此术的人，怎么能知道？石头藏在土里，水隐在泉中，精通此术的人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能确知。假使邢中和、雷允恭在石头未露、水未涌时就告诉王曾，说这样可以有益子孙，王曾能断定下面有水石而坚决拒绝吗？真宗既然没有葬在那里，后来仁宗无子，继承天下的不是真宗的子孙，这难道是王曾仍用旧穴的罪过吗？邢中和说“宜子孙”，是虚妄；王曾说“绝地”，也是虚妄。两妄相争，王曾偶然得胜。邢中和、雷允恭尚且在地下含冤，更不用说丁谓了。天下人憎恶丁谓、怨恨丁谓，想让他流放而死，已经很久了。一听到他伏法，中外都感到痛快。但丁谓奸邪病国的罪行，没有昭示于天下以儆戒官邪，君子是不会感到痛快的。乘着母后的愤怒，以不实之罪让丁谓死在穷荒瘴疠之乡，君子都要为丁谓悲哀了。丁谓因此而流放而死，对丁谓来说是荣耀，而王曾又有什么可庆幸的呢？

唉！宋朝用“不道”“无将”的罪名陷害人，从丁谓陷害寇准开始。急绝其流，还怕不息，王曾以此相报，反而助长了滔天之水。此后，章惇、苏轼等党人互相指摘，文字上的毛病被诬为大逆，同文馆之狱兴起，毒流士类，不知多少。君主不是襁褓中的幼儿，臣子不是拥兵擅土的雄豪，父子兄弟世代相承，名位早已确定，九州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磐石，谁是“无将”？谁是“不道”？如果有怀不逞之心，又何必以此名义，互相倾陷于不赦的罗网？王曾想诛逐小人，却想出这种计策，其心术之险，贻害之深，谁能说宋朝有社稷之臣呢！所谓的君子，不过是气而已；所谓的小人，不过是毒而已。气与毒，相差多少？君子与小人的差距，也不过是一寻一丈之间罢了。天下后世想成为君子的人，要在这里引以为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