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晋安帝以义熙十四年十二月见弑。
晋安帝在义熙十四年十二月被杀害。
自少及长，口不能言。
从年少到长大，口中不能说话。
虽饥饱寒暖，无以辨也。
即使是饥饱寒暖，也无法分辨。
凡所动止，皆非己出。
所有行动举止，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刘裕将为禅代，以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缢之，而立其弟恭帝德文，以应谶焉。
刘裕将要禅代，因为谶语说“昌明之后有二帝”，就派中书侍郎王韶之缢杀了安帝，而立他的弟弟恭帝司马德文，以应和谶语。
元熙二年（420），六月，禅位于裕，是为宋高祖武皇帝。
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恭帝禅位给刘裕，这就是宋高祖武皇帝。
永初二年（421），九月，使其后弟褚淡之弑之。
永初二年（421年）九月，刘裕派皇后的弟弟褚淡之杀了他。
宋武帝七子：长少帝义苻，次庐陵孝献王义真，次文帝义隆，次彭城王义康，次江夏文献王义恭，次南郡王义宣，次衡阳文王义季。
宋武帝有七个儿子：长子少帝刘义符，次子庐陵孝献王刘义真，三子文帝刘义隆，四子彭城王刘义康，五子江夏文献王刘义恭，六子南郡王刘义宣，七子衡阳文王刘义季。
帝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
宋武帝因为荆州是上游形势险要之地，地广兵强，在遗诏中命令诸子依次镇守。
又以京口要地，去都邑甚迩，非宗室近戚，不得居焉。
又因为京口是要地，距离都城很近，不是宗室近亲，不得镇守。
永初三年（422），五月，帝崩。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宋武帝去世。
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
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
景平二年（424），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
景平二年（424年），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
南豫州，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
南豫州，治所在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
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
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
皇大后令：废帝为营阳王。
皇太后下令：废少帝为营阳王。
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义隆，是为大祖文皇帝。
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这就是太祖文皇帝。
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
在华林园中设立商店，亲自卖酒。
华林园本在洛阳，见第三章第一节。
华林园本来在洛阳，见第三章第一节。
此东渡后所营，在台城内。
这是东渡后营建的，在建康台城之内。
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
又开河挖土，模仿破冈埭的样子。
破冈渎，在今江苏丹阳县境。
破冈渎，在今江苏丹阳县境内。
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
与左右亲信拉船呼喊，以此取乐。
夕游天泉池，本在洛阳，此亦东渡后所开。
夜晚游玩天泉池，天泉池本来在洛阳，这也是东渡后开凿的。
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而兵至。
在龙舟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还没有起床，军队就到了。
见《本纪》，亦见《徐羡之传》。
见《宋书·少帝纪》，也见《徐羡之传》。
案自古帝王，纵恣者多矣，少帝未逮弱龄，即有失德，未至不可谏诲也，何至遽行废立？
案自古以来的帝王，放纵恣肆的人很多，少帝还未到弱冠之年，即使有失德之处，也不至于不可教诲，何至于立刻就要废立呢？
况又以帝废则次立者应在义真而先废之，且杀之乎？
何况按顺序废帝之后，接着应立的是刘义真，却先废了他，而且还把他杀了呢？
范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诚哉其然也。
范泰对所亲近的人说：“我看过古今很多事，没有受托接受遗命辅政，却使嗣君被杀、贤王遭戮的，”这话确实是啊。
羡之等果何所恃而敢为此？
徐羡之等人究竟有何凭借竟敢这样做？
抑亦何所迫而遽出此哉？
或者又是受了什么逼迫而仓促做出这种事呢？
时傅亮实奉迎文帝，帝以少帝见害，不敢下。
当时傅亮实际上是要去迎接文帝，文帝因为少帝被害，不敢前来。
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
司马王华说：“先帝对天下有大功，四海臣民都敬服他。
徐羡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
徐羡之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寒士，傅亮是平民书生，他们没有晋宣帝、王敦那样的野心，这是很明白的。
废主若存，虑将来受祸；又畏庐陵严断，必不自容；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见德。
被废的君主如果还活着，他们担心将来会受祸害；又害怕庐陵王的严厉果断，必定不被容纳；殿下宽厚睿智、慈爱仁惠，这是远近都知道的，他们越过次序来迎接您，是希望您能感念他们的恩德。
悠悠之论，殆必不然。
那些虚浮的议论，大概一定不是事实。
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就怀不轨，势必不行。
况且三人势均力敌，谁也不服谁，即使心怀不轨，情势上也不可能得逞。
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
只不过是想掌握权柄以自保，靠少主来维持而已。
72兼采《宋书》、《南史》本传。
72兼采《宋书》、《南史》的本传。
此言可谓洞见事情。
这话可以说是洞察了事情的本质。
时到彦之为南蛮校尉，文帝欲使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
当时到彦之任南蛮校尉，文帝想让他领兵作为前锋，到彦之说：“如果确认他们没有二心，就应该穿着朝服顺流而下；如果有所顾虑，那么这支军队既不可靠，反而会开启嫌隙的端倪。”
亦逆料诸人之无异心，非敢无备也。
这也是预料到那些人没有异心，并不是敢于毫无防备。
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
接着问刘义真以及少帝被废被杀的本末，悲恸号哭，哽咽不止，侍立在旁边的人都不能抬头看他。
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
于是文帝把心腹之人布置在到彦之、王华等人中间。
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
等到到了都城，徐羡之问文帝可以与谁相比？
亮曰“晋文、景以上人。”
傅亮说：“是晋文帝、景帝以上的人物。”
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
徐羡之说：“一定能明白我的赤诚之心。”
少帝之废，徐羡之即以谢晦为荆州刺史。
少帝被废时，徐羡之当即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
晦虑不得去，甚忧皇。
谢晦担心去不了，非常忧虑惶恐。
及发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
等到从新亭出发，见第七章第一节。
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
回头望望石头城，高兴地说：“现在得以脱身了。”
至江陵，亦深结王华，冀以免祸。
到了江陵，也深交王华，希望能免祸。
观此诸事，羡之等在当日，实求自全之意多，觊觎非分之想，可谓绝无。
从这些事来看，徐羡之等人在当时，实在是求自保的意图居多，觊觎非分之想，可以说完全没有。
然敢行灭族之事，何也？
然而他们竟敢做会招来灭族之祸的事，是为什么呢？
《范泰传》载泰谏少帝之辞曰：“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
《范泰传》记载范泰劝谏少帝的话说：“我听说陛下，时常在后园，颇为习练武备。”
《义真传》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
《刘义真传》说：刘义真聪明，喜爱文义，但轻举妄动，没有德行和功业。
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
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交往异常亲密。
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
扬言得志之日，要以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
在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
在历阳，多有索求，徐羡之等人每次斟酌，不全都给他。
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
而少帝失德，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按次序应当立刘义真。
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
趁他与少帝不和，就上奏废了他。
《谢灵运传》曰：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
《谢灵运传》说：谢灵运生性偏狭激烈，多有违背礼法之处。
自谓才能，宜参机要。
自以为有才能，应当参与机要。
既不见知，常怀愤愤。
既然不被赏识，常常心怀愤懑。
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搆扇异同，非毁执政，徐羡之等患之。
少帝即位，权力在大臣手中，谢灵运煽动异同，诋毁执政，徐羡之等人很担心他。
灵运时为大子左卫率，因此出为永嘉大守。
谢灵运当时任太子左卫率，因此被外放为永嘉太守。
《颜延之传》云：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
《颜延之传》说：当时尚书令傅亮，自以为文义之美，一时无人能及，颜延之仗着自己的才华辞章，不肯居于他之下，傅亮很嫉恨他。
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
庐陵王刘义真，很喜欢辞章文义，对待他很优厚。
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
徐羡之等人怀疑颜延之与他们不同，心里很不高兴。
盖少帝年少，羡之等不免专权。
大概少帝年少，徐羡之等人不免专权。
延之、灵运，皆轻躁之徒，疏于虑患，遂乘机搆扇义真，兄弟合谋，欲除其偪。
颜延之、谢灵运，都是轻浮急躁的人，疏于考虑祸患，于是趁机煽动刘义真，兄弟合谋，想要除掉他们的威逼。
后园之习武备，淮左之求入朝，所图正是一事。
后园习练武备，淮左请求入朝，所图谋的正是同一件事。
云庐陵与少帝不协，则适得其反矣。
说庐陵王与少帝不和，那就恰恰相反了。
宋初杀机未启，非如后来之君臣动辄相屠，羡之等即或见废，亦不过免官归第，何至遽行灭族之事？
宋初杀机尚未开启，不像后来的君臣动辄互相杀戮，徐羡之等人即使被废黜，也不过免官回家，何至于立即就做会招来灭族之祸的事呢？
此无他，利令智昏，贪恋权势而不肯去，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也。
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利令智昏，贪恋权势而不肯放弃，这就是所谓“如果担心失去它，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废立大事，虽威权闻望，十倍于羡之等者，犹或无以善其后，况如羡之等之植根浅薄者乎？
废立是大事，即使是威权声望比徐羡之等人高出十倍的人，尚且未必能善其后，更何况像徐羡之等人这样根基浅薄的人呢？
《谢晦传》云：晦与羡之、亮谋自全之计，以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
《谢晦传》说：谢晦与徐羡之、傅亮谋划自保之策，让谢晦据守上游，檀道济镇守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
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以持久。
各自拥有强兵，以挟制朝廷；徐羡之、傅亮在内掌权；可以持久。
此等计虑，又安足恃乎？
这样的计虑，又哪里靠得住呢？
羡之等之废立，盖深得王弘及檀道济之力，以弘门第高华，弘导之曾孙，珣子。
徐羡之等人的废立，大概是深得王弘和檀道济之助，因为王弘门第高贵华美，是王导的曾孙、王珣的儿子。
道济先朝旧臣，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也。
檀道济是先朝旧臣，威仪能使朝野畏服，而且拥有兵众。
然弘实非首谋，其弟昙首，又为文帝所亲委。
然而王弘实际上不是首谋，他的弟弟王昙首，又被文帝所亲近信任。
道济素与弘善，弘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
檀道济向来与王弘友善，王弘当时正受重用，檀道济更加与他结交依附。
文帝乃用二人以携其党。
文帝于是利用二人来离间他们的党羽。
元嘉三年（426），正月，下诏诛羡之及亮。
元嘉三年（426年）正月，下诏诛杀徐羡之和傅亮。
使中领军到彦之及道济讨晦。
派中领军到彦之和檀道济讨伐谢晦。
雍州刺史刘粹，断其走伏。
雍州刺史刘粹，截断他的逃跑退路。
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顺又异。
何承天说：“大势已经不同，逆顺又不一样。
境外求全，上计也。
到境外去求保全身家，这是上策。
以腹心领兵戍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
派心腹领兵戍守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
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
将军率领部众在夏口一战，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
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此其次也。
如果战败，就直奔义阳，以逃往北境，这是其次。
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地，且当决战，走不晚也。
谢晦过了很久说：“荆楚是用武之地，暂且应当决战，逃跑也不晚。”
其昧险冒利，犹故智也。
他贪图冒险求利，还是那套老办法。
于是率军二万，发自江陵。
于是率领两万军队，从江陵出发。
舟舰列自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
舟船排列从江津开始，见第七章第三节。
然本非将才，徒眩耳目而已。
然而谢晦本非将才，只是眩人耳目罢了。
到彦之至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县东北。
到彦之到达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县东北。
为晦军所败，退保隐圻。
被谢晦的军队打败，退守隐圻。
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皇惧无计。
谢晦听说徐羡之等人已死，认为檀道济一定不能独自保全，等到听说他率众前来，惊慌恐惧，不知所措。
西人离沮，无复斗心，遂一时溃散。
荆州兵离心沮丧，再无斗志，于是一下子溃散了。
晦夜投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
谢晦连夜投奔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
得小船还江陵，与七骑北走。
弄到一条小船回到江陵，与七个骑兵向北逃跑。
至安陆延头，为戍主所执，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
到达安陆的延头，被守将捉住，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
时文帝亲征，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
当时文帝亲自出征，到达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
帝遣中书舍人谓传亮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
文帝派中书舍人对傅亮说：“看在你在江陵的忠诚上，我会让你的儿子们平安无事。”
亮长子演先卒，演弟悝、湛并逃亡，徙湛弟都于建安。
傅亮的长子傅演已先去世，傅演的弟弟傅悝、傅湛都逃亡了，放逐傅湛的弟弟傅都到建安。
羡之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及弟乞奴并从诛。
徐羡之的儿子徐乔之，娶了宋武帝的第六女富阳公主，和他的弟弟徐乞奴一同被处死。
兄子佩之，逵之兄。
徐羡之的侄子徐佩之，是徐逵之的哥哥。
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长公主。
徐逵之娶了宋武帝的长女会稽长公主。
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
宋武帝因为他是姻亲，多次加以恩宠任用。
景平初，以羡之秉权，颇与政事。
景平初年，因为徐羡之掌权，徐佩之颇参与政事。
与吴兴大守王韶之，侍中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
与吴兴太守王韶之、侍中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勾结。
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不可，乃止。
当时谢晦长期生病，接连用艾灸，不能见客，徐佩之等人怀疑他托病另有图谋，与王韶之、程道惠同车到傅亮那里，称说徐羡之的意思，要傅亮写诏书杀他，傅亮不同意，这才作罢。
羡之既诛，大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
徐羡之被杀后，太祖特地宽恕徐佩之，只罢了他的官。
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亨密以闻，乃收斩之。
同年冬天，徐佩之又勾结殿中监茅亨谋反，茅亨密报朝廷，于是逮捕并斩杀了徐佩之。
豪家子弟之轻妄好乱如此。
豪门子弟的轻浮狂妄、喜好作乱到了这种地步。
文帝之为人也，颇深沉有谋，而其度量失之不广。
文帝的为人，颇为深沉有谋略，但他的度量却不够宽宏。
帝之见迎也，众皆疑沮，惟王华、王昙首、到彦之赞之，故即位，即征彦之为中领军，而以华、昙首与殷景仁、刘湛并为侍中。
文帝被迎接时，众人都疑虑沮丧，只有王华、王昙首、到彦之支持他，所以即位后，立即征召到彦之为中领军，而让王华、王昙首与殷景仁、刘湛一同担任侍中。
景仁、湛皆历职武帝之世，景仁为少帝黄门侍郎，湛则随义真、义康于豫、南豫二州为长史，并以干用名于时者也。
殷景仁、刘湛都曾在武帝朝任职，殷景仁任少帝的黄门侍郎，刘湛则随从刘义真、刘义康在豫州、南豫州任长史，都以才干闻名于当时。
谢晦之败，义康继为荆州，而王弘为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谢晦失败后，刘义康接任荆州刺史，而王弘任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平陆令成粲及范泰，并劝弘让权义康。
平陆县令成粲和范泰，都劝王弘让权给刘义康。
元嘉六年（429），遂征义康为侍中，司徒，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京口。
元嘉六年（429年），于是征召刘义康为侍中、司徒、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所在京口。
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内外众务，遂一断之义康。
王弘既多病，而且遇事每每推让谦退，朝廷内外各项事务，于是都由刘义康一人决断。
九年（432），弘薨，义康又领扬州刺史。
元嘉九年（432年），王弘去世，刘义康又兼任扬州刺史。
时为文帝所任者，尚有孔宁子。
当时被文帝所任用的人，还有孔宁子。
初为镇西谘议参军，及即位，以为黄门侍郎。
他起初任镇西谘议参军，文帝即位后，任命他为黄门侍郎。
《王华传》言：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
《王华传》说：孔宁子与王华，都有求取富贵的愿望。
宁子以元嘉二年（425）病卒，而王弘辅政，弟昙首，为大祖所任，与华相埒。
孔宁子在元嘉二年（425年）病逝，而王弘辅政，他的弟弟王昙首，被太祖所信任，与王华地位相当。
华常谓己力用不尽。
王华常说自己的才干不能充分发挥。
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
常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人，天下怎么能治理好？”
文帝之所任者，亦皆非局量恢宏之人，然观华此言，亦可见帝之猜忌不能专有所任，知成粲范泰之劝王弘引退，为有由也。
文帝所任用的人，也都不是器量宏大的人，但看王华这话，也可以看出文帝的猜忌使他不能专任一人，可知成粲、范泰劝王弘引退，是有原因的。
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
文帝有虚劳之疾，卧床多年。
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
每当心有所想，就觉得心中疼痛欲裂。
而义康好吏职，锐意文案。
而刘义康喜欢吏职，锐意于文书案牍。
常所暂遇，终身不忘。
曾经短暂相遇的人，终身不忘。
又自强不息，无有懈倦。
又自强不息，没有懈怠疲倦。
虽位卑人微，皆被引接。
即使是地位卑微的人，也都受到他接待。
史称其“专总朝权，事决自己。
史书上说他“专揽朝政，事情都由自己决断。
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
生杀大事，以录尚书事的命令来决断。
凡所陈奏，入无不可。
凡是陈奏上去的，没有不被批准的。
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
因此朝野之人如车辐归凑，权势倾动天下。
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者，即度为台官。
凡是朝中有才能的，都引入自己府中，没有才能以及违背自己意旨的，就让他去做台省官。
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
私自设置僮仆部曲六千多人，不报告台省。
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矣。
”这样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了。
王华以元嘉四年（427），王昙首以七年（430）卒。
王华死于元嘉四年（427年），王昙首死于元嘉七年（430年）。
义康之入，义恭代镇江陵，刘湛出为长史。
刘义康入朝后，刘义恭代他镇守江陵，刘湛外放为长史。
八年（431），殷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
元嘉八年（431年），殷景仁引荐刘湛回朝，共同参预政事。
《湛传》云：“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
《刘湛传》说：“刘湛与殷景仁向来交好，又因为是他建议征召自己的，所以很感激悦服。
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
等到一同被时主任用，猜忌嫌隙渐渐产生。
以仁专管内任，谓为闲己。
因为殷景仁专管朝廷内任，以为他是要离间自己。
昔为义康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
刘湛过去曾是刘义康的上佐，于是凭着旧情，投入心腹与之结交。
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
想要借助宰相的力量，来挽回主上的心意，倾覆贬黜殷景仁，独揽朝政。
义康屡搆之于大祖。
刘义康多次在太祖面前构陷殷景仁。
语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宠，谓湛是时之结义康，乃欲藉其力以回主眷，其谁信之？
说句明白话：与其讨好奥神，不如讨好灶神，说刘湛当时结交刘义康，是想要借助他的力量来挽回主上的眷顾，这话谁相信呢？
《义康传》云：“南阳刘斌，湛之宗也。
《刘义康传》说：“南阳人刘斌，是刘湛的同宗。
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
被刘义康所知遇，从司徒右长史提拔为左长史。
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
从事中郎王履，是王谧的孙子。
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
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都以邪僻不正的手段混进来。
见大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
他们看到太祖病重，都说应当立年长的人为君。
斌等遂结朋党，伺察省禁。
刘斌等人于是结成朋党，窥伺朝廷宫禁。
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搆造愆衅，加以罪黜。
有尽忠奉国、不与自己同党的人，必定捏造过失，加以罪名贬黜。
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
每每收集殷景仁的长短，或者凭空捏造异同来告诉刘湛。”
其欲去景仁之故，盖可知矣。
他们想要除去殷景仁的缘故，大概可以知道了。
九年（432），景仁迁尚书仆射。
元嘉九年（432年），殷景仁升任尚书仆射。
十二年（435），景仁复迁中书令。
元嘉十二年（435年），殷景仁又升任中书令。
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
刘湛商议派人像强盗一样在外面杀了他。
上微闻之，迁景仁密迩宫府，故其计不行。
文帝略微听说了，把殷景仁迁到靠近宫府的地方，所以他的计谋没能得逞。
十三年（436），义康杀檀道济。
元嘉十三年（436年），刘义康杀了檀道济。
道济自谢晦诛后，仍为江州。
檀道济自从谢晦被杀后，仍然任江州刺史。
《传》云：“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
《檀道济传》说：“檀道济在前朝立功，威名很重；他左右的腹心之人，都身经百战；他的儿子们又有才气；朝廷怀疑畏惧他。
大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义康秉政，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
太祖卧病多年，多次濒危，刘义康掌权，担心皇帝驾崩后，檀道济无法控制。
十二年（435），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
元嘉十二年（435年），文帝病重，恰逢北魏为边寇，召檀道济入朝。
十三年（436），春，将遣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并伏诛。
元嘉十三年（436年）春天，正要遣他回镇，已经下了船，恰逢文帝病情发作，召他入朝为他饯行，把他逮捕交付廷尉，和他的儿子八人一同处死。
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
又逮捕司空参军薛彤交付建康处死。
又遣至寻阳收道济子三人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
又派人到寻阳逮捕檀道济的三个儿子和司空参军高进之，杀了他们。
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
薛彤、高进之都是檀道济的心腹，有勇力，当时把他们比作张飞、关羽。
案道济本无远志；既与景平之逆，后来虽自湔洗，亦未必能为文帝纯臣；然犹忌而诛之，可见事势之亟矣。
”案檀道济本来没有远大的志向；既然参与了景平年间的逆谋，后来虽然自我洗刷，也未必能成为文帝的纯臣；然而仍然猜忌而杀了他，可见局势的危急了。
十七年（440），十月，收刘湛付廷尉伏诛。
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逮捕刘湛交付廷尉处死。
子黯、亮、俨从诛，弟素徙广州。
他的儿子刘黯、刘亮、刘俨一同被杀，弟弟刘素流放广州。
又诛刘斌及刘敬文、孔胤秀等。
又杀了刘斌和刘敬文、孔胤秀等人。
义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
刘义康改授江州刺史，出京镇守豫章。
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昵，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咨议参军，领豫章大守。
征虏司马萧斌，过去被刘义康所亲昵，刘斌等人嫉妒他的受宠，进谗言排斥他，于是任命萧斌为咨议参军，兼领豫章太守。
事无大小，皆以委之。
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他处理。
《景仁传》言：“景仁外疾者五年。
《殷景仁传》说：“殷景仁对外称病五年。
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
虽然不与文帝见面，但密表往来，一天有几十次。
影述周密，莫有窥其际者。
往来隐秘周密，没有人能窥测到其中的情况。
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
收捕刘湛那天，殷景仁让人拂拭衣冠。
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
他卧床已久，左右都不明白他的用意。
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
那天夜里，文帝到华林园延贤堂召见殷景仁。
犹称脚疾，小状舆以就坐。
他还借口脚有病，用小轿把他抬进去就座。
诛讨处分，一皆委之。”
诛讨的部署，全都交给他办理。”
《湛传》言：是岁湛“所生母亡。
《刘湛传》说：这一年刘湛“生母去世。
时上与义康，形迹皆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
当时文帝与刘义康，嫌隙已生，祸难将要结成，刘湛也知道没有自全之地了。
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
及至遭逢母丧，对所亲近的人说：今年一定失败。
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
平日正是靠口舌争论，所以得以拖延罢了。
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
如今既然穷困悲痛，不再有这个指望，灾祸到来还能久吗？
《南史》云：“湛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
《南史》说：“刘湛在家里埋伏甲士，以等待文帝来吊丧，计谋又泄露了，文帝终究没有去。”
案此时似不易行此事，其说恐不足信。
”案这时候似乎不容易做这样的事，这种说法恐怕不足为信。
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盖亦逆知其将败，不欲其辱为婢妾也。
刘湛生下女儿就杀掉，被士人阶层所责怪”，大概也是预知自己将要失败，不愿她们受辱成为婢妾。
其君臣之藏机于深以相图如此，岂不哀哉？
他们君臣藏匿机心如此之深来互相图谋，岂不悲哀吗？
义康既出，殷景仁代为扬州刺史，月余卒。
刘义康出京后，殷景仁接替他任扬州刺史，一个多月后去世。
征义恭为侍中，司徒，录尚书。
征召刘义恭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
时帝之所任者，为沈演之、范晔、庾炳之、何尚之等。
当时文帝所任用的人，是沈演之、范晔、庾炳之、何尚之等。
演之为右卫将军，晔为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
沈演之任右卫将军，范晔任左卫将军，共同掌管禁军，一同参预机密。
史称其与殷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廷。
史书上说他与殷景仁向来友善，尽心于朝廷。
后为尚书吏部郎，以事为义康所左迁，意好乖离。
后来任尚书吏部郎，因事被刘义康贬官，彼此心意和交好都已背离。
《传》言时“朝士游殷氏者不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
《庾炳之传》说当时“朝士与殷景仁交游的就不去刘义康家，只有庾炳之交游于两人之间，暗中尽忠于朝廷。
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大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
殷景仁称病不上朝多年，太祖经常让庾炳之奉命往来，刘湛不怀疑。
尚之为大祖所知，为侍中。
”何尚之被太祖所知遇，任侍中。
元嘉十三年（436），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而以尚之为之。
元嘉十三年（436年），刘义康想任命刘斌为丹阳尹，文帝不同意，而任命何尚之担任。
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
何尚之的女儿嫁给了刘湛的儿子刘黯，而刘湛与何尚之，情意交好并不深厚。
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
刘湛想兼领丹阳尹，于是调任何尚之为祠部尚书、兼领国子祭酒，何尚之很不服气。
盖一时所用，莫非与义康为敌者矣，然难殊未已。
大概当时所任用的人，无不是与刘义康为敌的，然而祸难仍未止息。
鲁国孔熙先，鲁国，见第三章第四节。
鲁国人孔熙先，鲁国，见第三章第四节。
博学，有纵横才志。
他博学多才，有纵横家的才具和志向。
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
任员外散骑侍郎，不被当时的人所知遇，很久得不到升迁。
其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臧货得罪下廷尉，义康保持之，故得免。
他的父亲孔默之，任广州刺史，因贪赃获罪被交付廷尉，刘义康保住了他，所以得以幸免。
范晔外甥谢综，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
范晔的外甥谢综，任刘义康大将军府的记室参军。
父述，亦为义康所遇。
谢综的父亲谢述，也被刘义康所厚遇。
综弟约，又为义康女夫。
谢综的弟弟谢约，又是刘义康的女婿。
丹阳尹徐湛之，逵之子也。
丹阳尹徐湛之，是徐逵之的儿子。
虽为舅甥，恩同子弟。
虽是舅甥关系，恩情如同子弟。
及湛得罪，事连湛之。
等到刘湛获罪，事情牵连到徐湛之。
大祖大怒，将致大辟，以其母故得全。
太祖大怒，要将他处以死刑，因为他的母亲（会稽长公主）的缘故得以保全。
《湛之传》曰：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大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
《徐湛之传》说：会稽公主，身为长女嫡出，被太祖所礼敬，家事无论大小，必定咨询她后才实行。
尝自新洲伐获，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
他曾在江中的新洲砍荻，有粗布衫袄等衣服，都是敬皇后亲手做的。
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
宋武帝显贵之后，把这些衣服交给公主，说：“后世如果有骄奢不节的人，可以把这些衣服拿给他看。”
及是，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
到这时，徐湛之忧惧无计，告诉了公主。
既见大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
见到太祖后，就哭着从床上下来，不再行臣妾的礼节，用锦囊装着粗布衣服扔在地上给文帝看，说：“你家本来贫贱，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这粗布衣服。
今日有一顿疱便欲害我儿子。
如今有一顿美食就要害我的儿子。”
熙先倾身事综，以交于晔。
孔熙先倾身侍奉谢综，通过他来结交范晔。
《晔传》言：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传》说：范晔素来有家庭伦理方面的议论，朝野都知道，所以门第虽然华美，但朝廷不与他家联姻，孔熙先因此用这个来激他。
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
范晔与沈演之一同被文帝所知遇厚待，每次被召见，大多一起。
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
范晔如果先到，一定等待沈演之一同进去，沈演之如果先到，却常常单独被引见，范晔又因此怨恨。
综随镇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
谢综随从刘义康镇守豫章，回来时向范晔陈述刘义康的意思，请求解开晚近的嫌隙，重新敦睦往日的交好。
大将军府史仲承柤，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
大将军府中的属吏仲承祖，是刘义康旧日所信任的人，多次奉命到京城，也暗中结交心腹，图谋异志。
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
听说孔熙先有诚意，就暗中与他结交。
承祖结事湛之，告以密计。
仲承祖结交侍奉徐湛之，把密谋告诉了他。
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
向萧思话和范晔转达刘义康的意思。
思话，孝懿皇后武帝继母。
萧思话，是孝懿皇后（宋武帝的继母）的弟弟的儿子。
弟子，时为侍中，领大子左卫率。
当时任侍中、兼领太子左卫率。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恭家；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
有个法略道人，先前被刘义康供养，颇受知遇；又有王国寺的尼姑法静，也出入刘义恭家；他们都感激旧恩，谋划相救。
73本姓孙，改名景玄。
73他本姓孙，改名孙景玄。
质，武敬皇后弟子，尝为义恭抚军参军，时为徐、兖二州刺史。
臧质，是武敬皇后的弟弟的儿子，曾担任刘义恭的抚军参军，当时任徐州、兖州二州刺史。
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许为内应。
尼姑法静的妹夫许耀，领兵在台城，值宿护卫殿省，答应做内应。
豫章胡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法略甚款，密相酬和。
豫章人胡遵世，担任臧质的宁远参军，离职回家，与孙法略非常要好，私下互相应和。
湛之谓晔等：“臧质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
徐湛之对范晔等人说：“臧质年内应当回来，已经通报臧质，让他把所有门生、义从、故吏都带来。
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使要之。
臧质与萧思话关系密切，应当让他邀约他。
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
二人都受过刘义康的眷顾厚待，一定不会有异心。
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
萧思话在三州的门生义从故吏，人数和力量也不少于臧质。
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
郡中的文武官员，以及各处侦察巡逻的人，也应当不少于千人。
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
不用担心兵力不足，只是不要失去时机罢了。
元嘉二十二年（445），九月，衡阳王义季、南平王铄文帝子。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衡阳王刘义季、南平王刘铄（文帝的儿子）。
上于武帐冈祖道，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
文帝在武帐冈饯行，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
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
范晔等人约定在那天作乱，但因为错失而没有发动。
十一月，湛之上表告之。
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发了他们。
晔及熙先、综、仲承祖、许耀并伏诛。
范晔及孔熙先、谢综、仲承祖、许耀都被处死。
免义康及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
废刘义康及其子女为庶人，断绝属籍，流放到安成郡。
以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
任命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
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
胡藩有庶子六十人，大多不遵法度。
大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
太祖因为胡藩是功臣，不想公开这件事，让江州用其他事由逮捕杀了他。
二十四年（447），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
元嘉二十四年（447年），胡藩的第十六子胡诞世、第十七子胡茂世，率领子侄二百多人，攻破郡县，想要奉立刘义康。
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
值交州刺史檀和之到达豫章，讨伐平定了他们。
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
于是迁徙刘义康到广州，仍然以沈邵代理广州事务。
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见第七节。
魏军前来侵犯瓜步，天下骚动，见第七节。
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451），正月，遣赐义康死。
文帝担心心怀异志的人或许会奉立刘义康作乱，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派人赐刘义康死。
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
大约刘义康这件事，推波助澜，前后共二十多年。
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
其中范晔谋乱这一节，事情极为可疑。
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
为什么呢？朝廷不与某家联姻，并不是当时士大夫所引以为耻的。
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足雪之？
如果以家庭内部被人议论为耻，作乱难道足以洗雪吗？
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
范晔蒙受文帝的恩顾，不能说不多，即使与沈演之比，厚薄稍有不同，又何至于深怀怨恨，冒险去干会诛灭全族的事呢？
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
当是时的刘义康，哪里是容易扶助的人，何况范晔与他早已离心，根本不是刘湛可比的呢？
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蔚宗字。
王鸣盛说：“孔熙先劝说引诱范蔚宗，蔚宗是范晔的字。
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范蔚宗开始时执意不回头，最终也只是默然不答，他不听从是很显然的，反而说他的谋逆之意就此定下来；范蔚宗对文帝说，刘义康的奸恶征兆已经显露，将要成为祸乱的阶梯，反而说他是想要探察皇上的意图；这都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从而编造出来的说辞。
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技俩，是何言与？
竟然说：在武帐冈饯行时，范蔚宗等人约定在那天作乱，区区的文弱书生，想要学寿寂之、姜产之（刺杀）的伎俩，这是什么话呢？
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
案《宋书》记载这件事，只说因为差错变动，没能发动而已。
《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
《南史·范晔传》则说：许耀在文帝身边侍候，扣着佩刀用眼睛示意范晔，范晔不敢看，不久就散席了，因为差错变动，没能发动。
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
当时兵权在许耀手里，许耀如果想发动，何必向范晔请命？
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
这正是所谓的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从而编造出来说辞的。
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
史事真相没有被流传下来的，后人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附会，进行弥缝。
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
看起来似乎可信，实际上却更加背离了事实。
《南》、《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南史》、《北史》所采用的，固然有足以补充订正旧史的地方，但这等地方也不少，不可不分别看待。
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
范晔刚被收捕时，不肯服罪，自己辩解说：如今宗室如磐石般稳固，藩镇重臣如高山般峙立，假使有人侥幸的暗地里发动变乱，各地的方镇就会立刻来讨伐，又有谁能够不被诛灭呢？
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
况且臣的职位已经过高了，再升一级两级，自然会达到，又怎么会用灭族的代价来换取这些呢？
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
又说：我一直想要上报皇上，但叛逆的图谋还未显著；又希望这件事能够自行消弭，所以拖延到今天。
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
既然如此，那么范蔚宗只是知情不报，竟然就把他当作首倡作乱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
《宋书》完全依据当时罗织罪名的口供来书写，但还详细记载了他的自辩之语，《南史》把这些也删掉了，那么范蔚宗的冤屈就再也无法昭雪了。”
《宋书》言晔不即首款，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辩之乎？”
《宋书》说范晔不立即首服，文帝又派人问他说：“孔熙先近来就在华林门外，你愿意当面跟他辩论吗？”
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
范晔辞穷，就说：“孔熙先如果诬蔑牵涉我，我又能怎么办？”
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苻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
孔熙先听说范晔不服，笑着对殿中将军沈邵之说：“所有各项部署，以及符命、檄文、书信，都是范晔所写作和修订的，怎么到了今天，却如此抵赖推托呢？”
上示以墨逃，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云云。
文帝把笔迹给他看，范晔这才陈述了本末，说了“一直想要上报”等等的话。
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
那天夜里，文帝派尚书仆射何尚之去看他，问他说：“你的事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尚之曰：“卿自应解。
何尚之说：“你自己应该明白。”
晔曰：“外人传庾尚书庾炳之。
范晔说：“外间传言庾尚书（庾炳之）。
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
谋逆的事，听孔熙先说过这些，我轻视他是个年轻人，没有放在心上，今天忽然受到责罚，才觉得是罪过。
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
您正要凭道义辅佐当今之世，让天下没有冤屈，我死了之后，仍希望您能明白我的心意。”
夫使苻檄书疏，皆出于晔，尚何得喋喋咕咕？
假使符命、檄文、书信都出自范晔，他又何能喋喋不休地说这些话？
观其对何尚之之言，则是逆谋惟闻诸熙先，此外罪状，悉属诬妄矣。
看他回答何尚之的话，可知叛逆的图谋只是从孔熙先那里听说过，此外的罪状，全都是诬蔑不实的了。
王氏谓《宋书》所据，皆当日锻炼之辞，诚不诬也。
王氏说《宋书》所依据的，都是当日罗织罪名的口供，确实不是虚言。
此狱主谋，实惟熙先，熙先非端人，其必欲诬引晔，或正以其不同而怨之，而陷之邪？
这一案件的主谋，实际上只有孔熙先，孔熙先不是正派人，他一定想要诬蔑攀连范晔，或许正是因为范晔与他不同而怨恨他，从而陷害他呢？
此亦不能为作《宋书》者咎。
这也不能责怪撰写《宋书》的人。
史家行文，不能以己意为事实，亦断不能事事附以己意，加之辨正；据所传旧文书之，而其真伪则待后人自辨，固作史之道应尔；后人误以狱辞为事实，此自后人无识，作史者不任咎也。
史家写文章，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事实，也绝对不能事事都附以自己的见解，加以辨明订正；根据所流传的旧文来书写，而其中的真伪则等待后人自己去辨别，这本来是作史的原则所应当如此的；后人误把狱辞当作事实，这是后人没有见识，作史的人不承担这个责任。
惟如《南史》之轻于刊落，则实不免粗疏耳。
只是像《南史》那样轻易地删削，则实在不免粗疏了。
《徐湛之传》言：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实，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归郡。
《徐湛之传》说：范晔等人谋逆，徐湛之开始时与他们同谋，后来告发了他们，所陈述的多有不实，被范晔等人的供辞所牵连，就到廷尉去自首归罪，文帝安慰他并让他回到本郡。
《何尚之传》言：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大祖：“宜出为广州。
《何尚之传》说：范晔担任参预机密的职务，何尚之觉察到他的意趣不正常，禀告太祖：“应该把他外放为广州刺史。
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
如果他在朝廷内酿成祸端，就不得不用斧钺加以诛戮，屡次诛杀大臣，有损于皇上的教化。”
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
文帝说：“当初诛杀了刘湛等人，正想要超拔提升后进。
晔事迹未彰，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
范晔的事迹尚未彰明，就预先加以贬斥，各方会将认为你们不能容纳人才，以为我是听信接受谗言的人。
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
只要让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会引发大的变故。”
观此二事，亦可见晔之罪状，必非真实也。
从这两件事来看，也可以看出范晔的罪状，必定不是真实的。
《何尚之传》语，乃事后附会之辞。
《何尚之传》中的话，是事后附会的言辞。
尚之或欲出晔，必不能逆亿其有逆谋。
何尚之或许想要外放范晔，必定不能预先知道他有叛逆的图谋。
苟逆忆其有逆谋，而文帝以如此之辞拒之，尚之又何以自容邪？
如果预先知道他有叛逆的图谋，而文帝用这样的话来拒绝他，何尚之又怎么能自我容身呢？
然晔虽未与逆谋，谓非知情不举固不可。
然而范晔虽然没有参与叛逆的图谋，但要说他不是知情不报也是不对的。
而当日之知情不举者，又何止晔一人？
而当时知情不报的人，又何止范晔一个？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义在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谓为非正，而当时之人，乃视犯上作乱，恬不为怪如此，此其君臣相杀之祸，所以史不绝书与？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这个道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固然不能说是不正当，而当时的人，竟把犯上作乱看得如此不以为怪，这也就是君臣互相残杀的灾祸，在史书上之所以不绝于笔的原因吧？
义康一案，《宋书》所载者，颇多义康一面之辞。
刘义康这一案件，《宋书》所记载的，有很多是刘义康一面之词。
如《义康传》云：素无术学，暗于大体。
例如《刘义康传》说：他素来没有学问，不了解大体。
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
自认为兄弟之间至亲，不再存有君臣之间的仪式和界限。
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
在安成郡，读书时读到淮南厉王的事，放下书叹息说：“前代竟然有这样的情况，我获罪也是应当的。”
夫义康之得罪，非以不存形迹也。
刘义康获罪，并不是因为不存君臣的形迹。
即以形迹论，义康与文帝，非田舍兄弟也，身居总录，又长吏职，而可诿为不知乎？
即使从形迹来论，刘义康与文帝，并不是乡村里的兄弟，他身居总录朝政的高位，又擅长吏职，难道可以推托说是不知吗？
《殷景仁传》言：诛刘湛后，为扬州刺史，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崇，此为湛不平者所造作也。
《殷景仁传》说：诛杀刘湛之后，殷景仁任扬州刺史，拜官之后，便觉得自己的情理乖张错乱，一个多月后去世，有人说这是被刘湛的鬼魂作祟，这是为刘湛抱不平的人所编造出来的。
观此等，亦可见当时私党之盛，及其时天泽之分之不严。
看这些，也可以看出当时私党势力的盛行，以及当时君臣名分的不严格。
范晔诛后，庾炳之以为何尚之所奏免官。
范晔被诛后，庾炳之被何尚之所弹劾而被免官。
文帝所任者，为江湛及徐湛之，湛，元嘉二十五年（448）为侍中，任以机密。
文帝所任用的人，是江湛和徐湛之，江湛在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任侍中，被委任以机要事务。
二十七年（450），转吏部尚书。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转任吏部尚书。
湛之，范晔之败，出为南兖州刺史。
徐湛之在范晔失败后，外放为南兖州刺史。
二十六年（449），复入为丹阳尹。
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又入朝任丹阳尹。
二十七年（450），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大子分守石头。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军到达瓜步，徐湛之领兵配置僚佐，与皇太子分守石头城。
二十八年（451），转尚书右仆射，领护军将军。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领护军将军。
何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
何尚之虽然任尚书令，但朝廷事务全都归于徐湛之。
史称炳之内外归附，势倾朝野。
史书上说庾炳之内外都有人归附，权势倾动朝野。
领选既不辑众论，又颇通货贿。
他掌管铨选，既不能协调众人议论，又颇为广泛地接受贿赂。
何尚之密奏其“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
何尚之秘密奏报他的“种种恶行纷纭，超过了范晔，所缺少的只是做贼的一件事罢了。”
“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
“遍观古今，没有众口喧腾的过错，接受贿赂数百万，还能得到如今这样的高官厚禄的。”
二十五年（448），乃免官。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才被免官。
尝为上所召，直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
他曾被文帝召见，刚好在洗衣服，就称病一整天，等衣服做好后才去。
后来元凶之难，亦能守节不移。
后来在元凶刘劭的祸难中，也能坚守节操不移。
则文帝所任之人，亦得失互见也。
可见文帝所任用的人，也是得失互见的。
晋之末叶，北方诸国，相次衰颓，拓跋氏兴于代北，气力较完，诸国遂悉为所并，说已见前。
晋朝的末叶，北方各国，相继衰败颓落，拓跋氏在代北兴起，实力比较完整，各国于是全被它吞并，这种说法已见于前。
是时拓跋氏初兴，虽有食牛之气，未成封豕之形；且其内衅甚多，可乘之隙实不少。
当时拓跋氏刚刚兴起，虽然有吞食牛（比喻强大）的气势，尚未形成大猪般（比喻贪婪）的形态；而且它的内部祸患很多，可以乘机的空隙实在不少。
惜乎中国亦多故；且自东渡已来，未尝以恢复为务，在北方之实力大薄，遂无以乘之，而听其坐大也。
可惜中国也多变故；而且自从东渡以来，未尝以恢复中原为要务，在北方的实力非常薄弱，于是没有办法乘机，而听任它逐渐坐大。
拓跋氏之初兴，即有觊觎中原之意，观前所述猗卢、郁律、什翼犍之事可知。
拓跋氏当初兴起时，就有觊觎中原的意图，从前面所述的拓跋猗卢、拓跋郁律、拓跋什翼犍的事情就可以知道。
道武中兴，所注意者似在魏，其时与西燕且似有成约，说亦见前。
道武帝中兴，他注意的似乎是在魏国，当时与西燕且似乎有约定，这种说法也见于前。
天兴元年（398），晋安帝隆安二年。
天兴元年（398年），晋安帝隆安二年。
克邺，史称其有定都之意，然卒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而北。
攻克邺城，史书上说他有定都在那里的意思，然而最终还是迁徙了山东六州的民吏以及徒何（即鲜卑慕容部）、高丽、各杂夷共三十六万，还有百工技巧十多万人到北方去。
是岁七月，遂定都平城。
这一年的七月，于是定都平城。
时于邺置行台，至天兴四年（401），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亦罢之。
当时在邺城设置了行台，到天兴四年（401年），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也撤销了。
盖其力实未足控制中原，故不敢自安也。
大概它的实力实在不足以控制中原，所以不敢自然居留。
天兴四年（401），以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
天兴四年（401年），任命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兵骑兵二万，向南攻取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
略地至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
攻占土地到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
其明年，晋安帝元兴元年（402）。
第二年，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
道武自将破姚兴于乾壁。
道武帝亲自领兵在乾壁打败姚兴。
又明年，元兴二年（403）。
又过了一年，元兴二年（403年）。
《魏书·本纪》言：是岁五月，大简车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
《魏书·道武帝纪》说：这一年五月，大规模地检阅车马军队，将要攻略江、淮，平定荆州、扬州的变乱。
其明年，为天赐元年（404），元兴三年。
下一年，是天赐元年（404年），即元兴三年。
四月，使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直玄败而还。
四月，派公孙表出使到江南，以观察桓玄的破绽，恰好桓玄失败而返回。
是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者，行道相寻。
这年秋天，江南大乱，流民背着孩子逃奔淮北的，在道路上接连不断。
《魏书》之言，固多夸侈，然是时江南有衅，则系实情，而魏迄不能有所举动，固知其力实有限也。
《魏书》的话，固然多有夸张，但当时江南有祸乱，却是实情，而北魏始终不能有所行动，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实力确实有限。
道武末年，似病狂易。
道武帝末年，好像得了疯癫病。
史云由寒食散发。
史书上说是因为服用寒食散，药性发作。
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矣。
大概代北的风气，本来崇尚野蛮，道武帝的性格又暴虐乖戾，再加上药力的助益，于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天赐六年（409），晋义熙五年也，为其子绍所杀。
他在天赐六年（409年），晋义熙五年，被他的儿子拓跋绍所杀。
子嗣，戡乱自立，是为大宗明元帝。
儿子拓跋嗣，平定变乱自立，这就是太宗明元帝。
《魏书·道武纪》云：初帝服寒食散，药数动发，至此逾甚。
《魏书·道武帝纪》说：当初道武帝服用寒食散，药性多次发作，到这时更加严重。
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
有时几天不吃饭，有时通宵不睡。
归咎群下，喜怒乖常。
把过错归咎于臣下，喜怒无常。
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
说百官和左右的人，都不可信。
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
担心像天文占卜所预示的，或许会有身边的忧患。
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
追思过去的成败得失，整日整夜，独自说话不停，好像旁边有鬼魂在和他对答。
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
朝臣来到面前，他回忆他们过去的坏处，都被杀害。
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
其余的人有的因为脸色改变，有的因为呼吸不均匀，有的因为走路不合节拍，有的因为说话失误，道武帝都认为他们心中怀有恶意，在表面上显现出来，于是亲手殴打。
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
于是朝廷和民间的人心，各自心怀危险恐惧。
有司懈怠，莫相督摄。
有关部门懈怠，没有人互相督促。
百工偷劫，盗贼公行。
各种工匠偷窃抢劫，盗贼公开横行。
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耳。”
道武帝也听说了，说：“朕放纵他们才这样的，等到过了灾年，再重新治理罢了。”
夫所杀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间，人为希少？
被杀的人果真是只限于朝臣的话，何至于街巷之间，人都很少了呢？
说不足信，无俟深辩。
这种说法不足为信，无需深辩。
《宋书·索虏传》言：先是有神巫，诫开：《索虏传》：道武名开，字涉珪。
《宋书·索虏传》说：在此之前有个神巫，告诫拓跋开（《索虏传》说：道武帝名开，字涉珪。）
“当有暴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
“将会有暴烈的灾祸，只有诛杀清河郡，杀掉万民，才可以免除。”
开乃灭清河一郡；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
拓跋开于是灭掉清河一郡；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
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
常常亲自动手杀人，想要让被杀的人满一万。
或乘小辈，手自执剑，击担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
有时乘坐小车，亲手执剑，击打担辇人的脑袋，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替代。
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名万人知其处。
夜里常常变换睡觉的地方，人们无法知道，只有名叫“万人”的爱妾知道他的所在。
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
万人与拓跋开的儿子清河王私下通奸。
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
让万人做内应，夜里趁拓跋开独自一人时，杀了他。
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
拓跋开临死时说：“清河、万人的话，就是指你们啊。”
敌国传闻，固难尽审，然道武所杀，必不止于朝臣，则可信矣。
敌国的传闻，固然难以完全准确，但道武帝所杀的人，必定不止于朝臣，这是可以相信的。
此皆中国之遗黎，沦没不能自拔者也。
这些人都是中原的遗民，沦陷而不能自拔的人啊。
道武所杀朝臣，如和跋、奚牧、莫题、庾岳、贺狄干、李栗等，其罪名皆莫须有，传见《魏书》卷二十八。
道武帝所杀的朝臣，比如和跋、奚牧、莫题、庾岳、贺狄干、李栗等，他们的罪名都是“莫须有”，传见于《魏书》卷二十八。
晁崇及其弟懿，见《卫艺传》。
晁崇和他的弟弟晁懿，见《魏书·卫艺传》。
《魏书·清河王绍传》云：绍凶很险悖，不遵教训。
《魏书·清河王拓跋绍传》说：拓跋绍凶狠阴险悖逆，不遵从教导。
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
喜欢在街巷里轻浮游荡，抢劫行人，砍杀射击狗猪，以此作乐。
大祖尝怒之，倒县井中，垂死乃出。
道武帝曾为此事生他的气，把他倒挂在井里，快要死了才拉出来。
大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
明元帝常用道义教他责备他，于是就与他关系不和。
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大祖幽之于宫，将杀之。
而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有了过错，道武帝把她幽禁在宫中，将要杀她。
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
贺氏秘密告诉拓跋绍说：“你打算怎么救我？”
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
拓跋绍于是夜里和帐下及宦官几人，翻越宫墙入宫犯禁。
《大宗纪》云：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大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说：当初明元帝的母亲刘贵人被赐死，道武帝告诉他（明元帝）说：“从前汉武帝将要立他的儿子，先杀掉他的母亲，不让妇人在以后参与国政，使外戚作乱。
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你应当继承君位，所以我远法汉武帝，作长久的打算。”
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
明元帝一向纯孝，哀伤哭泣不能自已。
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
明元帝回到宫中，哀伤不能自已，日夜号啕哭泣。
左右曰：“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
手下人说：“现在陛下正在盛怒，进去或许有不测。
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
不如暂且出去，等怒气消了再进去，也不晚。”
《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
《魏书·皇后传》说：魏先例，后宫生下儿子，将要成为太子继承人的，他的母亲都要被赐死。
大祖末年，后以旧法薨。
道武帝末年，皇后因为旧例而薨逝。
夫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果系故事，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何必远征汉武？
北魏在道武帝以前，哪里有什么建立太子的事？果真是先例，道武帝只说要上遵祖制就可以了，何必远远地引征汉武帝的事呢？
《后传》之说，其为诬罔，不辩自明。
《皇后传》的这种说法，是诬蔑不实，无需辩论自可明白。
综观始末，似大宗先因母咎获谴，而绍又继之也。
综合来看事情的始末，似乎是明元帝先因为母亲获罪而受到责罚，而拓跋绍又接着这样做。
绍母为献明皇后道武母。
拓跋绍的母亲是献明皇后（道武帝的母亲）的妹妹。
贺氏即贺兰氏，在代北故为强部，道武倚以复国，而其后为好不卒，致动干戈，实力服而非心服。
贺氏就是贺兰氏，在代北本来是一个强部，道武帝依靠它来恢复国家，但后来友好不能善终，以致兵戎相见，实际上是力量征服而不是心悦诚服。
是役也，《绍传》言肥如侯贺护，举逢于安阳城北，汉代郡东安阳县城，在今察哈尔蔚县西北。
这一事件中，《拓跋绍传》说肥如侯贺护，在安阳城北举事，安阳城是汉代代郡的东安阳县城，在今察哈尔蔚县西北。
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
所以贺兰部族的人都去奔赴他。
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
其余的旧部，也率领子弟，招集族人，往往聚集在一起。
护，《外戚传》作泥，为讷从父弟悦之子。
贺护，在《外戚传》中写作贺泥，是贺讷的从父弟贺悦的儿子。
《传》称贺兰部人至大宗即位乃罢，盖几酿成大变矣。
《外戚传》说贺兰部族的人直到明元帝即位才罢休，大概几乎酿成了大变故。
惟东宫旧臣王洛儿、车路头从之。
只有东宫旧臣王洛儿、车路头跟从他。
《洛儿传》云：大宗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
《王洛儿传》说：明元帝白天居住在山岭上，夜里回到王洛儿家。
洛儿隣人李道，潜相奉结。
王洛儿的邻人李道，暗中提供帮助并与他结交。
绍闻，收道斩之。
拓跋绍听说了，逮捕李道并杀了他。
洛儿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
王洛儿仍然冒艰难险阻，往返于京都（指平城），与大臣们通消息。
《绍传》云：大宗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
《拓跋绍传》说：明元帝隐居在山中，派人夜里告诉北新侯安同。
至城西，卫士执送绍。
到了城西，卫士抓住拓跋绍，押送过来。
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
诛杀了帐下宦官、宫中作内应的人十几个。
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
那些先前犯驾的人，群臣在城南的大街上把他们活活切割成块吃了。
《北史》言昭成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关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北史》说昭成帝有九个儿子：庶长子是拓跋寔君，次子是献明帝，三子是秦王拓跋翰，四子是拓跋关婆，五子是拓跋寿鸠，六子是拓跋纥根，七子是拓跋地干，八子是拓跋力真，九子是拓跋窟咄。
献明帝似无其人，窟咄尝与道武争国，皆已见前。
献明帝似乎没有这个人，拓跋窟咄曾与道武帝争夺国家，都已见于前文。
秦王翰子曰卫王仪，曰阴平熹王烈，曰秦愍王觚。
秦王拓跋翰的儿子是卫王拓跋仪、阴平熹王拓跋烈、秦愍王拓跋觚。
寿鸠子曰常山王遵。
拓跋寿鸠的儿子是常山王拓跋遵。
纥根子曰陈留桓王虔。
拓跋纥根的儿子是陈留桓王拓跋虔。
虔子曰朱提王悦，陈留景王崇。
拓跋虔的儿子是朱提王拓跋悦、陈留景王拓跋崇。
地干子曰毗陵王顺。
拓跋地干的儿子是毗陵王拓跋顺。
力真子曰辽西公意烈。
拓跋力真的儿子是辽西公拓跋意烈。
关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皆无事述可见。
拓跋关婆、拓跋寿鸠、拓跋纥根、拓跋地干、拓跋力真，都没有什么事迹可以记述。
觚为慕容驎所杀，事亦见前。
拓跋觚被慕容驎所杀，事情也见于前文。
《遵传》云：好酒色。
《拓跋遵传》说：拓跋遵喜好饮酒女色。
天赐四年（407），晋义熙三年。
天赐四年（407年），晋义熙三年。
坐醉乱，失礼于大原公主，赐死。
因为在酒醉时行为混乱，对太原公主失礼，被赐死。
顺，柏肆之败欲自立，亦已见前。
拓跋顺，在柏肆之败时想要自立，也见前文。
其《传》云：道武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
他的《传》说：道武帝喜好黄老之学，多次召见诸位王公和朝臣，亲自为他们解说。
惟顺独坐寐，不顾而唾。
只有拓跋顺独自坐着睡觉，连看也不看就吐唾沫。
夫道武岂能知黄、老者？即谓所谓黄、老，乃方士所托，道武好服食，故知其名，亦安能说其义？
道武帝哪里能懂得黄老之学？即使所说的黄老，是方士所依托的，道武帝喜好服食丹药，所以知道它的名目，又哪里能解说它的义理呢？
且方士之为药物者，亦曷尝有义可说？
况且方士所配制的药物，又何尝有什么义理可说？
是顺之废，其罪状不可知也。
这样看来，拓跋顺被废黜，他的罪状是不得而知的。
《意烈传》云：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
《拓跋意烈传》说：拓跋意烈先被慕容垂所俘获，道武帝征讨中山时，见第四章第二节。
弃妻子，迎于井陉。
他抛弃妻子儿女，在井陉迎接道武帝。
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大守。
等到平定了中原，他有战功和俘获的功劳，被赐爵辽西公，被任命为广平太守。
时和跋为邺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邺。
当时和跋担任邺城的行台，拓跋意烈性情雄壮耿直，自以为是皇帝的同族，耻于位居和跋之下，于是暗中纠结徒党，将要袭击邺城。
此时而欲袭邺，云以耻居和跋下，其谁信之？
在这个时候想要袭击邺城，说是以屈居和跋之下为耻，这话谁会相信呢？
卫王仪，在道武之世，战功最多。
卫王拓跋仪，在道武帝时代，战功最多。
及道武破燕，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
等到道武帝攻破后燕，准备回代都时，设置中山行台，下诏让拓跋仪以尚书令的身份镇守。
寻征仪，以丞相入辅。
不久征召拓跋仪，以丞相的身份入朝辅佐。
《仪传》云：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
《拓跋仪传》说：上谷人侯岌、张衮，代郡人许谦等，在当时很有名望。
上谷、代郡，皆见第三章第八节。
上谷、代郡，都见于第三章第八节。
初来入军，闻仪待士，先就仪。
他们刚来加入军队时，听说拓跋仪优待士人，先去投靠了他。
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
拓跋仪对他们都以礼相待，一同谈论当世的事务。
谦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
许谦等三人说：“平原公有大才干，世上少见的谋略，我们应当追随他。”
道武以仪器望，待之尤重。
道武帝因为拓跋仪的器量名望，对待他尤其尊重。
数幸其第，如家人礼。
多次驾临他的府第，像家人一样的礼节。
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
拓跋仪仗恃功劳和宠爱，于是与宜都公穆崇埋伏甲士谋乱。
祟子逐留，在伏士中。
穆崇的儿子穆逐留，在伏兵之中。
道武召之，将有所使。
道武帝召他，将要有事派遣他。
逐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
穆逐留听说召见，担心事情败露，翻墙告发了这事。
《崇传》云：天赐三年（406）薨。
《穆崇传》说：天赐三年（406年）穆崇去世。
先是卫王仪谋逆，崇豫焉，大祖惜其功而秘之。
在此之前卫王拓跋仪谋反，穆崇参预了，道武帝怜惜他的功劳而隐瞒了这事。
及有司奏谥，大祖亲览谥法，至述义不克曰丁，大祖曰：“此当矣。
等到有关部门奏上谥号，道武帝亲自翻阅谥法，看到“述义不克”叫做“丁”，道武帝说：“这个就恰当了。”
案刘显之谋，窟咄之难，大祖皆赖崇以免，可谓心膂之臣，而亦与仪通谋，大祖且不敢举发，仪之声势可知矣。
案刘显的阴谋，拓跋窟咄的祸难，道武帝都是靠穆崇才得以幸免，穆崇可以说是他的心腹之臣，然而也和拓跋仪通谋，道武帝尚且不敢揭发，拓跋仪的气势和势力可以想见了。
天赐六年（409），天文多变。
天赐六年（409年），天文多次发生变化。
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
占卜的人说：“将会有叛逆之臣，遍地伏尸流血。”
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
他杀了不少公卿，想要以此压禳上天的灾变。
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
拓跋仪内心不自安，单人独马逃走了。
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
道武帝派人追上并抓住了他，于是赐死。
观下文所引《陈留景王崇传》，仪之死，恐亦未必如史之所云也。
看下面所引的《陈留景王拓跋崇传》，拓跋仪的死，恐怕也未必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
《悦传》云：悦袭封后为宗师。
《拓跋悦传》说：拓跋悦承袭封爵后担任宗师。
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
拓跋悦仗恃宠爱骄傲自矜，常常对所亲近的王洛生之类的人说：“一旦皇帝驾崩，我只需避开卫王（拓跋仪），除此之外还有谁在我前头？”
初姚兴之赎耿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
当初姚兴要赎回耿伯支，拓跋悦送他回去，途中经过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
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
拓跋悦于是暗中引诱豪杰，以取得他们的好感。
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
后来遇到事情被贬谪逃亡，投奔到雁门，策划收罗豪杰，想要做不法之事。
明元即位，引悦入侍。
明元帝即位，召拓跋悦入宫侍奉。
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
他对明元帝说：“京城里混杂的人，不可靠，应当杀掉那些异类。”
又云：“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
”又说：“雁门人多狡诈，也可以杀掉。”
怀刃入侍，谋为大逆。
怀藏利刃入宫侍奉，图谋大逆。
案《安同传》云：大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技巧，众皆响应奉迎。
案《安同传》说：明元帝在外，派人夜里告诉安同，让他收合百工技巧人员，众人都响应前来奉迎明元帝。
所谓百工技巧，疑即天兴元年（398）所徙，此亦当在京师杂人之列。
所说的百工技巧，怀疑就是天兴元年（398年）所迁移来的，这些人也应当属于京师杂人的行列。
是时贺兰部屯聚安阳，诸部亦往往相聚，盖皆内怀疑贰，大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倾清河也。
当时贺兰部屯集聚集在安阳，各部也常常聚集在一起，大概都是内心怀有疑贰，明元帝不能够用代北各部，于是借助新迁来的汉人，来倾覆清河王拓跋绍。
《烈传》云：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明元。
《拓跋烈传》说：拓跋绍的叛逆，百官没有谁敢发声，只有拓跋烈走到外面，假装归附拓跋绍，招募捉文明元帝的人。
自延秋门出，遂迎立明元。
他从延秋门出去，于是迎立了明元帝。
《祟传》云：卫王死后，道武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
《拓跋崇传》说：卫王拓跋仪死后，道武帝想敦促宗亲之间的情义，下诏召请各王的子弟入宫赴宴。
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
常山王拓跋素等三十多人，都说自己和卫王有牵连，疑惧，都出逃了，准备投奔柔然。
然则当时宗室之中，不怀疑叛者，惟烈、崇二人而已，犹未知其果出本心，抑事势邂逅，不得不然也。
然而当时宗室之中，不怀有疑贰背叛之心的，只有拓跋烈、拓跋崇二人而已，还不知道他们果真是出于本心，还是事势巧合，不得不然。
清河之变，盖不减六修之难。
清河王拓跋绍的变乱，大概不亚于六修之难。
然六修之难，卫雄、箕澹，能率晋人南归，而清河之变，播迁之百工技巧，只为明元之奉，则以六修难时，刘琨在北，声势相接，清河变时则不然也。
然而六修之难时，卫雄、箕澹能够率领晋人南归，而清河变乱时，辗转迁移的百工技巧人员，只成为了明元帝的奉迎力量，这是因为六修之难时，刘琨在北方，声势可以呼应，而清河变乱时则不是这样了。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也，亦必我有以兼之、攻之、取之、侮之而后可。
兼并弱小的、攻取昏昧的、夺取混乱的、欺侮将亡的，这是用兵的良法，但也必须我有能力去兼并、攻取、夺取、欺侮才行。
不然，纵机会日至，亦何益哉？
否则，纵使机会每天到来，又有什么用处呢？
明元雄略，迥非道武之伦，故宋武戡定关中，审慎迟回，卒不敢救。
明元帝的雄才大略，远不是道武帝所能比拟的，所以宋武帝平定关中后，审慎迟疑，终究不敢救援（关中）。
然明元亦非忘情猾夏者，故宋武一死，而兵衅遂启，其事别见第四节。
然而明元帝也不是对侵扰华夏忘情的人，所以宋武帝一死，双方的兵端就开启了，这件事别见于第四节。
明元旋死，子焘立，是为魏世祖大武皇帝，而其猾夏弥甚矣。
明元帝不久也死了，儿子拓跋焘即位，这就是魏世祖太武皇帝，他侵扰华夏更加厉害了。
《魏书·明元纪》：泰常七年（422），宋武帝永初三年。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泰常七年（422年），宋武帝永初三年。
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
四月甲戌日，封皇子拓跋焘为泰平王。
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几。
当初明元帝一向服食寒食散，连年药性发作，不能承受繁多的事务。
五月，诏皇大子临朝听政。
五月，下诏让皇太子临朝处理政务。
当时实未立大武为大子，疑当作皇长子。
当时实际上并没有立太武帝为太子，怀疑应当是皇长子。
八年（423），宋少帝景平元年。
泰常八年（423年），宋少帝景平元年。
十有一月，帝崩于西宫。
十一月，明元帝在西宫去世。
大武监国后，明元避居之处，见下。
这是太武帝监国之后，明元帝避居的地方，见下文。
《世祖纪》云：大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
《魏书·世祖纪》说：世祖是太宗明元皇帝的长子。
《皇后传》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
《魏书·皇后传》说：明元密皇后杜氏，是魏郡邺县人，阳平王杜超的妹妹。
初以良家子选入大子宫。
当初以良家女子的身份被选入太子的宫中。
及大宗即位，拜贵嫔。
等到明元帝即位，被册拜为贵嫔。
泰常五年（420），永初元年。
泰常五年（420年），即刘宋永初元年。
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
世祖的保母窦氏，当初因为夫家犯事被诛，与两个女儿一同进入宫中。
性慈仁，勤抚导。
她性情慈祥仁爱，勤劳地抚育教导世祖。
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
世祖感激她的恩情与教导，奉养她如同亲生母亲。
《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
《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即太武帝拓跋焘）的母亲是汉人，被木末（即明元帝拓跋嗣）所杀。
自此已来，大子立，辄杀其母。
从这以后，太子即位，就杀掉他的母亲。
《宋书·索虏传》云：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
《宋书·索虏传》说：拓跋焘十五六岁时，不被拓跋嗣所了解，对待他像奴仆一样。
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
拓跋嗣起初立慕容氏的女儿为皇后，又娶了姚兴的女儿，都没有儿子，所以拓跋焘能够得以立为继承人。
《魏书·外戚传》：杜超，泰常中为相州别驾，魏于邺置相州。
《魏书·外戚传》：杜超，在泰常年间担任相州别驾，北魏在邺城设置相州。
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
当时因为法令禁止，不能与皇后通消息。
始光中，宋文帝元嘉元年（424）至四年（427）。
始光年间，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至四年（427年）。
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
世祖思念舅家，任命杜超为阳平公，娶南安长公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
以法禁不得通问，乃讳饰之辞。
“因为法令禁止不能通消息”，这是文过饰非的话。
焘母在魏宫，盖并无位号，后又因事为明元所杀。
拓跋焘的母亲在北魏宫中，大概并没有位号，后来又因事被明元帝所杀。
焘非藉窦氏保全之力，则得其长育之功，故感之甚深也。
拓跋焘不是靠窦氏的保全之力，就是得到她的长养教育之功，所以感激她非常深。
然其获建为继嗣，则又深得崔浩之力。
然而他能够得以建立为继承人，则又是深得崔浩之力。
74《浩传》云：大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
74《崔浩传》说：明元帝常常有轻微的疾病，怪异的事情屡次出现，于是派中贵人秘密地问崔浩说：“朕的病拖了一年，治疗没有好转，恐怕一旦突然去世，儿子们都还年少，将怎么办呢？”
浩曰：“自圣化隆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
崔浩说：“自从圣上的教化隆盛兴起以来，不尊崇太子，因此在永兴初年，国家几乎出现危险。
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几，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
如今应当尽早建立东宫，挑选公卿中忠诚贤能、陛下素来所委托依靠的人，让他们做师傅，左右亲信之臣、被陛下看中的，来充当宾客朋友；入朝总理各项政务，出朝统领军队政事，监国抚军，六种权柄掌握在手；那么陛下就可以优游自得、无所作为，保养精神以求长寿，进食医药。
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
万岁之后，国家有成熟的君主，百姓有所归依，那么奸邪之徒就会消除妄念，旁人也不会有觊觎之心。
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
这是万代的良好法典，防祸的最大措施。
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叡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
如今长子皇子拓跋焘，年龄渐渐有一周岁（应为“一周岁”或“渐长”之意），聪明睿智温和，为众人之心所系，及时立为太子，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
如果必须等他们都长大成人才来选择，就会颠倒天生的伦次，就会产生“履霜坚冰”的祸患。
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
自古以来，典籍所记载的，兴衰存亡，很少不是因为这事引起的。”
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
于是让崔浩捧着册书禀告宗庙，命令世祖为国家的副主，住在正殿临朝听政。
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
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在东厢房，面朝西。
浩与大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
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在西厢房，面朝东。
谓左右侍臣曰：“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
对左右侍臣说：“用这六个人辅佐，我与你们巡行四方，讨伐叛逆、安抚顺服，可以在天下称心如意了。”
会闻宋武之丧，遂欲取洛阳、虎牢、滑台。
恰好听说宋武帝去世，于是就想要攻取洛阳、虎牢、滑台。
世岂有不堪听政，而可以即戎者？
世上哪里会有不能承当听政，却可以领兵打仗的人呢？
然则谓明元传国，由于疾作，又魏史讳饰之辞也。
既然如此，那么说明元帝传位给太武帝，是因为疾病发作，就又成了北魏史书上文过饰非的话了。
其后献文传位孝文，亦自将出击柔然，然则以一人主国政，一人事征伐，盖拓跋氏之成法。
后来献文帝传位给孝文帝，也是亲自领兵出击柔然，可见从古以来以一人主持国政，一人从事征伐，大概是拓跋氏的成法。
75《序纪》言禄官、猗迤、猗卢三人，同时并立，禄官坐守，而猗迤、猗卢，并出经略，亦其类也。
75《序纪》说禄官、猗迤、猗卢三人，同时并立，禄官坐守，而猗迤、猗卢，都出去经营攻略，也属于这一类。
明元时，道武诸子，多先后殂谢，道武十男：明元、清河而外，曰浑，曰聪，皆早死，未封。
明元帝的时候，道武帝的儿子们，大多先后去世了，道武帝有十个儿子：除明元帝、清河王外，还有拓跋浑、拓跋聪，都早死，没有封王。
曰河间王修，曰长乐王处文，皆死于泰常元年（416），即晋义熙十二年；曰阳平王熙，死于泰常六年；曰河间王曜，死于泰常七年（422），即宋永初二年，三年；皆在大武监国之前。
儿子河间王拓跋修、长乐王拓跋处文，都死在泰常元年（416年），即晋义熙十二年；阳平王拓跋熙，死在泰常六年；河间王拓跋曜，死在泰常七年（422年），即宋永初二年（应为永初三年？依前文永初三年为422年，此处三年疑为三年之误）；这都在太武帝监国之前。
惟广平王连，至大武始光元年（424），即宋元嘉元年；京兆王黎，至大武神元年（428），即宋元嘉五年乃死。
只有广平王拓跋连，到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即宋元嘉元年；京兆王拓跋黎，到太武帝神䴥元年（428年），即宋元嘉五年才死。
而与大武并生者六人：曰乐平戾王丕，母大慕容夫人。
而和太武帝一起生活的（同辈？）有六个人：乐平戾王拓跋丕，母亲是大慕容夫人。
曰安定殇王弥，母氏阙。
安定殇王拓跋弥，母亲姓氏缺。
曰乐安宣王范，母慕容夫人。
乐安宣王拓跋范，母亲是慕容夫人。
曰永昌庄王健，母尹夫人。
永昌庄王拓跋健，母亲是尹夫人。
曰建宁王崇，曰新兴王俊。
建宁王拓跋崇，新兴王拓跋俊。
《刘洁传》云：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洁典东部事，弼典西部。
《刘洁传》说：世祖（太武帝）监国时，刘洁与古弼等人被选入东宫侍奉，应对综理机要事务，刘洁掌管东部事务，古弼掌管西部。
世祖即位，委以大任。
世祖即位后，把大任委托给他们。
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
刘洁私下对亲信说：“如果军队出征无功，皇帝不能返回的话，我将立乐平王（拓跋丕）。”
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
刘洁又让右丞张嵩找图谶，问“刘氏应当称王，继承国家的后代，我的确切姓名是什么？”
对曰：“有姓而无名。”
张嵩回答说：“有姓但没有名。”
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
刘洁与南康公狄邻以及张嵩等都诛灭三族，死了一百多人。
《丕传》云：坐刘洁事以忧薨。
《拓跋丕传》说：因为刘洁的事受牵连，忧虑而死。
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
儿子拓跋拔承袭爵位，后来因事被赐死，封国被废除。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
拓跋丕的死以及占卜者董道秀的死，高允于是写了《筮论》，说：“从前明元帝末年建造白台，台高二十多丈。
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
乐平王曾梦见登上白台，向四面望去什么都没有看见。
筮之，曰：‘大吉。
董道秀用蓍草占卜，说：‘大吉。
后事发，遂忧死，而道秀弃市。
后来事情败露，乐平王就忧虑而死，而董道秀被处死在街市上。”
《范传》云：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
《拓跋范传》说：刘洁的图谋，拓跋范听说而不告发。
健子仁，与濮阳王闾若文谋为不轨。
拓跋健的儿子拓跋仁，与濮阳王闾若文图谋不法。
崇子丽，文成时封济南王。
拓跋崇的儿子拓跋丽，在文成帝时被封为济南王。
后与京兆王杜文宝谋逆，父子并赐死。
后来与京兆王杜文宝图谋叛逆，父子都被赐死。
俊坐法削爵为公。
拓跋俊因犯法被削去王爵，降为公。
俊好酒色，多越法度。
拓跋俊喜好酒色，多次超越法度。
又以母先遇罪，而己被贬削，恒致怨望。
又因为母亲先前犯罪，而自己被贬削，常常心怀怨恨。
然则大武兄弟六人，始终无异意者，安定殇王一人而已，得毋以其殇故邪？
然而这样看来，太武帝兄弟六人，始终没有异心的，只有安定殇王一人罢了，莫非是因为他早殇的缘故吗？
乐平王之觊觎，早在明元之末，则明元之使大武监国，必非由于疾病。
乐平王的觊觎，早在明元帝末年，那么明元帝让太武帝监国，一定不是由于疾病。
六人之母，未必无贵于大武者，大武之得立，盖实以其长，崔浩盖以是动明元也。
他们六人的母亲，未必没有比太武帝的母亲更高贵的，太武帝能够得立为继承人，大概实在是因为他是长子，崔浩大概就是用这个理由来打动明元帝的。
《北史·长孙嵩传》云：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
《北史·长孙嵩传》说：明元帝卧病在床，向长孙嵩询问身后之事。
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
长孙嵩说：“立长子就顺理成章，凭德行就令人敬服。”
今皇长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
”如今皇长子贤明而且世嫡，是上天所命的，请立他为太子。”
乃定策，诏大武临朝监国。
于是定下国策，下诏让太武帝临朝监国。
浩实乃心华夏者，见第六节。
崔浩实在是心向华夏的人，见第六节。
岂以大武母为汉人而辅立之与？
难道是因为太武帝的母亲是汉人而辅佐立他为太子吗？
76然大武乃纯以鲜卑人自居。
76然而太武帝却是纯粹以鲜卑人自居的。
大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见《宋书·索虏传》。
太武帝写给宋文帝的信说：“你已经五十岁了，不曾出过门户，虽然自己勉强而来，像三岁的婴儿，又哪里知道我鲜卑人常年在马背上、战阵中的生活呢？”见《宋书·索虏传》。
《魏书·本纪》言其“性清俭率素。
《魏书·世祖纪》说他“性情清正俭朴，直率朴素。
服御饮膳，取给而已。
衣服、车马、饮食、膳食，只求够用而已。
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
他所宠幸的昭仪、贵人，穿的衣服没有两种颜色。
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
常常认为财物是军国之本，从不轻易浪费。
赏赐皆是死事勋戚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
赏赐都是给为国事而死的人和有功的亲戚家，对于亲戚和所宠爱的人，从未有过额外的给予。”
岂以其少见遇如仆隶，故习于俭素与？
难道是因为他小时候被对待像奴仆一样，所以习惯于俭朴吗？
又云：“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又说：“面对敌人时，常常与士兵们同在箭石之下，身边左右的人死伤者一个接一个，而皇帝神色自如，因此人人想着效命，所向无敌。
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
命令将领出兵，指导授予调度办法，听从命令的没有不取胜的，违背的往往失败。
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
他的性格又知人善任，从士兵行伍中提拔士人，只凭他才干所擅长的地方，不论其出身根底。”
言虽溢美，然《宋书·索虏传》亦言其“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则其长于用兵，自非虚言。
这些话虽然过誉，但《宋书·索虏传》也说他“壮健有体力，勇于战斗，攻城面对敌人，都亲自披甲戴盔”，可见他擅长用兵，自然不是空话。
于是南吞僭伪诸国，北攘柔然、高车，而祸之中于中国者亦弥深矣。
于是向南吞并了僭越伪立的各国，向北驱逐了柔然、高车，而施加于中国的祸患也更深了。
从来北狄之盛强，率以其裹胁之众，前已言之。
从来北方民族的强盛，大多是因为他们裹挟的部众，前面已经说过了。
拓跋氏此等经略，始于道武而盛于大武，实其盛强之大原因也。
拓跋氏这种经营攻略，始于道武帝而盛于太武帝，实在是他们盛强的主要原因。
漠南北之地，秦、汉之世，为匈奴所居；后汉匈奴西徙，则鲜卑继其后，其事已详《秦汉史》。
大漠南北的地区，秦、汉时代，是匈奴居住的地方；后汉时匈奴向西迁徙，则鲜卑接续其后，这事已经详见于《秦汉史》。
晋世鲜卑侵入中国，踵其后者，实惟铁勒。
晋朝时鲜卑侵入中国，跟在它们后面进来的，其实是铁勒。
铁勒之地，自天山之北，越两海而接拂菻，其蔓衍盖甚广。
铁勒的地域，从天山以北，跨越两海（即里海、黑海）到达拂菻（即东罗马），它们的蔓延衍展大概非常广阔。
其最近中国者，则高车也。
其中离中国最近的，就是高车。
《北史》云：高车，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
《北史》说：高车，最初的名号叫狄历，北方人称之为敕勒，中原人称之为高车、丁零。
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
他们的语言大致与匈奴相同，而时有小的差异。
77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77有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匈奴的外甥。
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案此即回纥之异译。
他们的种族有狄氏、袁纥氏（按：这就是回纥的异译）。
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
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
后文云：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后文说：高车的种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民间传说：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姿容非常美丽，国人都认为她们是神。
单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
单于说：“我有这样的女儿，怎么能配给人？要把她们嫁给天。”
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
”于是在国北无人之地筑起高台，把两个女儿放在台上，说：“请天自己来迎接。”
经三年，其母欲迎之。
过了三年，她们的母亲想要去接她们回来。
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闲耳。
单于说：“不行，时间还没到。”
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年不去。
又过了一年，有一只老狼，白天黑夜守在台下嚎叫，于是在台下穿了个洞穴，一年都没有离去。
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
小女儿说：“我父亲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想要把我们嫁给天，现在狼来了，或许是个神物，是上天让它这样。”
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
她姐姐大惊说：“这是畜生，岂不是辱没了父母？”
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
妹妹不听从，下去做了狼的妻子并生了儿子。
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所以那个种族喜好拉长声音长歌，又像狼嚎。
铁勒与突厥同族，此观突厥神话亦托于狼可知。
铁勒与突厥是同族，这一点看突厥的神话也依托于狼就可以知道。
高车一枝，则铁勒之最东而与匈奴混者，故其语同，而其神话亦与匈奴相涉也。
高车这一支，则是铁勒最东部而又与匈奴混合的，所以他们的语言相同，而他们的神话也与匈奴相关联。
《北史》又云：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
《北史》又说：没有统管全体的大帅，每个种族各有自己的君长。
为性粗猛，党类同心。
他们性情粗犷勇猛，同党同类人同心。
至于寇难，翕然相依。
至于遇到寇盗祸难，就齐心协力互相依靠。
斗无行陈，头别冲突。
战斗时没有行列阵势，各自向前冲杀。
盖其部族未能统一，亦无法制，故不能为患。
大概是因为他们的部族未能统一，也没有法令制度，所以不能够成为大的祸患。
然有能抚而有之者，则其众固足用矣。
然而要是有能够安抚并占有他们的人，那么这些部众本来就是足够使用的。
其地在鹿浑海西北百余里。
他们的所在地在鹿浑海西北一百多里。
鹿浑海，盖今蒙古三音诺颜汗部之桑金达赖泊也。
鹿浑海，大概就是今天蒙古国三音诺颜汗部的桑金达赖泊。
铁勒部落近于魏者，尚有吐突隣、解如、纥突隣、纥奚、侯吕隣、薛干、即赫连勃勃所奔。
离北魏近的铁勒部落，还有吐突隣、解如、纥突隣、纥奚、侯吕隣、薛干（就是赫连勃勃所投奔的）。
黜弗、素古延、越勤倍泥等。
黜弗、素古延、越勤倍泥等。
时又讨库莫奚、袁纥、即上高车六种之一。
当时又讨伐库莫奚、袁纥（就是上面高车六种之一）。
叱奴、豆陈等部，破之。
叱奴、豆陈等部，攻破了他们。
其事在登国三年（388）至八年（393）间，晋孝武帝大元十三至十八年。
这些事在登国三年（388年）到八年（393年）之间，即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到十八年。
皆见《魏书·大祖纪》及《高车传》：此实魏之所以骤强。
都见于《魏书·太祖纪》和《高车传》：这实在是北魏之所以突然强盛的原因。
然亦有始终不服者，则柔然是也。
然而也有始终不服从的，则是柔然。
《北史·蠕蠕传》云：姓郁久闾氏。
《北史·蠕蠕传》说：柔然姓郁久闾氏。
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肩，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
当初在神元帝末年，抢掠的骑兵中有人抓到一个奴仆，头发刚齐肩，忘了本来的姓名，他的主人给他起名叫木骨闾。
木骨闾与郁久闾声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
木骨闾与郁久闾读音相近，所以后来子孙就以这作为姓氏。
此盖魏人造作之说，以奴虏诬柔然之先。
这大概是北魏人编造出来的说法，用奴隶、俘虏来诬蔑柔然的祖先。
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
木骨闾长大成人后，被免除奴仆身份成为骑兵。
穆帝时，坐后期当斩。
穆帝时，因为误了期限应当斩首。
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隣部。
逃亡躲藏在广阔的沙漠溪谷之间，招集逃亡的人，得到一百多人，依附纯突隣部。
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
木骨闾死后，儿子车鹿会，勇武雄健，开始有部众，自称柔然。
后大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后来太武帝因为他们无知，样子形状像虫，所以改他们的称号为蠕蠕。
案蠕蠕与柔然，实即一音之异译。
案蠕蠕与柔然，实际上是一个读音的异译。
此非更其名，乃易其字耳。
这不是更改他们的名称，只是换用了不同的字罢了。
清人每诋语汉人好以丑恶字样译外族人名，乃举旧史译名，妄加更改，并滥及地名及他译名。
清人常常诋毁说汉人喜欢用丑恶的字样来翻译外族的人名，因而举出旧史书的译名，随意加以更改，甚至滥用及于地名和其他译名。
观魏大武此举，则知此等褊见，实仍出自塞外小部族人，中原无是也。
看北魏太武帝的这个举动，就可以知道这种狭隘的偏见，其实仍然是出自塞外小部族的人，中原是没有的。
《蠕蠕传》又云：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
《蠕蠕传》又说：车鹿会做了部帅之后，每年进贡马匹牲畜、貂皮豽皮。
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
冬天就迁移度过大漠南边，夏天就回到大漠北边居住。
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
地粟袁死，他的部落分为两支：地粟袁的长子匹候跋，继承父亲住在东边，次子缊纥提，另外住在西边。
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魏。
等到昭成帝去世，缊纥提依附于刘卫辰而对北魏怀有二心。
长孙肥追之，至涿邪山。
长孙肥追赶他们，到达涿邪山。
《汉书·匈奴传》：汉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其地当在河套西北。
《汉书·匈奴传》说：汉朝派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在涿邪山会合，没有获得什么，那个地方应当在河套西北。
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诰归之、社仑、斛律等。
捕获了缊纥提的儿子曷多汗，以及曷多汗的哥哥诰归之、社仑、斛律等。
缢纥提西遁，将归卫辰。
缊纥提向西逃跑，将要投奔刘卫辰。
至跋那山，据下文在上郡。
到达跋那山，根据下文在上郡。
九年（443），晋大元十九年。
登国九年（443年？登国九年应为394年左右，此处443疑为笔误，晋太元十九年为394年），晋太元十九年。
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
曷多汗与社仑率部队众抛弃他们的父亲向西逃走。
至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
到达上郡跋那山，斩了曷多汗。
匹候跋处之南鄙，令其子四人监之。
匹候跋把他安置在南部边境，让他的四个儿子监督他。
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
匹候跋的儿子们收集余部，逃亡投奔高车的斛律部。
社仑欲聚而歼之，释匹候跋。
社仑想要把他们聚集起来消灭，释放了匹候跋。
社仑密举兵袭杀匹候跋。
社仑秘密发兵偷袭并杀死了匹候跋。
匹候跋子十五人，归于道武。
匹候跋的十五个儿子，归降了道武帝。
社仑掠五原以西诸部，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
社仑掠夺五原以西的各部落，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
即《勿吉传》之如洛瓌水。
就是《勿吉传》中的如洛瓌水。
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
一千人编为一军，每军设将一人。
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
一百人编为一幢，每幢设帅一人。
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
冲锋在先的赏给所获虏掠，退却懦弱的用石头打头杀死，或者临时捶打。
无文记，将帅以羊矢粗计兵数。
没有文字记录，将帅们用羊粪粗略计算兵员数量。
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
他们的西北有匈奴的残余种族，国家尤其富强。
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
部帅叫拔也稽，发兵攻打社仑。
社仑逆战于頞根河，今鄂尔坤河。
社仑在頞根河迎战，頞根河就是今天的鄂尔浑河。
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
后来全部被社仑所吞并，称为强盛。
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
它的西面到达焉耆一带；东面到达朝鲜一带；北面渡过沙漠，到达瀚海尽头；南面临近大沙漠。
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
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敦煌、张掖的北面。
小国皆苦其寇钞，羁縻附之。
小国都苦于他们的侵犯抢掠，用羁縻的方式依附他们。
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
豆代，相当于北魏语言中“驾驭开张”的意思。
道武谓尚书崔宏曰：“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
道武帝对尚书崔宏说：“蠕蠕的人，历来被称为顽劣嚣张。
每来钞掠，驾犍牛奔遁，驱犍牛随之。
他们每次来抢掠，驾着犍牛奔跑逃遁，驱使犍牛跟随着。
异部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
别的部落有人教他们用犍牛去替换。
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
蠕蠕说：它的母亲尚且不能行走，何况它的儿子？终究不换。
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
如今社仑学习中国，建立法令，设置战阵，终于成为边境的祸害。
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
道家说圣人出世，大盗也就兴起，确实啊。”
案弱洛水距敦煌、张掖甚远，社仑之北徙弱洛水，与其立庭于敦煌、张掖之北，盖非一时事。
案弱洛水距离敦煌、张掖非常远，社仑北迁到弱洛水，与他建庭于敦煌、张掖之北，大概不是同一时期的事。
观《北史》所述疆域四至，实已尽据漠北，跨及西域。
看《北史》所描述的疆域四方边界，实际上已经全部占据了漠北，跨越了西域。
盖时北方更无强部，故其开拓之易如此。
大概当时北方再也没有强大的部落，所以他们开拓如此容易。
78西域诸国，文化较高，柔然之能立法整军，实由于此，非必学自中国也。
78西域各国的文化较高，柔然能够建立法令、整顿军队，实际上是由于这个，不一定是学自中国。
然非吞并高车诸部，其众骤增，亦断不能及此。
然而如果不是吞并了高车的各个部落，他们的部众骤然增加，也断然不能达到这一步。
故柔然与魏为敌，不翄高车与魏为敌，实突厥兴起之先声也。
所以柔然与北魏为敌，不仅仅是高车与北魏为敌那样，而实际上是突厥兴起的先声。
天兴五年（402），晋元兴元年。
天兴五年（402年），晋元兴元年。
社仑闻道武征姚兴，遂犯塞。
社仑听说道武帝征讨姚兴，于是侵犯边塞。
入自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
从参合陂进入，见第三章第八节。
胡三省云：豺山，在善无。
胡三省说：豺山，在善无。
案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
案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
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
当时北魏派常山王拓跋遵率领一万骑兵追赶他们，没有追上。
天赐三年（406），晋义熙二年。
天赐三年（406年），晋义熙二年。
永兴元年（409），义熙五年。
永兴元年（409年），义熙五年。
二年（410），义熙六年。
永兴二年（410年），义熙六年。
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
他的儿子度拔，年纪小，不能统御部众。
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
部落拥立社仑的弟弟斛律，号为蔼苦盖可汗。
魏言姿质美好也。
北魏的语言是姿态质地美好的意思。
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
斛律畏惧北魏的威势自守，不敢南侵，北部边境安静。
神瑞元年（414），与冯跋和亲。
神瑞元年（414年），与冯跋和亲。
斛律长兄子步鹿真，大臣树黎共谋，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后伺其出执之，与女俱嫔于和龙。
斛律长兄的儿子步鹿真，与大臣树黎共同谋划，让勇士夜里到斛律的毡帐后面等他出来时抓住他，与他女儿一同送到和龙。
初高车叱洛侯，叛其渠帅，导社仑破诸部。
当初高车的叱洛侯，背叛他们的首领，引导社仑攻破各个部落。
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
步鹿真与社仑的儿子社拔，一同到叱洛侯家，奸淫他的年轻妻子。
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大檀为主。
年轻妻子告诉步鹿真：“叱洛侯打算拥立社仑的叔父仆浑的儿子大檀为主。”
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
步鹿真听说后，回去调发八千骑兵，去围攻叱洛侯。
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死。
叱洛侯烧毁他的珍宝，自杀而死。
多珍宝，亦见其与西域交通之密。
珍宝多，也可见他与西域交通的密切。
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
大檀发兵抓住步鹿真和社拔，把他们绞死了。
大檀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
大檀先前统领另外的部落，镇守在西部边疆，能够获得众心，国人都推举爱戴他。
大檀率众南徙犯塞。
大檀率领部众向南迁移侵犯边塞。
遇寒雪，士众冻死及堕指者十二三。
遇到严寒大雪，士兵冻死以及冻掉手指的有十分之二三。
魏史讳饰之辞最多，如此等处，皆可知其实败绩也。
北魏史书上文过饰非的话最多，像这些地方，都可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打了败仗。
明元崩，大武即位，大檀闻而大喜。
明元帝去世，太武帝即位，大檀听说后非常高兴。
始光元年（424），宋元嘉元年。
始光元年（424年），宋元嘉元年。
大檀围大武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
大檀把太武帝围了五十多重，骑兵逼近到马头，依次排列像墙壁一样。
二年（429），宋元嘉二年，大武大举。
始光二年（429年），宋元嘉二年，太武帝大举出征。
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
到达漠南，放弃辎重，轻骑兵携带十五天的粮食，渡过大漠讨伐他。
大檀部落骇惊，北走。
大檀的部落惊慌害怕，向北逃跑。
神二年（429），宋元嘉六年。
神䴥二年（429年），宋元嘉六年。
五月，大武又分两道袭之。
五月，太武帝又分两路袭击他们。
大檀焚烧庐舍，绝边西走，莫知所至。
大檀焚烧房屋，往边境西边逃跑，不知道去了哪里。
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
于是部落四散，逃窜潜伏在山谷中。
大武缘栗水西行，栗水，今翁金河。
太武帝沿着栗水向西走，栗水，就是今天的翁金河。
今三音诺颜部之拜达里克河。
就是今天蒙古国三音诺颜汗部的拜达里克河。
东至瀚海，西至张掖水，北度燕然山。
向东到达瀚海，向西到达张掖水，向北越过燕然山。
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
东西五千多里，南北三千多里。
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者，三十余万。
高车各个部落，杀死大檀的族人，先后归降的，有三十多万。
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
俘虏缴获的敌人以及战马一百多万匹。
八月，大武闻东部高车屯己尼陂，《乌洛侯传》云：其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
八月，太武帝听说东部高车驻扎在己尼陂，《乌洛侯传》说：从乌洛侯西北走二十天，有于己尼大水，就是所谓北海。
己尼陂，当在今三音诺颜部，当入贝加尔湖诸水之源。
己尼陂，应当在今天蒙古国三音诺颜汗部，应当是流入贝加尔湖的各条水源的源头地区。
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
人畜非常多，离北魏官军一千多里，派左仆射安原等前往讨伐。
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
高车各个部落，望见北魏官军就投降的有几十万。
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
大檀的部落衰弱了，他因此而发病去世。
四年（431），宋元嘉八年。
神䴥四年（431年），宋元嘉八年。
延和三年（444），元嘉十一年。
延和三年（444年？延和为432-434年，三年为434年，元嘉十一年也为434年，此处444可能为笔误），元嘉十一年。
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
二月，让吴提娶西海公主。
又遣使者纳吴提妹为夫人。
又派使者娶吴提的妹妹为夫人。
大延二年（436），元嘉十三年。
太延二年（436年），元嘉十三年。
四年（438），元嘉十五年。
太延四年（438年），元嘉十五年。
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
当时漠北发生大旱，没有水草，军马死了很多。
五年（439），元嘉十六年。
太延五年（439年），元嘉十六年。
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
长乐王嵇敬、建宁王拓跋崇率领二万人镇守漠南，以防备柔然。
贼至七介山，见第六章第七节。
柔然到达七介山，见第六章第七节。
京邑大骇，争奔中城。
京城大为惊恐，争相奔逃到中城。
司空长孙道生拒之吐颓山。
司空长孙道生在吐颓山抵御他们。
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
吴提犯边时，留下他的哥哥乞列归与北镇的诸军相持。
胡三省曰：北镇即魏六镇，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
胡三省说：北镇就是北魏六镇，因为在平城以北，所以叫北镇。
敬、祟等破之阴山之北，获乞列归。
嵇敬、拓跋崇等人在阴山以北打败了他们，抓获了乞列归。
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
长孙道生追赶他们，一直到漠南才回来。
《穆寿传》云：舆驾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
《穆寿传》说：太武帝的车驾行进到云中，将要渡黄河，设宴款待众将。
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
世祖另外驾临静室，召见穆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
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
世祖对穆寿说：“柔然吴提，与沮渠牧犍联合勾结，如今听说朕征讨凉州，必定来侵犯边塞。
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
如果在漠南埋伏军队，消灭他们是容易的。
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大子。
朕因此留下壮兵肥马，让你辅佐太子。
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
收割完成之后，就可以分兵埋伏在要害之处，来等待敌人到来。
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
引诱他们深入，然后再攻击他们，一定可以擒获他们。
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
凉州路途遥远，朕不能来救你。
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
如果违背朕的指授，被敌人侵害，朕回来就斩了你。
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
崔浩、李顺做证，不是虚言。”
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
穆寿相信占卜的话，说敌人不会来，竟然没有设防。
《公孙表传》：表子质，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
《公孙表传》说：公孙表的儿子公孙质，起初是中书学生，逐渐升迁为博士。
寿雅信任，以为谋主。
穆寿很信任他，把他当作主要谋士。
质信好卜筮，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设备。
公孙质相信并喜好占卜，占卜的人都说敌人一定不会来，所以没有设防。
而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
而吴提果然来了，侵犯到善无，京城大为惊恐。
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
穆寿不知该怎么办，想要修筑西郭门，请恭宗（景穆太子拓跋晃）躲避到南山去。
惠大后不听，乃止。
惠太后（窦氏）不听从，这才作罢。
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
派司空长孙道生等把他们打跑了。
世祖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
世祖回来后，因为没有大的损失，所以不追究责任。
夫以世祖之酷，寿果违命，安不致诛？
以世祖的残酷，穆寿如果真违背命令，怎么能够不被杀呢？
《寿传》之不足信，不待言也。
《穆寿传》的不足为信，就不用说了。
乞列归之见获也，叹曰：“沮渠陷我”；而《牧犍传》亦言：牧犍闻蠕蠕内侵，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则吴提是役，确为救沮渠氏而来，可见其与西方关系之密。
乞列归被抓获后，感叹说：“沮渠害了我”；而《沮渠牧犍传》也说：沮渠牧犍听说柔然入侵，希望太武帝的车驾回师，于是环城自守；可见吴提这次战役，确是为了救援沮渠氏而来，可见柔然与西方关系的密切。
是役也，寇入颇深，魏史习于讳饰，乃造作引使深入之言，聊以解嘲耳。
这次战役，柔然入侵相当深入，北魏史书惯于文过饰非，于是编造出引诱敌人深入的话，来聊以解嘲罢了。
然亦可见吴提兵锋之锐矣。
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出吴提兵锋的锐利了。
真君四年（444），元嘉二十年。
太平真君四年（444年），元嘉二十年。
大武又分军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二将出东道。
太武帝又分军四路：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各统十二将出东路。
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
中山王拓跋辰率领十五将，作为中军的后援。
车驾至鹿浑谷，胡三省曰：即鹿浑海之谷，本高车袁纥部所居。
太武帝到达鹿浑谷，胡三省说：就是鹿浑海的河谷，本来是高车袁纥部所居住的地方。
其地在平城西北，其东即弱洛水。
那地方在平城西北，它的东面就是弱洛水。
《恭宗纪》云：真君四年（444），从世祖讨蠕蠕。
《魏书·恭宗纪》说：太平真君四年（444年），景穆太子跟随世祖讨伐柔然。
恭宗言于世祖曰：“今大军卒至，宜速进击，掩其不备，破之必矣。
恭宗对世祖说：“如今大军突然到达，应该迅速进攻，趁其不备，一定能打败他们。”
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须军大集，然后击之可也。
”尚书令刘洁坚持劝谏，认为“尘土飞扬盛大，敌人众多，出到平地上，恐怕会被他们包围，必须等军队全部聚集，然后再攻击他们才行。”
恭宗谓洁曰：“此尘之盛，由贼恇扰，军人乱故。
恭宗对刘洁说：“这烟尘的盛大，是因为敌人惊慌纷扰，士兵混乱的缘故。
何有营上，而有此尘？”
哪里有营寨上面，会有这样的烟尘呢？”
世祖疑之，遂不急击。
世祖怀疑他的话，于是没有立即攻击。
既而获虏候骑，世祖问之，对曰：“蠕蠕不觉官军卒至，上下皇惧，引众北走。
不久抓到了柔然的侦察骑兵，世祖问他，回答说：“柔然没有发觉官军突然到来，上下惊慌恐惧，率领部众向北逃跑。
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
经过六七天，知道没有追兵，才开始慢慢走。”
《洁传》云：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群臣皆从其议。
《刘洁传》说：当时商议讨伐柔然，刘洁心里不愿意，群臣都跟从他的意见。
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
世祖决定出兵，于是问崔浩。
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
出兵以后，与各位将领约定在鹿浑谷会合。
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
而刘洁怨恨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用，想要阻挠各位将领，于是假传诏书更改会合日期，所以各位将领没有到。
时虏众大乱，恭宗欲击之，洁执不可。
当时柔然部众大乱，恭宗想要攻击，刘洁坚持认为不可。
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
在鹿浑谷停留了六天，各位将领仍然不进军。
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
军队驻扎在大漠中，粮食吃尽，士兵死了很多。
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
刘洁暗中派人惊扰军队，劝世祖放弃军队轻装返回。
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
刘洁因为军队出征没有功劳，上奏把罪过归于崔浩。
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
世祖说：“各位将领误了期限，以及遇到敌人不攻击，罪过在各位将领，哪里在于崔浩？”
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
崔浩又指出刘洁假传诏书，事情于是败露。
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
太武帝的车驾到达五原，把刘洁逮捕囚禁起来。
《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年（444），焘伐芮芮，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
《宋书·索虏传》说：元嘉二十年（444年），拓跋焘讨伐芮芮（柔然），大败而回，死了十分之六七。
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
不让死者的家属发丧致哀，违犯的人就杀头。
《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445），元嘉二十一年。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445年），元嘉二十一年。
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
二月辛未日，中山王拓跋辰等八位将领，因为北伐误期，被斩于都城之南。
综观诸文，大武是役，实以轻出致败，被围谷中者六日。
综合看这些记载，太武帝这次战役，实在是因为轻率出击而导致失败，被围困在山谷中长达六天。
当时盖几至不免，故刘洁有欲立乐平王之议也。
当时大概几乎不能幸免，所以刘洁有了要立乐平王的建议。
亦足见其丧败之甚矣。
也足以看出他失败得多么惨重了。
真君五年（445），大武复幸漠南，欲袭吴提。
太平真君五年（445年），太武帝又到漠南，想要袭击吴提。
号处可汗，魏言唯也。
号为处可汗，北魏的语言是“唯”的意思。
十年（449），元嘉二十六年。
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元嘉二十六年。
高昌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
高昌王拓跋那出东路，略阳王拓跋羯儿出中路，与各军约定在地弗池会合。
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
吐贺真出动国内全部精锐，军资非常盛大，把拓跋那包围了数十层。
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
吐贺真多次挑战，总是不利。
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
认为拓跋那的人少却坚固，怀疑北魏大军将要到来，就解围在夜里逃跑了。
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
拓跋那带领军队追赶他，追了九天九夜。
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
吐贺真更加害怕，丢弃辎重越过穹隆岭远远地逃走了。
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大武会于广泽。
拓跋那收拢他的辎重，带领军队返回，与太武帝在广泽会合。
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
拓跋羯儿收拢了他们的人口和牲畜共一百多万。
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
从此吐贺真就势单力弱远远地逃窜，边疆的警报停止了。
大安四年（458），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大安四年（458年），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
骑兵十万，战车十五万辆，旌旗千里。
大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太武帝征伐之后，心意在于休养生息；柔然也畏惧他的威势向北逃窜，不敢再南下。
魏初与柔然之交涉，至此为一结束。
北魏初年与柔然的交涉，到此算是一个结束。
魏史善讳饰，观上文所考辨可知。
北魏史书善于文过饰非，从上面的考辨就可以知道。
魏攻柔然，实始终未获大捷，然其时魏人兵力颇盛，屡次大举，柔然避之，渐趋西北，自系实情。
北魏攻击柔然，实际上始终没有获得过大捷，然而当时北魏兵力相当强盛，多次大举出征，柔然躲避他们，逐渐向西北迁移，这当然是实情。
79北边抒，而魏益得专力于南矣。
79北部边境得到纾缓，而北魏就更加能够专心致力向南了。
魏之经略高车，亦始道武之世。
北魏经营攻略高车，也是开始于道武帝时代。
《北史·高车传》云：部落强大。
《北史·高车传》说：高车部落强大。
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魏。
常常与柔然为敌，也常常侵犯抢掠北魏。
魏道武袭之，大破其诸部。
北魏道武帝袭击他们，大破他们的各个部落。
至鹿浑海，简轻骑西北袭破之。
到达鹿浑海，挑选轻骑兵向西北袭击并攻破了他们。
虏获生口，牛、马、羊二十余万。
俘虏获得人口，牛、马、羊二十多万头只。
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亲勒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驳髯水，在今绥远陶林县西北。
分别命令各位将领，分为东、西两路；亲自统率军队走中路；从驳髯水向西北巡行，驳髯水，在今绥远省陶林县西北。
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
各军同时像云一样集合，攻破他们的杂种部落三十多个。
卫王仪别督诸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
卫王拓跋仪另外督率各位将领，从西北穿越沙漠一千多里，又攻破他们的残余逃窜的七个部落。
道武自牛川南引，牛川，见第六章第七节。
道武帝从牛川向南返回，牛川，见第六章第七节。
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
用高车人组成围猎圈，骑兵步卒遮拦排列，周长七百多里。
因驱至平城，以高车众起鹿苑。
于是驱赶着到平城，用高车人（的力量）建立鹿苑。
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之西山。
南面凭借台阴，北面到达长城，东面包围白登山的西山。
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县东。
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
寻而侄利曷莫弗敕力健，率其众九百余落；后马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
不久高车侄利曷部落的莫弗敕力健，率领他的部众九百多帐落；后来马车解批部落的莫弗幡豆建，又率领他的部落三十多帐落归附。
己尼陂之役，《传》称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六百余万。
己尼陂战役，《北史·高车传》说高车各个部落，望见北魏军队就投降的有几十万帐落，缴获马、牛、羊六百多万头只。
乘高车，逐水草，牧畜蕃息。
他们乘着高车，追逐水草，畜牧繁殖。
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因此国家的马以及牛、羊，于是到了低贱的地步；毡毯毛皮堆积得很多。
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
文成帝时，高车五个部落，聚合在一起祭天，人数达到几万。
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
大会时跑马，杀牲畜游走绕圈，歌唱吟咏，欢乐的样子。
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
他们的风俗自称从以前以来，没有比这次大会更盛大的。
高车诸部，是时尚未能自立共主，魏人柔服之，既可增益众力，又于富厚有裨，实于魏之盛强，更有关系也。
高车各个部落，这时还不能自己建立共同的君主，北魏人用怀柔政策使他们顺服，既可以增加部众人力，又对富裕有助益，这实际上对北魏的盛强，更有关系。
宋武帝之伐姚秦，魏明元虽以屈于兵力，未能救，然其心实未尝一日而忘南牧，故武帝甫崩，而兵衅即起。
宋武帝讨伐后秦时，北魏明元帝虽然因为兵力不足未能救援，但他的心里未尝有一天忘记南下放牧（入侵），所以武帝刚一去世，两国的战端就立即兴起。
《宋书·索虏传》云：高祖西伐长安，嗣先取姚兴女，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大为高祖所破。
《宋书·索虏传》说：宋高祖（刘裕）向西讨伐长安时，拓跋嗣（明元帝）先前已娶了姚兴的女儿，于是派遣十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北来救援后秦，结果被高祖打得大败。
高祖遣殿中将军沈范、索季孙报使。
高祖派遣殿中将军沈范、索季孙作为回访使者。
反命，已至河，未济，嗣闻高祖崩问，追范等，绝和亲。
他们完成使命返回，已经到达黄河边，还没有渡河，拓跋嗣听说高祖去世的消息，便追赶沈范等人，断绝了和亲关系。
大祖即位，方遣范等归。
宋太祖（文帝）即位后，才将沈范等人放回。
《魏书·崔浩传》言：明元使大武监国后，闻宋武崩，欲取洛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
《魏书·崔浩传》说：明元帝派太武帝监国之后，听说宋武帝去世，想要攻取洛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
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歘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
”崔浩说：“陛下不因为刘裕突然兴起，而接受他的使者进贡；刘裕也恭敬地侍奉陛下；不幸他现在去世了，我们乘丧讨伐他，即使得到了土地也不光彩。”
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
应该派人去吊唁祭祀，抚恤他的孤儿弱者，慰问他的灾祸，把仁义的风尚散布到天下。
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
如果这样，那么教化就会覆盖荆州、扬州，南方的黄金、象牙、羽毛等珍宝，可以不求自来。
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
刘裕刚死，他的党羽还没有离散，我们兵临其境，他们一定会相继抵抗，战功不一定能够建立。
不如缓之，待其恶稔。
不如暂缓行动，等待他们的恶行积累到极点。
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
如果他们的强臣争权，变乱一定会发生，然后我们再命令将领扬威出征，就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的土地。”
大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
明元帝锐意南伐，责问崔浩说：“刘裕趁着姚兴死而灭了他的国家，刘裕死了，我讨伐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
”崔浩坚持说：“姚兴死时，他的两个儿子互相争斗，刘裕才去讨伐。”
大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
明元帝大怒，不听从崔浩的话，于是派遣奚斤南伐。
观此，可知其处心积虑，欲图河南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北魏处心积虑，想要图谋河南地区。
南伐既决，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
南伐的决定已经作出，在监国（太子）面前商议说：“是先攻城呢？还是先攻取土地呢？”
浩曰：“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
崔浩说：“南方人擅长守城，苻氏攻打襄阳，经过一年也未能攻克。
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
如今以我们大国的力量，去攻打他们的小城，如果不能按时攻克，就会挫伤损耗军队的士气，敌人得以从容地整顿前来，我们疲惫而他们锐气正盛，这是危险的做法。
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
不如分兵攻取土地，以淮河为界限。
列置守宰，收敛租谷。
分别设置地方长官，征收租税粮食。
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
滑台、虎牢，反而会在我们大军的北面，他们断绝了对南方的救援的指望，一定会沿着黄河向东逃跑。
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成了围栏中的猎物。”
《表传》云：大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
《公孙表传》说：明元帝认为攻掠土地到淮河，滑台等三座城池，自然就会束手投降。
观宋、魏后来兵事，浩议似是，然是时宋兵力尚强，魏兵力亦有限，既以徐严而来，我怠彼锐为惧，即略地至淮，又安能守？况未必能略地至淮邪？是时用兵，必争河南数重镇，其势然也。
看宋、魏后来的战事，崔浩的建议似乎是对的，然而这时宋的兵力还很强，魏的兵力也有限，既然担心敌人从容整顿前来、自己疲惫而敌人锐气正盛，那么即使攻取土地到淮河，又怎么能守住呢？况且未必能攻取土地到淮河啊？这时候用兵，必定要争夺河南的几个重镇，形势就是如此。
观明元自将南下，仍力攻滑台、虎牢可知。
看明元帝亲自率领军队南下，仍然尽力攻打滑台、虎牢就可以知道。
往史所载名臣言论，颇多事后附会之谈。
以往史书所记载的名臣言论，有很多是事后附会之谈。
《浩传》所载浩先略地之议，盖鉴于瓜步之役，佛狸横肆杀掠，六州荒残，河南遂不可守，乃为是言，实则明元时所谓略地，不过如道武时长孙肥之所为，师速而捷，安足以决胜负？
《崔浩传》所载崔浩先攻取土地的议论，大概是鉴于瓜步之役中，佛狸（拓跋焘）横行肆意杀掠，六州荒凉残破，河南于是不可防守，才这样说，实际上明元帝时所谓的攻取土地，不过像道武帝时长孙肥所做的那样，军队快速而迅捷，怎么足以决定胜负呢？
浩盖不欲虏之得志也，亦可见其乃心华夏矣。
崔浩大概是不想让胡虏得志，也可以看出他是心向华夏的。
魏南伐之将，为奚斤、周几、公孙表。
北魏南伐的将领，是奚斤、周几、公孙表。
永初三年（422），魏泰常七年。
永初三年（422年），是北魏泰常七年。
十一月，魏安颉等陷滑台。
十一月，北魏安颉等人攻陷了滑台。
奚斤留公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兖、豫。
奚斤留下公孙表守卫辎重，自己率领轻装士兵，攻取了兖州、豫州。
司州刺史毛德祖欲击之，虏退还滑台。
司州刺史毛德祖想要出击，北魏军队退回了滑台。
遣叔孙建等徇青、兖。
派遣叔孙建等人攻取青州、兖州。
建围青州刺史竺夔及济南大守垣苗于东阳。
叔孙建在东阳包围了青州刺史竺夔和济南太守垣苗。
青州本治广固，武帝平南燕，夷其城，迁治东阳，在今山东益都县东。
青州本来治所在广固，宋武帝平定南燕后，夷平了那座城，把治所迁到东阳，在今山东益都县东。
奚斤、公孙表复向虎牢。
奚斤、公孙表又向虎牢进发。
景平元年（423），魏泰常八年。
景平元年（423年），是北魏泰常八年。
正月，魏将于栗磾破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
正月，北魏将于栗磾攻破了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
明元帝自率大众至邺，分兵击青州，又遣兵益虎牢之围。
明元帝亲自率领大军到达邺城，分兵攻打青州，又派遣军队增援对虎牢的包围。
宋豫州刺史刘粹，时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
宋朝的豫州刺史刘粹，当时治所在悬瓠（见第五章第六节）。
遣步骑五百据项，见第三章第三节。
派遣步兵骑兵五百人占据项城（见第三章第三节）。
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
兖州刺史郑顺之戍守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
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徐州刺史王仲德率水军北救。
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徐州刺史王仲德率领水军向北救援。
至彭城，以青、司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先救青州。
到达彭城后，因为青州、司州都很危急，而他们率领的兵力不多，不足以分赴两地，青州道路较近，竺夔兵力弱小，于是先去救援青州。
四月，虏闻道济将至，焚攻具走。
四月，北魏军队听说檀道济将要到来，焚烧了攻城器械后逃跑。
时东阳被攻日久，城转毁坏，战士多死伤，旦暮且陷，虽以救至获免，然其城遂不可守，竺夔乃移镇不其。
这时东阳被围攻已久，城墙逐渐毁坏，战士死伤很多，早晚将要陷落，虽然因为救兵到来得以幸免，然而那座城最终不能防守，竺夔于是移镇不其。
汉县，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
不其是汉代县，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
道济、仲德步兵乏粮，追之不及，停于湖陆。
檀道济、王仲德的步兵缺乏粮食，追赶不上，停驻在湖陆。
留三千人益奚斤，自向洛阳。
留下三千人增援奚斤，自己前往洛阳。
滑台兵亦就奚斤，共攻虎牢。
滑台的军队也去与奚斤会合，共同攻打虎牢。
毛德祖劲兵战死殆尽。
毛德祖的精锐士兵几乎全部战死。
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疮。
昼夜抵抗，将士们的眼睛都生了疮。
德祖恩德素结，众无离心。
毛德祖平时以恩德结交，部众没有离心。
《宋书·索虏传》云：表有权略，德祖以闲杀之。
《宋书·索虏传》说：公孙表有谋略，毛德祖用反间计杀了他。
《魏书·表传》则云：表以攻虎牢士卒多伤死获罪。
《魏书·公孙表传》则说：公孙表因为攻打虎牢时士兵伤亡太多而获罪。
二说自当以《魏书》为确，亦可见德祖拒守之功矣。
两种说法自然应当以《魏书》为准确，也可以看出毛德祖抵抗坚守的功绩了。
然孤城无援，至闰四月，卒陷。
然而孤城没有援兵，到了闰四月，终于陷落。
德祖初从武帝北伐，为王镇恶司马，为前锋。
毛德祖起初跟随武帝北伐，担任王镇恶的司马，做前锋。
史云：镇恶克立大功，盖德祖之力，实良将也，以无援弃之，亦可惜矣。
史书上说：王镇恶能够建立大功，大概是毛德祖的力量，他确实是良将，因为无援而失去他，也很可惜。
魏既陷虎牢，使周几镇枋头而北归。
北魏攻陷虎牢后，派周几镇守枋头，然后向北返回。
奚斤之围虎牢也，尝南下许昌。
奚斤包围虎牢时，曾南下许昌。
至是，元德复戍许昌。
到这时，李元德重新戍守许昌。
仍除荥阳大守，督二郡军事。
又被任命为荥阳太守，都督二郡军事。
十一月，周几遣军，并招集亡命攻许昌。
十一月，周几派遣军队，并招集亡命之徒攻打许昌。
虏又破汝阳、汉县，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
北魏军队又攻破汝阳（汝阳是汉代县，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
邵陵，汉县，见第三章第九节。
邵陵是汉代县，见第三章第九节。
钟离，汉县，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钟离是汉代县，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宋是时盖内衅正结，莫或以北方为意，故魏得以乘其隙也。
宋朝这时候大概是内部嫌隙正在纠结，没有人留意北方，所以北魏得以乘隙而入。
自武帝灭南燕以来，江东之声势，未尝不震动北方，至此，虏始有以窥中国之浅深矣。
自从武帝灭南燕以来，江东的声势，未尝不震动北方，到这时，北魏才开始得以窥探中国的深浅了。
宋文帝与魏大武，同年建元。
宋文帝与北魏太武帝，在同一年建立年号。
宋方尽力于景平逆党，魏亦北伐柔然，西攻赫连，故其初年，疆埸无事。
宋朝正致力于平定景平年间的逆党，北魏也向北讨伐柔然，向西进攻赫连，所以两国初年，边境没有战事。
至元嘉七年（430），魏神三年。
到了元嘉七年（430年），是北魏神䴥三年。
文帝乃欲大举以复河南。
宋文帝于是想要大举出兵以收复河南。
是岁，三月，诏到彦之统徐州刺史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
这一年三月，下诏命到彦之统领徐州刺史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水军进入黄河。
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
段宏率领八千精锐骑兵，直指虎牢。
豫州刺史刘德，劲勇一万，与相犄角。
豫州刺史刘德（一说刘德武），率领一万劲旅，与主力形成犄角之势。
长沙王义欣武帝仲弟长沙景王道怜之子。
长沙王刘义欣（武帝的二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儿子）。
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告魏：“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
”宋文帝先派遣殿中将军田奇告知北魏：“河南地区原本是宋朝的领土，中间被你们侵占。”
大武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必进军，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
”太武帝大怒，对田奇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就听说河南是我家的土地，这怎么可能得到？你们一定要进军的话，权且就当我会收敛戍守以回避，等到冬天道路干净，黄河结冰，我自然会再取回来。”
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戍归北。
到彦之进军后，北魏把河南的戍守兵力全部收缩回北方。
彦之留朱修之序孙。
到彦之留下朱修之（朱序的孙子）。
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而自还东平。
守卫滑台，尹冲守卫虎牢，杜骥守卫金墉，而自己回到东平。
汉国，治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
东平是汉代诸侯国，治所在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
晋治须昌，在今东平县西北。
晋朝治所在须昌，在今东平县西北。
十一月，虏将叔孙建、长孙道生济河。
十一月，北魏将领叔孙建、长孙道生渡过黄河。
彦之将回师，垣护之以书谏，护之时以殿中将军随彦之北伐。
到彦之将要回师，垣护之写信劝谏他（垣护之时以殿中将军身份随到彦之北伐）。
谓宜使竺灵秀进滑台，助修之固守，而大军进拟河北。
信中说应该让竺灵秀进军滑台，帮助朱修之固守，而大军进逼河北。
彦之不听，自历城焚舟，弃甲，南走彭城。
到彦之不听，从历城烧毁船只，丢弃铠甲，向南逃往彭城。
历城，汉县，今山东历城县。
历城是汉代县，即现在的山东历城县。
竺灵秀亦弃须昌奔湖陆。
竺灵秀也放弃须昌逃奔湖陆。
于是洛阳、金塘、虎牢，并为魏将安颉及司马楚之所陷。
于是洛阳、金墉、虎牢，都被北魏将领安颉和司马楚之所攻陷。
八年（431），魏神四年。
元嘉八年（431年），是北魏神䴥四年。
道济仅于历城全军而还。
檀道济仅在历城保全了军队返回。
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
当初派遣到彦之时，物资装备非常充足，等到他回来，一切荡然无存，国库为之一空。
宋师出虽无功，然魏人是时，亦未能经营河南，徒藉数降人以守之而已。
宋朝军队出兵虽然没有成功，但北魏这时候，也未能经营河南，只不过是依靠几个降人来防守罢了。
诸降人中，丧心病狂，甘心为虎作伥者，为司马楚之及刁雍。
在这些降人中，丧心病狂、甘心为虎作伥的，是司马楚之和刁雍。
楚之，当司马休之之败，亡命汝、颍之间。
司马楚之，在司马休之失败时，逃亡到汝、颍之间。
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请降。
奚斤攻取河南地区时，司马楚之请求投降。
南藩诸将，表宋欲为寇，使楚之屯颍川以距之。
南方边境的将领们上表说宋朝想要入侵，北魏便派司马楚之屯驻颍川来抵抗。
元嘉七年（430），到彦之溯河而西，楚之列守南岸，至于潼关。
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沿黄河向西进军，司马楚之沿黄河南岸列阵防守，一直到潼关。
既破滑台，上疏请扫除南中，平一区宇。
攻破滑台后，他上疏请求扫除南方，统一天下。
大武以兵久劳，不许。
太武帝因为军队已经长期疲劳，没有答应。
刁雍，《魏书·传》云：兄逵，以刘裕负社钱，执而征焉。
刁雍，《魏书·刁雍传》说：他的哥哥刁逵，因为刘裕欠了寺庙的钱，把刘裕抓起来催讨。
及裕诛桓玄，先诛刁氏。
等到刘裕诛杀桓玄，首先诛杀了刁氏家族。
雍为畅故吏所匿，奔姚兴。
刁雍被刁畅的旧部下藏匿起来，逃奔到姚兴那里。
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魏。
姚泓灭亡后，他与司马休之等人归附北魏。
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徐、兖。
于是在黄河、济水之间，招集流散的人，骚扰徐州、兖州。
泰常八年（423），大宗南幸邺，给五万骑，使别立军。
泰常八年（423年），明元帝南巡到邺城，给了他五万骑兵，让他另外建立军队。
雍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谯，见第三章第三节。
刁雍招集谯郡、梁国、彭城、沛郡的百姓五千多家（谯，见第三章第三节）。
彭即彭城，沛，见第三章第一节。
彭即彭城，沛郡，见第三章第一节。
汉梁国，后改为济阴郡，晋曰济阳，见第六章第五节。
汉代梁国，后来改为济阴郡，晋朝称为济阳，见第六章第五节。
延和二年（433），宋元嘉十年。
延和二年（433年），是宋朝元嘉十年。
立徐州于外黄，见第五章第六节。
在外黄设置徐州（外黄，见第五章第六节）。
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刺史。
设置谯郡、梁国、彭城、沛郡四个郡、九个县，任命刁雍为刺史。
在镇七年，至大延四年（438），宋元嘉十五年。
在镇七年，到大延四年（438年），宋朝元嘉十五年。
真君十年（450），宋元嘉二十六年。
真君十年（450年），宋朝元嘉二十六年。
复授徐、豫二州刺史。
又被任命为徐州、豫州二州刺史。
时又有王慧龙者，其《传》云：自云愉之孙。
当时又有王慧龙，他的本传说：自称是王愉的孙子。
刘裕微时，愉不为礼。
刘裕地位低微时，王愉对他不以礼相待。
及得志，愉合家见诛。
等到刘裕得志，王愉全家被杀。
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
王慧龙十四岁时，被僧人僧彬藏匿起来。
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
西上江陵，依靠叔祖父王忱的旧吏、荆州前任治中习辟疆。
时刺史魏咏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袭州城。
当时荆州刺史魏咏之去世，习辟疆与江陵县令罗修等人谋划起兵，推举王慧龙为盟主，袭击州城。
刘裕遣其弟道规为刜州，众遂不果。
刘裕派他的弟弟刘道规为荆州刺史，众人的计划于是没有实现。
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鲁宗之。
罗修带着王慧龙又与僧彬向北投奔鲁宗之。
宗之资给，自虎牢奔姚兴。
鲁宗之资助他们，从虎牢投奔姚兴。
鲁轨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
鲁轨说：王慧龙是王愉家的仆人，僧彬与王愉妻私通所生的。
崔浩弟恬，以女妻之。
崔浩的弟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了他。
大宗以为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
明元帝任命他为洛城镇将，配给三千兵，镇守金墉。
十余日，大宗崩，世祖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遂停前授。
十几天后，明元帝去世，世祖（太武帝）即位，大家都说南方人不应该委以兵权，于是取消了先前的任命。
久之，抗表愿得南垂自效。
过了很久，他上表希望到南方边境效力。
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
崔浩坚持推荐他，于是被任命为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
王玄谟寇滑台，与安颉等同讨之。
王玄谟进犯滑台时，王慧龙与安颉等人一同讨伐他。
真君元年（441），宋元嘉十七年。
真君元年（441年），宋朝元嘉十七年。
寇赞者，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为主，归魏。
寇赞这个人，姚泓灭亡后，秦州、雍州的一千多家人推举他为首领，归附北魏。
其后秦、雍人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
后来秦州、雍州来投奔河南、荥阳、河内的人，多达万户。
河南、河内，皆见第二章第二节。
河南、河内，都见于第二章第二节。
拜赞南雍州刺史，于洛阳立雍之郡县以抚之。
任命寇赞为南雍州刺史，在洛阳设立雍州的郡县来安抚他们。
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见意。
史书上说他自认为遭受灾难、流离失所，常常心怀忧伤，于是写作《祭伍子胥文》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
生了一男一女后，就不再接近女色。
布衣疏食，不参吉事。
穿布衣、吃粗粮，不参与吉庆之事。
时制南人归国者，皆葬桑乾，而慧龙临殁，乞葬河内。
当时的规定，南方人归附北魏的，死后都葬在桑乾，而王慧龙临死时，请求葬在河内。
虽重私仇，似非全不知夷夏之辨者。
虽然他看重私人仇恨，但似乎不是完全不知道夷夏之辨的人。
观第六节所述，崔浩及谦之，皆有心于覆虏，则慧龙及赞，亦未必能为虏效死也。
看第六节所述，崔浩和寇谦之，都有心于颠覆胡虏，那么王慧龙和寇赞，也未必能为胡虏效死。
此外如司马天助、自云元显之子，魏尝以为青、徐，又以为青、兖二州刺史。
此外如司马天助（自称是司马元显的儿子，北魏曾任命他为青州刺史、徐州刺史，后来又为青州、兖州二州刺史）。
司马灵寿等，灵寿叔璠子，亦尝从安颉。
司马灵寿等人（司马灵寿是司马叔璠的儿子，也曾跟随安颉）。
此等人即不论其立心如何，其力亦不足用。
这种人无论他们的存心如何，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被任用。
故魏人是时，亦不能守河南，宋师至，即不得不敛戍以避。
所以北魏这时候，也不能守住河南，宋朝军队一到，就不得不收缩戍守来回避。
而惜乎宋之兵力，未能一举而大创之，使其马首不敢复南乡也。
只可惜宋朝的兵力，未能一举而重创他们，使他们的马头不敢再转向南方。
自永嘉丧乱，至于晋末，中原沦陷，已逾百年。
从永嘉年间的丧乱，到晋朝末年，中原沦陷，已经超过一百年。
是时民族意识，尚未光昌，史家仅录官书，或载士大夫言行、家世；又好文饰，往往以辞害意，失事实之真；以致异族野蛮横暴，及我民族吞声饮泣，冒死反抗之迹，可考者甚希。
当时民族意识，尚未光大昌明，史家只记录官方文书，或者记载士大夫的言行、家世；又喜好文饰，往往因为文辞而损害了意思，失去了事实的真实；以致于异族的野蛮横暴，以及我民族忍气吞声、冒死反抗的事迹，可以考据的非常稀少。
然谓我人民遂甘心屈服于异族，则决无此理。
然而如果说我人民就甘心屈服于异族，则绝无此理。
当时坞堡之主，山泽之雄，切齿腐心，誓非种，而名湮没而不彰者，盖不知凡几矣！
当时的坞堡之主、山林水泽中的豪杰，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发誓要铲除异族，而姓名却被湮没无法显扬的，大概不知有多少！
魏起北方，本极残虐；拓跋氏在塞外时，即极残虐，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穆帝之事，可见一斑。
北魏兴起于北方，本来就极为残暴虐害；拓跋氏在塞外的时候，就极为残暴虐害，看第四章第二节所述穆帝拓跋猗卢的事迹，可见一斑。
其入中原，残虐尤甚。
他们进入中原后，残暴虐害尤其厉害。
《魏书·王建传》云：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
《魏书·王建传》说：跟随道武帝在参合陂打败慕容宝。
大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
道武帝乘胜进军，将要席卷南方，于是挑选俘虏，有才能的留下，其余的想要全部给衣物粮食遣送回去，让中原的百姓都知道恩德。
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
众将都认为王建的话对，王建又坚持，于是把他们坑杀了。
及围中山，慕容宝走和龙，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
等到包围中山，慕容宝逃往和龙，徒河人共同拥立慕容普驎为王。
大祖悉众攻之，连日不拔。
道武帝出动全部军队攻打，连日不能攻克。
使人登巢车临城招之。
派人登上巢车（一种很高的车）靠近城墙招降他们。
其众皆曰：“群小无知，但恐复为参合之众，故求全日月之命耳。
”守城的人都说：“我们这群小人无知，只怕再成为参合陂那些人那样的下场，所以只是想保全性命罢了。”
大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
道武帝听了，回过头看着王建，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
此乃归过于下之辞，观大祖“何恤无民”之言，其待俘虏，尚安有恩德之可言邪？
这是把过错推到下属身上的说法，看道武帝“何恤无民”（何必担心没有人民）的话，他对待俘虏，哪里还有什么恩德可言呢？
知其虐杀之事，为史所不载者必多矣。
可以知道他被史书所不记载的虐杀之事，一定还有很多。
既入中原，不知吏治，守宰无禄，贪残弥甚；故抗之者尤多。
进入中原后，他们不懂得治理官吏，地方长官没有俸禄，贪婪残暴更加厉害；所以反抗他们的人尤其多。
80魏守宰贪残之甚，观其《本纪》所载整顿吏治之事之频繁，即可见之。
北魏地方长官的贪婪残暴之甚，看它的《本纪》所载整顿吏治的事情之频繁，就可以看出来。
魏人非知吏治者，政令之峻切，不足见其恤民之心，只足见其官方之坏耳。
北魏人不懂得吏治，政令的严峻急切，不足以看出他们对百姓的体恤之心，只足以看出他们官场的败坏罢了。
道武都平城之岁，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如法者，亲览察黜陟之，此犹可诿曰：戡定之初也。
道武帝定都平城那年，就派遣使者巡视郡国，检举上奏不依法令的地方长官，亲自审察决定罢免或升迁，这还可以推托说是平定之初。
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
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十一月，下诏让使者巡视各州，校阅地方长官的资财。
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臧，守宰不如法者，听百姓诣阙告之，可见贪取及违法者之多。
不是自己家里带来的，一律登记为赃物，不依法令的地方长官，允许百姓到朝廷告发，可见贪污和违法的人之多。
二年（415），三月，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民，又可见其下既病民，上又病国也。
神瑞二年（415年）三月，下诏说刺史和地方长官，大多怠惰，今年赀调不按时上交的，罚没其家产来充抵，不允许向百姓征收，这又可以看出地方官既祸害百姓，上级又祸害国家。
大武帝始光四年（427），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
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十二月，驾临中山，因贪污被免职的地方长官有十几人。
神元年（428），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
神䴥元年（428年）正月，因为天下的郡守县令大多不合法度，精心选拔忠良全部代替他们。
大延三年（437），五月，诏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如法者。
太延三年（437年）五月，下诏天下吏民，可以检举告发不依法令的地方长官。
真君四年（444），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
真君四年（444年）六月，下诏免除百姓的赀赋三年，田租按年缴纳如常，州牧郡守不得随意征发。
可见至大武之世，吏治亦迄未尝善也。
可见到了太武帝时代，吏治也始终没有好过。
道武甫破后燕，叛者即群起。
道武帝刚攻破后燕，反叛者就群起。
道武平邺北还，至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即群盗并起。
道武帝平定邺城北归，到达恒山之南时，博陵、渤海、章武等地，群盗就一起兴起。
其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又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南皮。
同年九月，乌丸人张骧的儿子张超，又收容亡命之徒，聚集党羽两千多家，占据南皮。
此等虽旋即破灭，然继起者仍不绝。
这些人虽然很快被破灭，然而继续起来反抗的仍不绝。
最大者，如河西之山胡白龙，自延和三年（434）至大延三年（437），即自宋元嘉十一年至十四年乃灭。
其中最大的一支，如河西的山胡白龙，从延和三年（434年）到太延三年（437年），即从宋朝元嘉十一年到十四年，才被消灭。
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
渤海是汉代郡，治所在浮阳，即现在的河北沧县。
后汉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
后汉移治到南皮，即现在的河北南皮县。
章武，晋国，今河北大城县。
章武是晋朝诸侯国，即现在的河北大城县。
明元时，亦所在屯聚，用崔宏言大赦，乃获暂安。
明元帝时，也是到处有屯聚反抗的人，采用崔宏的建议大赦，才得以暂时安定。
魏人是时，盖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矣。
北魏这时候，大概就像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之下，而睡在柴草上面一样危险了。
而大武时盖吴举义，声势尤大。
而太武帝时，盖吴举起义旗，声势尤其浩大。
《魏书·本纪》：大平真君六年（446），宋元嘉二十二年。
《魏书·本纪》：太平真君六年（446年），宋朝元嘉二十二年。
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
九月，卢水胡人盖吴聚集部众在杏城反叛。
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
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
十月，长安镇副将元纥讨之，为吴所杀。
十月，长安镇副将元纥讨伐他，被盖吴杀死。
于是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
于是征发高平的敕勒骑兵奔赴长安。
高平，后魏郡，今甘肃固原县。
高平是后魏的郡，即现在的甘肃固原县。
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雍，兵屯渭北。
下诏将军叔孙拔乘驿车统领并州、秦州、雍州，兵屯渭水北岸。
十一月，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略。
十一月，盖吴派遣他的部落首领白广平向西攻掠。
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
新平、安定的各胡夷酋长，都聚集部众响应他。
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
新平、安定，都见于第二章第二节。
吴遂进军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
盖吴于是进军到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
将军章直与战，大败之。
将军章直与他们交战，大败他们。
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
士兵淹死在黄河里的，有三万多人。
至长安，将军叔孙枝与战于渭北，大破之。
到达长安，将军叔孙根（叔孙枝）与他们在渭水北岸交战，大破他们。
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
河东的蜀人薛永宗，聚集同伙偷盗官马数千匹，带领三千多人进入汾水弯曲处。
西通盖吴，受其位号。
向西与盖吴联络，接受他的官位称号。
秦州刺史周鹿观讨之，不克而还。
秦州刺史周鹿观讨伐他，未能攻克而返回。
魏秦州治上封，即上邽县之更名也。
北魏秦州治所在上封，就是上邽县的改名。
诏殿中尚书元处真，尚书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寇提三将一万骑讨白广平。
下诏殿中尚书元处真、尚书慕容嵩率领两万骑兵讨伐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五将三万骑兵讨伐盖吴，寇提率领三将一万骑兵讨伐白广平。
盖吴自号天台王，《宋书·索虏传》：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虏。
盖吴自称天台王（《宋书·索虏传》：盖吴在杏城天台，起兵反抗胡虏）。
七年（447），宋元嘉二十三年。
真君七年（447年），宋朝元嘉二十三年。
魏神中置，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
北魏神䴥年间设置，治所在正平，即现在的山西新绛县。
孝昌后治郑，今陕西华县。
孝昌以后治所在郑县，即现在的陕西华县。
六军乘之，永宗众溃。
大军乘势进攻，薛永宗的部众溃散。
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
薛永宗的男女老少，不论大小，都投汾水而死。
车驾南幸汾阴，临戏水。
太武帝南巡到汾阴，来到戏水。
二月，幸盩厔，汉县，在今陕西盩厔县东。
二月，驾临盩厔（盩厔是汉代县，在今陕西周至县东）。
诛叛民耿青、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
诛杀了与盖吴通谋的叛民耿青、孙温两个营垒的人。
军次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
军队驻扎到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
诛散关氐害守将者。
诛杀了散关的氐人中杀害守将的人。
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
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
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
诸军乙拔等在杏城大破盖吴，盖吴弃马逃跑。
幸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
驾临洛水，分兵诛杀了李闰的叛羌。
是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金城，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
这个月，金城的边冏、天水的梁会反叛（金城、天水，都见于第二章第二节）。
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冏。
秦州刺史封敕文攻击他们，斩杀边冏。
五月，闾根率骑诣上邦，与敕文讨梁会。
五月，闾根率领骑兵前往上邽，与封敕文一起讨伐梁会。
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
盖吴重新聚集在杏城，自称秦地王。
假署山民，众旅复振。
以山寨之民的名义设置官职，部众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
于是派遣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督率北道诸军一同讨伐他。
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
六月，征发定州、冀州、相州三州兵二万人屯驻在长安南山的各山谷中，以防止盖吴逃跑。
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
八月，盖吴被他的部下所杀，首级被传送到京城。
《魏书·陆俟传》云：俟督秦、雍二州诸军事，为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
《魏书·陆俟传》说：陆俟都督秦州、雍州二州诸军事，任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拓跋那在杏城攻击盖吴，大败他。
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
抓获了盖吴的两个叔叔，众将想要送到京城。
俟独不许，曰：“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
”只有陆俟不答应，说：“盖吴一个人躲藏逃窜，不是他的亲信，谁能抓到他？如果停下十万大军，去追捕一个人，这不是上策。”
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
不如私下答应盖吴的叔叔，赦免他的妻子儿女，让他自己去追盖吴。”
高凉王那亦从俟计。
高凉王拓跋那也听从了陆俟的计策。
遂遣吴二叔，与之期。
于是派盖吴的两个叔叔回去，与他们约定了期限。
及期，吴叔不至。
到了约定的日期，盖吴的叔叔没有来。
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
”陆俟说：“这是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罢了，一定不会违背的。”
后数日，果斩吴以至。
过了几天，果然杀了盖吴而来。
《宋书·索虏传》云：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为流矢所中死。
《宋书·索虏传》说：屠各人反叛，盖吴自己去攻打，被流箭射中而死。
吴弟吾生，率余众入木面山，皆寻破散。
盖吴的弟弟吾生，率领余部进入木面山，不久都被击破溃散。
夫吴即丧败，何至挺身而走？即谓如是，其二叔亦安能必擒之？
盖吴即使丧败，何至于孤身逃跑？就算这样，他的两个叔叔又怎么能一定抓到他呢？
知《陆俟传》之言不实。
可知《陆俟传》的话不真实。
盖时吴已死，众败散，吴叔降魏，俟乃建议使之归，徼幸可得吴首耳。
大概当时盖吴已死，部众败散，盖吴的叔叔投降了北魏，陆俟于是建议放他回去，侥幸可以得到盖吴的首级罢了。
永昌王仁平其遗烬。
永昌王拓跋仁平定了他的残余势力。
高凉王那破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斩于京师。
高凉王拓跋那击败了白广平，生擒了屠各人路那罗，在京城斩首。
八年（448），宋元嘉二十四年。
真君八年（448年），宋朝元嘉二十四年。
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
正月，吐京的胡人凭借险阻为盗。
吐京，后魏郡，在今山西孝义县西。
吐京是后魏的郡，在今山西孝义县西。
诏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讨之，不下。
下诏武昌王拓跋提、淮南王拓跋他讨伐他们，没能攻下。
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
山胡曹仆浑等人渡过黄河向西，据守山林以自固，招引朔方的各胡人部落。
朔方，后魏县，今陕西清涧县。
朔方是后魏的县，即现在的陕西清涧县。
二月，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
二月，高凉王拓跋那等人从安定出发，讨平了朔方的胡人。
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
于是与拓跋提等人合军，一同攻打曹仆浑，斩了他。
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
他的部众因逃入险地而死的数以万计。
九年（449），宋元嘉二十五年。
真君九年（449年），宋朝元嘉二十五年。
二月，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
二月，太武帝西巡到上党，诛杀了潞城的叛民两千多家，把西河离石的人民五千多家迁徙到京城。
案自魏、晋以降，所谓胡者，种类极杂，而要以西域胡之程度为最高。
案自从魏、晋以来，所谓的胡人，种类非常复杂，而其中以西域胡人的程度为最高。
81割据诸国，抗魏最烈者，莫如沮渠氏，即以其多与西域交通故也。
割据各国中，反抗北魏最激烈的，没有比得上沮渠氏的，就是因为他们多与西域交流的缘故。
盖吴为卢水胡，实与沮渠氏同族；而其部帅白广平之白，亦西域姓；盖皆西域种类，不则深受其陶融者。
盖吴是卢水胡，实际上与沮渠氏同族；而他的部落首领白广平的“白”姓，也是西域姓氏；大概他们都是西域种族，不是的话就是深受西域熏陶融合的人。
是役也，汉族而外，响附之者，有氐，有羌，有屠谷，有蜀，有新平、安定诸夷酋，吐京、朔方诸胡，及诸山民，与山胡杂居者。
这次战役，汉族之外，响应归附的，有氐人，有羌人，有屠各人，有蜀人，有新平、安定的各胡夷酋长，吐京、朔方的各胡人，以及诸山民，与山胡杂居的人。
盖几合北方诸族而与魏为敌矣。
大概几乎联合了北方的各个民族而与北魏为敌。
据《宋书·索虏传》：吴起义时，年仅二十有九；魏大武累遣兵攻之辄败；自将攻之，又大小数十战不能克；可谓奇材。
据《宋书·索虏传》：盖吴起义时，年仅二十九岁；北魏太武帝屡次派兵攻打他，总是失败；亲自带兵攻打他，又大小数十战不能攻克；可以说是奇才了。
吴上表归顺，辞旨斐然。
盖吴上表归顺宋朝，文辞旨意斐然可观。
其第一表云：“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
”他的第一道表章说：“伏愿陛下：给我一旅的部众，向北兵临黄河、陕州。”
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
进可以镇压抵御凶暴的敌寇，颠覆他们的巢穴，退可以宣扬国家的威武，镇守保卫旧都京城。”
第二表曰：“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
”第二道表章说：“胡虏的君主在二月四日，倾尽资财、倒空仓库，与我连营对峙。”
接刃交锋，无日不战。
短兵相接、交锋对阵，没有一天不战斗。
摧贼过半，伏尸蔽野。
摧毁敌人超过一半，尸体遮蔽了原野。
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
伏愿陛下特别派遣偏师，给予救援接应。”
盖时亲与虏主，旗鼓相当，故望宋发兵为援也。
大概当时他亲自与胡虏君主对阵，旗鼓相当，所以希望宋朝出兵为援。
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诸路丧败，惟关陕一军，所向克捷，足见关中民气之可用。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战役，各路军队都失败了，只有关陕的一支军队，所向克敌制胜，足以看出关中民气是可以利用的。
《魏·本纪》：真君八年（447），六月，西征诸将元处真等，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臧各千万计，并斩之。
《魏书·本纪》：真君八年（447年）六月，西征的各位将领元处真等人，因盗窃吞没军资，到处抢掠，赃款各以千万计，一并处斩。
当师徒桡败，敌焰方张之日，而其所为如此，其为中国驱除亦至矣。
当军队挫败、敌焰正张的时候，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此，他们为中原驱除（帮助宋朝）也够厉害了。
而宋文帝于此，仅加吴以爵号，使雍、梁遣兵界上援接，竟亦不出，可谓之善乘机者邪？
而宋文帝对此，仅给盖吴加封爵号，让雍州、梁州派兵到边境上救援接应，竟也不出兵，这可以算是善于乘机的人吗？
《魏书·薛辩传》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
《魏书·薛辩传》说：他的祖先从蜀地迁徙到河东的汾阴（汾阴是汉代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
祖陶，与薛袓、薛落等分统部众，世号三薛。
祖父薛陶，与薛祖、薛落等人分别统领部众，世人称为三薛。
82父强，复代领部落。
父亲薛强，又代替统领部落。
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
而薛祖、薛落的子孙弱小，薛强于是总领三营。
历石虎、苻坚，常冯河自固。
历经石虎、苻坚时代，常常凭借黄河自固。
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
出仕姚兴，任镇东将军，入朝任尚书。
强卒，辩复袭统其营。
薛强去世后，薛辩又继承统领他的军营。
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大守。
任姚兴的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
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
刘裕平定姚泓后，薛辩率领全营投降刘裕。
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大守。
被任命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
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
等到刘裕失去长安，薛辩前来归附北魏。
大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
明元帝授予他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
泰常七年（422），宋永初三年。
泰常七年（422年），宋朝永初三年。
子谨，初授河东大守，后袭爵，迁秦州刺史。
儿子薛谨，起初被任命为河东太守，后来继承爵位，升任秦州刺史。
真君五年（445），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
真君五年（445年），任都将，随从太武帝北讨，因为延误了期限，与中山王拓跋辰等人在都城之南被处斩。
《宋书·薛安都传》云：河东汾阴人。
《宋书·薛安都传》说：薛安都是河东汾阴人。
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
世代为强族，同姓的有三千家。
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大守。
宋高祖（刘裕）平定关、河后，任命他为上党太守。
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
薛安都少年时以勇敢闻名，身高七尺八寸，擅长弓箭马术。
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泊击反胡白龙子，灭之。
北魏派他帮助秦州刺史北贺泊攻打反叛的胡人白龙的儿子，消灭了他们。
由是为伪雍、秦二州都统。
因此做了北魏的雍州、秦州二州都统。
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
州各有刺史，都统总管其事。
元嘉二十一年（444），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北魏君主拓跋焘攻打芮芮（柔然），大败。
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
薛安都与同宗族人薛永宗起兵响应。
永宗营汾曲，薛永宗在汾水弯曲处扎营，薛安都袭击并占领了弘农。
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相应。
恰逢北地人盖吴起兵，于是互相联络响应。
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
拓跋焘亲自率领军队攻击薛永宗，灭了他的家族，又进军攻打盖吴。
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归国。
薛安都估计寡不敌众，率领壮士辛灵度等人归附宋朝。
求北还，搆扇河、陕，招聚义众。
他请求北还，在河、陕地区煽动，招聚义兵。
给锦百匹，杂缯三百匹。
赐给他锦一百匹，各种丝绸三百匹。
复袭弘农，虏已增戍，城不可克；盖吴又死；乃退还上洛。
他再次袭击弘农，北魏已经增兵戍守，城池无法攻克；盖吴又已战死；于是退回到上洛。
《魏书》辩子《初古拔传》云：安都为其族叔，则安都于谨为族兄弟。
《魏书》薛辩的儿子《初古拔传》说：薛安都是他的族叔，那么薛安都与薛谨是族兄弟。
安都、永宗之叛魏，殆以谨被杀故邪？
薛安都、薛永宗背叛北魏，大概是因为薛谨被杀的缘故吧？
《魏书·安都传》云：真君五年（445），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则是役尚牵涉沮渠氏，其结合可谓甚广。
《魏书·薛安都传》说：真君五年（445年），他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图谋反叛，事情败露，逃奔到刘义隆（宋文帝）那里，可见这次战役还牵涉到沮渠氏，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
永宗举义，实在盖吴之前一年，特其声势不如吴之盛，故《魏书》但视作吴之附从耳。
薛永宗举起义旗，实际上在盖吴之前一年，只是他的声势不如盖吴盛大，所以《魏书》只把他看作盖吴的随从罢了。
薛为河东强族，本无归虏之志。
薛氏是河东地区的强族，本来没有归附胡虏的志向。
薛谨见戮，永宗又举宗赴义，其仇耻可谓甚深。
薛谨被杀，薛永宗又全宗族赴义，他们的仇恨可以说是非常深了。
故安都归国，报雪之志甚坚。
所以薛安都归附宋朝，报仇雪耻的志向非常坚定。
宋用之不能尽其材，后且因内乱，仍殴之归虏亦可惜也。
宋朝任用他而不能尽用他的才能，后来竟因为内乱，又迫使他归附了胡虏，也是很可惜的。
初古拔当大武亲讨盖吴、永宗时，诏其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绝不闻其投袂奋起，此或迫于兵势，不得不然，然其后迄仍仕魏，则可谓忘不共之仇矣。
初古拔（薛拔）当太武帝亲自讨伐盖吴、薛永宗时，被下诏命他纠集宗族乡人，在黄河边筑垒，截断两个叛军之间的往来通路，从没有听说他奋袂而起，这或许是迫于兵势，不得不如此，然而他后来始终在北魏做官，就可以说是忘记不共戴天之仇了。
《魏书·沮渠牧犍传》云：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
《魏书·沮渠牧犍传》说：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私通，兄弟三人都与她有宠。
李与牧犍共毒公主，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已见前。
李氏与牧犍一同毒害了公主，北魏皇帝征召李氏，牧犍不送她去，已见前文。
又云：既克，犹以妹婿待之。
又说：攻克（北凉）以后，仍把他作为妹婿对待。
其母死，以王大妃礼葬焉。
他的母亲去世，用王大妃的礼仪安葬。
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
又为沮渠蒙逊设置了三十家守墓的人。
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
授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爵如故。
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
当初官军还没有进入（姑臧）的时候，牧犍派人砍开府库，取走金银、珠玉以及珍奇器物，没有再封闭，老百姓于是趁机进去偷盗，大小东西都被偷光了。
真君八年（448），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
真君八年（448年），他的亲信和看守府库的人告发了这件事。
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
搜索他的家中，全部获得了他所藏匿的器物。
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
又告发牧犍父子，大量收藏毒药，前后暗中杀人，竟有上百人。
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
他的姐妹们都行邪道，结伴淫乱，曾无愧色。
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
自称能使唤鬼治病，让妇人多生子。
与鄯善王妹曼头陁林私通。
与鄯善王的妹妹曼头陁林私通。
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
昙无谶用男女交合的方术，教授妇女。
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
蒙逊的女儿们、儿媳们，都去接受他的方术。
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
魏太武帝听到往来使者说及昙无谶的方术，于是征召昙无谶。
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
于是揭发了这件事，拷打审讯后杀了他。
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
于是赐昭仪沮渠氏（蒙逊的女儿）死。
惟万年及祖，皆牧犍兄子。
只有沮渠万年和沮渠祖（都是牧犍哥哥的儿子）。
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
这一年，又有人告发牧犍仍与旧臣民往来，图谋造反，下诏司徒崔浩到公主府中赐牧犍死。
案牧犍果听其嫂与姊共毒公主，则于公主恩义已绝，降下之日，即不追举其罪，亦必使之离昏。
案牧犍如果真的听从他嫂子与姐姐一同毒害公主，那么他与公主的恩义就已经断绝，投降之日，即使不追究他的罪行，也一定会让他与公主离异。
乃牧犍之死，史言其与主诀良久乃自裁，此犹可曰不必果有恩义也，而牧犍既死，公主改适李盖，惠之父，见《外戚传》。
而牧犍之死，史书上说他与公主诀别很久才自杀，这还可以说未必真有恩义，而牧犍死后，公主改嫁李盖（李惠的父亲，见《外戚传》）。
及其死，仍与牧犍合葬，此何为者邪？
等到她去世，仍与牧犍合葬，这又是为什么呢？
且魏法最酷，牧犍罪衅，果如史之所云，其待之，又安得如是其厚乎？
况且北魏的法律最残酷，牧犍的罪过如果真像史书所说的那样，对他的待遇又怎么能如此优厚呢？
府库所藏，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可也，并斫开府库，不更封闭之事而不知，则无是理，安待降下既久，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乎？
府库中所藏的东西，大小被偷光，有关部门抓不到盗贼还可以说得通，但连府库被砍开、没有重新封闭的事情都不知道，那就没有道理了，怎么会等到投降很久以后，才由他的亲信和看守府库的人告发呢？
昙无谶，据《释老志》所载，实为戒行高僧。
昙无谶，根据《释老志》所记载，实际上是戒行高僧。
《释老志》之言，固难尽信，以其为宗教家言。
《释老志》的话，固然难以完全相信，因为它是宗教家的言论。
然使其果以通于房中术而见求，岂复以是为罪？又何必惧而杀之？
然而如果真的因为他通晓房中术而被征召，难道还会以此为罪吗？又何必害怕而杀掉他呢？
《李顺传》言谶有方术，世祖诏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闻而嫌顺。
《李顺传》说昙无谶有方术，太武帝下诏给李顺：命令蒙逊把他送到京城，李顺接受了蒙逊的贿赂，听任蒙逊杀了他，太武帝攻克凉州后，听说了此事而嫌恶李顺。
顺之死，在真君三年（442），宋元嘉十九年。
李顺之死，在真君三年（442年），宋朝元嘉十九年。
与此云世祖至是始知之者，又不相符。
这与这里说太武帝到这时才知道这件事，又不相符。
《释老志》云：谶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其见求当正以此耳。
《释老志》说：昙无谶屡次预言其他国家的安危，多有应验，蒙逊常常用国家大事咨询他，他被征召应当正是因为这点。
所以以淫佚诬之者？《释老志》又言：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
那么为什么要用淫乱来诬陷他呢？《释老志》又说：盖吴在杏城反叛，关中骚动。
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
此前，长安的僧人在寺院内种麦，皇帝的御马在麦田中放牧。
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
皇帝进去看马，僧人请随从官员喝酒，随从官员进入他的内室，看见有很多弓矢矛盾，出来报告了皇帝。
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
”皇帝发怒说：“这不是僧人应该用的东西，一定是与盖吴通谋，图谋害人罢了。”
命有司案诛一寺。
命令有关部门查办并诛杀了那个寺庙的人。
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
检查他们的财产，大批得到酿酒器具以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存藏匿的物品，大概数以万计。
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
又有地下室，与贵家女子私通淫乱。
帝既忿沙门非法，崔浩时从行，因进其说，遂有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之举。
皇帝既已愤恨僧人的不法行为，崔浩当时随行，趁机进言，于是就有了诛杀长安僧人、焚烧破坏佛像、敕令留台和四方一律依照长安做法行事的举动。
然则佛法见废，实由见疑与盖吴通谋，谓由崔浩进说者，尚未知其真际也。
然而佛法被废，实在是因为被怀疑与盖吴通谋，说由崔浩进言的人，还不知道其中的实情。
《释老志》又言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大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法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释老志》又说凉州自从张轨之后信佛教，太延年间，凉州被平定，把那里的国人迁徙到京城，僧人、佛法都随之东来，佛教造像更加增多了。
《本纪》：牧犍之亡，凉州人被徙者三万余家，而凉州人多不服魏。
《本纪》：牧犍败亡后，凉州人被迁徙的有三万多户，而凉州人多不服从北魏。
据《魏书·北史列传》：张湛，宗钦，段承根，皆凉州人，皆与崔浩善。
根据《魏书》、《北史》的相关列传：张湛、宗钦、段承根，都是凉州人，都与崔浩交好。
钦、承根皆与浩俱死。
宗钦、段承根都随崔浩一同赴死。
湛赠浩诗、颂，浩常报答。
张湛赠给崔浩诗、颂，崔浩常有回报。
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
等到崔浩被杀，张湛恐惧，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闭门却扫，庆吊皆绝，仅乃得全。
闭门谢客，庆吊之事都不参与，仅才得以保全。
湛兄铣，浩礼之与湛等。
张湛的哥哥张铣，崔浩对他的礼遇与对张湛一样。
承根父晖，大武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
段承根的父亲段晖，太武帝听说他的名声，很看重他，待为上客。
后从大武至长安，或告晖欲南奔。
后来随从太武帝到长安，有人告发段晖想要南逃。
问曰：“何以知之？”
（太武帝）问：“怎么知道的？”
曰：“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亡，何由尔也？”
回答说：“段晖把金子放在马鞍垫子里，如果不是想要逃跑，怎么会这样呢？”
大武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遂斩之于市，暴尸数月。
太武帝秘密派人去查看，果然如告发者所说，于是把他斩首于市，暴尸数月。
崔浩实乃心华夏者，见下节，诸人皆与浩善，可见其志之所在矣。
崔浩实在是心向华夏的人，见下节，这些人都与崔浩交好，可见他们志向之所在了。
然则沙门之见疑，牧犍之以与故臣民交通见告，宜也。
那么僧人们被怀疑，牧犍因为与旧臣民往来而被告发，也是应该的了。
然虏待牧犍素厚，又以人反之为讳，不欲明言其叛，乃不得不造作莫须有之辞以诬之。
然而胡虏对牧犍一向优厚，又忌讳人们反叛，不愿明说他反叛，于是不得不捏造莫须有的言辞来诬陷他。
84《本纪》言大武克姑臧，收其珍宝，不可胜计，而此时可以斫开府库见告，则知隐窃杀人，朋行淫佚，同为求其罪而不得而为之辞。
《本纪》说太武帝攻克姑臧，收取那里的珍宝，不可胜数，而这时可以用砍开府库来告发，那么可以知道暗中杀人、结伴淫乱，同样是为了找他的罪名找不到而编造的借口。
所以必见诬以淫佚者？以是时沙门适有淫佚之事，而昙无谶先见召不至，遂牵连之以诬牧犍。
之所以一定要用淫乱来诬陷他？是因为当时僧人正好有淫乱的事，而昙无谶先前又被征召而不去，于是便牵连到他来诬陷牧犍。
然鲜卑亦素行渎乱，后人不知其说之诬，乃又亿测谶之见求，必以其通于房中术之故，而诬人者转以自诬矣，岂不诡哉？
然而鲜卑人也一向行为混乱，后人不知道这些说法是诬陷，又猜测昙无谶被征召，一定是因为他通晓房中术的缘故，于是诬陷别人的人反而给自己招来了诬陷，岂不荒谬吗？
万年与祖，初虽叛国，后亦以谋叛魏见诛，则牧犍之有反谋，亦不足异也。
万年和祖，起初虽然背叛了北凉国，后来也因图谋反叛北魏而被杀，那么牧犍有反叛的图谋，也就不足为奇了。
盖吴之叛，为人民之抗魏，而当时之士大夫，亦多不服魏者。
盖吴的反叛，是人民反抗北魏，而当时的士大夫，也多有不服从北魏的人。
道武之破后燕也，以卢溥为幽州刺史，而溥叛之，事已见前。
道武帝攻破后燕时，任命卢溥为幽州刺史，而卢溥背叛了他，此事已见前文。
溥与张衮同乡里，衮数谈荐之，其叛也，衮因之获罪。
卢溥与张衮是同乡，张衮多次谈论举荐他，卢溥反叛后，张衮因此获罪。
时又有中山大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
当时又有中山太守仇儒，不乐意内迁，逃亡藏匿在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
推群盗赵准为主，连引丁零，扇动常山、钜鹿、广平诸郡，常山、钜鹿，皆见第三章第四节。
推举群盗赵准为首领，联络招引丁零人，煽动常山、钜鹿、广平诸郡（常山、钜鹿，都见于第三章第四节）。
事见《魏书·长孙肥传》。
此事见于《魏书·长孙肥传》。
此皆士大夫之抗魏者也。
这些都是士大夫中反抗北魏的人。
长安之亡也，毛修之没于夏，夏亡，又入魏。
长安失陷时，毛修之陷没于夏国，夏国灭亡后，又进入北魏。
滑台之陷，朱修之亦没焉。
滑台陷落时，朱修之也陷没于北魏。
大武以宗室女妻之，以为云中镇将。
太武帝把宗室女子嫁给他，任命他为云中镇将。
元嘉九年（432），大武伐和龙，二人皆从。
元嘉九年（432年），太武帝讨伐和龙，二人都随行。
朱修之与同没人邢怀明，谋率吴兵，袭杀大武。
朱修之与一同陷没的邢怀明，谋划率领南方兵袭击杀死太武帝。
又有徐卓者，亦欲率南人以叛。
又有叫徐卓的人，也想要率领南方人反叛。
修之以告毛修之，毛修之不听，乃止。
朱修之把此事告诉了毛修之，毛修之不听，于是作罢。
《魏书·毛修之传》云：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焘亦危矣，徐卓事泄被杀。
《魏书·毛修之传》说：这时各路军队攻城，宿卫的士兵，多在战斗阵地上，行宫的人少，这天如果没有毛修之（的劝阻），大变革几乎就要发生，拓跋焘也就危险了，徐卓事泄被杀。
朱修之与邢怀明奔北燕，后获南归。
朱修之与邢怀明逃奔北燕，后来得以南归。
毛修之虽沮大计，然史言朱修之之见俘，修之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
毛修之虽然阻止了大计，但史书上说朱修之被俘后，毛修之经过一年不忍询问家里的消息，很久之后才去查访。
并云：“贤子亢矫，甚能自处。
”又说：“您的儿子（朱）亢矫，很能自处。”
直视良久，乃长叹曰：乌乎！自此一不复及。
直视了好一会儿，才长叹说：唉！从此以后就不再提了。
其心固未尝忘中国也，亦可悲矣。
他的心里未尝忘记中国，也很可悲了。
是时之不听朱修之，殆势固有所不可邪？
这时他不听从朱修之（的谋划），大概确实是形势有所不可吧？
当时士大夫中，此等人必多矣。
当时的士大夫中，这样的人一定很多。
而处心积虑，密图覆虏，历数十年；当其不得已而立虏朝时，亦随事匡救，为中国谋；不幸所图不成，遂至所志不白者，尤莫如崔浩。
而处心积虑，秘密图谋颠覆胡虏，历时数十年；当他不得已而立于胡虏朝中时，也能随着事情而匡正补救，为中原谋利益；不幸图谋不成，以至于志向不能显扬的，尤其没有比得上崔浩的。
千五百年之后，考其行事，想见其为人，犹未尝不使人感激兴起也。
一千五百年之后，考察他的行事，想象他的为人，尚且未尝不使人感动奋发。
元嘉七年（430）战后，宋、魏复通好，信使每年不绝。
元嘉七年（430年）战后，宋、魏两国重新通好，使者每年不断。
盖宋文帝虽志复河南，而身既婴疾，又为介弟所逼，内忧未弭，未有长策；魏方以柔然为事，北方割据诸国，亦尚未尽灭；故彼此暂获相安也。
大概宋文帝虽然立志收复河南，但自己身患疾病，又被弟弟所逼迫，内忧尚未消除，没有长远的策略；北魏正以柔然为事，北方割据各国，也尚未完全消灭；所以双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
二十年（443），魏伐柔然，有鹿浑谷之败；继以薛永宗、盖吴之举义；其势孔亟，顾于二十二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略淮、泗以北，各迁数千户而去，其意盖以示强。
元嘉二十年（443年），北魏讨伐柔然，在鹿浑谷遭遇失败；接着又有薛永宗、盖吴的举义；形势非常危急，然而在二十二年（445年），却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攻掠淮、泗以北，各自迁徙了几千户人而去，其意图大概是为了显示强势。
至二十七年（450），魏真君十一年。
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是北魏真君十一年。
魏内忧既澹，北寇亦抒，二月，魏主乃自将入寇。
北魏内忧既已平息，北方的敌寇也已缓解，二月，北魏君主于是亲自率军入侵。
陈、南顿大守郑琨，陈，见第三章第四节。
陈郡、南顿太守郑琨（陈郡，见第三章第四节）。
南顿，汉县，晋置郡，在今河南项城县北。
南顿是汉代县，晋朝设置郡，在今河南项城县北。
汝南、颍川大守郭道隐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
汝南、颍川太守郭道隐（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
虏钞略淮西六郡，杀戮甚多。
北魏军队劫掠淮西六郡，杀戮极多。
南平王铄时镇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
南平王刘铄当时镇守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
时城内战士，不满千人，而宪婴城固守，四十余日，所杀伤万计，虏卒不能克，其功亦伟矣。
当时城内的战士，不满一千人，而陈宪环城固守，四十多天，杀伤敌人以万计，北魏军队终究不能攻克，他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了。
大武遣永昌王仁步骑六万，将所略六郡生口，北屯汝阳。
太武帝派遣永昌王拓跋仁率领步骑兵六万，带着所掳掠的六郡人口，向北驻扎在汝阳。
时武陵王骏镇彭城，文帝敕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以参军刘泰之《魏书》作刘坦之。
当时武陵王刘骏镇守彭城，文帝命令派遣一千骑兵携带三日粮食去袭击他们，以参军刘泰之（《魏书》作刘坦之）为帅。
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
杀死三千多人，烧毁了他们的辎重。
而汝南城南，有虏一幢，登城望见泰之无继，又有别帅自虎牢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
而汝南城南，有一幢北魏兵，登城望见刘泰之没有后续部队，又有另一支北魏军队的将领从虎牢到此（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
大武惟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及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
太武帝只担心寿阳有救兵，不把彭城放在心上，等听说汝阳战败，又传说彭城有持续而来的军队，大为恐惧，对他的部下说：“今年将要堕入别人的计中，”立即焚烧攻城器械想要逃跑，恰逢刘泰之的死讯接着到来，才停了下来。
文帝遣臧质轻往寿阳，即统其兵。
文帝派遣臧质轻装前往寿阳，立即统率那里的军队。
南平王铄遣司马刘康祖与质救县瓠。
南平王刘铄派遣司马刘康祖与臧质救援悬瓠。
是役也，虏虽未克县瓠，而虏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所轻侮，乃与文帝书曰：“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
这次战役，北魏虽然没有攻克悬瓠，但掳掠极多，南朝军队屡次无功，被北魏所轻视侮辱，于是太武帝给文帝写信说：“你现在如果想要保全社稷，使刘氏的祭祀得以延续，应当把长江以北割让给我们，把守军撤到江南。”
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
这样，我们就放下江南，让你们住在那里。
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
否则，你可以好好告诫方镇、刺史、守宰，严整供应陈设的器具，来年秋天我当去攻取扬州。
大势已至，终不相纵。
大势已经到来，终究不会宽纵你们。
顷者往索真珠裆，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裆也？
不久前我去要真珠裆，你们一点也不给，如今我所砍下的骷髅，可抵得上多少真珠裆呢？
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
你们往日北通芮芮（柔然），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这几个国家，我都消灭了，由此来看，你们又岂能独立？
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迩，以今年二月复死。
芮芮的吴提已死，他的儿子菟害真，继承了他的凶残行径，在今年二月又死了。
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我现在北征，先除掉有脚的敌寇。
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
你们如果不从命，来年秋天我当再次去攻取。
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
因为你们没有脚（不能像骑兵那样快速移动），所以不先讨伐。
北方已定，不复相释。
北方已定，不会再放过你们。”
盖其大举入犯之志决矣。
可见他大举入侵的决心已经定了。
崔浩起义图于此时，诚可谓得其当也。
崔浩在这个时候图谋起事，真可以说是适当时机了。
东武城，汉县，在今山东武城县西。
东武城是汉代县，在今山东武城县西。
后又仕慕容垂，为高阳内史。
后来又为慕容垂效力，任高阳内史。
魏道武伐后燕，次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
北魏道武帝讨伐后燕，驻扎在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
道武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军门。
道武帝一向听说他的名声，派骑兵追赶搜寻，抓住他送到军门。
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
与张衮共掌机要，草创制度。
及置八部大人，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
等到设置八部大人，以仿效八座，崔宏通管三十六曹，如同尚书令、仆射统领事务。
大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宏配享庙庭焉。
太和年间，孝文帝追录前朝功臣，让崔宏配享宗庙。
然《宏传》云：始宏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
然而《崔宏传》说：当初崔宏因苻坚之乱，想要避居江南，在泰山被张愿抓获（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
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
本来的打算没有实现，于是作诗以自伤，而当时没有流传，大概是怕获罪。
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
等到崔浩被杀，高允奉命去查抄崔浩家，才见到这首诗，高允知道他的心意。
允孙绰，录于允集。
高允的孙子高绰，把它记录在高允的文集中。
《传》又言：宏未尝蹇谔忤旨，及大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独无谴，盖其仕虏原非本心，故亦不为之尽力也。
《传》又说：崔宏未曾正直敢言违背旨意，到道武帝晚年，大臣们多触犯皇帝的威严怒气，只有崔宏没有被责罚，大概他出仕胡虏本来不是本心，所以也不为之尽力。
浩当道武时，给事秘书，转著作郎，不过以工书常置左右而已。
崔浩在道武帝时，任秘书郎，转任著作郎，不过是因为擅长书法而常在左右罢了。
及明元立，拜博士祭酒。
等到明元帝即位，被任命为博士祭酒。
明元好阴阳术数，而浩能为《易》筮，通天文，又善说《洪范》五行，始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
明元帝喜好阴阳术数，而崔浩能作《易经》的卜筮，通晓天文，又善于解说《洪范》五行，才开始参与军国大计，很受宠信亲近。
浩劝立大武为大子，大武监国，浩为右弼，已见前。
崔浩劝立太武帝为太子，太武帝监国，崔浩为右弼，已见前文。
大武立，左右共排毁之，以公归第。
太武帝即位后，左右的人共同排挤诋毁他，以公爵归家。
后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惟浩赞之，乃稍见信任。
后来商议讨伐赫连昌，群臣都认为困难，只有崔浩赞成，于是渐渐被信任。
盖汉人中甚得虏亲任者。
大概是汉人中很受胡虏亲近信任的人。
元嘉二十七年（450），六月，浩被诛。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六月，崔浩被杀。
史言其以史事，云：初大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
史书上说他是因为史事，说：当初道武帝下诏尚书郎邓渊撰写国记十多卷，编年叙事，体例未成。
逮于大宗，废而不述。
到了明元帝时，废弃没有续写。
神二年（429），宋元嘉六年。
神䴥二年（429年），宋朝元嘉六年。
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
下诏召集各位文人，撰写国书。
浩及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崔浩及弟弟崔览、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同参与撰写，编成国书三十卷。
及平凉州之后，复命浩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
等到平定凉州之后，又命令崔浩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撰写，续成前纪。
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
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一向谄媚事奉崔浩，于是请求立石铭，刻载国书，并刻他所注释的《五经》。
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于是在天坛东边三里处营建，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完成。
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
崔浩详尽叙述国事，详备而不典雅，而石铭显眼地立在道路上，往来行走的人，都以此议论，事情于是被传开。
《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
”《北史》说：“北方人都非常愤怒痛恨，一起在皇帝面前构陷崔浩。”
其辞较《魏书》为、重。
它的言辞比《魏书》更为严重。
盖浩之死实非以史事，后人不知其真，以其见戮之酷，谓其触忌必深，传之久，不免增益其辞；李延寿亦不知其真，遂采之以改《魏书》也。
大概崔浩之死实在不是因为史事，后人不知道真相，因为他被杀得残酷，认为他触犯忌讳一定很深，经过长久流传，不免增加言辞；李延寿也不知道真相，于是采信它来修改《魏书》。
有司案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
有关部门立案审查崔浩，逮捕了秘书郎、吏以及长历生（某种人员）数百人进行审讯。
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
那些秘书郎、吏以下全部处死。
夫魏史之伪造不足信旧矣。
魏史伪造不足相信已经很久了。
以魏威刑之峻，浩安敢显触其忌？浩若欲传其真，自可以作私史。
以魏朝刑罚之严峻，崔浩怎么敢公然触犯其忌讳？崔浩如果想要传布史实，自然可以写私史。
果触其忌，闵湛、郗标，安敢请刊？恭宗亦焉得而善之？
如果真的触犯了忌讳，闵湛、郗标，怎么敢请求刻石？恭宗又怎么会认为好呢？
且史事之发，与浩同作者，皆一无所问；仅高允，于浩被收时召入诘责，旋亦见释。
况且史事的发生，与崔浩一同撰写的人，都一点没有被追问；只有高允，在崔浩被逮捕时被召入宫诘问责骂，不久也被释放。
其后允久典史事，史称其所续者仍浩故事也。
其后高允长期掌管史事，史书上说他续写的仍然是崔浩的旧例。
然则浩书亦迄未尝废，触北人之怒者安在？而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
那么崔浩的书也始终没有被废弃，触怒北方人的地方在哪里呢？而崔浩的被杀，清河崔氏无论远近（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
范阳卢氏，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
范阳卢氏（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
大原郭氏，大原，见第二章第二节。
太原郭氏（太原，见第二章第二节）。
河东柳氏，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
河东柳氏（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
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都是崔浩的姻亲，全部被灭族。
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崔浩被囚禁，放在槛车里，送到城南，让数十名卫士在上面撒尿，哀号声凄厉，行路的人都能听到。
史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史书称自从宰相被杀戮受辱，没有像崔浩这样的。
此岂似以史事获罪者乎？
这哪里像是因史事获罪的人呢？
《宋书·柳元景传》云：元景，河东解人。
《宋书·柳元景传》说：柳元景，是河东解县人。
解，汉县，在今山西临晋县西南。
解是汉代县，在今山西临晋县西南。
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
曾祖柳卓，从本郡迁到襄阳。
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河北大守。
堂祖弟柳光世，先留在乡里，北魏任命他为河北太守。
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
柳光世的姐夫是伪司徒崔浩，胡虏的宰相。
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焘南侵汝、颍，崔浩暗中有异图，柳光世约集河北义士作为崔浩的响应。
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
崔浩的计谋泄露被杀，河东的大姓因为参与谋划而被灭族的非常多。
《魏书·卢玄传》言：玄，浩之外兄。
《魏书·卢玄传》说：卢玄，是崔浩的表兄。
玄子度世，以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
卢玄的儿子卢度世，因为崔浩的事，弃官逃到高阳郑罴家。
使者囚罴长子，将加捶楚。
使者囚禁了郑罴的长子，将要施以鞭打拷问。
罴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
”郑罴告诫他说：“君子杀身成仁，你虽死也不要说出来。”
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
儿子奉行父亲的命令，于是被拷打；以至用火烧他的身体，因而死去；终究什么也没说。
度世四子：渊、敏、昶、尚。
卢度世的四个儿子：卢渊、卢敏、卢昶、卢尚。
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余皆别生。
当初卢玄有五个儿子，嫡子只有卢度世，其余都是庶出。
浩之难，其庶兄弟常欲害度世，度世常深忿恨。
崔浩的祸难发生时，他的庶出兄弟们常想害卢度世，卢度世常深为愤恨。
86及度世有子，每戒约令绝妾孽，以防后患。
等到卢度世有了儿子，常常告诫他们禁止纳妾生子，以防后患。
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
到卢渊兄弟，婢女和下贱人所生的儿子，即使形貌相似，都不抚养接纳，被有见识的人所非议。
郑罴不闻以侠名，何至以亡命之人而弃其子。
郑罴没有听说过以侠义闻名，怎么会为了一个亡命之人而舍弃自己的儿子呢？
疑浩之义图，玄与罴皆与焉。
怀疑崔浩的义举图谋，卢玄和郑罴都参与了。
孝文迁洛后，元丕子隆、超谋叛，丕亦心许之，而丕后妻之子不与。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元丕的儿子元隆、元超图谋反叛，元丕也心里默许，而元丕后妻的儿子没有参与。
杨侃与庄帝密图尒朱荣，尒朱兆入洛，侃时休沐，得潜窜归华阴。
杨侃与孝庄帝密谋图尔朱荣，尔朱兆进入洛阳时，杨侃正休假，得以暗中逃回华阴。
后尒朱天光遣侃子妇父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
后来尔朱天光派杨侃儿子媳妇的父亲去招慰他，立下盟约许诺赦免他的罪。
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
杨侃的堂兄杨昱担心招致家祸，让杨侃出去应命。
“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死，冀全百口。
”如果他违背诺言，不过是一人死，希望能保全全家百口。”
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
杨侃前去，于是被尔朱天光所害。
其事实颇与度世、罴类也。
这件事的事实与卢度世、郑罴很相似。
《宋书》之为实录，不待言矣。
《宋书》作为实录，不用多说了。
是役也，盖汉族之士大夫，大结合以谋虏。
这次事件，大概是汉族士大夫大规模结合图谋胡虏。
虏自知窃据，最讳人之反之，乃隐匿其事。
胡虏自己知道是窃据，最忌讳人们反叛，于是隐瞒了这件事。
适会是时，有不快于浩之国书者，乃借是以杀浩，又多杀郎吏，以掩人耳目，其谋可谓甚拙，而其事则亦酷矣。
恰逢这时候，有对崔浩的国书不满的人，于是借此事来杀崔浩，又大杀郎吏，来掩人耳目，他们的计谋可以说是很拙劣，而这件事也就很残酷了。
乃天下后世，竟为所欺，司马公作《通鉴》，亦以《宋书》为不足信而不之取，何哉？
然而天下后世，竟被它所欺骗，司马光作《通鉴》，也认为《宋书》不足信而不取用，为什么呢？
至于高允召问时之辞，则又多半出于后来之附会者也。
至于高允被召见问话时的言辞，则多半又是出于后来的附会。
《允传》载游雅之言，谓诏责时，崔浩声嘶股战不能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辨，音韵高亮。
《高允传》载游雅的话，说皇帝下诏责问时，崔浩声音嘶哑、两腿发抖不能说话，而高允陈述事理、辩白是非，言辞意义清晰明辨，语调高亢洪亮。
斯言未知信否，即谓为信，亦正可见浩之获罪，不以史事，故允虽被责而不惧也。
这话不知道是否可信，就算相信，也正可以看出崔浩获罪，不是因为史事，所以高允虽被责问却不害怕。
《传》又云：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传》又说：太武帝命令高允写诏书，从崔浩以下，僮仆官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都灭五族。
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
高允请求再見一次皇帝，然后写诏。
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
”高允说：“崔浩所犯的罪，如果还有另外的罪过，不是臣所敢知道的。”
直以犯触，罪不至死。
只是因为他触犯（忌讳），罪不至於死。”
世祖怒，命介士执允。
太武帝发怒，命令侍卫官抓住高允。
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
”太武帝说：“没有这个人发怒阻止我，会有几千口人死了。”
浩竟族灭，余皆身死。
崔浩终究被灭族，其余的人都处死。
观“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之言，浩所坐非史事，灼然可见矣。
看“只是因为他触犯（忌讳），罪不至於死”的话，崔浩所犯的罪不是史事，灼然可见了。
国书犯触，戮及僮吏，魏法虽酷，亦不至是，况本无所犯触邪？
国书触犯（忌讳），杀戮及于僮仆官吏，魏朝刑法虽然残酷，也不至于此，何况本来没有什么触犯呢？
所以为是淫刑者？不过欲以极刑加于谋叛之人，而又讳言其事，乃为是以掩人耳目耳。
之所以施行这样的滥刑，不过是想要把极刑加于谋叛的人，而又避讳这件事，才这样做来掩人耳目罢了。
滥杀如此，其视汉人，岂特草芥之不若邪？
滥杀到如此地步，他们看待汉人，岂止是草芥不如吗？
浩称虏朝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设谋画策，无一非为中国计者。
崔浩号称北魏的名臣，然而仔细看他的言论，就可以看到他的设谋画策，没有一件不是为中原打算的。
神瑞二年（415），晋义熙十一年。
神瑞二年（415年），东晋义熙十一年。
秋，谷不登，魏大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邺，浩与特进周澹固争之，盖不欲虏荐居中国，抑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
秋天，谷物歉收，北魏太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都邺城，崔浩与特进周澹坚决争执，大概是不想让胡虏久居中原，也担心他们因为饥荒而驱赶百姓南下，给百姓留下祸害。
宋武之伐姚秦，魏内外朝臣咸欲断河上流，勿令西过；王懿降魏，又劝绝宋武后路，明元因欲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宋武崩，又欲乘丧取洛阳、虎牢、滑台：浩皆力争之，后又阻其攻城之议。
宋武帝讨伐姚秦时，北魏内外朝臣都想要切断黄河上游，不让宋军西过；王懿投降北魏，又劝断绝宋武帝的后路，明元帝因此想要派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宋武帝去世，又想要乘丧攻取洛阳、虎牢、滑台：崔浩都竭力劝阻，后又阻止了攻城的建议。
大武欲用兵于柔然及割据诸国，浩无不力赞之者，盖欲引其力以外向，使不得专于中国，且以疲之也。
太武帝想要用兵于柔然及割据各国，崔浩没有不竭力赞成的，大概是想引导胡虏的力量向外，使他们不能专注于中原，并且借此疲惫他们。
神二年（429）之役，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大后尤固止之。
神䴥二年（429年）的战役，朝廷内外大臣，都不想出兵，保太后尤其坚决阻止。
时宋方议北伐，论者谓吴贼南寇，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此固不得谓为过虑，而浩力反之。
当时宋朝正商议北伐，议论的人说南方贼寇将要北侵，却放着他们不管而去北伐，军队行进千里，谁会不知道？这固然不能说是过分担忧，而崔浩却竭力反对。
其后南镇诸将，表宋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之在界上者，绝其乡道，此亦事势应尔，浩又訾诸将欲南抄以取赀财，为国生事，非忠臣。
其后南方镇守的将领们，上表说宋朝大举戒备，想要进犯河南，请求三万兵力，趁宋军未发时迎击，顺便诛杀在边境上的河北流民，断绝他们的向导，这也是事势所应该的，崔浩又指责将领们想要南侵夺取资财，为国家生事，不是忠臣。
大武闻赫连定与宋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诸将以宋师犹在河中为疑，胡三省曰：谓在河之中流。
太武帝听说赫连定与宋朝遥相约定瓜分河北，想要先发制人平定，众将以宋军还在黄河中游为疑（胡三省说：指在黄河之中流）。
伐赫连昌之役，实为幸胜，说亦见前。
讨伐赫连昌的战役，实际上是侥幸取胜，说法也见前文。
将伐沮渠牧犍也，奚斤、李顺等三十余人沮之，浩赞之。
将要讨伐沮渠牧犍时，奚斤、李顺等三十多人阻止，崔浩赞成。
顺等之言曰：“自温圉河以西，温圉，《北史》作温围。
”李顺等人的话说：“自温围河以西（温围，《北史》作温围）。
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十余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
到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积雪，深达十余丈，至春夏季消融流淌，下流成河，引以灌溉。
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
他们听说大军到来，决开渠口，水不流通，就会导致干渴。
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
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也不能长期停驻军马。”
浩则曰：“《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
”崔浩则说：“《汉书·地理志》，凉州的牲畜，为天下富饶，如果没有水草，怎么畜牧？况且汉人居住，终究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筑城郭、立郡县。”
夫顺等所言，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引，止足明凉州一州，非无水草耳。
李顺等人所说的，是姑臧城外的事，崔浩所引的，只足以说明凉州这一州，并非无水草罢了。
所攻在于姑臧，城外军马难停，一州水草纵饶，何益于事？若谓汉家郡县，不应立于无水草之地，则自汉至魏，水道岂无变迁？
所攻打的目标在于姑臧，城外的军马难以停驻，一州水草即使丰饶，对事情有何益处？如果说汉朝的郡县，不应该设立在无水草的地方，那么从汉到魏，水道难道没有变迁？
大武之攻姑臧，亦幸而牧犍未能坚守耳，使其能之，而决渠以绝水道，未知将何以善其后也？
太武帝攻打姑臧，也是幸亏牧犍没能坚守罢了，如果他能坚守，而决开渠道断绝水路，不知道将怎样善其后呢？
鹿浑谷之役，浩说大武潜军轻出，致为敌所围，信臣见诛，薛谨又以此死，卒招薛永宗、安都之叛，浩之所以误虏者深矣。
鹿浑谷战役，崔浩劝太武帝潜军轻出，导致被敌围困，亲信大臣被诛杀，薛谨也为此而死，最终招致薛永宗、薛安都的反叛，崔浩之所以贻误胡虏，可以说是很深了。
凉州之下，浩劝不徙其民，大武不听。
凉州攻下后，崔浩劝说不迁徙那里的百姓，太武帝不听。
后搜于河西，召浩议军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以击蠕蠕，其欲引虏力以外向，且以疲之，犹曩志也。
后来在河西狩猎，召崔浩商议军务，崔浩仍想要招募迁徙豪强大族，以充实凉州，出兵之日，东西合力，以攻击蠕蠕（柔然），他想要引导胡虏的力量向外，并且借此疲惫他们，仍然是从前的志向。
浩不信佛，亦不好老、庄之言，而独信寇谦之。
崔浩不信佛，也不喜好老、庄之言，而只信寇谦之。
《释老志》言：谦之以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浩独异其言，上疏赞明其事。
《释老志》说：寇谦之在始光初年奉上他的道书而献于朝，当时朝野听说，若存若亡，并未全信，只有崔浩认为他的话奇异，上疏赞美阐明其事。
《浩传》言：浩父疾笃，浩乃翦发截爪，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
《崔浩传》说：崔浩的父亲病重，崔浩于是剪下头发、剪下指甲，夜里在庭院中，仰天向北斗祈祷，为父亲请求生命，求以自身代替，叩头叩到流血，一年多不停。
及得归第，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
等到回归府第，想要修习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崔浩于是以他为师。
《释老志》又言：谦之尝遇仙人成公兴，谓谦之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
《释老志》又说：寇谦之曾经遇到仙人成公兴，成公兴对他说你还不便成仙，正好可以成为帝王之师罢了。
又谓老君玄孙李谱文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而以嵩岳所统平土方万里授谦之。
又说老君的玄孙李谱文是牧土宫主，统领治理三十六土凡人鬼神之政，地面方圆十八万里有余，而把嵩高山所统领的平地方圆一万里授给寇谦之。
《浩传》载谦之谓浩：“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大平真君，”因属浩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崔浩传》载寇谦之对崔浩说：“接受了神中的秘诀，应当同时修习儒教，辅佐太平真君，”于是嘱托崔浩撰写帝王治典，并论述其大要。
攻赫连昌及神二年（429）之役，浩赞之，谦之亦赞之，二人之势若檠榜，可以概见。
攻打赫连昌以及神䴥二年（429年）的战役，崔浩赞成，寇谦之也赞成，二人之势如弓之檠、榜之辅（互相辅助），可以概见。
虏迷信素深，浩与谦之，殆欲以是愚之邪？
胡虏迷信向来很深，崔浩与寇谦之，大概是想要以此来愚弄他们吧？
《浩传》又言：浩从太宗幸西河，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人服其言。
《崔浩传》又说：崔浩随从明元帝到西河，与同僚议论五等爵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考究秦始皇、汉武帝的过失，好古通晓治道，人们佩服他的言论。
及受谦之之属，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大初，下尽秦汉，大致先以复五等为本。
等到接受寇谦之的嘱托，于是著书二十多篇，上推太初，下及秦汉，大致首先以恢复五等爵制为根本。
夫封建之不可复，浩宁不知之？然而为是言者？当时世家豪族，欲驱虏者盖多，然皆手无斧柯，故卒无所成就。
封建制度不可恢复，崔浩难道不知道？然而他这样说呢？当时的世家豪族，想要驱逐胡虏的很多，然而都手中没有斧柯（没有实权），所以最终没有成就。
使魏用浩之说以行封建，则如柳光世、薛永宗、安都之辈，必有膺茅受土者，合从缔交，圜视而起，而其情势大异矣。
如果北魏采用崔浩的说法来实行封建，那么像柳光世、薛永宗、薛安都这些人，必定会有受封土地的人，合纵缔交，环顾而起，那么情势就会大不相同了。
《高允传》言：浩荐冀、定、相、幽、并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不可，浩固争而遣之，岂欲多所树置，为登高一呼，四山皆应之计邪？或与其主复封建同一用意也？
《高允传》说：崔浩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的士人几十人，各从家中起用为郡守，恭宗不同意，崔浩坚持争论而把他们遣出，难道是想要多作安置，作为登高一呼、四面都应响应的打算吗？或许与他主张恢复封建是同一用意吧？
浩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必称冯代强，《急就篇》有冯汉强之语，魏以汉强为讳，故易之。
崔浩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计，一定写成“冯代强”（《急就篇》有“冯汉强”之语，北魏以“汉强”为忌讳，所以改了）。
其藏机于深如此，而所谋卒泄，岂非天哉！他如此深藏机谋，而所图谋的终究泄露，难道不是天意吗！
其事因魏人讳匿之深，遂无可考见，然仍有可微窥者。
这件事因为北魏人隐讳隐瞒很深，于是无法考见，然而仍有可以微窥的地方。
《卢玄传》言：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卢玄传》说：崔浩大想要整齐人伦，分清姓氏宗族。
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
”卢玄劝他说：“创立制度、建立大业，各有其时。”
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
乐于做这件事的，能有几个人呢？你应当三思。”
浩当时虽无异言，然竟不纳。
崔浩当时虽然没有异议，然而终究不采纳。
则浩之谋，似仍为汉人所泄也，亦足忿疾矣。
那么崔浩的谋划，似乎仍然是被汉人所泄露的，也足以令人愤恨了。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宋文帝大举北伐。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宋文帝大举北伐。
命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之统帅。
命令王玄谟率领沈庆之、申坦先头部队进入黄河，青州、冀州二州刺史萧斌做他们的统帅。
臧质勒东宫禁兵，统王方回、刘康祖、梁坦径造许、洛。
臧质统率东宫禁兵，带领王方回、刘康祖、梁坦直趋许昌、洛阳。
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东西齐举。
徐州、兖州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东西两路同时举兵。
大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
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镇彭城，做各路军队的节度。
又诏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杨文德及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震荡汧、陇。
又下诏梁州、南秦州、北秦州三州刺史刘秀之统领杨文德以及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震动汧、陇地区。
萧思话部枝坦、刘德愿由武关。
萧思话指挥申坦、刘德愿从武关进发。
进攻滑台，积旬不克。
进攻滑台，过了十几天未能攻克。
碻磝、滑台，皆见第六章第五节。
碻磝、滑台，都见于第六章第五节。
九月，魏大武自将南下。
九月，北魏太武帝亲自率军南下。
时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
这时王玄谟的军队也众多，器械很精良。
垣护之驰书劝其急攻，护之时为钟离大守，随玄谟入河。
垣护之写信劝他急速进攻（垣护之当时为钟离太守，随王玄谟进入黄河）。
护之时以百舸据石济，古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
垣护之时以一百艘船占据石济（古代的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
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其还路。
北魏军队把王玄谟水军的大船全部牵走，用三重铁锁连接起来，截断黄河以断绝他们的归路。
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惟失一舸，留戍麋沟。
河水迅急，垣护之在河中顺流而下，每到铁锁处，用长柄斧砍断，只丢了一艘船，留下戍守麋沟。
斌遣庆之率五千人往救。
萧斌派沈庆之率五千人前往救援。
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虏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
”沈庆之说：“王玄谟的部队兵疲人老，胡虏敌寇已经逼近，各军营有一万人，才可以进攻。”
少军轻往，必无益也。
少数军队轻率前往，一定没有益处。”
斌固遣之，而玄谟已退。
萧斌坚持派他去，而王玄谟已经后退。
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
萧斌因为前锋战败，想要拼死据守碻磝。
庆之固争，乃退还历城。
沈庆之坚持争论，于是退回到历城。
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
王玄谟因为自己败退，请求戍守碻磝。
江夏王以为不可守，召令还。
江夏王认为不可守，召他回来。
二十八年正月，亦至历城。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也到达历城。
永昌王仁《宋书》作库仁真。
永昌王拓跋仁（《宋书》作库仁真）。
发关西兵趋汝、颍，高凉王那《宋书》作高渠王阿斗埿。
征发关西的兵力直趋汝、颍，高凉王拓跋那（《宋书》作高渠王阿斗埿）。
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历城众少而食多。
彭城人力虽多，而军粮不足，历城人力少而粮食多。
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直趋历城。
沈庆之想要用车辆结成车营作为方箱阵，列精兵为外翼，护卫二王（武陵王刘骏、南平王刘铄）直趋历城。
义恭长史何勖欲席卷奔郁洲，见第七章第二节。
刘义恭的长史何勖想要席卷粮械投奔郁洲（见第七章第二节）。
骏长史张畅言：“食虽少，旦夕未至窘乏。
”刘骏的长史张畅说：“粮食虽少，早晚还不至于困窘。”
一摇动，则奔溃不可止矣。
一旦摇动，就会奔溃不可遏止。”
南平王铄遣兵克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
南平王刘铄派兵攻克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
大索城，今河南荥阳县。
大索城，即今天的河南荥阳县。
时铄遣刘康祖继进，而文帝命其速返。
这时刘铄派刘康祖继进，而文帝命他速返。
虏众八万，与之相及于尉武。
北魏军队八万人，与他在尉武相遇。
康祖众仅八千，大战一日夜，杀虏填积。
刘康祖部队仅八千人，大战一天一夜，杀死北魏兵填满沟壑。
康祖中矢死，军遂败，自免者裁数十人。
刘康祖中箭而死，军队于是失败，自己逃脱的仅数十人。
虏焚马头、钟离，马头，宋郡，今安徽怀远县东南。
北魏军焚烧马头、钟离（马头是宋朝的郡，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南）。
其向青州之兵攻东阳。
他们向青州去的军队攻打东阳。
文帝遣申恬往援之，萧斌又遣解荣之与垣护之往援，与齐郡大守庞秀之保城。
文帝派申恬前往救援，萧斌又派解荣之与垣护之前往救援，与齐郡太守庞秀之共同守城。
虏遂东略清河，从东安、东莞出下邳。
北魏军于是向东攻掠清河，从东安、东莞出兵下邳。
东安，汉县，在今山东沂水县东。
东安是汉代县，在今山东沂水县东。
东莞，汉县，即今沂水县治。
东莞是汉代县，就是今天沂水县的治所。
下邳大守垣阆，亦仅能闭城拒守而已。
下邳太守垣阆，也仅能闭城拒守罢了。
文帝遣臧质率万人往救。
文帝派臧质率一万人前往救援。
至盱眙，大武已过淮。
到了盱眙，太武帝已经过了淮河。
其所属胡崇、臧澄之、毛熙祚并战殁。
他的部属胡崇、臧澄之、毛熙祚一起战死。
质众亦奔散，以七百人入盱眙，与大守沈璞共守。
臧质的部众也奔逃溃散，他带着七百人进入盱眙，与太守沈璞共同守卫。
大武留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
太武帝留下数千人围攻盱眙，亲自率领大军向南。
其中书郎鲁秀出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
他的中书郎鲁秀出兵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
高凉王出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
高凉王拓跋那出兵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
永昌王出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
永昌王拓跋仁出兵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
大武至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
太武帝到达瓜步（瓜步是山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
发民室屋，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
拆毁百姓的房屋，以及砍伐芦苇，在滁口建造竹筏，声称要渡江。
文帝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
文帝大举准备水军，作为防御的准备。
自釆石至于暨阳，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
从采石到暨阳（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
暨阳，晋县，在今江苏江阴县东。
暨阳是晋朝的县，在今江苏江阴县东。
船舰盖江，旌甲星烛。
船舰遮蔽长江，旌旗甲胄星光烛火般闪耀。
大武使饷文帝橐驼名马，求和请昏。
太武帝派人送骆驼名马给文帝，请求和解通婚。
87上遣田奇饷以珍馐异味。
文帝派田奇送去珍馐异味。
大武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惟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缘。
”太武帝把孙儿指给田奇看，说：“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功名，实在是贪图结成姻亲。”
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豪。
如果能答应，从今以后不再侵犯丝毫。”
又求嫁女与武陵王骏。
又请求把女儿嫁给武陵王刘骏。
《魏书·世祖纪》言：宋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亲，大武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此非实录。
《魏书·世祖纪》说：宋朝请求进献女儿给皇孙，以求和亲，太武帝认为以军队通婚不合礼制，答应和好而不答应通婚，这不是实录。
魏此时虽战胜，其视中原，尚如天上。
魏此时虽然战胜，但他们看待中原，还像在天上。
姚兴嫁女与明元，明元以后礼纳之，况于天朝乎？
姚兴把女儿嫁给明元帝，明元帝以皇后之礼迎娶，何况是对天朝（南朝）呢？
《宋书·江湛传》云：文帝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惟湛赞成之。
《宋书·江湛传》说：文帝大举北伐，满朝都认为不可，只有江湛赞成。
虏遣使求婚，上召大子劭以下集议。
北魏派使者来求婚，文帝召太子刘劭以下聚集商议。
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
”江湛说：“戎狄无信义，答应他们没有益处。”
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
刘劭发怒，对江湛说：“如今三位王爷在困境中，岂能苟且坚持不同意见？”
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
”刘劭又对文帝说：“北伐败辱，只有斩了江湛，可以向天下谢罪。”
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
”文帝说：“北伐是我自己的意思，江湛只是赞同罢了。”
明年，虏自彭城归，复求互市，亦无成议，至孝武世乃通之。
第二年，北魏军从彭城回去，又请求互市，也没有结果，到孝武帝时才恢复通好。
文帝虽无武略，恢复之志自坚；一二密勿之臣，亦与之志同道合；安有屈辱求婚之事邪？
文帝虽然没有武略，但恢复的志向还是坚定的；一两个运筹帷幄的大臣，也与他志同道合；怎么会有屈辱求婚的事呢？
二十八年（451），魏正平元年。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是北魏正平元年。
正月朔，虏略民户、烧邑屋而去。
正月初一，北魏军劫掠民户、焚烧房舍而去。
大武使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
太武帝派人到臧质那里要酒，臧质把尿装进坛子里封好给他。
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
开设攻城通道直指城东北，运东山的土石填平壕沟。
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作浮桥，以绝淮道。
又担心城内从水路逃走，于是用大船连接成浮桥，以断绝淮河水路。
大武与质书，质答曰：“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
”太武帝给臧质写信，臧质回答说：“王玄谟在东边败退，梁坦在西边溃散，你以为如何？没听说过童谣吗？‘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这个期限还没有到，只是这两支军队为饮江水开了路罢了，这是冥冥中的期限决定，不再是人事。”
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铄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
你如果有幸，就会被乱兵所杀；你如果不幸，就会被我活捉捆绑，用一头驴驮着，直接送到都市。
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虀之粉之，屠之裂之。
我本不图保全自己，如果天地没有灵验，力量被你压服，随你剁成肉酱、碎尸万段。
尔识知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
你的见识以及所仗恃的兵力，岂能胜过苻坚？如今春雨已经降下；四方的大军，开始云集；你只管安心攻城，别跑。
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诒。
粮食缺乏的话，告诉我，我会从粮仓里拿出粮食给你。
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
得到了你送来的剑刀，是想让我用来在你的身上挥舞吗？”
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
于是做了铁床，在上面安上铁蒺藜，说攻破城捉到臧质，就让他坐在上面。
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去。
听说彭城截断了他们的归路，京城派遣水军进入淮河；加上瘟疫，死者众多；二月二日，于是解围而去。
四月，其荆州刺史鲁爽归顺。
四月，北魏的荆州刺史鲁爽归顺宋朝。
爽，宗之孙，轨之子也。
鲁爽，是鲁宗之的孙子，鲁轨的儿子。
虏以轨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
北魏以鲁轨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守长社。
武陵王骏镇襄阳，轨遣人奉书，规欲归南，以杀刘康祖、徐湛之父不敢。
武陵王刘骏镇守襄阳，鲁轨派人奉上书信，计划想要归顺南方，但因为杀了刘康祖、徐湛之的父亲而不敢。
文帝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
文帝多次派人招纳，答应让他做司州刺史。
轨死，爽袭其官爵。
鲁轨死后，鲁爽继承了他的官爵。
爽粗中使酒，数有过失，大武怒，将诛之，爽惧，密怀南归计。
鲁爽粗犷，借着酒意发脾气，屡有过失，太武帝发怒，将要杀他，鲁爽害怕，暗怀南归的打算。
次弟秀，以军功为中书郎，以事为大武所诘，复恐惧。
他的二弟鲁秀，以军功为中书郎，因事被太武帝盘问，也恐惧不安。
先是殿中将军程天祚，助戍彭城，为虏军所获。
此前，殿中将军程天祚，帮助戍守彭城，被北魏军俘虏。
事在元嘉二十七年（450）。
此事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
天祚善针术，深被大武赏爱。
程天祚善于针灸术，深得太武帝欣赏喜爱。
恒劝秀南归，秀纳之。
常常劝鲁秀南归，鲁秀采纳了。
及大武北还，遂与爽俱来奔。
等到太武帝北归，于是与鲁爽一同来投奔。
复领义阳内史，北镇义阳。
又兼领义阳内史，北上镇守义阳。
义阳，本治新野，见第二章第三节。
义阳，本来治所在新野，见第二章第三节。
晋末移治仁顺，在今河南信阳县南。
晋末移治到仁顺，在今河南信阳县南。
秀为荥阳、颍川二郡大守。
鲁秀为荥阳、颍川二郡太守。
虏是役，凡破南兖、徐、兖、豫、青、翼六州，杀掠不可胜数。
北魏这次战役，共攻破南兖州、徐州、兖州、豫州、青州、冀州六个州，杀掠不可胜数。
88《宋书·索虏传》述其残破之状曰：“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
《宋书·索虏传》叙述其残破的情况说：“从江、淮到清、济的户口数十万，能够自己逃到湖泽中幸免的，一百个中没有一个。”
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
村落水井空荒，再也没有鸡鸣狗吠。
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载至，增巢已倾。
以至于燕子按时来衔泥筑巢，无处寄托，一根树枝之间，连续筑巢十几个，春雨一到，筑好的巢就已经倾覆。”
甚矣，覆败之至于此也！”亦可哀矣。
惨败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太厉害了！”也够可悲了。
东路虽云丧败，西路之军，则颇致克捷。
东路的北伐军虽说败丧，西路的军队，却颇有克敌制胜。
二十七年（450），八月，诞遣尹显祖出赀谷，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入卢氏，卢氏，汉县，今河南卢氏县。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八月，刘诞派遣尹显祖出赀谷，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进入卢氏（卢氏是汉代县，即现在的河南卢氏县）。
田义仁入义阳，中兵参军柳元景总统群帅。
田义仁进入义阳，中兵参军柳元景总领各位将领。
外兵参军庞季明，年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怀之。
外兵参军庞季明，七十三岁，是秦地的冠族，羌人多怀念他。
求入长安，招怀关、陕。
请求进入长安，招怀关、陕地区。
闰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
闰十月，庞法起、薛安都、鲁方平诸军进入卢氏。
难驱率义徒，为众军乡道。
赵难带领义军，为各军作向导。
季明出自本城，与法起会，遂入弘农。
庞季明从本城出发，与庞法起会合，于是进入弘农。
季明率方平、赵难向陕西七里谷。
庞季明率领鲁方平、赵难向陕西七里谷进发。
十一月，元景众至弘农。
十一月，柳元景的部队到达弘农。
元景命安都等并造陕下。
柳元景命令薛安都等一起到陕城下。
虏洛州刺史张是提众二万，度崤来救。
北魏洛州刺史张是提率众两万，翻越崤山来救。
先是华山大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即据之。
此前，华山太守刘槐，纠集义兵攻打关城，攻克了，因兵力少而不能固守，不久，又聚集部众来响应王师，庞法起驻到潼关，刘槐也到了，于是就占据了它。
卢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自列三营，以拟法起。
卢蒲城镇主派伪帅何难在封陵自列三营，以对付庞法起。
封陵，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封陵，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何难欲济河以截军后。
何难想要渡过黄河以截断宋军的后路。
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
庞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击，贼退散。
关中诸义徒，处处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
关中的各种义军，处处蜂起；四面山中的羌、胡，都请求奋起。
而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等乃还。
而王玄谟等败退，北魏军于是深入，文帝认为柳元景不宜单独进军，暂且下令班师，柳元景等于是返回。
震荡汧、陇之师，亦小有功绩。
震动汧、陇地区的军队，也略有一些功绩。
初仇池杨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关中。
当初仇池的杨宋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杨佛奴、杨佛狗逃奔关中。
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
苻坚任杨佛奴为右将军，杨佛狗为抚夷护军。
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
后来把女儿嫁给杨佛奴的儿子杨定，任命杨定为尚书领军将军。
坚败于淮南，关中扰乱，定尽力奉坚。
苻坚在淮南失败，关中纷扰，杨定尽力奉事苻坚。
坚死，乃将家奔陇右。
苻坚死后，于是带领家眷逃奔陇右。
城在西县界，去仇池百二十里。
历城在西县界内，离仇池一百二十里。
西汉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
西县是汉代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
招合夷、晋，得千余家，自号平羌校尉，仇池公，称藩于晋。
招集汉夷，得到一千多家，自称平羌校尉、仇池公，向晋朝称藩。
求割天水之西县，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见许。
请求割天水郡的西县、武都郡的上禄设置仇池郡，被允许。
大元十五年（390），又以定为秦州刺史。
太元十五年（390年），又任命杨定为秦州刺史。
其年，进平天水、略阳郡，天水，略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
这年，进兵平定了天水、略阳郡（天水、略阳，都见于第二章第二节）。
十九年（394），攻乞佛乾归，军败，见杀。
太元十九年（394年），攻打乞伏乾归，军队失败，被杀。
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袭位。
杨佛狗的儿子杨盛，先为监国，守仇池，继承了他的位子。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改封武都王。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改封为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425），六月，卒。
文帝元嘉二年（425年）六月，杨盛去世。
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朝廷任命他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又明年，魏以为梁州刺史、南秦王。
又过了一年，北魏任命他为梁州刺史、南秦王。
六年（429），卒。
元嘉六年（429年），杨玄去世。
弟难当，废玄子保宗一名羌奴。
弟弟杨难当，废黜了杨玄的儿子杨保宗（一名羌奴）。
宋仍以为秦州刺史、武都王。
宋朝仍任命他为秦州刺史、武都王。
难当使保宗镇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南。
杨难当派杨保宗镇守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南）。
保宗谋袭难当，事泄，收系之。
杨保宗图谋袭击杨难当，事情泄露，被抓起来关押。
先是流民许穆之、郝恢之投难当，并改姓司马。
此前，流民许穆之、郝恢之投奔杨难当，都改姓司马。
穆之自云名飞龙，郝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
许穆之自称名飞龙，郝恢之自称名康之，说是晋室的近亲。
益州刺史刘道济，粹弟。
益州刺史刘道济（刘粹的弟弟）。
委任长史费谦等，聚敛兴利，民皆怨毒。
委任长史费谦等人，聚敛兴利，百姓都非常怨恨。
九年（432），《氐胡传》作十年，此从《道济传》。
元嘉九年（432年）（《氐胡传》作十年，这里依从《刘道济传》）。
难当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
杨难当用兵力资助司马飞龙，让他进入蜀地为寇。
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即伍城，见第六章第四节。
当初刘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五城即伍城，见第六章第四节）。
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
远方的商人多到蜀地，资财货物有的价值数百万。
谦等限布、丝、绵等各不得过五十斤。
费谦等限制布、丝、绵等各不超过五十斤。
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
马不论好坏，限价蜀钱两万。
府又立冶，一断民鼓铸，而贵卖铁器。
官府又设立冶铸，一律禁止民间鼓铸，而高价卖铁器。
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
商旅叹息，百姓都想要作乱。
氐奴既怀忿恚，因聚党为贼盗。
帛氐奴既已怀恨，于是聚集党羽为盗贼。
其年，七月，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
这年七月，帛氐奴与赵广等假称司马殿下还在阳泉山中。
阳泉，蜀汉县，在今四川德阳县西。
阳泉，是蜀汉时的县，在今四川德阳县西。
蜀土侨旧，翕然并反。
蜀地的侨居者和土著，一齐都反了。
赵广迎道人程道养，诈称飞龙。
赵广迎接道士程道养，假称是司马飞龙。
道济使中兵参军裴方明击破之。
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出击，打败了他们。
十年（433），正月，贼复大至。
元嘉十年（433年）正月，贼众再次大举到来。
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遣兵往援，破贼。
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派兵前往救援，打败了贼众。
道养等仍藏窜为寇盗不绝。
程道养等仍然隐藏逃窜，为寇作盗不绝。
十三年（436），文帝遣萧汪之往讨，降帛氐奴。
元嘉十三年（436年），文帝派萧汪之前往讨伐，收降了帛氐奴。
十四年（437），四月，赵广等亦降。
元嘉十四年（437年）四月，赵广等也投降。
时梁州刺史甄法护，亦刑法不理。
当时梁州刺史甄法护，也刑法不理。
十年，文帝使萧思话代任。
元嘉十年（433年），文帝派萧思话代替他。
难当因法护下，思话未至，举兵袭梁州，遂有汉中之地。
杨难当趁甄法护下台、萧思话未到之机，起兵袭击梁州，于是占有了汉中之地。
十一年（434），思话使司马萧承之讨平之。
元嘉十一年（434年），萧思话派司马萧承之讨伐平定了他。
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希败走，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
此前，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刺史，桓希败走，杨盛占据了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都治所在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
惟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
只得到了魏兴、上庸、新城三郡。
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
后来索邈为刺史，才治所在南城。
及是，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思话乃还治南郑。
到这时，南城被贼所焚烧，不可固守，萧思话于是还治南郑。
难当使奉表谢罪，诏宥之。
杨难当派人奉上表章谢罪，下诏赦免他。
十二年（435），难当释保宗，遣镇童亭。
元嘉十二年（435年），杨难当释放杨保宗，派他镇守童亭。
即董亭，在今天水县东南。
童亭即董亭，在现在天水县东南。
《魏书》作薰亭，盖董之字误。
《魏书》作薰亭，大概是“董”字的错误。
魏大武帝以为南秦王，遣袭上邽。
北魏太武帝任命他为南秦王，派他袭击上邽。
十三年（436），三月，难当自立为大秦王。
元嘉十三年（436年）三月，杨难当自立为大秦王。
然犹奉朝廷，贡献不绝。
然而仍然奉事朝廷，贡献不绝。
是岁，五月，难当据上邽。
这年五月，杨难当占据了上邽。
七月，魏使乐平王丕攻之。
七月，北魏派乐平王拓跋丕攻打他。
十六年（439），魏以保宗为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
元嘉十六年（439年），北魏任命杨保宗为秦州牧、武都王，镇守上邽。
难当攻之，为魏镇将元勿头所却。
杨难当攻打他，被北魏镇将元勿头所击退。
十七年（440），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
元嘉十七年（440年），他的国家大旱，多有灾异，他降去大秦王的称号，重新为武都王。
十八年（441），十月，倾国南寇，规有蜀土。
元嘉十八年（441年）十月，他出动全国兵力南寇，图谋占有蜀地。
十一月，陷葭萌，犹晋寿大守申坦。
十一月，攻陷葭萌，俘虏了晋寿太守申坦。
葭萌、晋寿，皆见第三章第六节。
葭萌、晋寿，都见于第三章第六节。
十九年（442），正月，文帝遣裴方明等甲士三千人，又率荆、雍二州兵讨之。
元嘉十九年（442年）正月，文帝派遣裴方明等甲士三千人，又率领荆州、雍州二州的军队讨伐他。
以胡崇之为秦州刺史，守仇池。
以胡崇之为秦州刺史，镇守仇池。
魏使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杨保宗从祁山南入。
北魏派古弼督率陇右诸军以及殿中虎贲，与杨保宗从祁山向南进入。
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
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
皮豹子与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
皮豹子与司马楚之等督率关中诸军，从散关向西进入。
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事，南趋襄阳；刁雍东趋广陵；邀方明归路。
司马文思督率洛州、豫州诸军事，南趋襄阳；刁雍东趋广陵；截断裴方明的归路。
二十年（443），正月，崇之至浊水，去仇池八十里。
元嘉二十年（443年）正月，胡崇之到达浊水，离仇池八十里。
遇魏将拓跋齐等，败殁。
遇到北魏将领拓跋齐等，战败牺牲。
保宗谋叛魏，被执，送平城。
杨保宗图谋背叛北魏，被抓住，送到平城。
三月，顺司马苻达，难当从事中郎任朏等起义，立保宗弟文德。
三月，杨顺的司马苻达、杨难当的从事中郎任朏等起义，立杨保宗的弟弟杨文德。
诏以文德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下诏以杨文德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文德既受朝命，进戍葭芦。
杨文德既受朝廷任命，进军戍守葭芦。
城名，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
葭芦是城名，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
二十五年（448），魏皮豹子攻之，文德奔汉中。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北魏皮豹子攻打他，杨文德逃奔汉中。
时武陵王骏镇襄阳，执文德，归之京师。
当时武陵王刘骏镇守襄阳，抓住杨文德，送到京城。
以失守，免官，削爵土。
因为失守，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和封地。
二十七年（450），起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起用杨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从汉中西入，震动汧、陇。
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来拒。
杨文德的同族人杨高，率领阴平、平武的各氐人来抵抗。
平武，汉刚氏道，蜀汉分置广平县，晋改曰平武，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
平武，是汉代的刚氏道，蜀汉分置广平县，晋朝改名为平武，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
又遣文德伐啖提氐，未详。
又派杨文德讨伐啖提氐（不详）。
秀之执文德送荆州，而使文德从兄头戍葭芦焉。
刘秀之抓住杨文德送到荆州，而让杨文德的堂兄杨头戍守葭芦。
二十九年（452），二月，魏大武帝死。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二月，北魏太武帝去世。
其六月，文帝复命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北伐。
同年六月，文帝又命令徐州、兖州二州刺史萧思话北伐。
以张永为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经略河南。
以张永为冀州刺史，督率王玄谟、申坦等经营河南。
攻碻磝，十八日不能拔。
攻打碻磝，十八天不能攻克。
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
八月七日夜里，北魏军打开城门，烧掉城楼和攻城车。
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
士兵烧死以及被北魏军杀死的人很多。
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诸将。
张永当即连夜撤围退兵，没有通知各位将领。
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
各军惊扰，被北魏军乘机攻击，死伤惨重。
鲁爽、秀及程天祚并荆州军四万出许、洛。
鲁爽、鲁秀以及程天祚加上荆州军四万人出兵许昌、洛阳。
欲舟师入河，断其水门。
想要用舟师进入黄河，截断水门。
碻磝败退，水军不至，亦收众还。
碻磝败退后，水军没有到来，也收兵退回。
帝又以臧质为雍州刺史，使率所统向潼关。
文帝又以臧质为雍州刺史，让他率领所部向潼关进发。
质顿兵近郊，不时发。
臧质屯兵近郊，没有及时出发。
及爽攻虎牢，乃使司马柳元景率薛安都等北出。
等到鲁爽攻打虎牢，才派司马柳元景率领薛安都等向北出击。
至关城，关城主弃戍走，即据之。
到达关城，关城主弃城逃跑，于是占据了它。
元景至洪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
柳元景到达洪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
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
从景平初年，到元嘉末年，宋、魏之间的战争，经历了三十年，宋朝多败绩，北强南弱的形势，由此形成，这实在关系到南北朝一百六十年的整体大局，不仅仅是一时的得失。
综其失策，凡有数端：夫以大势言之，则拓跋氏实当五胡之末运。
综观其失策，共有几个方面：从大势来说，拓跋氏实在处于五胡的末运。
然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
然而他们占据的土地已经广大，力量自然雄强；又代北距离中原遥远，想要一举倾覆他们的巢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朝想要对付北魏，实在不可以轻心掉之。
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
想要攻打代北的人，不只是从江、淮出兵，远不可及，就连河南还担心声势无法相接，所以想要攻打代北，非以河北和关中为根据不可。
当元嘉五年（428）之时，谢灵运尝上书劝伐河北。
当元嘉五年（428年）时，谢灵运曾上书劝谏攻打河北。
其言有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
”他的话有说：“北境自从沾染了逆虏，穷困痛苦备尝。”
身祸家破，阖门比屋。”
身遭祸患、家破人亡，家家如此。”
“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
“或者因为关西的失败而受到惩戒，就说河北难守，两地的形势，表里不同。
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
关西各族杂居，种类不一，河北全部是旧户，几乎没有杂人。”
灵运固非经略之才，斯言则不能谓为无理。
谢灵运固然不是经略之才，这话却不能说是无理。
盖吴举义，元景西征，胡、蜀、氐、羌，莫不响应，关中如此，岂况河北？故谓河北、关中不可复者非也。
盖吴举起义旗，柳元景西征，胡、蜀、氐、羌，无不响应，关中如此，更何况河北？所以认为河北、关中不可恢复的说法是不对的。
然河北、关中虽可取，亦必我有以取之。
然而河北、关中虽然可以攻取，也必须有方法来攻取它们。
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
想要攻取河北，必须先巩固河南，想要巩固河南，必须先充实淮地；而想要攻取关中，则必须经营宛、洛与蜀、汉。
自晋之东渡，置北方于度外久矣。
自从晋朝东渡，把北方置之度外已经很久了。
宋武虽南燕，覆后秦，然受命已在末年，经略未遑远及。
宋武帝虽然灭了南燕、倾覆了后秦，然而接受天命已在末年，来不及进行长远的经营。
史家病其“绵河置守，兵孤援阔”，《何承天传论》。
史家批评他“沿河设置防守，兵力孤单、援路遥远”（《何承天传论》）。
景平丧败，职此之由。
景平年间的丧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孝武初，周朗上书，有云：“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
”孝武帝初年，周朗上书，有句话说：“毒在身体里，一定要从不太紧急的地方割起。”
函、渭灵区，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不可怀？
函谷、渭水这片灵秀之地，成了荒窟；伊水、洛水这块神圣的根基，蔚然长成茂草；难道不可怀念？
历下、泗间，何足独恋？
历下、泗水之间，哪里值得独独留恋？
议者必谓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
议论的人一定说胡人衰败不值得躲避，却不知道我们的病比胡人更严重。
空守孤城，徒费财役。
空守孤城，白白浪费财力劳役。
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
胡虏只要派轻骑三千，更替出入，春天来糟蹋麦子，秋天来侵夺禾谷，水陆漕运，就会隔绝不通，对贼寇不费事，而边境已经困顿，不到两年，士卒逃散、民力耗尽，可以翘足而待。”
当时河南形势之恶如此。
当时河南形势的恶劣就这样。
斯时当务之急，实在于自固藩翰，而宜戒轻率出兵。
这时候当务之急，实际上在于巩固自己的藩镇，而应该戒除轻率出兵。
故何承天作论，谓“安边固守，于计为长”。
所以何承天作议论，说“安定边境、巩固防守，在计策上是上策”。
而其安边固守之方：则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城不可固，则以车为藩，平行趋险，贼不能干。
而他安定边境、巩固防守的方法：第一是“把远处的移到近处，以充实内地”；第二是“疏浚修复城池，以增加阻防”；第三是“准备车辆牛马，以修饰军械”；城墙不可固守，就以车为藩，平地上行进和到险要处，贼不能侵犯。
故纂耦车牛，与浚复城隍同意。
所以准备车辆牛马，与疏浚修复城池是同意。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
第四是“按丁口登记兵器，不要有短缺”。
周朗亦言：“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火相连。
”周朗也说：“沿淮河的城垒，都应该修复，使烽火鼓声相通，兵火相连。”
承天又病“有急之日，民不知战。
”何承天又批评“有紧急情况的时候，百姓不知战斗。”
广延赏募，奉以厚秩。
广泛地悬赏招募，以优厚的秩禄奉养。
方伯、刺史，拱守坐听，自无经略，惟望朝廷遣军。
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己毫无经略，只指望朝廷派遣军队。”
谓非“大佃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
”说如果不“大规模屯田淮、泗，内充实青、徐，使百姓有余粮储备，田野有积谷，有精卒十万，一举荡平夷寇，则（这些措施）不足以稍稍动用朝廷军队，来劳苦天下。”
朗亦言：“须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可越淮穷河，跨陇出漠。
”周朗也说：“必须办齐骑兵四十万而国内不骚扰，取得粮食能支用二十年而边远城邑不惊扰，然后可以越过淮河穷追到黄河，跨过陇山出到沙漠。”
此诚老成谋国之至计也。
这实在是老成谋国的上上之策。
乃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
然而宋朝的君臣，恢复的壮志空存，而对于生息、聚合、教育、训练这些方面的谋划，却始终不曾涉及。
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兵一动，即减百官俸三分之一。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战役，军队一动，就削减了百官俸禄的三分之一。
至大明六年二月始复。
到大明六年（462年）二月才恢复。
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
王公、妃主，以及朝士、州牧、郡守，各自献出金帛等物品。
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
富户小民，也有献出私财高达数十万的。
又以兵力不足，用何尚之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
又因为兵力不足，采纳何尚之的建议，征发南兖州的“三五”民丁。
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
又招募天下的弩手，不问来路，如果有骑兵步兵各种技艺、武力之士应征的，都加厚赏。
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
有关部门又上奏说军用不足，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州，富裕的人家，家产满五千万的，僧尼满二千万的，都提取四分之一调换，超过此数的按率征收，事情平息后就归还。
90临事张皇如此，安可以兴大役乎？
临事张皇到如此地步，怎么可以兴大役呢？
二十九年之役，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
”元嘉二十九年的战役，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攻打河北，说：“河南地区饥荒，野外没有什么可掠夺的，如果敌人意外地坚固防守，不是十天半月可以拔取的，滞留大军，转运输送劳苦。”
伐罪吊民，事存急速。
讨伐罪人、慰问人民，事情在于急速。
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财足自守。
如今伪帅刚死，又到暑热时节，国内猜疑纷扰，顾不上远赴；关内的部众，财物足够自守。
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
我认为应当长驱直入中山，占据那里的关隘要地。
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
冀州以北，人口还丰足，加上麦子即将成熟，资用依托较为容易。
向义之徒，必应响赴。
向往正义的人，一定会响应奔赴。
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
如果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解溃散。
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使别驾崔勋之，直冲中山。
我城守之外，可以有二千人，如今再征发三千兵，让别驾崔勋之，直冲中山。
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
申坦率领历城的部众，可有二千，络绎一起前进。
较略二军，可得七千许人。
合计两军，可得七千人左右。
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
既然进入其心腹之地，调发租粮车辆，以充军用。
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
如果前驱乘胜，张永以及河南的各军，应当一时渡河，使声势和实利同时并举。
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
我的计策如果蒙允，应该一起设置司牧，安抚初来归附的人。
定州刺史取大岭，未详。
定州刺史攻取大岭（不详）。
冀州刺史向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
冀州刺史指向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
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岭名，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北。
并州刺史屯驻雁门，幽州刺史阻塞军都（军都是岭名，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北）。
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如果能成功，统一可待；如果不能克敌制胜，也不会伤得太重。”
上意止存河南，不纳。
文帝的意思只想保全河南，不采纳。
然魏于河南，尚不肯舍，况于河北，窥其腹心，岂有不以死力争之之理？而可以七千人徼幸邪？
然而北魏对于河南，尚且不肯放弃，更何况河北，窥其心腹，岂有不以死力争的道理？而可以用七千人来侥幸吗？
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说：“徒手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共事；一定要临事而惧、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
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而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
宋朝的君臣，不度德、不量力，而这样喜好轻举妄动，怎么能不败丧呢？这是从长远计谋来说的。
专就战事论之，其失亦有可得而言者。
专就战事而论，其失误也有可以说的地方。
魏大武与文帝书曰：“彼尝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
”北魏太武帝给文帝的信说：“你们曾经愿意与我交战一次，我也不痴，又不是苻坚，什么时候与你们交战？白天就派骑兵包围，夜里就离他们百里宿营去。”
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
你们的人民，愿意投降我的驱赶过来，不愿意的全都刺杀。
彼吴人正有斫营技，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
你们吴人只有夜袭营寨的伎俩，我也知道你们的情况，离你们一百里止宿。
虽彼军三瑞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财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
即使你们的军队三番（多次）安稳巡逻，使首尾相接，招募的人（即使）只有五十里远，天一亮就离去，这些招募的人的头颅怎么得不输给我呢？
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
你们认为我攻城时应当挖壕沟围守，想要出来夜袭我的营寨，我也不靠近城池围你们，只筑堤引水灌城来攻取。
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
你们扬州城的南北门有两条江水，这两条水引用来，自然可以如人意。”
此书所云，均系实语，并非虚辞，观其屡攻城不能克；又其战胜，若兵力相当，则恒由宋将帅怯懦，不则宋人恒能以少制众，杀伤过当可知。
这封信所说的，都是实话，并非虚词，看他屡次攻城不能攻克；又他战胜时，如果兵力相当，则往往是由于宋朝将帅怯懦，不然宋朝人常常能以少制众，对自己的杀伤超过对敌人的杀伤就可以知道。
然则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顾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剽捷，专以杀掠为务。
那么北魏人攻城既然不是所长，野战也没有把握，论他们的兵力，实在还不如南朝，而宋朝却屡次被他们困扰，为什么呢？北魏人对中原没有爱惜之心，倚仗他们骑兵的剽悍迅捷，专门以杀掠为务。
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
所以宋朝与他们相遇，军队的覆败，损失还较浅，而人民的涂炭，受到的祸害实则很深。
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
经过他们剽掠的地方，元气大伤，不仅进取，就连守御也不容易说了。
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
所以北魏想要避免作战，而宋朝在这时候的长策，则在于与他们决战。
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
想要与他们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
《宋书·索虏传》论，谓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
《宋书·索虏传》论说，彼我胜负，一言可蔽之，在于（我们的步兵）不能像追逐飞鸟那样去追他们的骑兵。
周朗亦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
”周朗也说：“现在人们知道不能用羊去追狼、用蟹去捕鼠，而让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追逐，他们不能成功本来就应该。”
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
汉朝中期能够制服胡人，是因为马多，胡人后来降服于汉朝，也是因为马少。
既兵不可去，车骑宜蓄。
既然军队不能废除，车骑应当蓄养。”
终南北朝之世，北方非无可乘之机，而南方迄不能大捷，恢复境土者，无骑兵与之决胜于中原，实为一大原因，非徒宋世如此也。
终南北朝之世，北方不是没有可乘之机，而南方终究不能取得大胜、恢复疆土，没有骑兵与他们在中原决胜，实在是一个大原因，不只是宋朝如此。
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沈庆之固陈不可，亦以马步不敌为言。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战役，沈庆之坚决陈述不可出战，也以马军不敌步军为理由。
文帝顾云：“虏所恃惟马。
”宋文帝却说：“胡虏所依仗的只有马。”
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
夏天水势浩荡，黄河水流通畅，乘船向北进发，那么碻磝的敌军必定逃走。
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
攻克这两个戍守点，就能进驻休整、慰问人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
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
等到冬天，城守相连，胡虏的马匹渡过黄河，就会成为俘虏。”
何其言之易也？岂忘景平之覆辙邪？
他的话怎么这么容易呢？难道忘了景平年间的覆辙吗？
不特此也，文帝非不恭俭，然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
不仅如此，文帝不是不恭敬俭朴，然而他实在不是能用兵的人，尤其在选将方面很昏聩。
王玄谟，怯懦之夫也，帝乃谓殷景仁曰：“问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此以口舌官人也。
王玄谟，是个怯懦的人，文帝却对殷景仁说：“听玄谟的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的意兴，”这是用口舌来授官用人。
檀道济最称持重，帝乃谓其养寇自资。
檀道济最以持重著称，文帝却说他养寇自重。
到彦之逗桡不前，帝则恕以中途疾动。
到彦之逗留不前，文帝则用中途疾病发作来宽恕他。
张永者，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通，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此乃文学之士，艺术之徒，帝顾谓其堪为将，授以专阃。
张永这个人，涉猎书史，能做文章，擅长隶书，通晓音律，骑射等各种技艺，都能触类旁通，又有巧思，纸和墨都自己制造，这是文学之士、技艺之徒，文帝却说他能做将领，授予他专镇一方的重任。
用人如此，安得而不覆败？
用人如此，怎么能不覆败呢？
沈庆之谏北伐，帝使徐湛之、江湛难之。
沈庆之谏阻北伐，文帝派徐湛之、江湛责难他。
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
”沈庆之说：“治国好比治家，耕田要问奴，织布要问婢。”
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陛下如今想要征伐他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划，事情怎么能成功？”
观其用张永，则并白面书生而不逮矣。
看他任用张永，则连白面书生也不如了。
二十九年之役，庆之又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遂不使北出，好同恶异如此，安可用人？
元嘉二十九年的战役，沈庆之又坚决劝谏，不听从，因为立论不同，于是就不让他北出，好同恶异到如此地步，怎么可以用人呢？
身未尝履行陈，而出军行师，每好县授兵略，见《徐爰传》。
他本人不曾亲临战阵，而出军行师，却每每喜欢悬远程授兵略（见《徐爰传》）。
至于攻战日时，莫不仰听成旨，《本纪》赞。
至于攻战的时日，无不仰听预定好的旨意（《本纪》赞）。
此尤用兵之大忌，而帝又犯之，尚安有成功之望邪？
这更是用兵的大忌，而文帝又犯了这个错误，哪里还有成功的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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