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泰七年（1018年），宗真三岁时即受封为梁王，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没过多久，太平元年（1021年）又被立为皇太子，十年（1030年）六月判北、南枢密院事。宗真在圣宗生前得以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主要是靠嫡母齐天皇后。宗真长大以后，对皇后亦侍奉唯谨，而其生母宫人褥斤对此却极为不满。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病故，年仅十六岁的宗真宣告即位，是为辽兴宗。褥斤立即发动了一场向齐天皇后夺权的政变，她令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齐天皇后与弟萧浞卜及萧匹敌“谋逆”，说齐天皇后要摄政，然后“徐议当立者”(52)。萧浞卜、萧匹敌二人赐死，此外还有围场都太师女直著骨里及右祗侯郎君详稳萧延留等七人被杀，其家属亦遭籍没。齐天则被送往上京囚禁。于是，褥斤完全把持了政权，自称“法天皇太后”，临朝听政，军国大事，兴宗皆不得过问。
兴宗认为齐天侍奉圣宗、抚育他本人，功在社稷，不可能与萧匹敌等谋反，并且与其生母进行争辩。但法天太后坚持认为有此人在，恐为后患，所以一定要将其除掉。次年——重熙元年（1032年）春，她竟派人去上京将齐天杀害，而兴宗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威胁。法天对朝廷上的蕃汉臣僚也都信不过，专用自家兄弟分监南北蕃汉事，甚至连萧氏的家奴也备受重用，仅授以团练、防御、节度、观察等使的就多达四十余人，以致范阳地区的无赖们一时间都争相要为萧氏充当家奴。朝廷上也到处都是太后的人。兴宗既无权力又无自由，终日无所事事，而且还受到秘密监视，因此郁郁寡欢。不仅如此，法天太后还在暗中策划废掉兴宗。重熙三年（1034年）五月，兴宗之弟重元密报：法天太后欲谋废兴宗而立重元为帝。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兴宗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召来行宫卫队“硬寨曳剌”五百多人，骑马站在行宫东边二里许的小山上，喜孙这个太后昔日的亲信被兴宗争取过来，率军直入宫中，太后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被驱赶着登上黄布车送到庆州幽禁起来了，“诸舅以次分兵捕获，或死或徙，余党并诛”(53)。
法天太后被逐出政治舞台之后，兴宗才成了辽朝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诏令上京留守耶律贵宁、盐铁使郎玄化等于祖州陵园内选吉地改葬齐天，“其影堂、廊庑等并同宣献太后园陵”(54)。“宣献”是承天太后谥号。兴宗此举，意在追认齐天为皇太后，同时也表明他已不再承认法天为皇太后。不过，兴宗为每年可以太后名义获得北宋一份聘礼，重熙八年（1039年）七月，至庆州谒陵，不得不将法天太后迎回。同年十一月，兴宗朝见皇太后，并为她行“再生礼”。但实际上母子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兴宗对她只是敬而远之，出入行止，常与之保持十数里的距离，为的是以防不测。
兴宗亲政后，封重元为“皇太弟”，并曾许诺，待“千秋万岁”之后就将皇位传给他。但兴宗与重元的关系还受到他与法天太后矛盾的制约。早在法天太后恢复自由初期，重元即致书宋朝，欲与之直接交往。宋仁宗通过贾昌朝将此事告知刘六符，六符明确表示：“此于太后则善，然于本朝不便也。”(55)兴宗晚年，太后见他必不久于人世，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图谋由重元继位。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死，元昊继立为西夏统治者，并于宝元元年（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西夏党项羌原是北宋境内的部族。北宋认为元昊称帝是“僭窃”、叛乱，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宋夏战事连年不绝。在这种情况下，以兴宗为首的辽朝统治集团认为可以乘机要挟宋朝，从而达到转移内部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辽正式派遣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与北宋交涉，指责宋太宗不该进攻燕蓟，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辽，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等等，并要求宋将原来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辽朝，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56)。同时，辽还以重兵压境。刘六符在开封逗留期间还曾对宋朝官员口出狂言，声称北宋经营塘泺毫无用途，“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57)。王拱辰当即向宋仁宗指出：这都是刘六符故意夸大其词的恫吓。宋仁宗命王拱辰起草复信，对辽方提出的指责一一予以驳斥，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双方订立盟好，已确认前此诸细故“咸不置怀”，况且宋太宗进攻燕蓟完全是由于辽援救北汉、阻挠宋朝统一所致，曲不在宋。瓦桥关南十县地，已是异代之事，故不应重提。至于西夏问题，宋朝认为元昊先人早已“赐姓称藩，禀朔受禄”，现在僭号扰边，理应讨除，并且事先已闻达于辽。关于辽朝指责宋“备塞隘路，阅集兵夫”，复信认为这都是“边臣谨职之常”。最后，复信提出，双方应令“缘边各守疆界，誓书之外一无所求”(58)。这封复信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用来对付辽朝的讹诈，已很得体，但宋仁宗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选定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国信使，除上面那封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
六月，富弼与副使张茂实至契丹，他们提出宋可以与辽联姻，也可以增加岁币，二者听凭辽朝选择其一。但议婚即不增岁币，不如增币对辽更有利。辽如能令夏国对宋臣服，则岁币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
八月间，富弼等再次使辽，兴宗接见他时，有太弟重元及皇子梁王洪基在侧。兴宗要求宋朝对辽输送岁币应称“献”，富弼认为“献”乃下奉上之词，不可施于两个对等的朝廷之间，况且宋为兄，辽为弟，岂有兄献于弟之理。后来兴宗又要求称“纳”，富弼亦坚决不从。兴宗见富弼不肯让步，即又遣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使宋。宋仁宗讲和心切，竟听从晏殊的主张，许称“纳”。除增币之外，富弼还答应契丹的其他要求：“前所与岁币皆彼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许辇至彼界白沟，宗真方许之。辇畜之费，益不胜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则座列颇卑，今既敌国，礼宜均比。朝廷亦从之。由是敌势益骄矣。”(59)可以说，此次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巨大收获。
当时，宋朝方面是吕夷简为相，他还命富弼要借助契丹以压服元昊纳款。辽兴宗夸口说他对元昊“可指麾立定”，于是，辽于重熙十二年（1043年）正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60)，元昊虽屡出怨辞，但仍不得不从。于是宋将给辽的岁币增为50万。
辽宋重归和好，西夏与辽却不断发生摩擦，他们招诱契丹逃户，制造事端。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月，契丹夹山部落岱尔族800户逃归元昊，兴宗要求送还，元昊却留而不遣。辽兴宗遂率大军亲至边境对夏施加压力。双方各据险要，相持不下。此时元昊一面表示愿意言和罢兵，同时又暗中进行战争准备。兴宗不知元昊有备，一方面许之罢兵，另一方面又对元昊进行偷袭，结果反为所败，仅率数十骑逃脱。“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61)总的来看，增币之后的宋、辽、夏三方关系，宋、辽之间趋向缓和，辽、夏之间却不时出现紧张。
澶渊之盟以后，在和平的环境下，契丹统治集团汉化日深。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四年，1052年），辽在致宋朝的国书中甚至连国号都去掉了，只称南北朝，理由是“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义”(62)。可见，契丹统治者认为他们和北宋统治者之间已经不再具有种族、文化上的差异了。越来越多的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加速了契丹上层社会汉化的进程。朝廷兴科举，契丹贵族也以不读书为耻辱。
辽兴宗有类似宋徽宗一样的绘画才能，所画鹅、雁惟妙惟肖，送与宋朝，颇受赞赏，精于书法的宋仁宗曾作飞白书答之。兴宗亲政以后，放荡不羁，恣意妄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五至和二年载：
宗真性佻侻，尝夜燕自入乐队，又数变服入酒肆寺观。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师及政事令者。其臣马保忠尝劝以臣下无勋劳宜序进之，宗真怫然怒曰：“若尔则是君不得专，岂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遇有迁除，必厚赐近臣以绝其言。
他与教坊使王税轻等数十人约为兄弟，出入其家，以天子之尊甚至下拜其父母。当时南北无事，辽每年接受宋朝巨额岁币，内府珍异堆积如山。财富的积聚，更促使契丹统治者滋长奢侈、腐化的倾向。兴宗在宫中享乐、挥霍尚嫌不满足，还经常化装私入酒肆，与酒徒对饮、胡闹，尽兴而返。
崇尚佛教，是辽兴宗的一大弊政。由于他的提倡，许多显贵都令子女为僧尼，至道宗时，僧尼多达数十万，不劳而食，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僧人还被授以高官，重熙十九年（1050年），僧惠鉴即加“检校太尉”(63)。授官太滥、吏治败坏，也是兴宗时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由于爵赏滥行，除授无法，结果是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吏治越来越腐败。辽朝除了养活一大批官吏，还要豢养一大批僧尼，再加上大做佛事及对西夏的战事、对宋不时以武力相威胁的巨额军费开支，这些毫无疑问都要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而幽蓟地区百姓负担尤其沉重。兴宗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已经达到很尖锐的程度了。萧韩家奴曾上书指出：“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64)这是一些小规模的反抗活动，多发生在幽蓟地区，因为辽朝赋役主要就是由这一地区承担。重熙十三年（1044年）秋，香河县（今属河北）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65)，即是一次当地汉族人民以秘密宗教为武器进行反抗斗争的事例。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直至辽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