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五年（951年）九月，世宗在军中遇弑，寿安王述律战胜叛党察割一伙，宣告即皇帝位，称天顺皇帝，改天禄五年为应历元年，是为辽穆宗。
穆宗即位之初，他的亲密贵近多怀异志，与中原有关系的蕃汉官员则纷纷南奔或准备南奔。据《辽史·穆宗纪》载，应历二年（952年）六月，“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未及实现而事发，萧眉古得被处死，李澣则受到宽大。然而，不久，李澣又通过定州派到辽境内的间谍田重霸，秘密与定州官员孙方谏联系，同时致信其兄李涛，内称：“契丹主童image00544.jpeg，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度其情势，他日终不能力助河东者也。”(1)在萧眉古得和李澣阴谋投降后周的同时，穆宗又发现政事令娄国谋反。娄国是耶律倍之子，世宗的兄弟，穆宗即位后，他颇受信任，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后来，他以为穆宗不恤政事，遂生觊觎之心，想取而代之。他引诱耶律敌猎等一群不逞之徒谋逆，阴谋败露后被缢杀于可汗州（即妫州，今河北怀来），其党羽亦尽伏法。过了不久，应历三年（953年）又发现李胡之子卫王宛谋反。穆宗因念及他是至亲，故释而不问。穆宗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挫败这些阴谋活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努力避免了与后周发生冲突。
经过太宗、世宗时代的长期战争，辽朝已将国力消耗殆尽，此时的后周政权却正在逐渐兴旺。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志在统一。显德二年（辽应历五年，955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朴向周世宗献策，以为攻取之道当先易而后难。所谓“易”者，即虚弱的南唐。他建议应先以兵进扰南唐，待其民疲财竭之后，再取江北，下江南，然后巴蜀、岭南必皆传檄而定。到那时，辽占领下的幽燕地区必望风来附，河东则一举可擒。此即后来宋太祖和宋太宗奉行并取得成功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南唐占据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虽称得上是广土众民，但武力不强。“唐自烈祖（李昪）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2)据《辽史·穆宗纪》载，应历二年（952年）正月至七年六月，不断有南唐贡使至契丹，或遣使“奉蜡丸书”。面对后周咄咄逼人的态势，辽穆宗除了继续加强与北汉的关系之外，的确希望能结成辽、北汉及南唐三方对抗后周的同盟。南唐则希望契丹和北汉尽快在北边有实际行动，藉以减轻其来自后周的压力。但契丹和北汉非到万不得已，是不敢轻易与后周开衅的。联合一时无结果，然而后周却更增加了进攻南唐的口实。显德三年（辽应历六年，956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指责南唐统治者“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3)。所谓“并垒”即指北汉政权。后周大军的进攻，使南唐统治者连吃败仗。辽穆宗看到如再坐视不管，南唐已很难支持了，于是，应历七年（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十一月，他派遣大同节度使崔勋率军会同北汉骚扰周的后方，以为南唐声援。北汉亦遣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会同辽军攻击后周潞州（今山西长治），但仅至城下而还。显德五年二月，北汉又出兵进攻隰州（今山西隰县），由于后周有备，北汉大败而还。同年四月间，当后周大军在南方正节节取胜之际，周世宗急忙自扬州北返。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契丹在北边的骚扰。“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虚入寇。”(4)这时，周世宗已感到辽将迫使他把用兵重点转移到北面，所以他连忙正式接受了南唐李璟的求和。
周世宗在与南唐停战言和之后，稍事休整，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959年）二月即下诏要“幸沧州”(5)，开始秘密向北方调遣军队，紧接着就出其不意地攻宁州（辽于乾宁军置宁州，即今河北青县），刺史王洪举城降。然后他又大治水军，以韩通、赵匡胤等分统水陆大军继续北进，后周大军随即攻克了益津关和瓦桥关，辽在两地的守将终廷辉和姚内斌分别以城降，莫州（今河北任丘）刺史刘楚信、瀛州（今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也都举城降周，于是燕京以南地区尽入于周。在这种情况下，周世宗要一鼓作气，直取幽州。他不顾臣下反对，令先头部队进据固安（今属河北）。但就在他准备对辽燕京发动攻击时，突发重病，不得不罢兵南归。周世宗功败垂成，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当时，辽用于守御燕京及其以南地区各关隘、城池的，尽是自中原（主要是后晋）收编的汉军。这些汉军及其将领纷纷倒向后周，这种情况简直使得辽穆宗一筹莫展。鉴于辽世宗的教训，他不能冒险调契丹部族军增援燕京。所以，契丹各部族军都集结在幽州以北待命，而没有调到幽州以南的前线与后周作战。要不是碰上周世宗因病主动撤军，恐怕燕京亦将不保。三关及瀛、莫二州虽已丢失，但燕京尚在，所以穆宗事后仍感到聊以自慰，他曾说过：“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6)“失地”实出于不得已。但周世宗撤军仅一个月，当年六月，穆宗就部署辽军收复了容城（今属河北），随即又发南京军戍守范阳（今北京市南）。这说明后周一撤军，燕京地区的汉军又重新稳定下来了，双方在燕京以南很快又形成了一条新边界，进入了新的对峙。
周世宗柴荣突然病故，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很快接管了后周政权，结束了“主少国疑”的局面。赵匡胤谎称有契丹大军南下，骗得后周朝廷命他率军出征，实现了黄袍加身。其实，辽穆宗当时并无发动新的“南伐”战争的能力。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应历九年（959年）年末，太宗之子敌烈与前宣徽使海思以及萧达干等谋反，十年（960年）冬十月，李胡之子喜隐又谋反，辞连李胡，父子皆下狱，李胡囚死狱中。
自应历十三年（963年）以后，辽穆宗大肆杀戮身边的服役者，这类事件，仅见于《辽史·穆宗纪》的就不下数十起，被他亲手杀害的有“兽人”“鹿人”“獐人”“彘人”“狼人”“鹰人”“鹘人”“雉人”“虞人”“酒人”“豕人”和“近侍”等。他们当中很多是专门服侍皇帝行猎的。这些人多是皇族、外戚及世宦之家出身，因家中有人谋反或犯有其他重罪，全家受株连，被籍没入宫服贱役，称为“著帐户”。穆宗是把对野心家、阴谋家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到已被制裁的叛逆者家属——“著帐户”人身上了。他喜怒无常，随便残杀这些人，其手段残酷至极。这些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此对穆宗的仇恨也与日俱增。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他终于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及庖人辛古等六人除掉了。他是喝醉了酒，“索食不得，欲斩庖人，庖人因进食，挟刀弑之”(7)。
穆宗无子，早就将世宗之子耶律贤养在自己身边。贤生于天禄二年（948年），应历十九年（969年），二十刚过。穆宗曾对进宫见他的耶律贤说：“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8)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穆宗遇弑，耶律贤马上召来女里帮他集结五百禁兵以自卫，并召来侍中萧思温和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连夜奔赴行在。次日，耶律贤经群臣“劝进”，在柩前宣告即位，改元“保宁”，是为辽景宗。
景宗最初和几个帮助他夺取帝位的人——高勋、女里、韩匡嗣及萧思温等组成一个权力核心。当时高勋由于拥立之功，已经当上了大丞相，同样，女里也据有契丹行宫都部署的高位，他们自以为受到景宗宠爱，于是就恣意妄为，与景宗姨母、保母结成一伙，权势炙手可热，“纳赂请谒，门若贾区”(9)。被景宗倚为心腹的耶律贤适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忧虑，提醒景宗注意，但景宗不以为然。不久，贤适病故，而他所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保宁二年（970年）五月，高勋与女里借萧思温跟随景宗出猎之机，合谋将萧思温杀害。八年后（保宁十年，978年）由于女里私藏甲胄五百副被发觉，按问过程中竟从其衣袖里搜出了当年与谋杀萧思温有关的一封密信，结果东窗事发，女里和高勋均被处死。
辽宋王喜隐曾一再谋反，皆受到宽恕。乾亨二年（980年）六月，喜隐再次引诱一群小人谋叛，事发后，景宗下令将其手足带械，囚禁于祖州。三年五月，上京汉军二百余人发动叛乱，欲劫持喜隐，立他为领袖，因城坚，攻之不下，便立其子留礼寿，但很快就被上京留守除室擒获，留礼寿伏诛。四年七月，景宗遣使赐喜隐死。至此，景宗算是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原来，北汉世祖刘旻“凡举事必禀契丹”(10)，双方关系很是融洽。刘旻死后，北汉刘承钧新立，他擅自改元及决定援助李筠叛宋的事，引起辽穆宗不满，于是导致双方矛盾冲突不断。这种情况，恰好为北宋攻取河东造成了有利时机。承钧死，养子继恩立。开宝元年（968年）九月，继恩死，“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请兵为援”(11)。北汉虽然得到契丹支援，但并未摆脱大兵压境、都城被围的困难处境。次年，应历十九年（宋开宝二年，969年）二月，景宗即位，辽虽然放回了拘押的北汉使节，但双方的互不信任仍难以消除。
保宁六年（974年）十一月甲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于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12)辽为了与宋修好，竟诫谕北汉，“以强弱势异，无妄侵伐。北汉主闻命恸哭，谋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马峰固谏，乃止”(13)。开宝九年（辽保宁八年，976年）九月，宋太祖发兵攻北汉，北汉遣使向辽求援，景宗命南府宰相沙和冀王敌烈率兵赴援。当时，辽、汉方面在北宋强大的攻势面前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辽军来援，宋军即退，辽军一走，宋军复至。北汉本来国小民贫，经受这样的拉锯战干扰，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保宁九年（977年），辽援助北汉粮食二十万斛及一些战马。由于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所以因北汉问题所造成的军事上、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很难长期承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辽试图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宋攻北汉的问题，然而，宋朝的立场非常强硬。同年二月，宋太宗亲自北上，在镇州督师进攻北汉，北汉遣使向辽乞援，辽以耶律沙和敌烈率军赴援，同时加派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部助战，并以枢密副使抹只督导。三月，耶律沙及冀王敌烈率领的辽军在太原以北的石岭关被宋军击溃。六月，汉主刘继元见坚守无望，被迫投降。
辽朝早已预计宋下太原后必对燕京发动攻击，所以耶律沙迅速赶往燕京。当宋太宗率领大军来攻燕京时，耶律沙已率军先至，在此以逸待劳。七月间，双方大战于高梁河，当耶律沙小有不利时，耶律休哥率援军赶到，会同耶律斜轸将宋军打得溃不成军，宋太宗仅以身免。“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14)
辽景宗即位后逐渐看到强大的宋王朝是一定要推进统一战争的，江南既亡，北汉绝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适时改变了辽穆宗时期联合江南、北汉以对抗中原的战略，把主要力量不是放在援助北汉上，而是用来固守幽蓟。高梁河之役的胜利，证明辽景宗这种新的战略部署是符合变化了的客观情况的。高梁河之役以后，当年九月，辽景宗又命韩匡嗣为都统，率军南伐，结果大败于满城，这次失败，固然有韩匡嗣指挥失误等具体原因，但从根本上分析，辽守燕京虽有余力，主动进攻却是力不从心。辽宋力量对比已经达到了大体均衡的状态，景宗对这种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继满城之役以后又一再南侵。乾亨二年（980年）冬，景宗命耶律休哥围攻瓦桥关，取得小胜。宋太宗下诏亲征。行至大名，辽景宗闻宋太宗亲率大军北上，未尝交锋，而下令撤军。宋太宗有诗云：“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15)
阿保机时代的著名汉臣韩知古，原是蓟州玉田人。玉田韩氏并不是名门大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16)。述律氏之兄参与对汉地掠夺，直接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六四记载：“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渝关。”“阿钵”可能就是述律氏之兄欲稳的表字。所以，我们可以说，天复三年或这一年之前，韩知古被叫做欲稳的契丹人俘获，其人或系述律氏之父或其兄。
韩知古后作为述律氏的陪嫁奴隶，归阿保机。最初，他并未受到重视。“久之，负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17)韩知古“挺身逃庸保”，正说明他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后来，他得以亲近阿保机，但其身份却是私奴——“宫分人”。
阿保机的契丹王朝建立初期，庶事草创，得力于幽蓟封建知识分子极多，“及幽州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围幽州，燕之军民多为其（阿保机）寇所掠。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18)。公元913年剌葛等叛乱彻底失败之后，冬十月“癸未，乙室府人迪里古、迷骨离部人特里以从逆诛。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19)。当时他已是主管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匡嗣墓志》称：“烈考讳知古，彰武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会九五龙飞之主，当经纶草昧之时，征伐四方。邓禹赞开基之略，参谋万务；葛亮成佐命之功，直气陵云。精诚介石，居然廊庙之器。真为社稷之臣，事载朝经，美谈人口。”(20)说韩知古之于阿保机，就有如邓禹辅佐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及诸葛亮辅佐刘备，足见其地位之显赫一时了。
尽管韩知古受到阿保机的赏识并成了“佐命功臣”，但他本人及其家族作为私奴——“宫分人”的身份并未改变。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得以有机会接近契丹统治者。知古子“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21)。不过，在太宗与穆宗时期，韩匡嗣并未身居高位。“三年不鸣，久栖于散地”(22)，他的发迹，是在景宗孝成皇帝时期。因为匡嗣是景宗耶律贤藩邸故人，所以景宗即位以后他很快即受到重用。在皇后父亲萧思温遭谋杀及高勋、女里被处死之后，韩匡嗣更成了景宗和睿智皇后仅存的心腹人物，“俄授上京留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临潢尹”(23)。“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宁末，以留守摄枢密使。”(24)
韩匡嗣虽然受到景宗及睿智皇后的宠信，但此人见识平庸，无政治、军事才能。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宋太宗进攻燕京，大败于高梁河，紧接着，辽又转守为攻，南下攻宋。当时韩匡嗣正在燕京留守任上，出任此役辽军统帅。十月间，双方在满城刚一接触，宋人即请降。耶律休哥认为这是宋人设计诱使辽军上钩，“匡嗣不听。俄而宋军鼓噪薄我，众蹙践，尘起涨天。匡嗣仓卒谕诸将，无当其锋。众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独休哥收所弃兵械，全军还”(25)。韩匡嗣对于作战的确是一窍不通。景宗要将其斩首，最后赖皇后为之开解，才得免于一死。
韩匡嗣时期，韩氏地位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是他们有了领地。《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九年（991年）“五月己未，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当时匡嗣已死，这就是说，当其生前，已经拥有了私城。他死后，朝廷又命将其私城扩建为全州。这样，原来隶属别人“头下”并作为私奴的韩氏，实际上就已经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
保宁年间，韩匡嗣子弟纷纷步入仕途。其弟匡美官“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邺王”(26)。匡嗣的另一弟兄匡胤，官至“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院事，赠太傅。材兼文武，气贯风云。入则为王爪牙，出则作民父母”(27)。其子韩德威，“保宁初，自燕台军旅之列校，授西头供奉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侍御史、骁骑尉”。“不数年，授羽林军将军，检校司徒。”这是御林军的官职，即所谓“登环卫之资，厕勾陈之列”。保宁十一年（979年），德威“擢居亲近之用，首冠殿庭之班，授宣徽北院使，彰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进封开国伯，增食邑，赐功臣四字”(28)。
匡嗣有七女：一女嫁昭义军节度使、太傅耿绍纪，另一女嫁辽兴军节度使、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猥恩，还有一女嫁大国舅弟萧罕余。从婚姻关系上也同样反映出韩氏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自匡嗣贵显以来，韩氏子弟皆联姻后族萧氏或其他著姓。匡嗣本人“娶兰陵萧氏，封陈国夫人”(29)。其子韩德威两娶皆萧氏。据《韩德威墓志》，“公前后夫人萧氏，出濯龙之胄，协鸣凤之兆”(30)。德威孙元佐两娶皆萧氏：“公先娶大丞相、枢密使、晋国公萧孝睦第二女，封陈国夫人，年五十有一而终。后娶北宰相萧善宁女，封韩国夫人。”(31)《耿延毅妻墓志》还记载，匡嗣子德冲妻萧氏，封宋国太夫人。关于耿、韩、萧三姓的婚姻关系，《耿延毅墓志》云：“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即韩匡嗣）季女累赠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妣也（即延毅之母）……齐天章德皇后乃姨兄妹也。”据该墓志云，匡嗣另一女嫁睿智皇后弟萧隗因，生圣宗齐天皇后(32)。据《韩橁墓志》记载，匡美原配死后，“又以寿昌恭顺昭简皇帝失爱之嫔妻之，封邺王妃，即圣元神睿贞列皇后之犹女也……后娶魏国夫人，邺妃之侄，皆出于萧氏矣”(33)。匡美续娶“寿昌恭顺昭简皇帝失爱之嫔”，亦即李胡之妻、“圣元神睿贞列皇后之犹女”，即淳钦皇后述律氏之侄女。其后，她的侄女又嫁匡美。另据《韩瑜墓志》，瑜两娶，皆出自萧氏(34)。另据《韩相墓志》，匡胤之子琬，其夫人亦为萧氏(35)。
韩氏地位登峰造极，还是在匡嗣之子德让之世。景宗在位末期，韩德让任南院枢密使。根据辽朝制度，南枢密院本来不主兵，德让却因为深受皇帝和皇后信任之故，掌握了一支军队。当他获悉景宗病危的消息后，竟不待朝廷宣召，即“率其亲属赴行帐”(36)，以武力协助承天太后辅佐圣宗顺利即位。当时圣宗年幼，其母承天太后临朝，她的亲信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分别掌握北、南枢密院。统和十七年（999年），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病故，承天太后更以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至此，辽朝的蕃汉军政大权就集于他一身了。
承天太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提高韩德让的地位，加强他的权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与此人早就存在着密切关系。据宋边将贺令图向太宗奏报，景宗死后，承天太后一直私通韩德让，后竟派人将德让妻缢杀，并入居德让帐中，二人起居饮食形影不离，如同夫妻一般。他们的住处常有卫兵千余人，还有膳夫三百及众多的蕃汉女奴，国事都由他们两人参决(37)。
因为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这种关系，因此，韩德让事实上就处于“太上皇”地位。承天太后把加强韩德让的权势，看成是巩固自己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胆敢蔑视韩德让的契丹权贵们，她则毫不容情。例如耶律虎古，统和初年与德让因事相忤，德让一气之下，操起身边卫士的武器照着他的头部猛击，致使他当场毙命。耶律虎古是六院夷离堇觌烈之孙，也算得上出身显贵。当年虎古曾得罪德让之父韩匡嗣，因此，德让击杀此人，更可能是意在报复。然而承天太后并未因此追究韩德让的责任。她如此纵容韩德让，同时也就是对旧权贵们的抑制。统和六年（988年），一日太后观看臣丁打马球，韩德让出场，被胡里室冲撞坠马。其实，韩德让并未伤着，然而太后却盛怒不止，并且为此大开杀戒，当即下令把这个无辜的契丹人推出斩首。契丹人如对她的这类做法稍有不满，亦要从重处罚。宋人记载：“戎主太后寝帐内事不论大小，若传播出外，捉获者，其先传播人处死，接声传播者决沙袋五百。”(38)“部族有窃议者，为其党所告，萧氏尽戮之。”(39)宋人认为承天太后所要禁止的就是关于她和韩德让关系的议论，其实，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解。她需要禁绝和防范的不是这些，而是人们对韩德让权势、地位表示不满的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辽朝的最高权力就在承天太后和韩德让掌握之下，圣宗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宋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五日辽使至宋，只向真宗转达国母萧氏的问候而不言及辽圣宗。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二载：
曹利用与契丹使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自戎帐赍书至，命西京左藏库使、□州刺史李继昌假武卫大将军持答书及誓约与柬之报聘。初，韩杞与柬之入见日，各言其母附达起居，而不述其主，帝曰：“此必母专其政，人不畏主。”询于利用，其言亦同。
承天太后不仅极力扩大韩德让的权势，同时还改变了韩德让的身份，使其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她赐韩德让姓耶律，徙封晋王，并仍为大丞相，事无不统。次年十一月，她又诏德让“出宫籍，属于横帐”(40)。所谓“横帐”，即阿保机一系的子孙，他们是四帐皇族中既尊且贵的一部分人。韩德让既然属于“横帐”，为皇族，这就不仅彻底改变了身份，而且取得了与萧氏婚配的资格。同时，韩德让生前已建有王府，这就是在他死后获得与诸宫卫同等地位的“文忠王府”。宗州、川州等州即是属于他的头下州(41)。
北宋立国之初即立志要收复辽占据的幽蓟地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高梁河一役，北宋受挫。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宋再遣三路大军北伐，亦迅即被辽击退。自此，北宋虽然暂时中止了北伐，但对抗并未消除。辽与宋之间的这种长期对抗，只会加强那些掌握军事大权的契丹世袭贵族的地位，从而使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的地位受到威胁。辽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要摆脱困境，必须与宋讲和。但讲和的前提则是宋朝放弃攻取辽朝土地的企图。为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战迫和。于是，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南下。
契丹大举来犯，宋朝猝不及防，京师震动。“当时大臣有请幸金陵、幸西蜀者。左相毕文简公病不出，右相寇莱公独劝帝亲征，帝意乃决，遂幸澶渊。”(42)契丹大军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宋真宗接受宰相寇准的建议，率军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辽对宋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统帅萧挞凛耀兵出阵，中宋军伏弩身亡。同时，另一支进攻河东的辽军也损失惨重，高继勋（高穆武王）在草城川以三千骑兵破辽军五万，“追杀至寒光岭，斩首及自相腾轹以死者万余人。焚车帐、获马、牛、橐驼、器械盖数万计”(43)。
辽军攻击一开始，降将王继忠即有“密奏”，内容是劝宋真宗与辽讲和，这足以证明急欲求和的正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契丹统治者，然而他们对自己求和的真实意图讳莫如深，而故意把北宋说成是求和者。《九朝编年备要》卷六景德元年十月载：“初王继忠战败陷敌，敌授以官，继忠尝为敌言和好之利。至是虽大举深入，复遣李兴等以继忠书诣莫州都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进阙下，上览奏遂手诏谕继忠。继忠欲朝廷先遣命使，上未许。”而《辽史·圣宗纪》则载：统和二十二年（1004）十一月“丁卯，南院大王善补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诏继忠与使会，许和”。分明是辽遣使在先，宋朝则是在接到王继忠的密奏之后始派遣使者至辽的。
经过商谈，当年十二月初，宋使曹利用至辽军大营中面见承天太后，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互不骚扰，成为兄弟之邦。此次辽宋和解，北宋降辽官员王继忠在双方之间起了重要的沟通作用。“王继忠，真宗藩邸旧臣，后为高阳关部辖。咸平中，与契丹战没，契丹得之不杀，喜其辩慧，稍见亲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后改姓耶律，封王，卒于契丹，而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44)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的严重冲突得以避免，联系也逐步加强。最初约定，每年除正旦及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宋朝遣使只到雄州，然后请差人到白沟交授书函。“厥后，北蕃欲讨高丽，遣耶律宁持书来告，是时知雄州李允则不能如约止绝，乃遣人引道耶律宁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扰边，仁宗泛使郭稹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萧英、刘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纷纷矣。”(45)
“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故致书于辽，称圣宗为弟、承天太后为婶。这种关系，亦为宋真宗和辽圣宗的继承者继续沿用。《石林燕语》卷二记载：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虏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隆绪与宋仁宗之父真宗为兄弟行，辽圣宗耶律隆绪小于宋真宗，因此隆绪之于宋仁宗当为叔。辽兴宗耶律宗真与宋仁宗又为兄弟，而宋仁宗长于辽兴宗，仁宗为兄，兴宗为弟。辽宋皇室之间这种兄弟关系，反映了契丹与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承天皇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韩德让也在承天太后死后一年多，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三月病故。太后在世时，圣宗弟隆庆于统和中受封为秦晋国王，拜南京留守，手握兵权，称雄一方，“其调度之物，悉侈于隆绪”(46)。隆庆“尤桀黯，众心附之”(47)，以致对辽圣宗的地位构成威胁。承天太后和韩德让死后，为安隆庆之心，开泰元年（1012年），圣宗曾赐其“铁券”。《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四载：
又召隆庆，隆庆反侧，辞以避暑不从，辄缮完兵器，遣亲信以私书交结国中贵幸，其亲信录书来告雄州，诉其戎主不能叶睦亲族，国人思汉。帝曰：“此必隆庆教为之。”密谕边臣沮其意。
隆庆为与其兄争夺权利，甚至不惜要借助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圣宗又不得不转而向韩氏寻求支持。在此之前，韩德让几个地位显赫的兄弟都已经先于他而亡故，韩德冲之子韩制心已成了家族的代表人物。《韩橁墓志》称此人为“四十万兵马都总管兼侍中南大王赠政事令陈王讳遂贞，赐名直心……再从兄也，谱系于国姓”(48)。墓主韩橁这位再从兄本名遂贞，直心（亦作制心）是朝廷赐名。至于“谱系于国姓”则更是韩氏家族中少数人得享的殊荣。开泰元年（1012年）七月，“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49)。“辽兴”是平州军号，而平州辖区紧靠燕京，对燕京留守秦晋国王隆庆可起到制约作用。五年（1016年），隆庆亲自去捺钵朝见圣宗，返回途中身亡，原因不明。至此，圣宗算是又解除了一大威胁。而韩制心则继续受到重用，“太平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50)。
韩制心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就如同其伯父韩德让当年一样，亦有一个干政的女主在起作用，那就是圣宗齐天皇后萧氏。萧氏为承天太后之弟萧隗因之女，同时又是耶律隆运（即韩德让）的外甥女。她不仅得到圣宗的欢心，同时还得到隆运和承天太后的喜爱。承天太后死后，由于圣宗缺乏政治经验，齐天皇后及时填补了权力真空，参预国政，权势甚盛，“置宫闱司，补官属，出教命，加号仁慈翊圣齐天彰德皇后”(51)。不幸的是，她所生二子皆夭亡。开泰五年（1016年），宫人褥斤生宗真，齐天养为己子。圣宗在世时，褥斤多次向圣宗寝帐投送诬告齐天皇后私通宫廷乐工的匿名信，圣宗虽然不相信，并且明知是褥斤所为，但亦不加罪于她。“母以子为贵”，在契丹贵族汉化日深的情况下，这一封建观念也正在辽朝宫廷生活中发挥作用。齐天皇后地位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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