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朗史讲演录

（一）赵王伦的废立 西晋“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是赵王司马伦。赵王伦的主要谋士是孙秀，大将是张林。这三个人都是天师道（五斗米道）的信徒。

《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大略说：司马伦、孙秀都迷信巫鬼，听信妖邪之说。孙秀派牙门将赵奉假托晋宣帝（司马懿）的神灵传话，命令司马伦早日进入西宫（即皇帝位）。又说宣帝在北邙山为赵王辅佐。于是专门在邙山为宣帝另立神庙，说逆谋可以成功。又说：（司马伦）派杨珍昼夜到宣帝的别庙祈祷，就声称宣帝感谢陛下（指赵王伦），某日必能打败敌人。任命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以招来福佑。孙秀家中每天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写诅咒制胜的文字，让巫师选择作战日期。又命令近亲在嵩山穿上羽衣，假称是仙人王子乔，伪造神仙书，说司马伦的帝位长久来迷惑众人。

按，陶弘景《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说晋宣帝（司马懿）是“西明公”的宾友，那么他在天师道各种鬼官中地位颇高。赵王伦在邙山为宣帝另立神庙，是用鬼道的仪轨来祭祀他，不同于在太庙祭祀祖宗的常规礼仪。宫崇所献上的于吉神书名为《太平清领书》（见《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现在赵王伦任命道士胡沃为将军，用“太平”作称号，作战时则向巫鬼乞求灵验，行事如此，除了是天师道的信徒，没有其他解释。

又《晋书》卷一百《孙恩传》说：孙恩，字灵秀，琅邪人，是孙秀的同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

《赵王伦传》说孙秀与赵王伦都迷惑于巫鬼，听信妖邪之说；而且说孙秀家中每天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写诅咒制胜的文字，已经可以证明他是天师道信徒。《孙恩传》又说孙恩是孙秀的同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以“世代信奉五斗米道”这句话来推断，孙秀自然应当与孙恩信奉同一宗教。

《孙恩传》说孙氏是琅邪人，赵王伦、孙秀信奉天师道，与琅邪这个地区颇有关系。《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大略说：起初，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朝廷，献上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一百七十卷，都是淡青色帛书，用红笔画界，青色题签，红字目录，号称《太平清领书》。其内容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有巫祝的杂说。主管官员上奏说宫崇所献妖妄不合常理，于是被收藏起来。后来张角拥有很多这部书。章怀太子（李贤）注认为地名有三个“曲阳”，确定这个曲阳是东海的曲阳。他的说法是：海州有曲阳城，城北有羽潭水。而于吉、宫崇都是琅邪人，大概就是（琅邪邻近的）东海曲阳（在今江苏省东海县西南）。

《三国志·吴书》卷一《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大略说：当时有个道士琅邪人于吉，先前寄居在东方，往来于吴郡、会稽，建立精舍，烧香，诵读道书，制作符水来治病，吴、会一带的人大多奉事他。孙策曾经在郡城门楼上聚集将领宾客，于吉快步从城门下经过。将领宾客有三分之二下楼迎接跪拜他，主管宾客的官员禁止呵斥也阻止不了。

按，《江表传》所说的与时代不合，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天师道起自东方，传播到吴、会一带，似乎是史实，不完全是诬妄虚言。徐州的琅邪是于吉、宫崇的本乡，实为天师道的发源地。而《晋书·赵王伦传》说：赵王司马伦，是晋宣帝的第九个儿子，晋武帝受禅即位后，封他为琅邪郡王。等到前往封国，任东中郎将、宣威将军。咸宁年间，改封为赵王。

《世说新语·贤媛类》注引傅畅《晋诸公赞》说：孙秀字俊忠，琅邪人。起初赵王伦封在琅邪，孙秀充当近职小吏。赵王伦多次让孙秀写书信奏疏，文才合赵王伦的心意。赵王伦改封赵王，孙秀将户籍迁移成为赵国人，被任用为侍郎，很受信任。又《仇隙类》注引王隐《晋书》说：潘岳的父亲潘文德任琅邪太守。（《晋书》卷五十五《潘岳传》说：父亲潘芘，任琅邪内史。）孙秀当时是供使唤的小吏。潘岳多次踢打羞辱孙秀，不把他当人对待。

赵王伦最初封在琅邪，又曾前往封国，那么他受到琅邪天师道环境和风俗的传染，自然不足为奇。孙秀是琅邪本地人，他信奉天师道由于地域关系，更不用说。

那么，可以知道赵王伦废黜晋惠帝而自立，与天师道的传播，逐渐影响到皇族，关系十分密切。

（二）东莱刘伯根、王弥起兵 《晋书》卷一百《王弥传》大略说：王弥，是东莱人。家世为二千石高官。祖父王颀，是曹魏玄菟郡太守。晋武帝时，官至汝南太守。王弥年轻时有才干，广泛涉猎典籍。年轻时在京师行侠，隐士董仲道见到他对他说：你喜欢祸乱，如果天下动荡，你做不成士大夫了。晋惠帝末年，妖贼刘伯根在东莱郡的㡉县起兵，王弥率领家僮跟从他，刘伯根任命他为长史。刘伯根死后，王弥聚集徒众在海岛。适逢天下大乱，进逼洛阳，宫城大门白天紧闭，司徒王衍等率领百官据守抵抗。王弥驻扎在七里涧，朝廷军队进击，大败他。王弥对他的同党刘灵说：晋军还很强大，我们无处可归，刘元海（刘渊）过去是质子，我在京师与他交往，情谊很深。他现在自称汉王，我们去投奔他可以吗？刘灵同意，于是渡河投奔刘渊。王弥后来与刘曜进犯襄城，于是逼近京师。当时京城大饥荒，人吃人，百姓逃亡，公卿逃奔到河阴，刘曜、王弥等于是攻陷宫城，到达太极前殿，纵兵大肆抢掠，在端门幽禁晋怀帝，逼迫侮辱羊皇后，杀死皇太子司马诠，挖掘陵墓，焚烧宫殿宗庙，城池府库被洗劫一空，百官及男女百姓遇害的有三万多人，于是将晋怀帝迁到平阳。

刘伯根被称为“妖贼”，起兵于东莱郡的㡉县。王弥是东莱人。东莱属于东方滨海地区，是天师道传播的地区。王弥有个同党叫刘灵，钟嵘《诗品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说：钱塘杜明师夜晚梦见东南方有人进入他的馆舍，当晚谢灵运就在会稽出生。十天后谢玄去世。他家因为子嗣难得，将谢灵运送到杜氏的“治”中抚养，十五岁才回到都城，所以名叫“客儿”。（原注：“治”音稚，是奉道之家的靖室。）

这条记载不仅可以解释谢灵运所以名叫“客儿”的缘故，同时也可以说明以“灵”字命名的缘故。钱塘杜氏是天师道世家，谢灵运寄养在他家的靖室以求护佑，应当就是根据其信仰来命名。刘灵是东莱妖贼刘伯根的同党，以“灵”字命名，必定是天师道的信徒无疑。

由此可以断定刘伯根、王弥的起兵，又是西晋末年天师道信徒的一次变乱。

（三）张昌起兵 《晋书》卷一百《张昌传》大略说：张昌，本是义阳的蛮人，改姓名为李辰，制造妖言说：将有圣人出现。山都县小吏丘沈在江夏遇到，张昌称他为圣人，立为天子，设置百官，丘沈改姓名为刘尼，自称是汉代皇室后裔，任命张昌为相国，在石崖中修建宫殿。长江、沔水一带风起云涌响应张昌，十天到一个月之间，部众达到三万。都用红布裹头，用毛装饰。江夏、义阳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跟从的。新野王司马歆上奏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之众数以万计，红头毛面，挥刀舞戟，其锋芒不可抵挡。张昌的别帅石冰向东攻破江州、扬州，伪设郡守、县令，当时五州境内都因畏惧而被迫跟从叛逆。又派其部将陈贞、陈兰、张甫等攻打长沙、湘东、零陵等郡。张昌虽然跨越五州，设立州牧郡守，但都是凶恶的盗贼小人，没有纪律约束，只以抢掠为业，人心逐渐离散。刘弘派陶侃等讨伐张昌，张昌于是（？）逃窜到下儁山。第二年（永兴元年）秋天，才被擒获。

按《三国志·吴志》卷一《孙策传》“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句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大略说：孙策说：从前南阳人张津任交州刺史，舍弃前代圣人的典则训诲，废除汉家法律，常常戴着深红色的头巾，弹琴烧香，阅读邪俗的道书，说是用以辅助教化。现在这个于吉已经在鬼录上，就除掉他。

由此可知南阳本来就有天师道信徒活动。张津常常戴着深红色的头巾，表明戴着深红色头巾是天师道信徒的标识。义阳郡是大康年间设置的（见《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下属的新野、穰、邓、蔡阳、随、棘阳、平氏、朝阳等县，都是从汉代南阳郡分出来的。山都在汉代属于南阳郡，在晋代属于襄阳郡。《张昌传》称张昌是义阳蛮，称丘沈（刘尼）是山都县小吏，可知他们本来都是南阳郡人。部众都用红布裹头，用毛装饰（红头毛面），被称为妖贼，而“常著绛帕头”本是南阳天师道信徒张津的宗教标志。据此，则妖贼张昌、刘尼及其部众，可以断定都是天师道的信徒。张昌起兵，也是西晋末年天师道信徒的一次变乱。

（四）李特起兵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大略说：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用鬼道教化百姓，賨人敬信巫师，很多人去信奉他。恰逢天下大乱，从巴西郡的宕渠迁到汉中。魏武帝（曹操）攻克汉中，李特的祖父（李虎）率领五百多户賨人归附他。魏武帝任命他为将军，迁徙到略阳，北方人又称他们为巴氐。李特的父亲李慕是东羌的猎将。晋惠帝元康年间，氐人齐万年反叛，关西扰乱，连年大饥荒，百姓于是流亡寻找粮食，一同进入汉川的有数万家。李特跟随流民将要进入蜀地。起初，流民到达汉中后，上书请求到巴蜀寄食，朝廷商议不同意，派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并且监察他们，不让他们进入剑阁。李苾到了汉中，接受流民的贿赂，反而上表说：流民有十多万口，不是汉中一郡所能救济供养的，东下荆州，水流湍急险峻，又没有舟船，蜀地有仓储，人民又丰收，应该让他们去蜀地就食。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流民）散布在益州、梁州，无法禁止。

《李特载记》明确说賨人迁到汉中，全部信奉张鲁的天师道。在迁居汉中信仰天师道的賨人中，包括了李特祖父李虎所率领的五百多家賨人。曹操攻克汉中，李虎率领这五百多家賨人归附曹操，曹操将他们迁往略阳。从李虎到李特三代是天师道世家。晋惠帝元康年间，氐人齐万年起兵，关西扰乱，李特跟随流民进入蜀地，从而在益州掀起暴动。

李氏本是賨人，天师道信徒，因此在益州得到了天师道信徒范长生的支持。而范长生支持李氏，又可以证明李氏是天师道的信仰者，李氏与范氏的结合，是宗教的结合。《晋书》卷一百二十《李流载记》记载范长生供给李流军粮说：李雄渡过江，杀害汶山太守陈图，于是进入郫城，李流转移营地占据此地。三蜀百姓都据险建立坞堡自卫，城邑都空了。李流在野外没有什么可抢掠的，士兵饥饿困乏。涪陵人范长生率领一千多户依附青城山，罗尚的参军、涪陵人徐轝任汶山太守，想结交范长生等人，与罗尚形成掎角之势讨伐李流。罗尚不允许，徐轝怨恨他。请求出使江西，于是投降李流，劝说范长生等人让他们供给李流军粮。范长生听从了，所以李流的军队又振作起来。

那时李特已死，流民人众饥饿困乏，岌岌可危。只是因为得到了范长生供给的粮食，流民才得以重新振作，在李流、李雄等率领下继续斗争。

《晋书》卷一百二十一《李雄载记》记载范长生与李雄的关系又说：李雄因为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追求道术修养心志，想迎接他立为君主而自己为臣，范长生坚决推辞。范长生从西山乘坐白车到成都，李雄在门口迎接，手执笏板请他入座，拜为丞相，尊称为“范贤”。范长生劝李雄称帝，李雄于是僭越即帝位，加封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为西山侯，免除他部曲的兵役，不参与军事征发，租税全部归入他家。

李流（李特的弟弟）病死后，流民人众由李特的第三个儿子李雄率领，攻下成都。李雄与范长生互相推让君主之位，虽然皇帝是李雄当了，但范长生却受到李雄极大的尊崇，他不仅是丞相，而且被尊为“范贤”，加封“天地太师”。范长生有部曲一千多家，都可以免服兵役、免缴租税。这种关系可以用二人都是天师道信徒来解释，何况范长生又帮过李氏的大忙。

范长生有儿子范贲。《晋书》卷五十八《周访传》附其子《周抚传》大略说：周抚在永和初年，桓温征讨蜀地，因功升为平西将军。隗文、邓定等再次反叛，拥立范贤的儿子范贲为帝。当初范贤是李雄的国师，用左道（邪道）迷惑百姓，很多人奉事他。范贲于是有一万部众。周抚与龙骧将军朱焘击破并斩杀了他。

《周抚传》所谓的“左道”，就是天师道或五斗米道。范贲被拥戴，与他父亲在成国天师道中的地位极为尊崇有关。

由此可见李特起兵也是天师道信徒的一次起兵。由这次起兵建立起来的成国，可以说是由流民中的天师道信徒李氏与益州本地的天师道信徒范氏共同建立起来的政权。范长生作为成国的国师，传播天师道，很多人奉事他，那么天师道也可以说是成国的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