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朗史讲演录

再看陈骞。《晋书》卷三十五《陈骞传》节录如下： 陈骞，临淮东阳人。父亲陈矫，是魏国司徒。武帝（司马炎）受禅让，（陈骞）因为有辅佐的功勋，封为高平郡公，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人都成为心腹重臣，而陈骞的智慧超过他们，贾充等人也自认为不如。弟弟陈稚与他儿子陈舆愤怒争吵，于是就说陈骞的子女有淫秽的行为，陈骞上表将弟弟迁走，因此被世人讥讽。

陈骞在司马炎灭亡魏朝建立晋朝上，有辅佐的功劳，政治上完全倒向了司马氏一边。他是西晋最高统治阶层的人物之一，子女的淫秽行为是西晋统治阶级风俗淫僻的表现，已经不能用寒族不讲礼法来解释。贾充的两个女儿也是如此。《晋书》卷三十一《惠贾皇后传》节录如下： 惠帝的贾皇后，父亲是贾充。荒淫放荡，与太医令程据等人淫乱，在朝廷内外都暴露了。

又《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节录如下： 以外孙韩谧作为（贾充之子）黎民的儿子，继承贾充的后嗣。韩谧的母亲是贾午，是贾充的小女儿。父亲韩寿，姿貌很美，贾充征召他为司空掾，女儿见到韩寿就喜欢，叫韩寿晚上进来。贾充知道女儿与韩寿私通，于是把女儿嫁给韩寿。

贾充的长女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她的荒淫放荡，已经不是非儒家的寒族不讲礼法的问题，而是西晋豪族世家生活腐朽在最高统治阶层的反映。

石苞。《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节录如下： 石苞，渤海南皮人。在县里当小吏，担任农司马。恰逢谒者阳翟人郭玄信奉命出使，寻求人做车夫，司马把石苞和邓艾派给他。走了十多里，郭玄信对二人说：你们以后都会做到卿相。石苞说：赶车的仆役，谈什么卿相？文帝（司马昭）驾崩，贾充、荀勖商议葬礼未定，石苞当时奔丧，痛哭说：基业如此，却以人臣身份终了吗？葬礼才定下来。常常与陈骞暗示魏帝，说历数已尽，天命有所归属。等到禅位，石苞出了力。（石苞的儿子）石崇聪明有才气，但行侠而不检点。在荆州劫掠远方的使者和商人，致富无数。又任卫尉，与潘岳阿谀奉承贾谧。财产丰厚积累，房屋宏伟华丽，姬妾上百，都穿着绫罗绸缎，戴着金玉首饰，歌舞乐伎都是当时的精选，饮食穷尽水陆珍馐。与贵戚王恺、羊琇等人以奢侈相攀比。（石崇被害后，）有关部门查点石崇的水碓三十多处，奴仆八百多人，其他珍宝、财物、田宅也与此相当。

可知石苞也是一个出身寒族，而政治上站在司马氏一边的人物。在灭亡魏朝建立晋朝上，与陈骞同样有辅佐的功劳。如果仅就石苞的出身而论，他的儿子石崇应当崇尚节俭。可是石崇生活的时代，同贾充、陈骞的子女一样，是豪族世家掌握政权的西晋时代，他的父亲也是西晋最高统治阶层的人物之一，他已经不再属于寒族而属于豪族。他的奢侈糜烂，是西晋豪族世家风俗淫僻的极端表现。性质与何曾的“务在华侈”相同。

以上所说是司马氏的夺权斗争。司马氏所以能从曹氏手中夺得政权，原因不外上面说的三个。

（三）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与曹操以前的东汉，则有相通之处。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官以“品”来取人，“品”指的是品行，也就是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了“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侈靡费相攀比，崇尚节俭的时期也过去了。司马晋与曹魏的统治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统治者社会阶级的不同。

钱（货币）是财富的标志。西晋统治者是奢侈的，但有的也很吝啬。无论奢侈与吝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贪鄙与爱钱。如王戎，《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说： 生性喜好谋利，广收各地的园田、水碓，遍布天下。积攒财物，聚敛钱财，没有止境，常常自己拿着牙筹日夜计算，总是好像不够，而且又节俭吝啬，自己不享用，天下人称之为不治之症。女儿嫁给裴頠，借了几万钱，很久没还，女儿后来回娘家，王戎脸色不高兴，女儿赶紧还了钱，然后他才欢喜。侄子将要结婚，王戎送他一件单衣，婚礼结束后，又要回来。家里有好李子，常常拿出去卖，怕别人得到种子，总是钻破果核。因此被世人讥讽。

又如和峤，《晋书》卷四十五《和峤传》说： 和峤家产丰富，可与王侯相比，但生性非常吝啬，因此被世人讥讽。杜预认为和峤有“钱癖”。

钱可以通神，有钱就有了一切。西晋统治者爱钱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鲁褒传》节录如下： 元康年间以后，纲纪大坏，鲁褒感伤时人的贪婪卑鄙，于是隐姓埋名，写了《钱神论》来讽刺。大略说：亲它如同兄长，取字叫“孔方”。失去它就贫弱，得到它就富昌。京城中的士大夫，疲劳地讲学，厌烦听清谈，对着清谈打瞌睡，见到我家兄长（钱），无不惊视。洛阳中穿朱衣的当权之士，爱我家兄长，都无止无休。谚语说：钱没有耳朵，但可以驱使鬼。凡是现在的人，只看重钱而已。

洛阳中穿朱衣的当权之士爱钱为何爱到如此程度？这与他们出身于豪族儒门，新取得政权是有关系的。另外，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研究。石崇在荆州劫掠远方的使者、商人，致富无数，商人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

穿朱衣的当权之士都是官吏。做官的目的便是为自身谋利，而官吏的为自身谋利，于是使西晋的政治和社会风气，败坏到了极点。《晋书》卷五《孝愍帝纪论》所引干宝的话，说到了豪族儒门统治下的西晋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情况，抄录下来以见一斑。

加以朝廷缺乏纯粹有德的人，乡里没有不二的老人，风俗淫僻，羞耻与崇尚失去准则。学者以老庄为宗而排斥六经，清谈者以虚浮放荡为辩才而轻视名誉与节操，立身行事者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鄙狭气节与诚信，求取官职者以苟且得利为贵而鄙视正直，当官者以空谈为高明而嘲笑勤勉尽责。所以刘颂屡次谈论治国之道，傅咸常常纠正邪正，都被称为俗吏，那些倚仗空虚、阿谀奉承、无心世事的人却名重海内。像周文王忙到日暮没时间吃饭，仲山甫从早到晚不懈怠的人，大概都被一起斥为尘土了。于是毁誉淆乱了善恶的真实，情欲奔忙于货利之途。选拔者为人选择官职，当官者为自身谋取利益，而执掌大权、位居要职的人，身兼官职以十数计。大的尽其尊贵，小的也要其要害，而世族贵戚的子弟，越级升迁，不拘资历次序。悠悠尘世，都是奔走钻营的人，列官千百，没有让贤的举动。那些妇女的梳妆、纺织都靠婢仆完成，不曾知道女工丝麻的劳作，主持家务、准备酒食的事情。提前结婚，任性而为，所以都不以淫泆的过错为耻，不拘泥于妒忌的恶行，父兄不怪罪她们，天下没有人非议。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同水积蓄而冲决堤防，如同火积蓄而离开薪柴。国家将要灭亡，根本必先颠倒，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所以看阮籍的行为，就知道礼教崩坏松弛的原因；考察庾纯、贾充的争执，就可见执政大臣多有邪僻；考察平定吴国的功劳，就知道将帅不相谦让；思考郭钦的谋略，就醒悟到戎狄有可乘之隙；阅览傅玄、刘毅的言论，就知道百官的邪僻；核对傅咸的奏章、《钱神论》，就看到宠幸贿赂的彰明。民风国势如此，即使以中庸之才、守成的君主来治理，辛有必定会在祭祀中预见（亡国的征兆），季札必定会在音乐中听出（国运的衰微），范燮必定会为此请求赴死，贾谊必定会为此痛哭，又何况我惠帝以放荡的品德来君临天下呢！

这说明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西晋的“门选”制度或者说“九品中正”制度，使世族贵戚子弟做官得到了保证。而他们做官，目的只在攫取经济利益。他们情愿奔忙于货利之途，清谈不过是为了猎取名士的美名，感兴趣的实际上只有“孔方兄”（钱）。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在这种风气中，如果有谁要讲治国之道，要纠正邪正，便都被讥笑为俗吏。惠帝以后的西晋，政治大坏，危机四伏，何况武帝的继承者惠帝又是个被人们看作白痴式的人物。战乱由此发生了。

（四）附论吴、蜀 吴、蜀两国统治者的阶级性不同。蜀汉与曹魏固然是死敌，但曹操出身于寒族，以法术治国。刘备虽然自称是汉朝的宗室，可是渊源既远，又不能记其世代之数，实际上也等于寒族。诸葛亮是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所以蜀汉与曹魏的施政之道正好相同。蜀汉境内没有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吴国的情势则大不一样，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的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助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所以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掌握在地方豪族手中。所以孙吴与西晋的施政之道又有类似之处。按《三国志·蜀志》卷二《先主传》节录如下： 先主（刘备）年少丧父，与母亲以贩卖草鞋、编织席子为业，师事九江太守、同郡人卢植。先主不太喜欢读书，喜欢结交豪侠，年轻人都争相依附他。

刘备与母亲贩卖草鞋、编织席子为业，即使真是汉朝宗室，也跌落为寒族了。而喜欢结交豪侠与曹操的行侠放荡也有相同之处。

真正出身于汉朝宗室的，是最初做益州牧的刘焉。《三国志·蜀志》卷一《刘焉传》说他年轻时在州郡任职，因为是宗室被拜为中郎。因为老师祝公（司徒祝恬）的丧事离职，居住在阳城山，积累学问，教授学生。被举为贤良方正，征召到司徒府。刘焉与当时的儒家豪族是一个阶级，刘备与刘焉不同。刘焉年轻时在州郡任职，刘备则年少时与母亲贩卖草鞋、编织席子；刘焉积累学问教授学生，刘备则不太喜欢读书。这种不同，也说明刘备不能是宗室而只能是寒族中的人物。

关于诸葛亮，《三国志·蜀志》卷二《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记载先主（刘备）遗诏敕令后主（刘禅）节录如下： 听说丞相为你抄写了《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一遍，已经完成。

这与曹操“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评》）正相类似。

又《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条裴松之注引《蜀记》所载郭冲列举诸葛亮五件事，其中一件事节录如下： 诸葛亮刑法严峻急切，剥削百姓，无论君子、小人都心怀怨恨叹息。法正劝谏说：希望放宽刑法，松弛禁令，以安慰百姓的期望。诸葛亮回答说：刘璋昏庸懦弱，自刘焉以来，有累世的恩惠，用文法笼络，互相奉承，德政不推行，威刑不严肃，蜀地人士，专权放纵，君臣之道，逐渐废弛。用官位宠信他们，官位到顶就轻贱；用恩惠顺从他们，恩惠用尽就怠慢。所以导致弊端，实在是因为这个。我现在用法律来威慑他们，法令施行就知道恩惠；用爵位来限制他们，爵位加封就知道荣耀，荣耀与恩惠并用，上下有节制。治理的关键，就在于此而显明。

刘焉、刘璋遵行儒家教义，对益州的统治，类似袁绍对冀州、司马氏对西晋的统治。他们不推行德政，威刑不严肃，官吏因而专权放纵。诸葛亮认为只有用法律威慑，用爵位限制，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在他治理下，刑法严峻急切。这与曹操以法术治国也是相似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蜀两国施政之道相同。

再看孙吴。按《三国志·吴志》卷一《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节录如下： 孙坚世代在吴地做官，家住富春。母亲怀孕孙坚，梦见肠子出来绕在吴昌门上，醒来后害怕，告诉邻居的母亲。邻居的母亲说：怎么知道不是吉兆呢。

可知孙氏是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坚十七岁时，与父亲一起乘船到钱唐，遇到海盗胡玉等人，孙坚认为海盗可以攻击，就拿着刀上岸，用手东西指挥，好像分派兵卒包围贼人的样子。胡玉等人抛弃财物逃散，孙坚斩获一人而回。会稽人许昌在句章起兵，自称阳明皇帝，部众达到万人。孙坚以吴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得到一千多人，与州郡军队一起，攻破了许昌。（《吴志·孙坚传》）由此又可知孙氏虽然不以文化见称，但有武力。

又《世说新语》卷四《赏誉》说： 吴地四姓旧时说：张氏有文才，朱氏有武力，陆氏忠诚，顾氏敦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说：吴郡有顾、陆、朱、张，是四姓。三国之间，四姓兴盛。）

《六臣注文选》卷二十八《乐府下》陆机《吴趋行》说： 所属的城邑都有士人，吴地城邑最多。八族还不算奢侈，（注引张勃《吴录》，八族是：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四姓确实是名门。

《三国志·吴志》卷十六《陆凯传》说： 先帝（孙权）对外依靠顾、陆、朱、张，对内亲近胡综、薛综，所以政绩和谐，国内清平安定。

概括来说，江东有文化的名门顾、陆、朱、张等姓和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的结合，便形成孙吴政权。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篇》写了孙吴晚期的政治社会情况。孙吴晚期的失误是从初年发展而来，基础是或者说导因于江东强宗大族或豪族的统治。其文节录如下： 吴国晚期，尤其严重的弊病，贤能的人不被任用，污秽的人充满官序，纲纪松弛紊乱，能吞下船的大鱼也多有漏网。贡举以贿赂多的人在前，任用官员以同党强横的人为优，没有财富没有势力，整年没有希望。执掌大权的辅佐，治理百姓的官吏，不是皇太后的亲戚，就是阿谀奉承的人。车马服饰光亮可以照人，高大的房屋则群鸟喜欢栖息。权势利益倾压于邦郡，储藏积累富比公室。奴仆成群，关起门来做买卖，牛羊覆盖原野，田地池塘遍布千里。即使来访的宾客也得不到美酒佳肴的招待，饥饿的士人也得不到一升一合的救济，而金玉满堂，姬妾满房，商船千艘，腐烂的粮食万仓，园林仿效上林苑，馆舍僭越太极殿，精美的饭菜喂狗马，积累的珍宝塞满国库。屡次成为战败逃跑的辱将，却不失前锋的显赫名号；分不清豆子和麦子的区别，却愧居顾问的近臣职位。

所说的孙吴纲纪松弛紊乱，吞舟之鱼多有漏网，贡举以贿赂多的人在前，任用官员以同党强横的人为优，与魏、蜀的施政之道不同，而与西晋的施政之道近似。所说的孙吴豪族牛羊覆盖原野，田地池塘遍布千里，金玉满堂，姬妾满房，与曹魏的崇尚节俭不同，而与西晋豪族广收园田水碓，遍布天下，奢侈的费用，盛于天灾近似。推究其原因，就在于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与魏、蜀不同，而与西晋相同。

蜀、吴社会阶级的不同，影响到两国灭亡以后的历史。由于蜀汉境内没有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所以地方反抗力量薄弱，洛阳的征服者易于统治。晋武帝称之为“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西晋战乱发生之后，在蜀汉境内能够恢复独立的，也不是蜀汉旧境的汉人，而是从汉中北迁，因战乱南返的巴賨人。吴国则不然，西晋灭吴之后，吴地强宗大族的势力并未因此消灭。因为没有消灭，所以能够反抗洛阳的统治。洛阳政府采取笼络吴地统治阶级的绥靖政策，然而没有收到大效果而中原已经大乱。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统治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魏国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寒族，非儒家。与之相同的是蜀国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晋朝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服膺儒教的豪族，与之相同的是东汉、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另有袁绍。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相承的。魏、蜀的出现与灭亡，反映了豪族儒门统治的动摇与稳定。社会阶级的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孙吴、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从利弊来看，魏国与蜀国的政治胜过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