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製度傅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独其典章製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而其文颇多重複，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证，然其关係，重要者实亦至少。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製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汉，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能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製度者，分析其因数，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聊供初学之参考，匪敢言能补正前贤之阙失也。
李唐王朝延续近三百年，而杨隋享国时间极短，但两朝的典章制度传承因袭几乎相同，因此可视为一体，一并讨论，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独有关其典章制度的资料，今日可依据来讨论的，只有传世的古籍。但这些文献多有重复，近年虽有新出土的遗文，足以补充佐证，但其相关的重要资料实际上也很少。因此，想要进行详尽确实、有所创见的研究很不容易。隋唐两朝是我国中古时期的鼎盛时代，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泛，北越过大漠，南到交趾，东至日本，西达中亚，但至今却少有能论述其渊源流变的专著，这是我国史学的缺憾。现综合旧籍记载及新出土的、与隋唐两朝制度相关的遗文，分析其构成因素，推论其源流，写成此书，姑且供初学者参考，不敢说能补正前贤的缺漏和错误。
隋唐之製度虽极广博纷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倣採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製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採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製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製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採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採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託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製即其一例也。
隋唐制度虽然极其广博纷杂，但深究分析其构成因素，不外乎三个源头：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所谓北魏、北齐这一源头，指的是江东（东晋南朝）所承袭的汉、魏、西晋的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到南齐期间发展变迁，后被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到北齐形成一大结集的部分
(译者注：西晋灭亡时，文化就像一部1.0版本的操作系统被带到了南方。在东晋稳定运行，到了南齐，南方的文人已经把它升级到了2.0版本。而北方孝文帝要搞汉化改革，他当然是想安装最新的2.0版本。详见链接)。旧史往往视其为汉魏制度，实际上其流变所及，不仅限于汉魏，东晋南朝前半期都包括在内。旧史又有时以“山东”来称呼它，那是因为“山东”之地指的是北齐，凡是北齐承袭元魏
(译者注：北魏)所采用的东晋南朝前半期的文物制度都属于这个范围。另外，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自魏晋以来的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地，到北魏攻取凉州，河西文化便输入北魏。其后北魏孝文帝、宣武帝两代所制定的典章制度深受其影响，因此北魏、北齐这一源头中也包含河西的一个支派，这是前人未曾深入留意，而今天不可不详细论述的。所谓梁陈这一源头，指的是梁代继承创新、陈朝因袭未改的制度，到杨隋统一中国时吸收采用，并传给李唐的部分。换言之，就是南朝后半期内文物制度的变迁发展，是（北魏孝文帝时由南入北的）王肃等人输入北方所不及的，因此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在北齐的那一大结集中就没有这个因素。旧史所称的“梁制”实际上可以兼包“陈制”，因为陈朝继承梁朝，其典章制度大多因袭不改，此事旧史已言之甚详。所谓西魏、北周这一源头，指的是西魏、北周所创建的、有别于山东（北齐）及江左（南朝）旧制的制度，其中或暗中沿用了六镇鲜卑的粗野风俗，或远承魏（曹魏）、西晋的遗风。若就地域而言，乃是关陇地区所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为适应鲜卑六镇势力的环境而产生的混合品。所有旧史中记载的关陇地区的新创设及依托《周礼》而设立的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对隋唐制度的影响，实际上比较微小。所以在三个源头中，西魏、北周这一源头远不如其他两个重要。然而后世史家因为隋唐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基业，于是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将李唐的法制误认为是西魏、北周的遗物，例如府兵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其体裁若舆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博识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也。
这本书本来是为供初学者读史参考而作，其体裁若能依附于旧史，则对（阅读、查考）事情尤其方便，因此分别事类，排列次序，大致参考隋唐史书中的“志”及《通典》、《唐会要》等书，而稍作增减、分合，希望不至于完全改变旧籍的体例框架，也可表现出新知的创见，博学通达之士请不要以不伦不类的“童牛角马”来责备我。
又此书微倣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见僧祐书《三藏集记》拾《僧叡大智度论》序及《大智度论记》。寅恪案：鸠摩罗什译经虽有删烦，然于大智度论实未十分略九，盖天竺箸述体例固如是也，后人于此殊多误解，以其事非本书范围，故不详论）。故于前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于后诸章不复详及，宝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也。谨附识于叙论之末，以见此书之体製焉。
另外，这本书略微仿效天竺佛教解释经论的体例(译者注：释经论体例指跟着佛经的原文顺序，逐字、逐句、逐品地进行解释和发挥)，第一章（或开头部分）准备得详细完备，后面的章节则多有省略缺略（参见僧祐所著《出三藏记集》中所收《僧叡大智度论序》及《大智度论记》。寅恪案：鸠摩罗什翻译佛经虽有删减繁复之处，但对于《大智度论》实际上并未过分省略十分之九，因为天竺著述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后人对此多有误解。因这件事不属于本书论述范围，所以不详加讨论）。因此，在前面“礼仪”章中已经论证过的内容，比如三个源头中人物的家世、地域等，则在后面各章不再详细涉及，但（“宝”字疑为“盖”或“是”字之讹，意为“这是因为”）后面章节的讨论仍与这些内容有关。谨在叙论末尾附记此言，以表明此书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