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的宣公时期,前后十八年,不算长,但乱得很。这十八年里,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英雄,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全是些诸侯们的算计、大夫们的争斗、小人物的悲欢,跟咱们身边的职场博弈、人情世故,本质上没区别。只不过,他们穿的是麻衣锦袍,玩的是家国天下,输了不是丢工作,是掉脑袋、亡封地。
看春秋,就像看一部公司斗争史。董事长(周天子)不管事,几个大区经理(晋、楚、齐、秦)天天抢地盘,部门经理(诸侯)站队,还有一帮中层(大夫)随时准备造反。宣公这十八年,就是一部“中层架空老板”的教科书。
先说说宣公继位这事儿,就透着一股不地道。宣公名叫姬倭,他能当上鲁国国君,全靠他的叔叔东门襄仲(也就是公子遂)。这东门襄仲是个狠角色,当年鲁文公去世,本该是嫡长子继位,结果东门襄仲胳膊肘往外拐,杀了嫡子,扶了姬倭上台。为了坐稳位置,他还特意跟齐国搞好关系——继位第一年,就派公子遂去齐国迎亲,把齐女妇姜娶回来当夫人,又让季文子去齐国送贿赂,求齐国承认宣公的地位。作为回报,鲁国把济西的田地割给了齐国。
这就跟咱们现在职场上,新人上位先找靠山、送好处一个道理。宣公这位置,从一开始就坐得不安稳,手里没实权,全靠东门襄仲和齐国撑腰。而东门襄仲,就是鲁国朝堂上的“隐形老板”,宣公不过是个挂名的傀儡。这种“主弱臣强”的局面,贯穿了宣公整个执政生涯,也为后来鲁国三桓专权埋下了伏笔。
宣公前几年,天下的主角是晋国和楚国,这俩大国跟俩争地盘的大哥,天天掐架,小国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只能见风使舵。晋国这边,当时掌权的是赵盾(赵宣子),这人是个狠角色,能力强,但也霸道,连国君都敢管。而晋国的国君晋灵公,是个典型的昏君,荒淫无道,没事就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看大臣们躲弹弓取乐;厨师煮熊掌没煮熟,他就把厨师杀了,装在筐里让宫女抬着从朝堂上走过,故意恶心大臣。
赵盾看不过去,天天劝谏,晋灵公烦了,就想杀了他。先是派刺客锄麑去行刺,结果锄麑早上摸到赵盾家,看见赵盾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那里等着上朝,神态恭敬,连打盹都保持着礼仪。锄麑当场就懵了,心想:这是忠臣啊,杀忠臣是不忠,不杀国君是不信,左右都是死,干脆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这刺客,也算有骨气,比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强多了。
晋灵公没杀成赵盾,又想了个损招,摆了个鸿门宴,埋伏好甲士,想在宴会上杀了赵盾。多亏赵盾的侍卫提弥明机警,看出不对劲,借口“臣子陪国君喝酒,不能超过三杯”,硬是把赵盾扶下了台。晋灵公急了,放出猛犬去咬赵盾,提弥明冲上去,徒手打死了猛犬,自己却被甲士杀死了。关键时刻,又出来一个叫灵辄的人,倒戈保护赵盾,帮他逃了出去。
这灵辄是谁呢?原来当年赵盾在首山打猎,遇到灵辄饿得快死了,就给了他吃的。灵辄吃了一半,留了一半,说要带回家给母亲吃。赵盾很感动,又给了他一筐饭和肉。没想到,这一点善举,后来救了自己一命。你看,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古人早就懂这个道理。
赵盾逃出去没多久,他的弟弟赵穿就带人在桃园杀了晋灵公,然后把赵盾接了回来,立了公子黑臀当国君,也就是晋成公。这事过后,史官董狐直接在史书上写“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说不是自己杀的。董狐反驳他:“你是晋国正卿,国君被杀,你逃没逃出国境,回来又不讨伐凶手,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没办法,只能认了这个骂名。历史有时候很无情,它不管你是不是本意,只看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赵盾这辈子,忠君爱国,却落了个“弑君”的名声,也算个悲剧人物。
晋国内乱的时候,楚国可没闲着。楚庄王当时正是雄心勃勃的时候,一心想称霸天下,不断攻打陈国、宋国、郑国这些小国。郑国夹在晋楚之间,最惨,哪边都不敢得罪,晋国来就投靠晋国,楚国来就投靠楚国,跟个墙头草似的。郑穆公就曾说:“晋国这货不靠谱,每次盟会都收贿赂,根本靠不住。”于是就转头投靠了楚国。
宣公二年,郑国受楚国命令,攻打宋国,双方在大棘打了一场仗,宋国大败,宋国的大将华元被俘虏了。这华元也是个有意思的人,打仗前杀羊犒劳士兵,结果忘了给自己的车夫羊斟分羊肉。羊斟记恨在心,打仗的时候,直接驾着战车冲进了郑军阵营,嘴里还喊着:“昨天的羊肉你说了算,今天的打仗我说了算!”就因为一口羊肉,导致宋国大败,华元被俘,这大概是历史上最离谱的战败原因了。
后来宋国人用一百辆兵车、四百匹好马去赎华元,结果赎金送了一半,华元自己就逃回来了。他回到宋国,站在城门外,还不忘装糊涂,问车夫羊斟:“是不是你的马不听话,才把我送进敌营的?”羊斟倒是实在,说:“不是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说完就逃到了鲁国。华元后来还主持修城墙,民工们编歌谣嘲笑他“丢了盔甲逃回来,大胡子,厚肚皮”,华元也不生气,知道自己理亏,就让民工们别唱了——这人,倒也有几分可爱,不装腔作势。
宣公前几年,鲁国一直围着齐国转,宣公年年去齐国朝见,对齐国毕恭毕敬,甚至齐惠公去世,宣公还亲自去齐国奔丧,比自己家亲人去世还上心。为啥?还不是因为自己的位置是齐国帮着坐稳的,只能仰人鼻息。但齐国也不是什么善茬,一直拿捏鲁国,动不动就提要求,鲁国只能忍气吞声。直到齐惠公去世,齐顷公继位,鲁国才敢稍微喘口气,派公孙归父攻打邾国,抢了邾国的绎地,也算报了点小仇。
宣公中期,天下的局势又变了。楚国越来越强,楚庄王先是灭了舒蓼,又和吴国、越国结盟,势力扩展到了南方,连周天子都要让他三分。晋国这边,晋成公继位后,赵盾依然掌权,他为了稳定晋国的局势,设立了公族、余子、公行三种官职,把卿大夫的子弟安排进去,巩固自己的势力。同时,晋国也在和楚国争夺陈国、郑国,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年,谁也没占到便宜。
宣公十五年,有一件大事,就是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简单说,就是以前鲁国的土地都是贵族的,农民耕种贵族的土地,只交租子,不用交税;现在不管是贵族的土地,还是农民自己的土地,都要按亩交税。这看似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个大变革——它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也得罪了不少贵族,进一步削弱了国君的权力,让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势力越来越大。
这时候的宣公,也想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知道自己斗不过三桓,就想找晋国帮忙,联合晋国的力量,除掉三桓。于是他派公孙归父去晋国,和晋国结盟,商量这件事。可没想到,宣公没等到公孙归父回来,就病死了。宣公一死,三桓就立刻发动了反击,季文子在朝堂上大声控诉东门襄仲(公孙归父的父亲)当年杀嫡立庶、导致鲁国失去靠山的罪行,然后趁机驱逐了东门氏,公孙归父只能逃到齐国,宣公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宣公十六年到十八年,没什么太大的事,主要是晋国和齐国的矛盾越来越深,晋国联合卫国攻打齐国,楚国则继续巩固自己的势力,灭了萧国,威慑宋国。鲁国这边,宣公死后,他的儿子成公继位,依然是三桓掌权,鲁国的国君从此彻底沦为傀儡,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回头看看宣公这十八年,其实就是一部“乱世生存记”。宣公是个可怜人,当了十八年国君,却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一辈子都在看别人的脸色,想夺权却最终失败,落得个壮志未酬的下场。赵盾是个复杂的人,忠诚能干,却也霸道专权,明明是忠臣,却背上了弑君的骂名。华元是个普通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会犯错,也会认错,真实得就像我们身边的某个人。
春秋乱世,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算计。诸侯争霸,大夫专权,小人物在乱世中随波逐流,偶尔的善举,偶尔的执念,都被历史记了下来。这就是宣公十八年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充满了人性的复杂,读懂了这些,也就读懂了春秋时期的无奈与真实。
历史从来不是英雄的独角戏,而是一群普通人的集体演出。宣公年间,没有哪位诸侯能笑到最后,楚国赢了战争却耗尽了国力,晋国忍了内乱又丢了霸业,鲁国的国君从头到尾都像一枚棋子。可就是这些不完美的人,凑在一起,演出了我们民族最初的家国、忠奸与悲欢。
所谓“左传”,不过是给后世留一面镜子。你在镜子里看到权谋,看到苟且,看到偶尔闪光的仗义,那就够了。宣公十八年,落幕。下一幕,成公继位,三桓当道,晋楚再斗……春秋这出大戏,永远不缺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