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史・第四节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一、世宗兀欲即位

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犹如阿保机死时一样，事先并未确立皇位继承人，于是，辽朝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就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东丹王耶律倍之子兀欲，汉名阮，与其叔德光的关系甚是亲密。德光灭晋，他跟随至开封，并受封为永康王。兀欲作为太祖阿保机的长孙，同时又长期跟随在德光左右，自认为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然而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者竟是汉臣赵延寿。延寿原任幽州节度使。会同元年（938年），辽改幽州为南京，即以他为南京留守、总山南事。灭晋以后，契丹确定以恒州（即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枢密使，封燕王。德光死后，赵延寿率部自栾城急行六十里首先入据恒州，意欲在此窃取大辽皇位。他自称受太宗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并且下“教”，将此事布告诸道。然而，当他尚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计划时，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也率部相继赶到了。当时，赵延寿掌握的汉兵不下万人，满可以接管恒州。然而，他当断不断，坐失良机。有人告诉他，连日来，契丹大人们相聚谋议，必有重大变故。而赵延寿却似乎对此一概不知，他竟然公开下令，要在五月初一于待贤馆举行仪式，接受文武百官恭贺，届时他将正式领受“权知南朝军国事”。后因李崧以契丹权贵们意见不一，事理难测，劝其勿行此礼，才避免了与兀欲公开摊牌。兀欲也选定五月初一行动。届时，他只说是召赵延寿、张砺、和凝、李崧、冯道等到其寓所饮酒，乘机将赵延寿拘禁，同时谎称德光在汴即已许他自己知南朝军国事。

兀欲虽战胜了赵延寿，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述律氏及其少子李胡反对兀欲继位，但军中的权贵们都坚持拥立兀欲，因为他们对阿保机死后由述律氏一手制造的那次大规模的诛杀还记忆犹新。“初，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勃海，述律太后杀酋长及诸将凡数百人。契丹主德光复卒于境外，酋长诸将惧死，乃谋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归。”(83)在兀欲的这些支持者中，为首的就是握有很大权力的南院大王耶律吼和北院大王耶律洼。要立兀欲，本应首先请示太后，但是他们很清楚，如果这样行事，太后则必然坚持要让自己真正钟爱的少子李胡袭位。如果这一次仍按述律氏的意志确定皇位继承人，那么悲剧就可能重演，到那时不知又有多少人要被述律氏和李胡送去见辽太宗。因此，军中诸权贵一致拥立兀欲。

在永康王兀欲身边担任宿卫的是耶律安抟。德光死后，安抟力劝兀欲采取果断措施，及早宣告即位。此时，恰好有人自上京来，安抟就诈称从上京带来了消息，说李胡已死。他以此传报军中，众人信以为真。当他去找北、南二王商议此事时，才知道二王亦有意立兀欲。在获得南院大王吼和北院大王洼的明确支持后，他们当即整饬军旅，集蕃汉臣僚于恒州府衙，宣布了伪造的德光“遗制”：“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84)“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85)

世宗即位后，即率部北返，以便确立自己在契丹境内的统治地位。述律太后得知他已自立为帝，怒不可遏，立即命李胡率军前去阻截，结果在泰德泉，为世宗部下安端、刘哥所败(86)。世宗虽然占据优势，但其臣僚家属都在北方，并被李胡拘为人质，李胡宣称，如最终战败，则必杀掉这批人质。当时，双方正在潢河横渡隔岸相拒，主管皇族事务的惕隐屋质正焦急地站立在太后身旁。此人善于谋略，并倾向太后，但他认为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劝太后从长计议，与世宗议和。太后接受了他的劝告，并派遣他致书世宗。他往返于双方之间，力劝和好，太后不得已与世宗议和。

兀欲得以取胜，还有一重要因素，即一些汉族官员在关键时刻背离太后和李胡，站到了他这一边。双方对阵时，“契丹主以伟王为前锋，相遇于石桥。初，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从晋主北迁，隶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为排陈使。彦韬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以高勋为枢密使”(87)。

大同元年八月“癸未，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九月，又以高勋为南院枢密使(88)，至此，辽朝始有北、南枢密院，建立了北、南面官体制，实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二、世宗“南伐”遇害

世宗是在中原即位为大辽皇帝的，回到塞北之后一直不忘重建对中原的统治。然而在执行这样一个既定方针时，他遇到的客观形势却非常不利。就契丹本部来说，自从世宗挫败述律太后及李胡夺取皇位的企图之后，政治上始终不安定。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各部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当天禄元年（947年）四月，德光死讯传到上京时，述律太后不哭，只是说了这样一句寓意颇深的话：“待诸部宁壹如故，则葬汝矣。”(89)胡三省解释说：“咎其倾国南伐，至于耗竭，部落不安也。”这一解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应当设法消除诸部因长期战争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并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恢复各部的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诸部要求的是按照固有模式重建秩序，然而，“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90)。因此，一时间竟使得他诛讨不暇。再加上辽最高统治集团中天德、萧翰等与各部叛乱相呼应，一直阴谋推翻世宗的统治，所以局势很严峻。

天禄三年（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刚刚结束与述律太后及李胡的对抗之后不久，世宗又率军贸然攻入河北，到处杀掠，河北各地节度使、刺史皆奋力组织军民英勇抵抗。经过力战，世宗虽攻破内丘（今属河北），然人马亦死伤过半。此后，他非但不认真吸取教训，反而更加一意孤行，定要从事更大规模的“南伐”。天禄五年（951年）春，郭威代后汉建立后周，仍都开封。刘知远同母弟刘崇自立于太原，仍称汉。六月，刘崇为后周所攻，遣使向辽乞援，同时对辽世宗称侄，且求封册。这时，南唐因受后周威胁，亦向辽遣使乞求举兵应援。当时，由于长期的“南伐”战争刚刚过后不久，契丹人力、物力严重消耗，疮痍未复，所以诸部酋长皆不愿再度兴师，何况他们要与之交战的是正在走向强盛的后周，胜负难料。但辽世宗坚持要再度“南伐”，并且自将出征，众酋长只好率部从行。这次出征，野心家察割正在世宗身边。察割父子此时正受到重用，他本人以功封泰宁王，其父明王安端任西南面大详稳，统领重兵。察割为取得世宗更大的信任，竟然秘密告发其父安端的过恶，世宗果然以为他“忠诚”，让他统领女古石烈军。这是一支原属述律太后蒲速碗斡鲁朵的宫分军。出于对察割的信任，世宗令其扈从，准其出入宫禁，并多次让他跟随出猎。

察割早有弑君之心，只因族属杂处，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时，他设法将自己的庐帐移至行宫近处，以便伺机而动。他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的怀疑，并向世宗举发。然而世宗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事，为表示对察割深信不疑，世宗甚至还把屋质所上表出示给他。于是，他就在世宗面前哽咽流涕，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声称屋质此举是出于对他的忌妒。世宗对察割百般抚慰，同时对屋质说：“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91)这个契丹皇帝对于“于父不孝，于君亦必不忠”的道理都不懂。屋质提请他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被察割制造的假象所迷惑，然而他并不在意。天禄五年（951年）七月南征前不久，察割曾欲谋乱而未果。同年九月，世宗率军南征，行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祥古山，祭其父东丹王耶律倍，群臣皆醉。察割认为这正是他采取行动的好机会，于是当晚与刘哥之弟盆都率兵闯入行宫，将世宗母子一起杀害了。

世宗在辽朝历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皇帝。他完成了由契丹部族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变，为辽朝的兴盛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由于他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进行征服中原的战争，因此他最终未能成为带领辽朝走向兴盛的君主。

(1) 《魏书》卷一〇三《匈奴宇文莫槐传》。

(2) 《魏书》卷一〇三《匈奴宇文莫槐传》。

(3) 《魏书》卷一〇〇《契丹传》。

(4) 《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5)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俟斤”（Irkin）为突厥官名。突厥各部的最高元首称“可汗”（Qaghan），其他各部酋长则称为俟斤（参见韩儒林《穹庐集》第314—316页）。

(6)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7)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8)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9) 张说：《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10)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11) 范镇：《东斋记事》卷五。

(12)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13)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

(14) 《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15)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17)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记事。

(18)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19)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三年三月记事。

(20)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后梁贞明三年八月记事。

(21)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22) 《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23)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24)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

(25)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

(2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四《黑车子室韦考》。

(2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

(28)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29)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0) 《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闢遏可汗故碑即突厥毗伽可汗碑，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的喀拉和林遗址。古回鹘城即窝鲁朵城，与上述遗址为同一地点。

(31) 《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

(32)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3)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4)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5)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6)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37) 《辽史》卷七五《王郁传》。

(38)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9)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40)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41)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42)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梁天成元年九月记事。

(43) 《辽史》卷三《太宗本纪》。

(44)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

(45)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

(46) 《北梦琐言》卷一八《韩伊二妃》。

(47)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

(48) 《旧五代史》卷四八《唐书·末帝纪》。

(49)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天福元年七月记事。

(50)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天福元年九月记事。

(51)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传》。

(52)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三年八月记事。

(53)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二年五月。

(54) 陆游：《南唐书》卷一八《契丹传》。

(55) 《华阳集》卷三六《高烈武王（琼）神道碑》。

(56) 《新五代史》作乔莹，《辽史》、《资治通鉴》及《契丹国志》并作乔荣。

(57) 《新五代史》卷二九《景延广传》。

(58) 《旧五代史》卷八八《景延广传》。

(59)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二年二月。契丹人称精锐骑兵为“铁鹞”，因为这些骑士都身被铁甲，在马上驰突轻疾，犹如鹞之搏击鸟雀，故有“铁鹞”之称。

(60)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二年六月记事。胡三省注：“人寝不安席，则辗转反侧而不成寐，一向眠，则其眠安矣。”

(61)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十二月丙寅记事。

(62) 《旧五代史》卷八五《晋书·少帝纪》。

(63)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64) 《旧五代史》卷八五《晋书·少帝纪》。

(65)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记事。

(66)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67)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

(68)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记事。

(69)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

(70)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

(71)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72)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

(73)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74)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记事。

(75)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76)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二月记事。

(77)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三月记事。

(78)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四月记事。

(79)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80)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81) 《宋史》卷二五二《王景传》。

(82) 《宋史》卷二七一《张廷翰传》。

(83)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五月记事。

(84)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五月记事。

(85) 《辽史》卷七七《耶律洼传》。

(86) 《辽史》卷七七《耶律屋质传》。另据胡峤《陷北记》：“萧翰与世宗兀欲相击，遂及述律后战于沙河，述律后败而北。兀欲追至独树渡，遂囚述律于朴马山。”（《全唐文》第八册卷八五九）

(87)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天福十二年六月记事。

(88) 《辽史》卷五《世宗本纪》。

(89)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四月记事。

(90)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天福十二年六月记事。

(91) 《辽史》卷一一二《耶律察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