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再者，涵芬楼本《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遁斋闲览》评论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两句诗说：
“根据《唐纪》，唐明皇常常在十月驾幸华清宫，到了春天就返回宫中，从未在六月待在骊山。荔枝在盛夏时节才成熟，这不符合事实。”
但程大昌《考古编》反驳说：
“论者认为明皇帝在十月驾幸华清宫，经过春天就返回，因此荔枝成熟的时候，他未曾待在骊山。然而咸通年间有袁郊写作《甘泽谣》，其中记载许云封所得的《荔枝香》曲说：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是贵妃的诞辰，皇帝命令小部乐队在长生殿奏乐，进献新曲，还没有名字。恰逢南海进献荔枝，于是取名为《荔枝香》。开天年间的遗事记载，皇帝与贵妃每到七月七日夜都在华清宫游乐饮宴。而白居易的《长恨歌》也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由此可知杜牧所写乃是当时可信的传说。世人只看到唐史所记载的内容，就轻率地以传闻来怀疑可信的传说，这是很不对的。”
陈寅恪按：根据唐代可信的第一等资料，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都不容许唐明皇与杨贵妃有夏天一同在骊山的事实。杜牧、袁郊的说法，都是承袭讹传、因循习俗而来的，怎么可以相信呢？而白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句子，更不可作为典据。欧阳修博学通识，却在《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卷一中说：
“皇帝驾幸骊山，在杨贵妃生日那天，命令小部乐队在长生殿奏乐。于是演奏新乐，还没有名字。恰逢南方进献荔枝，于是取名为《荔枝香》。”
这也是采用了《甘泽谣》的错误说法，十分可惜。因此特地征引并略加辨正如此，希望世上治文史的人不致被其迷惑。又有《全唐诗》第十函顾况《宿昭应》七绝说：
“武帝祈灵太乙坛，新丰树色绕千官。那知今夜长生殿，独闭空山月影寒。”
此诗似乎比白居易的诗语病要少一些，所以附写在这里，以供参读。

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二说：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霓裳羽衣舞曲》等篇，自是不得不这样写，不但不蹈袭杜甫、韩愈的路径。这是流畅顿挫、独出冠时的作品，所以他才能成为豪杰。这才领悟到后来想要复古的人，实在是强作解事。”
陈寅恪按：翁方纲的论述，虽然不了解当时的文章体制，不知道《长恨歌》是唐代驳杂无实、文备众体的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尚且未能完全通达，但比起赵宋以来尊崇杜甫、贬抑白居易、强作解事的批评，还是胜出一筹。因此附录在这里。论述《长恨歌》既已完毕，现在对于《长恨歌传》，稍说几句。今日所传陈鸿的传文共有两个本子，其一就是载于《白氏长庆集》卷一二《长恨歌》前面的通行本，另一本是《文苑英华》卷七九四附录《丽情集》中的别本。而《丽情集》本与通行本差异很多，其文句往往超出通行本之外。最值得注意的，通行本传末虽然有“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一节小说体中不可缺少的议论文字，但根据与此传及歌极有关系的作品，如《莺莺传》来看，终究觉得议论的分量较少。至于《丽情集》本的传文，则议论比通行本繁多得多，例如：
“嘻！女德无极者也。死生大别者也。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也。生惑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
又如通行本只有“如汉武帝李夫人”一句话，而《丽情集》本则在叙述杨贵妃死后另外有：
“叔向母云，其（其当作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都是这样的例子。而看《丽情集》本详及李夫人的故事，也可从旁证明我所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实际上暗暗开启了此歌下半段故事的说法并非虚妄。再取两个本子的传文来读，就会觉得通行本的文字比《丽情集》本要好。我很怀疑《丽情集》本是陈鸿的原文，通行本则是经过白居易删改的。议论逐渐减少，这也是文章体裁演进的表现。其后终于发展到像《连昌宫词》那样，一种将议论包含在诗中的文体，而这是元稹的天才所表现出来的。我曾经认为《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记》，是陶渊明集中《桃花源记》的初本（见《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拙著《桃花源记旁证》）。这篇传或许也与此相类吧？倘若承蒙当世博识通达人，一并赐予教诲指正，那就很幸运了。

总括起来论说，《长恨歌》是具备众体体裁的唐代小说中的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是不可分离、不能独立存在的作品。因此必须合并起来阅读、欣赏、评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关系，虽然是唐代文人公开共同写作诗文的题目，但是增加进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却是白居易和陈鸿所特别创造的。诗句和传文的佳妙之处，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是评论《长恨歌》的人所不可不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