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朗史讲演录

（一）人口流动的三个方向——东北、西北与南方 晋代自从“八王之乱”以来，战乱接连不断，天灾频发，人民除了不能走或者不愿走的以外（这种人产生的影响与流民一样大），都外逃避难。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借武力，强迫移民。由此出现了北方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

自从“八王之乱”爆发，人口便已经开始流动。《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记载：元康年间，氐人齐万年起兵反叛，关西扰乱，连年大饥荒，百姓于是流亡寻找粮食，相继进入汉川的有数万家。……从此（流民）散布在益州、梁州，无法禁止。这支进入益、梁地区并在益州起兵的关西流民队伍，迁徙时间就在元康元年“八王之乱”爆发之后，永兴元年匈奴刘渊起兵之前。

北方人民的大规模流动，是从刘渊起兵开始的。特别是在晋怀帝永嘉七年洛阳陷落之后。本节所要叙述的是“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人民的流动。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迁徙的方向有三个：东北、西北、南方。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氏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归附于凉州张轨的领域。流向南方的一支，寄居在孙吴的旧地。影响所及，不仅前燕、前凉以及东晋的建国中兴与这些北方的流民有关，即使后来南北朝的士族也继承了他们的系统。

按《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载记》说：元康四年，于是移居到大棘城，教百姓种田养蚕，法令制度同于中原上国。失业流亡归附的百姓络绎不绝。建武初年，晋元帝承制，任命慕容廆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的士人和平民大多背负着婴儿来归附。慕容廆于是设立郡来统辖流民，冀州人设冀阳郡，豫州人设成周郡，青州人设营丘郡，并州人设唐国郡。由此可见流向东北慕容氏治下的人民，在阶级上有士族，有平民；在籍贯上，有冀州、豫州、青州、并州等地人。慕容廆分别设立郡来统辖他们，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辅佐。

载记称慕容廆推举贤才，委以政务，以河东人裴嶷、代郡人鲁昌、北平人阳耽为谋主，北海人逄羡、广平人游邃、北平人西方虔、渤海人封抽、西河人宋奭、河东人裴开为得力助手，渤海人封弈、平原人宋该、安定人皇甫岌、兰陵人缪恺因为有文才担任机要职务，会稽人朱左车、泰山人胡毋翼、鲁国人孔纂因为旧有德行清高被引为宾客朋友，平原人刘讚儒学通博，被引为东庠祭酒，他的世子慕容皝率领贵族子弟带着礼物拜师学习。慕容廆在处理政务的闲暇，亲自前去听讲，于是路上有赞颂之声，礼让之风兴起。慕容廆从流民中大批起用中原士人作为谋主、得力助手，对前燕的建国与推行魏晋的屯田旧法（见《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对东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前燕部落解散得早，比前赵、后赵进步，也与此有关。前燕设立郡来统辖流民，与东晋设置侨郡侨县来安置流民是相同的。

又《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说：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晚观察星象，相互说道：天下将要大乱，能够避难的地方，只有凉州了。张凉州（张轨）的品德器量不寻常，大概就是那个人吧？等到京都沦陷，中原避难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分武威郡设置武兴郡来安置他们。那些逃到凉州来的中原人士，对“五凉”政权的建立，河西地区胡族的汉化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南凉，在秃发乌孤的时候，梁昶、韩疋、张昶、郭韶，是中原的优秀人才；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是秦州、雍州的世家大族。都在朝廷担任显要职位，在外治理郡县。（《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乌孤载记》）在秃发傉檀的时候，又曾起用中原的名门望族裴敏、马辅，秦陇地区的显贵辛晁、彭敏。（同书同卷《秃发傉檀载记》）秃发利鹿孤听从史暠的建议，建立学校，延请贵族子弟入学。（同书同卷史臣曰）秃发傅植与后秦的韦宗讨论六国合纵连横的方略，三国争战的计谋，远说天命的兴废，近论人事的成败，机变无穷，言辞清晰雄辩。汉文化水平之高，竟使韦宗发出“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出自华夏世家”的感叹。（同书同卷《秃发利鹿孤载记》）从南凉的例子可以窥见晋代中原流民对河西凉州地区影响之大。这个地区的胡族本来比较落后，进化之所以快，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与中原流民的结合。

至于北方人南来避难，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是到长江上游，一是到长江下游。路线固然不同，在避难的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也各不相同。南来的上层阶级是晋朝的皇室以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而在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中，很少能看到这个阶级中的人物。中层阶级也是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如聚集在洛阳的士大夫集团，除了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见《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徐邈传》）以外，大多不以学术见长，而以勇武善战著称。下层阶级是长江以北的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平民，因为地位卑下、实力薄弱，不容易南来避难。人数比前两者特别少。下面先说避难到长江下游的流民。

上层阶级。《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说：不久洛阳沦陷，中原的士人、妇女躲避战乱到江南的有十分之六七，王导劝晋元帝收纳那些贤人君子，和他们共图大事。《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怀帝永嘉五年说：当时天下大乱，只有江东比较安定，中原的士人百姓躲避战乱的多南渡长江。镇东司马王导劝说琅邪王司马睿收纳其中的贤能杰出之士，和他们一起共事。司马睿听从了，征召了百余名掾属，当时人称之为“百六掾”。任命前颍川太守勃海人刁协为军谘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人陈頵为行参军，前太傅掾庾亮为西曹掾。从“十六七”的说法，可知中原士人妇女逃向江南之多。东晋是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名门大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百六掾”则是东晋政权的奠基石。

中原士族逃命到江南，寄居他乡，喘息稍定，自然不能不谋划购置田产房舍。其地点值得注意。《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大略说：王述后来检察会稽郡，考核刑狱政事，主管官员疲于应对审查。王羲之深以为耻，于是称病离开会稽郡，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王羲之去官后，与东土人士尽情游览山水。给吏部侍郎谢万的信中说：近来东游回来，修整种植桑树果树。并且巡行田地察看地利，颐养身心，享受闲暇。《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大略说：谢灵运凭借父祖的资财，家业很丰厚。奴仆僮仆众多，门生故旧有几百人。开山浚湖，工程劳役不断。探寻山川，跋涉岭谷，必定要到幽深险峻之处，千重山岩，无不走遍。登山时常穿木屐，上山就去掉前齿，下山就去掉后齿。曾从始宁的南山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一直到临海，随从的有几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以为是山贼，后来知道是谢灵运才安心。在会稽也有许多徒众，惊动县邑。据此可知北来的上层社会阶级虽然在建业首都进行政治活动，然而置产兴业，进行经济开发，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区。所以这一带区域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的地方。上层阶级的领袖王、谢各家，之所以需要到会稽、临海之间来求田问舍，是因为新都城附近已经没有空余的土地，京口、晋陵一带又被北来的次等士族所占有，至于吴郡、义兴、吴兴等郡，都是吴地人士势力强盛的地方，难以插入。所以只有渡过钱塘江，到吴地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再转而向东发展，寻求经济的发展。

中层阶级或次等士族。这些人大多来自江淮以北，人数比当时避难南来的上下两层社会阶级都要多，但在政治文化上不占高等地位。他们既不能也不必居住在长江南岸新建立的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又不方便或不容易插入江东文化士族聚居的吴郡治所及其附近。而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却不得不选择一个距离新都城不太远，而且又在长江南岸比较安全的地方居住下来。地广人稀的京口、晋陵附近一带，恰好符合他们的选择。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条说：新丰湖在县东北三十里，晋元帝大兴四年，由晋陵内史张闿修建。旧时晋陵地广人稀，而且缺少池塘水渠，田地大多贫瘠荒芜。张闿创建湖泊，成就了灌溉的便利。起初因劳役（征发民力）被免官，后来追记他的功劳，越级升为大司农。《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大略说：西晋永嘉年间大乱，幽、冀、青、并、兖五州以及徐州淮河以北的流民，相继渡过淮河，也有渡过长江在晋陵郡境内的。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将流亡在淮南的流民迁到晋陵各县，那些迁徙到江南以及留在江北的，都设立侨郡侨县来管理他们。所以南徐州具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的郡邑。有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人口四十二万零六百四十。晋陵太守管辖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人口八万零一百一十三。《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说旧时晋陵地广人稀，这正是江淮以北次等士族理想的避难处所。张闿在大兴四年在晋陵修建新丰湖，给了江淮以北的流民在这一地区创建家园的便利条件。后来这个区域发展繁荣起来，所依赖的正是这种流民的力量。

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是当时具有战斗力的集团。换句话说，就是江东地区北方人的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以及创建宋、齐、梁三朝霸业的，都是这个集团的子孙。这可以从以下史料得到证明。《世说新语·捷悟类》“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刘孝标注引《南徐州记》说：徐州人大多强劲勇悍，号称精兵，所以桓温常说：京口的酒可以喝，箕（？）可以用，兵可以驱使。《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大略说：刘牢之，是彭城人。曾祖父刘羲，以善于射箭侍奉晋武帝，历任北地、雁门太守。父亲刘建，有军事才干，任征虏将军。世代以雄壮勇敢著称。刘牢之面色紫红，胡须眼睛惊人，而且沉着坚毅，多谋略。太元初年，谢玄北镇广陵，当时苻坚正强盛，谢玄大量招募勇猛之士，刘牢之与东海人何谦、琅邪人诸葛侃、乐安人高衡、东平人刘轨、西河人田洛以及晋陵人孙无终等因为骁勇应选。谢玄任命刘牢之为参军，率领精锐作为前锋，百战百胜，号称“北府兵”，敌人畏惧。刘牢之等人都是居住在京口（北府）的江淮以北的流民或其子孙。谢玄建立的北府兵，就是由这种流民组成的。刘牢之等人是主要将领。淝水之战，击败苻坚，北府兵功勋卓著。

又《宋书》卷一《武帝纪》大略说：高祖武皇帝名裕，小名寄奴，是彭城县绥舆里人。（曾祖）刘混才渡江，居住在晋陵郡丹徒县的京口里。（高祖）于是与（东海人何）无忌同船一起返回，图谋兴复晋室的大计。于是与弟弟刘道规、沛郡人刘毅、平昌人孟昶、任城人魏咏之、高平人檀凭之、琅邪人诸葛长民、太原人王元德、陇西人辛扈兴、东莞人童厚之，一同参与义举。《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大略说：岛夷萧道成，是晋陵武进的楚人。同书同卷《岛夷萧衍传》大略说：岛夷萧衍，也是晋陵武进的楚人。那么，宋、齐、梁三朝的建立者都是居住在晋陵郡的江淮以北流民的子孙。宋武帝刘裕是北府兵的将领，以打倒桓玄起家。他所依靠的力量正是北府兵。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原籍是东海郡兰陵县，萧道成的高祖父萧整才渡江居住在晋陵郡武进县的东城里，寄居江南的人，都在当地侨置其本乡，加上“南”字，于是成为南兰陵郡兰陵县人。（《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萧衍是南兰陵郡中都里人，他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刘裕、萧道成、萧衍的先后称帝，表示晋朝由中原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南朝转入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

下层阶级。这些人大多分散杂居在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区。他们人数既少，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又很低，不能成为强有力的集团，不敢与当地的吴人相抗衡。后来逐渐同化于土著的吴人。即与吴人通婚，说吴语。这种人可以陈朝皇室及王敬则家为代表。陈霸先先娶吴兴钱氏女，续娶吴兴章氏（即钮氏）女。（见《南史》卷十二《陈武宣章皇后传》）王敬则与士人、平民交往都说吴语（见《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陈霸先的先世，虽然不知道在西晋末年是什么地方人，但避难南来，定居在吴兴郡长城县，则是清楚的。王敬则的籍贯，据《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本来是临淮郡射阳县，后来侨居在晋陵郡南沙县。那么，陈霸先、王敬则同为由北向南避难过江的“伧楚”（北方人）。由于社会阶级低下，杂居在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区，于是同化于吴人。他们的势力到南齐以后才逐渐兴起。

以上说的是南来的北方人到长江下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下面再说南来的北方人到长江上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

《梁书》卷十《萧颖达传》大略说：哥哥萧颖胄，齐建武末年代理荆州事务，萧颖达也担任西中郎将外兵参军，都在西府（荆州军府）。东昏侯派辅国将军刘山阳任巴西太守，路过荆州。秘密命令萧颖胄袭击雍州。当时高祖（萧衍）已经有所防备，于是派萧颖胄的亲人王天虎送信去迷惑他，刘山阳到了，果然不敢进城。萧颖胄无计可施，夜里派钱塘人朱景思叫来西中郎将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门密商定计。席阐文说：萧雍州（萧衍）蓄养兵马，已非一日，江陵一向畏惧襄阳人，人数上又不能匹敌，攻取他一定不能控制。（参见《梁书》卷一《武帝纪上》。武帝谓之“荆州本畏襄阳人”。）按这篇传记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席阐文所说的“江陵素畏襄阳人”这句话。这一点不仅涉及梁武帝的霸业，就是在此之前的桓玄、刘毅、沈攸之，在此之后的梁元帝、萧詧等人的兴亡成败，都与此有关。要想明白这其中的关键，必须先考察居住在襄阳及江陵的南来北方人是什么样的社会阶级。

首先可以注意的是原来居住在南阳和新野的上层士族，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不如洛阳的显贵名流如王导等人，他们向南移动自然不必或不能移居到江东新王朝的首都建业，而可以迁到当时长江上游的都会江陵、南郡附近一带。这不仅是因为江陵一地距离胡族势力较远，比较安全，而且是因为江陵是当时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是占有政治地位的人所乐意居住的。兹举例如下。《北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哀江南赋》说：我家掌管仓库继承周朝，因世代有功而成为大族；治理国家辅佐汉朝，以议论治国之道而当官。禀受嵩山、华山的玉石，浸润黄河、洛水的波澜。居住在背靠洛水的地方历经多代，城邑临河而安居。到了永嘉年间的艰难困苦，中原才开始缺少君主。百姓枕靠墙壁（而亡），道路上豺虎横行。正遇司马氏五王南奔，又逢三颗明星在东聚集。他们在长江边建国，我的祖先则播迁至此。分得南阳的土地，裂开东岳（泰山）赐予封土。在宋玉的旧宅砍除茅草开路，穿过临江王的府邸。《隋书》卷七十八《艺术传·庾季才传》大略说：庾季才，是新野人。八世祖庾滔，跟随晋元帝渡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于是定居在南郡江陵县。祖父庾诜，是梁朝的隐士，与同族人庾易（庾信的祖父）齐名。据此可知文化士族庾氏原本背靠洛水而居，起初迁到南阳新野县，因而成为南阳新野人，后来又迁到南郡江陵县。

又《梁书》卷十九《宗夬传》大略说：宗夬，是南阳郡涅阳县人，世代居住江陵。祖父宗景，刘宋时征召为太子庶子，不应召，有很高的名声。父亲宗繁，任西中郎谘议参军。宗夬年轻时勤奋好学，有器局才干。二十岁时，被推举为郢州秀才。齐朝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聚集学士，一起观赏图画，宗夬也参与了。永明年间，与北魏和亲，诏令宗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一同接待北魏使者，都是当时选拔的人才。据此可知文化士族宗氏是从南阳涅阳县迁居到江陵。又《南齐书》卷五十四《刘虯传》（参看《南史》卷五十《刘虬传》）大略说：刘虯，是南阳涅阳人。是世家大族，迁居到江陵。建元初年，豫章王萧嶷任荆州刺史，下公文征召刘虯为别驾，与同郡人宗测、新野人庾易一同写信以礼相请。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萧子卿上表举荐刘虯及同郡人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求用安车蒲轮、束帛加以征召。下诏征为通直郎，不应召。据此可知文化士族刘虯的先祖也从南阳涅阳县迁居到江陵。

又《世说新语·栖逸类》（参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刘驎之》）大略说：南阳人刘驎之高洁率真，善于史传之学，隐居在阳岐。荆州刺史桓冲征召他为长史。（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说：刘驎之字子骥，是南阳安众人。）同书《任诞类》说：桓车骑（桓冲）在荆州，张玄任侍中，出使到江陵，路过阳岐村。（刘孝标注说：村子临江，距离荆州二百里。）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拿着半小笼活鱼，径直来到船上，说：有鱼想托你们做成鱼脍。张玄于是系船接纳他，问他的姓名，自称是刘遗民。（刘孝标注引《中兴书》说：刘驎之，另一个字是遗民。）吴士鉴《晋书·刘驎之传斠注》引洪亮吉《东晋疆域志》说：石首有阳岐。据此可知文化士族晋人刘驎之籍贯本是南阳安众县，后来南迁到石首的阳岐村，临江而居。

上述南来的北方上层文化士族，他们的祖先本来居住在南阳一带，后来迁徙到江陵附近地区，到东晋政权后期逐渐闻名。梁元帝迁都江陵，是这个集团最兴盛的时代。然而西魏灭亡梁朝，这种士族与遭遇侯景之乱、从建业逃到江陵的士族一同成为俘虏，跟随征服者北迁。北方上层士族南渡的局面于是宣告结束。

其次是迁到襄阳（雍州刺史治所）的原来居住在南阳和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以及雍、秦地区的流民。“永嘉之乱”以来，居住在南阳和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与上等士族同时南迁，但次等士族大多停留在襄阳一带。后来“胡亡氐乱”（前秦灭亡，氐人作乱），雍、秦地区的流民大多南出樊水、沔水，东晋孝武帝于是在襄阳侨置雍州，并设立侨郡侨县来安置流民。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划出荆州的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侨县仍然寄居在各郡的区域内。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又分实土郡县作为侨郡侨县。（《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三》雍州刺史条）这里先说居住在雍州的北方次等士族。

《宋书》卷八十三《宗越传》说：宗越，是南阳郡叶县人。本来是河南人，晋朝动乱时，迁到南阳宛县，后来“土断”划归叶县。本来是南阳的“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守襄阳，襄阳有很多杂姓，赵伦之派长史范觊之排列氏族次序，辨别高下，范觊之将宗越定为“役门”，以平民身份补任郡吏。《梁书》卷九《曹景宗传》大略说：曹景宗，是新野人。父亲曹欣之是刘宋将领，官至征虏将军、徐州刺史。曹景宗幼年擅长骑马射箭。同书卷十《蔡道恭传》（《南史》卷五十五《蔡道恭传》同）大略说：蔡道恭，是南阳郡冠军县人。父亲蔡那，是刘宋益州刺史。（蔡道恭）屡有战功。按上述诸人本是北方中层社会阶级，就是《宗越传》所说的“次门”。他们都有武力，居住在襄阳雍州一带，与长江下游居住在京口、晋陵一带的南来北方有武力者正好相同。除了这种人，还要注意流寓在侨置雍州的雍、秦地区流民，他们也有武力，因而在雍州形成了一个武力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应当在“胡亡氐乱”之后，时间晚于东部京口、晋陵地区的北府兵集团。

关于寄居在襄阳雍州地区的雍、秦流民，在南朝史料中不难窥见其情况。《梁书》卷十《杨公则传》（《南史》卷五十五《杨公则传》同）大略说：杨公则，是天水郡西县人。父亲杨仲怀，刘宋泰始初年任豫州刺史殷琰的部将，战死在横塘，杨公则收敛完毕，徒步背负灵柩回到乡里。（按《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条下有南天水太守及西县令，杨公则的乡里当即指此。）同书卷十二《席阐文传》（《南史》卷五十五《席阐文传》同）大略说：席阐文，是安定郡临泾县人。齐朝初年，任雍州刺史萧赤斧的中兵参军，因此与他的儿子萧颖胄友好。（按《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秦州刺史条有安定太守。又说：晋孝武帝时重新设立，寄治在襄阳。席阐文既然是雍州刺史府的参军，怀疑他的家族也是因为晋孝武帝时“胡亡氐乱”而南迁襄阳的。）同书卷十七《马仙琕传》（《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附《马仙琕传》同）大略说：马仙琕，是扶风郡郿县人。父亲马伯鸾，是刘宋冠军司马。马仙琕年轻时以果敢闻名。（按《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条下有扶风太守、郿县令。）同书卷十八《康绚传》（《南史》卷五十五《康绚传》同）大略说：康绚，是华山郡蓝田县人。他的祖先出自康居国。起初，汉朝设置都护，使西域各国臣服，康居也派遣王子在河西待命，于是留下成为平民，后来就以“康”为姓氏。晋朝时陇右动乱，康氏迁到蓝田。康绚的曾祖父康因担任苻坚的太子詹事，生康穆，康穆担任姚苌的河南尹。刘宋永初年间，康穆率领乡族三千多家，进入襄阳的岘山以南，刘宋为此设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在襄阳，任命康穆为秦、梁二州刺史，还没正式任命就去世了。康绚的伯父康元隆、父亲康元抚，都被流民推举，相继担任华山太守。康绚年轻时洒脱不羁，有志向气概，齐文帝（萧长懋）担任雍州刺史时，所征召的都是名家，康绚特别以才能被召为西曹书佐。永明三年，授为奉朝请。齐文帝在东宫时，因旧恩引荐他为直（？）。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授为振威将军、华山太守。以诚心抚慰百姓，使荒残之地的人心悦诚服。升任前军将军，又担任华山太守。永元元年，义兵起事，康绚率领本郡响应。按上述杨公则、席阐文、马仙琕、康绚等人，都是居住在侨雍州的雍、秦流民。他们迁居襄阳一带，应当在“胡亡氐乱”以后。他们都有武力，因为南迁较晚，其战斗力的衰退也比居住在长江下游京口、晋陵一带的武人为迟。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南阳、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相当，即同属于中层社会阶级。

上述足以说明襄阳存在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如果说宋武帝刘裕的兴起依靠了京口北府集团的武力，那么梁武帝萧衍的兴起，则依靠了襄阳集团的武力。北府兵到刘宋以后，战斗力衰退，有力量的是襄阳的武力集团。不过，到梁朝晚期，这个集团的武力也不够用了，所以梁武帝不得已而改用北方归降的将领。到陈霸先则又另外任用南方土著的豪族，这是江东三百年政治社会上的大变动。

以上东北、西北、南渡三条路线，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流民也并非一去不返，有回迁的。不迁徙有事情发生，迁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时期没有一件大事不与人口的迁徙有关。

（二）北方胡族统治者的徙民与人民的屯聚问题（坞壁及桃花源） “永嘉之乱”以来，胡族统治者往往将其武力所到之地的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以便控制和役使。而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又往往回迁。这一往一返，影响极大。

匈奴刘聪的时候，他的部将刘曜曾驱掠长安的士人妇女八万多口退回平阳。后来又攻陷三渚，又曾迁徙二万多户到平阳县。刘聪所设置的左、右司隶，各管辖二十多万户；单于的左、右辅，各掌管“六夷”十万部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其兵力所及地区驱掠而来的汉族编户和“六夷”部落。司隶所部的人曾有二十万户因为平阳饥荒和后赵石氏的招诱，逃奔到冀州。（以上见《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将各族被征服的人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匈奴刘聪已经开了头。到后赵石虎时，迁徙人民的规模增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关中的人东迁出关，被迁徙的有各族、各阶级的人们。这出于氐人苻洪和羌人姚弋仲的建议。《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苻洪载记》说：石季龙（石虎）消灭石生，苻洪劝说石虎应该迁徙关中的豪杰和羌戎来充实京师，石虎听从了，任命苻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驻扎在枋头。同书卷一百零六《姚弋仲载记》大略说：石季龙攻克上邽，姚弋仲劝说他道：应该迁徙陇上强健的人，使其腹地空虚，来充实京畿地区。（后来）石季龙掌权，想到姚弋仲的话，于是将秦州、雍州的豪杰迁徙到关东，姚弋仲率领部众数万迁到清河。又同书卷十六《石季龙载记上》说：镇远王石擢上表说雍、秦二州的望族自从被东迁以来，就列入了戍役的名册，既然是衣冠华胄，应该给予优待免除，听从了。从此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个姓氏免除兵籍，同旧族一样，根据才能选拔叙用，想分别返回故乡的听任自便。不是这类的，不能以此为例。由此可见被迁往关东的有雍、秦地区的汉、氐、羌各族各阶层的人民。迁徙的目的在于“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而所谓的“以实畿甸”，或者“内实京师”，其实是为了便于控制他们，一律作为戍役使用。他们都有兵籍。后来被免除兵籍的只有雍、秦二州的望族皇甫、胡等十七姓。

石虎不仅曾将关西地区的人口迁往关东，而且曾将南方人民迁往北方。《晋书》卷七《成帝纪》所载汉水以东被迁徙的人口就有七千多家之多。其中说：咸康五年九月，石季龙部将夔安、李龙攻陷河南，张貉攻陷邾城，于是侵犯江夏、义阳，征虏将军毛实、西阳太守樊俊、义阳太守郑进都战死。夔安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抵抗作战，打败他们，斩首五千多级。夔安才撤退。于是掳掠汉水以东七千多家迁到幽州、冀州。后赵徙民究竟有多少？《晋书·石季龙载记》附《石闵传》记载石虎末年，后赵大乱，青、雍、幽、荆州的迁徙户以及各氐、羌、胡、蛮族数百万人，各自返回本土，可见被迁徙的各地、各族人户之多。

数百万人离乡背井，被迁往关东，是一次大迁徙。数百万人因战乱回迁本土，又是一次大迁徙。《石闵传》记载当时回迁的人户道路交错，互相杀掠，而且因饥饿瘟疫死亡，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十有二三。中原地区纷乱，不再有人从事农耕。有脉络可寻的，是氐人和羌人的回迁。关于氐人，《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苻洪载记》说：苻洪将死，对儿子苻健说：之所以没有进入关中，是说中原可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现在被小人所困，中原不是你们兄弟能够办到的，关中有险要的地形，我死后你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说完就死了。同书同卷《苻健载记》大略说：率领全部部众西行，在盟津架起浮桥渡河，派他的弟弟苻雄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进入潼关，哥哥的儿子苻菁从轵关进入河东。渡河后烧毁浮桥，亲自率领大军跟随苻雄前进。三辅地区大致平定，苻健领兵到长安，进入并定都于此。按苻洪有部众十余万（《苻洪载记》）。从他临死前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本想夺取中原，不料被麻秋毒死。他认为中原不是苻健兄弟能够办到的，要他们率领部众回关中创业。苻健在苻洪死后，率领全部部众西行，夺取了长安，建立了前秦。这个国家是在氐人的回迁中建立的，而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石虎时期所实行的迁徙关中豪杰及羌戎，“虚其腹心，以实畿甸”的政策，已经使得关中没有力量能与苻健的十余万部众相抗衡。

羌人。羌人有部众数万（《姚弋仲载记》）居住在清河。羌人的回迁，晚于氐人。后赵动乱，姚襄一度率领部众向南进攻，后来在部将僚佐劝说下，才北归。《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襄载记》大略说：姚襄的部将僚佐和部众都是北方人，都劝姚襄北归。姚襄整顿车马向北进发，于是占据许昌，打算前往河东以图谋关中，从许昌于是进攻洛阳，超过一个月没有攻克。桓温从江陵讨伐姚襄，在伊水交战，被桓温打败。姚襄不久迁移到北屈，将要图谋关中，进驻杏城，派他的堂兄辅国将军姚兰攻掠鄜城一带，派他的哥哥姚益和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的胡人和汉人，归附的有五万多户。姚襄率领部众向西进发，在三原交战，姚襄失败，被苻坚杀死。（等到姚襄死，姚苌率领弟弟们投降了苻生。）姚襄进入关中时，关中已经被氐人占领。姚襄拥有的力量不及氐人苻氏，较量的结果是羌人失败，姚襄被杀，羌人在姚苌率领下投降了苻生。东北的慕容鲜卑于此时进入中原，建立了前燕。

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灭了前燕，又有一次徙民。这次不是将关中的人迁往关东，而是将关东的人迁往关中。《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说：迁徙关东豪杰及各类杂夷十万户（《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作十五万户）到关中，安置乌桓等杂类在冯翊、北地，安置丁零人翟斌在新安。迁徙陈留、东阿一万户来充实青州。苻坚所迁徙的关东豪杰及各类杂夷十万户，包括了进入中原的慕容鲜卑以及劫后余生的羯族遗民。这造成了苻融所说的鲜卑、羌、羯遍布京畿地区的局面。（《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苻坚将关东居民迁往关中，与后赵将关中居民迁往关东，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后来苻坚曾将本族人迁往关东。《晋书·苻坚载记上》说：洛阳平定后，苻坚因为关东土地广阔，人口殷实，思考如何安定它，召集他的大臣们在东堂商议说：凡是我们同族，支系繁衍，现在想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到各个战略要镇，不忘旧德，作为宗室的磐石基础，各位的意见如何？都说：这是周朝所以享国八百年的原因，对国家有利。于是分派“四帅”子弟三千户配给苻丕镇守邺城，如同世袭封地的诸侯，作为新的券契之主。苻坚送苻丕到灞上，流泪分别。各部落子弟离开父兄的，都悲号痛哭，使行人心酸，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丧乱流离的景象。于是分幽州设置平州，任命石越为平州刺史，兼任护鲜卑中郎将，镇守龙城；大鸿胪韩胤兼任护赤沙中郎将，将乌桓府移到代郡的平城；中书梁谠为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守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刺史，镇守枹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刺史，兼任护匈奴中郎将，镇守晋阳，这两州各配给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守洛阳；苻叡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守蒲坂。按被苻坚迁到关中的关东豪杰及各类杂夷是十万户或十五万户，而苻坚想迁往关东的关中氐人也是十五万户。可谓两两相当。苻坚的意图是要把本族人迁往各个战略要镇，作为宗室的磐石基础。从历史上看，这是氐人第二次向关东迁徙。被迁往关东要镇的氐人，看来远远没有达到十五万户之数。配给苻丕镇守邺城的是三千户，配给毛兴镇守枹罕、王腾镇守晋阳的各是支户三千。其他各镇没有见到配给氐户的记载。

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从匈奴的汉国到氐人的前秦，由于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北方各族、各阶级的人民都曾被迁徙。氐、羌曾从关中迁往关东，后来又回迁。鲜卑进入中原，后来被迁往关中，淝水之战后，又回迁关东。南方汉水以东地区的人民主要是蛮族，曾被迁往幽州、冀州。劫后余生的北方匈奴与羯人，也有移动。苻坚所迁徙的关东人中，就包括羯人。在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下，汉族也不能幸免。离乡背井，流离道路，使生产无法进行。但各个种族之间接触的机会却增多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偿。

北方的战乱和胡族统治者的徙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到他乡的，则大抵聚集宗族乡里，屯聚在堡坞之中，据险自守，以躲避戎狄贼寇的祸难。《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说：“永嘉之乱”，百姓流亡，到处都有屯聚。苏峻聚集了数千家，在本县（掖县）修筑堡垒。当时豪杰到处屯聚，而苏峻最强。派长史徐玮向各屯发布檄文，宣示朝廷教化，又收拾枯骨加以安葬。远近感念他的恩义，推举苏峻为首领。于是到海边的青山中打猎。《苏峻传》讲了两个“所在屯聚”，可知屯聚者之多。“结垒”也就是“结堡”、“结坞”，用以防守。那时的北方，到处都出现了“坞”。《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记载洛水流经的地方，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谷坞、范坞、杨志坞。这只是洛水流域的堡坞而已。从《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我们还可见到黄、淮平原上堡坞之多。此传说：起初，北中郎将刘演抵御石勒，流民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郡，刘演委任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部众各数百人，都统属于张平。而张平的余部协助樊雅攻打祖逖。蓬陂坞主陈川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祖逖派使者向陈川求救，陈川派部将李头率部众援助，祖逖于是攻克谯城。（桓）宣于是留下来帮助祖逖，讨伐那些没有归附的屯坞。黄河沿岸的堡垒原来有儿子在胡人那里的，都听任他们两边归属，时常派游动部队假装抄掠他们，以表明他们尚未归附。各坞主感激拥戴，胡人中有异常图谋，就秘密报告。前后能够攻克俘获，也由此而来。《祖逖传》所载张平、陈川等坞都在平地，而且有在黄河沿岸的。与《水经注》所载洛水诸坞合看，就可知中原地区坞聚分布之广。

凡是屯聚堡坞而想长久维持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又可以耕种、有泉水灌溉的地方。能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必定是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也不少。因为不这样不足以阻挡胡马的进犯，盗贼的抢掠。典型例子有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晋书》卷八十八《孝友传·庾衮传》大略说：张泓等掳掠阳翟，庾衮于是率领他的同族及异姓百姓在禹山自保。当时百姓安宁，不知道作战防守之事。庾衮说：孔子说：不经过训练就让百姓作战，这叫做抛弃他们。于是召集各位士人商议说：诸位君子一起处在险地，是为了保全父母尊长，保全妻子儿女。古人有言，千人聚集而没有一人作主，不散就会乱。该怎么办？众人说：好。今天的主人，不是你还有谁！于是加高险要之处，堵塞小路，修筑壁垒坞墙，树立藩篱屏障，考核功劳，计算工程量，平均劳逸，互通有无，修整完善器具装备，量才任用，使物尽其用，让邑里推举首领，乡里推举贤人，而自己亲自带领。等到贼寇到来，庾衮就统率部众，整顿队伍，都拉满弓弦而不发射。贼寇挑战，安然不动，并且拒绝。贼寇佩服他的谨慎，畏惧他的严整，因此都退走了，像这样有三次。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兵家类》说：《庾衮保聚图》一卷。右是庾衮撰。《晋书·孝友传》记载庾衮字叔褒。齐王司马冏倡导义兵时，张泓等掳掠阳翟，庾衮率领部众在禹山自保，张泓不能侵犯。此书的序说：皇帝迁到长安，当时是元康三年己酉，撰写了《保聚垒议》二十篇。按司马冏起兵，是晋惠帝永宁元年，皇帝迁长安，是永兴元年，都在元康之后，而且三年岁次实际是癸丑，现在说是己酉，都错了。庾衮率领同族及异姓百姓在禹山自保，时间较早。他撰写《保聚垒议》的那年（永兴元年），就是匈奴刘渊起兵之年。从他的禹山坞来看，自保以同族为主，也有异姓。坞主由推举产生。上引《苏峻传》中苏峻做坞主也是由推举，这是一个通则。坞以宗族乡里为单位，坞主是乡里的豪帅，像庾衮、苏峻都是这种人。“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是修筑坞来自守；“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是耕种来自给。

北方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有从远方来投靠的，无不竭力供养，如果不这样做，就被认为不义。（《宋书》卷四十八《王懿传》）宗法社会胜过南方。我们虽然不能说北方因为有坞，所以才重同姓，重宗法；然而，北方社会宗法色彩浓厚，却与坞的组织互为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的生命。庾衮后来去了河内林虑山，表明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的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关系的。

类似的情况是郗鉴的峄山坞。《艺文类聚》卷九十二引《晋中兴书》说：中原丧乱，乡人于是一同推举郗鉴为首领，与一千多家一起到鲁国的峄山避难，山有重重险阻。又《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引《晋中兴书》说：中宗（晋元帝）初镇守江东，假郗鉴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又有徐龛、石勒交替侵扰。郗鉴收聚流散百姓，据守一山，相机对抗。又《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地理志》说：峄山在邹县北。高峻秀丽，独立突出。岩石堆积相连，几乎没有土壤。岩石间有许多孔穴，互相通达相通，往往像几间房屋，当地习俗称之为“峄孔”。遇到战乱就将居民迁入峄山，外寇虽然众多，也无法造成伤害。永嘉年间，太尉郗鉴带领乡里逃到此山，胡贼进攻防守都不能得逞。又《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说：郗鉴得以回到家乡。当时到处饥荒，州中有感于他恩义的人，一起资助。郗鉴又将所得分出来，用来抚恤宗族及乡里的孤老，靠此得以保全救助的很多。都互相说：如今天子流亡，中原没有领袖，应当归附仁德之人，可以最后灭亡。于是一同推举郗鉴为首领，聚集一千多家一起到鲁国的峄山避难。以郗鉴为坞主的峄山坞中的避难者一千多家，主要也是郗鉴的宗人或乡里。峄山孔穴相通，敌人来了就进洞穴躲避，敌人走了自然可以出洞穴进行耕种等活动。这又是一个以坞为形式的有经济、军事活动的宗族社会组织的实体。

坞究竟是什么。《说文》卷十四说：隖，屏障。另一说：低矮的城。考察坞的起源很早，较早见到的是袁宏《后汉纪》卷六王霸的“筑坞候”（《后汉书》卷五十《王霸传》作“堆石布土”）及《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的“起坞候”等语。王霸在上谷，马援在陇西，时当东汉初年。值得注意的是，以坞为地名的，较早时期以西北地区为多，如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今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斯坦因号九二二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户籍“阴怀”条也有“居赵羽坞”的话。那么，坞名可能起源于西北。西晋末年中原人民不能远迁的，借这类小屏障、低矮的城来避难，坞于是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

《说文》所谓的小屏障、低矮的城，略似欧洲的“堡”（castle），不是“城”。城讲究商业交通，坞讲究自给自保。城大坞小。《孟子》说到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而董卓所筑的最大的郿坞，周围也不到三里、七里的数目。坞如果像城一样，董卓自然可以守长安，不必另外筑坞。董卓筑郿坞，应当与他籍贯凉州，见到坞在当时有用有关。董卓的郿坞在非险要的地方，军事意义本来淡薄，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不是耕种，与西晋末年普遍出现的坞不尽相同。西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坞，可以说是体小人少（相对于城而言）、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就是《说文》所说的“小障”。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上比城更为重要。《晋书》卷一百二十《李流载记》说“三蜀”百姓都据险结坞，城邑都空了，李流在野外没什么可抢掠的，士兵饥饿困乏。涪陵人范长生率领一千多家依附青城山，李流靠范长生供给军粮，才得以重新振作。“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坞，是因为城不易守而坞则易守。李流军队因为“三蜀”百姓放弃守城邑，据险结坞，而在野外无所劫掠，士兵饥饿困乏，可以说明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那时北方城市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在田野、山间，只依靠坞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南朝商业与城市都比较发达，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南朝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家、父子分产的很多（《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里为单位。这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组织的不同，经济生活的不同。

因为同宗族共同保全一个坞，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决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难分轻重的。这里说一下陶潜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虽然是寓意文章，但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的桃花源应该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民先世所躲避的“秦”应该是符（苻）秦，而不是赢秦。《桃花源记》记实的部分是根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军入关时，戴延之等人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的部分是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现在试作论证。

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跟随刘裕入关灭亡后秦，著有《西征记》二卷。（见《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并参考《封氏闻见记》卷七“蜀无兔鸽”条、《唐语林》卷八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等）他的书现在不传，《水经注》中常常引用，中原坞垒的遗址在其文中还可以窥见一二。例如《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檀山坞南面。那座山四面陡绝，孤立耸峙，上面有坞聚，俗称檀山坞。义熙年间刘公（刘裕）西入长安，水军所到，驻扎在洛阳，命令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就乘船逆流而上，一直走到洛水源头，想了解水军可以到达的地方。戴延之到达这里就返回了，最终没有到达源头。又《水经注》卷四“河水篇”说：河水又向东北流，玉涧水注入。水从南面的玉溪流出，向北流，经过皇天原西面。周固的记载说：开山的东端上面平坦广阔，方圆大约一里多。三面像墙壁一样耸立，高约一千仞。汉代在上面祭天，称之为皇天原。河水又向东流经过阌乡城北，向东与全鸠涧水汇合。水从南山流出，向北流经皇天原东面。《述征记》说：全节，是地名。它的西面名叫桃源，是古代的桃林，周武王战胜殷商后放牛的地方。《西征赋》说：都从桃源取得名称。《晋太康记》说：桃林在阌乡南面的山谷中。《水经注》引文提到的桃源与桃林，也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虢州阌乡县条说：桃源，在县东北十里，是古代的桃林，周武王放牛的地方。陕州灵宝县条说：桃林塞，从县以西到潼关都是。《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陕西灵宝县条说：有桃源宫，武德元年设置。这是地理。

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说：二月，王镇恶进军渑池，领兵直进，抵达潼关。三月，檀道济、沈林子到达潼关。夏四月，太尉刘裕到达洛阳。（按：刘裕伐后秦之役，行军年月《宋书》、《南史》等书记载既简略，又有脱误。）据此可知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前军在义熙十三年春二三月抵达潼关，刘裕在初夏四月到达洛阳，他派戴延之等逆洛水而上到檀山坞而返回，应当就在此时。这是时间。按《陶渊明集》有《赠羊长史》诗，其序说：左军羊长史奉命出使秦川，作此诗送给他。那么陶潜与征西（刘裕）的将佐本有旧交，怀疑陶潜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的创作，就取材于此。

《桃花源记》中所谓的“土地平旷”与皇天原平坦广阔方圆一里多相合；所谓的“太守即遣人随之往，……不复得路”，与刘裕派遣戴延之逆洛水而上，到檀山坞而返回相似；所谓的“山有小口”，与郗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的“落英缤纷”，也与戴延之被派在四月进山的时令相应。《白氏长庆集》卷十六《大林寺桃花》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附序说：大林寺很偏远，人迹罕到，山高地深，时节特别晚，当时孟夏四月，如同正二月天气，梨树桃花才开花，涧中泉水还很浅。山地高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花缤纷的时候。这是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潜记入《桃花源记》中。那么《桃花源记》中的“秦”是苻秦，也可以推知。这就是《桃花源记》之所以是纪实文章的原因。

桃花源之所以被移到武陵，则是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现在传世的《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其中混杂有元嘉四年陶潜死后的事情，所以都认为是伪托。然而此书是随事杂记的体例，没有固定的系统，里面应当有后人增入的文字，不能据此断定全书是伪托。即使全书是伪托，总之必定出于六朝人之手，由抄辑前人的旧篇而成。此书卷一条五条就是《桃花源记》。第六条记载刘驎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看见涧水南面有两个石仓，迷路问路，才得以回家。有人说石仓中都是仙灵方药，刘驎之想再去寻找，可是不能再知道那个地方。此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也曾记载。出自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见《太平御览》卷四百十九、四百二十五、五百零四所引。）何氏不知道根据什么，应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据此推测，陶潜写作《桃花源记》，是将桃花源的事与刘驎之的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虽然本来在弘农或上洛，但因为牵连混合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到南方的武陵。

苏东坡论桃花源最有通达的见识。他的《和桃花源诗序》说：世人传说桃源大多言过其实。考察陶渊明所记，只说先世躲避秦时战乱来到这里，那么渔夫所见到的似乎是他们的子孙，并不是长生不死的秦人。……如果让武陵太守能够到达那里，则早已变成争夺之地很久了！曾想天地之间像这样的地方很多，不只桃源。有人认为桃源实在武陵，这种认识反而不如苏东坡了。然而苏氏对于《桃花源记》中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混淆不清，还是隔了一层。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不是指苻秦，但没有坞壁，怎么会有《桃花源记》？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潜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