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原文

【背景介绍】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1941年5月,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对这次斗争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斗争经验。指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总结了打退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⑵和马日事变⑶。上次反共高潮⑷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⑸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⑺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⑻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⑼,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⑽,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注 释

〔1〕 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2〕 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就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随后发动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内战。

〔3〕 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20〕。

〔4〕 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注〔5〕。

〔5〕 见本卷《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注〔2〕。

〔6〕 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一一三○——一二○○)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7〕 参见本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8〕 《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9〕 毛泽东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参见本书第三卷《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10〕 见本卷《论政策》。

启示

1. 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坚持战略方向: 指示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强调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作用。启示我们,在任何复杂形势下,都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握战略方向,不被次要矛盾或暂时现象所迷惑,始终保持正确的斗争方向。

2. 坚持革命的两面政策,讲究斗争策略: 指示提出了"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两面政策,强调要根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启示我们,在复杂斗争中,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讲究策略艺术,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3.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斗争主动权: 指示再次强调斗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启示我们,在斗争中要讲究原则、时机和限度,做到有理有据、有利有度、有节有度,始终掌握斗争主动权。

4. 善于区分不同对象,争取中间力量: 指示详细阐述了区分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策略思想,强调要争取中间派,实行"三三制"政权。启示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善于分析矛盾、区分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5. 反对简单化倾向,坚持具体分析: 指示批评了把各派地主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简单化倾向,强调中国政治极端复杂。启示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防止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6. 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指示批判了在皖南事变后动摇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倾向,强调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启示我们,要正确认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7. 做好最坏准备,争取最好结果: 指示强调要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是为争取好的可能性创造条件。启示我们,在复杂斗争中,要有忧患意识,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同时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8. 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 指示阐述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纠正了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算新民主主义的错误认识。启示我们,要准确把握社会性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9. 加强党内教育,统一思想认识: 指示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强调要加强教育,统一思想。启示我们,在复杂斗争中,必须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确保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10. 总结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 指示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为今后斗争提供了指导。启示我们,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推动事业不断前进。

总结: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是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经验的系统总结,体现了党在复杂斗争中的战略思维和策略艺术。其核心启示在于: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坚持战略方向;坚持革命的两面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斗争主动权;善于区分不同对象、争取中间力量;反对简单化倾向、坚持具体分析;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做好最坏准备、争取最好结果;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加强党内教育、统一思想认识;总结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应对各种挑战、处理复杂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启示


1. 系统复盘的价值:从经验到智慧的转化 文章不仅宣告胜利,更对“何以能打退”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出斗争规律。这凸显了现代组织在重大事件后进行深度复盘的战略意义:
超越“庆祝胜利”,追求“理解胜利”: 在项目成功或危机平息后,必须组织系统复盘,追问核心问题: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哪些决策是关键?哪些是运气?哪些潜在风险被我们侥幸避开?只有理解胜利,才能复制胜利。
将感性经验提炼为理性规律: 复盘的目标是将具体情境下的成功做法(如某个应急沟通策略),抽象为可迁移的通用原则或方法论(如“危机沟通三原则”),使之成为组织的制度性知识资产,赋能未来。
坦诚面对失误与不足: 真正的总结必须包含对失误和不足的检视。如同文章分析教训,现代复盘也需建立心理安全的氛围,鼓励剖析“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我们差点失败在哪里”。承认不足是进步的开始。

2. 斗争策略的三重提炼:方针、原则与具体策略 文章将胜利原因归结为指导方针(争取好转)、基本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和具体策略(利用矛盾)三个层次。这为构建策略体系提供了框架:
明确“指导方针”(战略定力): 在任何长期竞争中,必须有贯穿始终的、清晰的战略方针(如“坚持技术创新”、“深耕用户体验”)。它不应因具体战役的胜负或一时风波而动摇,是组织在复杂环境中的“定盘星”。
坚守“基本原则”(行动边界): 如同“有理有利有节”,组织需确立在竞争中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如“合法合规底线”、“商业伦理红线”、“成本效益边界”。这些原则确保组织的所有行动在长期看是可持续和正当的。
灵活运用“具体策略”(战术机动): 在方针和原则之下,具体策略(如价格战、联盟、舆论战)必须高度灵活,因时、因地、因对手而异。文章强调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仍是现代商战的高阶心法。

3.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视野 文章将打退高潮的胜利,置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分析。这启示现代组织必须具备“双重视野”:
洞察行业“小生态”与宏观“大环境”的互动: 组织的命运不仅取决于行业内的直接竞争,更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技术浪潮、国际关系等宏观变量的深刻影响。决策必须同时分析“行业内发生了什么”和“时代正在向何处去”。
善用外部局势变化创造内部机会: 如同利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压力制约国内顽固派,企业也应善于借力:借助政策东风、顺应技术趋势、利用国际市场的变动,来化解国内竞争的压力或创造新机会。
在更大格局中定位自身价值: 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社会的重大需求相结合,不仅能获得更多道义支持和资源倾斜,也能让组织的事业获得更深远的意义感和生命力。

4. 人民立场与力量源泉的根本确认 文章将胜利的根本原因归于“人民的力量”。这从最深层次揭示了组织持久竞争力的来源:
“用户/员工”是最终的裁判与力量源泉: 任何商业或组织竞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能否赢得最广大用户的选择和员工真心的付出。忽视用户需求、损害员工权益,无论暂时取得何种战术胜利,终将失去根本。
政策与行动必须“争取多数人心”: 在内部改革或外部竞争中,任何重大决策都应评估:这能否赢得大多数员工的理解支持?能否赢得大多数客户的认同?失去人心的“胜利”是空洞和危险的。
将“人民立场”内化为组织文化: 这不仅是口号,而应通过制度设计(如员工持股、用户反馈直达机制)、价值观考核和领导者表率,真正使服务用户、成就员工成为组织的信仰和行为自觉。

5. 总结的终极目的:指导未来,而非记录过去 文章的总结具有强烈的未来导向,旨在“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阵地”。这明确了复盘的终极使命:
形成“组织记忆”与“集体智慧”: 通过复盘总结,将关键教训和成功模式固化为案例库、培训教材或制度条文,使个人和局部的经验转化为整个组织的“集体智慧”,避免重复交学费。
识别“能力缺口”与“建设方向”: 总结应明确回答:为了应对未来更大挑战,我们需要补齐哪些能力短板(如核心技术、危机公关、供应链韧性)?下一个阶段的战略能力建设重点应放在哪里?
凝聚共识,开启新篇章: 一次成功的、深入的复盘总结,本身就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过程。它让团队在理解过去的基础上,对未来要做什么、如何做形成更清晰的共识,从而充满信心地开启新的发展阶段。

总结: 这篇总结文章,是 如何将一场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与工作方法 的典范。其现代启示在于:一个善于学习的组织,必须建立制度化、高质量的复盘总结机制。这种总结不应是表功会,而应是深度剖析会;不仅要提炼成功战术,更要升华出指导未来的战略原则;不仅要看清行业内的棋局,更要洞悉时代的大势;最终,所有总结都要回归到“力量之源”——用户与员工——这一根本问题上,并为组织的下一段征程指明方向、积蓄力量。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价值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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