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附：《读〈莺莺传〉》
《元氏长庆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说：
“不幸年轻时就有丧妻之悲，抚存感往，写成了数十首诗，取潘岳悼亡诗为题。又有一些关于教化的，近代妇女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的尺度以及配色尤其怪艳，于是写艳诗一百余首。词有今古，又有两体。”
陈寅恪按：今天保存的《元氏长庆集》是不完残本，其第九卷中《夜闲至梦成之》等诗，都是悼亡诗，韦谷《才调集》第五卷所收录元稹诗五十七首，虽然不是为一人而咏，但所谓的艳诗，大抵在其中。元稹自编诗集，把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就是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年轻时的情人所谓崔莺莺而作。元稹以绝代的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的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于后来文学者尤其巨大。如《莺莺传》，原本是元稹文集中附庸的小说，其后竟然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的大国巨制，就是其例。这两妇人与元稹的关系，既然需要先后比较观察，那么元稹的这两类诗，也不得不相互校比并论。

这两类诗本是因男女夫妇而作。所以关于（一）当日的社会风习道德观念。（二）元稹本身及其家族在当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三）当日风习道德两者影响及于元稹行为的。必须先明了其梗概，然后才能理解。我先前所著《读〈莺莺传〉》一文，已经论及这些。该文即附于后幅，虽然可以取来并观，但为了通晓元稹的这两类诗，所以不避重复繁冗之讥，仍然作总括序论于此，以供读这两类诗的人参考。

纵览史书，凡是士大夫阶级的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的变迁有关。当它们新旧蜕变的交替之际，常常呈现一种纷纭错综的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自以自己为是，而以对方为非，这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虽然如此，当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这些转移升降的士大夫阶级的人，有贤与不肖、拙与巧的区别，而其中贤者拙者，常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原因何在呢？是由于善于利用或不善于利用这两种以上不同的标准及习俗，来应付这个环境罢了。譬如市场之中，新旧不同的度量衡并存杂用，那么那些巧诈不肖之徒，用长大沉重的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便的度量衡售出。那些贤而拙者的行为恰恰相反。于是两者的得失成败，就决定在这里了。

人生的时间大约可分为两节，一是中年以前，一是中年以后。人生本体之施与受于外物，也可分为情感及事功两个部分。就古代士大夫阶级而言，关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那么中年以前，情感的部分是婚姻；中年以后，事功的部分是仕宦。所以《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大略说：
“元稹到了江陵之后，又把《梦游春》七十韵寄给我，并且题其序说：‘这话，不可使不了解我的人知道，了解我的人，也不可使其不知道。乐天了解我，不敢不让您知道。’所以我扩充您的七十韵为一百韵，再次为您陈述梦游之中所以甚感的事，叙述婚、仕之际所以至感的事。元稹啊元稹，我这篇文章，尤其不可使不了解我的人知道，幸请藏之。”
这婚、仕之际，岂独元稹一人的至感所在，实在也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阶级的一生得失成败至有关系。而至唐代中叶，即元稹、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这两者已恰在蜕变进行的途径中，其不同的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并存杂用，正是不肖者用巧得利，而贤者因拙而失败的时期。所以想要明了元稹之所以为不肖、为巧、为得利成功，无不系于此婚、仕二事。因此想要了解元稹的诗，依论世知人之旨，固然不可不研究元稹的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想要明了当日士大夫阶级的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所发生的统治阶级及社会风习的变动。请略述如下，以供论证。

南北朝时期的官职有清浊之别，如《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中所记载的，就是例子。至于门族与婚姻的关系，例子极多，不需要多举。所以士大夫的仕宦如果得不到清望官，婚姻如果不结高门第，那么他的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就会因此而降低沦落。兹仅引一二事于下，已足够资证明。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说：
“自称门户承籍，江南没有比得上的。有人把他的门第与王珣相比尚且恚恨。而当时人因为他晚过江，婚宦失类，常常排挤抑制他。他常慷慨切齿，想要因事之际，以逞其志。”
《南史》卷三六《江夷传附传》说：
“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齐武帝，渐历军校，容貌仪表有士大夫风度。对皇帝说，臣是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逢遇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子娶得荀昭光的女儿，当下再没有别的需求，只求陛下给做个士大夫。皇帝说，这事由江斅、谢瀹管。我不得措此意。可自己去求他们。纪僧真奉旨去见江斅，登榻坐定，江斅便命左右说，移我的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告诉武帝说，士大夫果真不是天子所能任命的。”
据此，可知当时人物的品第地位，实以仕宦、婚姻二事为评定的标准。唐代政治社会虽不尽同于前代，但终不免受此种风习的影响。故婚、仕之际，仍然是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所关。

就以仕宦这一件事来说，元稹虽然说是隋朝兵部尚书元岩的六世孙，但到他身上已式微得很，从他由明经出身这件事可以证明。如《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卷六《补遗》）大略说：
“元和年间李贺善于作诗，被韩愈所知，重于缙绅。当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也工于诗。曾经想结交李贺，日执礼物登门。李贺看名帖不答，径自进去，仆人对他说，明经及第，有什么事来看李贺？元稹惭恨而退。”
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上（参《新唐书》卷一八二《李珏传》、《唐语林》卷三《识鉴》类）大略说：
“李珏是赵郡赞皇人。早孤，住在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他便说，日角珠庭，不是平常人。应当取进士科，明经碌碌，不是您发迹的道路。”
《新唐书》卷一八三《崔彦昭传》（参尉迟偓《中朝故事》）说：
“崔彦昭与王凝是表兄弟。王凝在大中初年先显贵，而崔彦昭还未仕。曾去见王凝，王凝倨傲不戴冠束带，轻慢地说，不如从明经举。崔彦昭以此为憾。”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序》进士条说：
“其艰难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据此可见唐代当日社会风尚的重进士、轻明经。元稹十五岁以明经擢第，而他后来又举制科，乃是改正自己由明经出身的途径，正如他舍弃寒族的双文，而婚配高门的韦氏。在仕与婚两方面，都不惮改辙，以提高其政治社会的地位。

又有《元氏长庆集》卷五九《告赠皇祖祖妣文》说：
“荫籍减损，龟绳用稀。我曾祖我祖，仍世不遇。先尚书盛德大业，屈于郎署。”
同集同卷《告赠皇考皇妣文》说：
“从元积到我元稹，幼遭忧凶，元积未成童。我生八岁，蒙昧孩稚，昧然无识，遗留只有清白，产业没有薪草。先夫人备极劳苦，亲自养育。截长补败，以御寒冻。抵押东西买米，以给早晚。依靠舅族，分张外亲（《元氏长庆集》卷一一《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序》说，九岁能赋诗，饮酒至一斗多才醉，当时正依靠舅族）。”
按《白氏长庆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及《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等，元稹的曾祖元延景，任岐州参军。祖父元悱，任南顿丞。这就是告祭文所说的“我曾我祖，仍世不偶”。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就是告祭文所说的“屈于郎署”（后来元悱又因罪降为虢州别驾，累迁舒王府长史。见《元氏长庆集》卷五八《陆翰妻元氏墓志铭》）。看元稹幼年家庭寒苦的情况，他的告祭父母文已详细叙述无遗。所以元稹纵使是旧族，也已同化于新兴阶级，即高宗、武后以来所提拔起来的门家，用进士、词科以致身通显，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的那种。这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元稹虽以明经举，但当日此科只是记诵字句罢了，不足称为通经），尚才华而不尚礼法，所以唐代进士科成为浮薄放荡之徒聚集之处，与娼妓文学特别有关联。看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就是例证。怪不得郑覃、李德裕以山东士族礼法家风的立场，想要废除该科，而排斥那些人。

进士词科的放佚恣肆，不守礼法，固然与社会阶级出身有关。然而其任诞纵情，毫无顾忌，则《北里志·序》大略说：
“自从大中皇帝喜好儒术，特别看重科第。所以进士从此尤其兴盛，旷古无比。仆马豪华，宴游崇尚奢侈。以同年的俊秀少年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连年更甚。我频繁随计吏，久寓京华，有时也偷游其中。不久遭遇丧乱，皇帝巡幸蜀地，崤山函谷之间有大鲸鲵（指黄巢起义）。向来所见所闻，不再能完全记得。聊且编次，作为太平遗事罢了。中和甲辰岁孙棨序。”
《香奁集·序》大略说：
“自庚辰、辛巳之际，至辛丑、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止一千首。其中以绮丽得意的，也有数百篇。往往流传于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之上，斜行小字，偷偷吟咏的不可胜记。大盗入关，缃帙都散失了。”
陈寅恪按：孙棨的序作于中和甲辰，即僖宗中和四年。韩偓序中所谓庚辰、辛巳，即懿宗咸通元年及二年，庚子、辛丑即僖宗广明元年及中和元年。那么进士科举者的任诞无忌，乃极端于懿宗、僖宗之代。元稹生世较早，还不敢公然无所顾忌。因为当时士大夫阶级中的山东士族，尚保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其道德标准，与词科进士阶级的新社会风气，并存杂用。而工于投机取巧的才人如元稹者，乃能利用之。明白了这一点，然后可以论说元稹与韦丛及崔莺莺的关系。

贞元时期，朝廷政治方面，因为藩镇暂时能够维持均势，德宗正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个喘息机会，所以也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的风气。《国史补》卷下说：
“长安风俗，自贞元年间开始盛行游宴。”
又杜牧的《感怀诗》（《樊川集》卷一）所谓：
“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
正是元稹少年所遭遇的时代。元稹幼时，依靠其姐夫陆翰，居住在凤翔西北边境荒凉残缺的地方（见《元氏长庆集》卷三〇《诲侄》等书，又有《白氏长庆集》卷四《新乐府·西凉伎》说“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之句）。虽然驻屯军将，奢侈僭越、安于嬉戏，但总的来说，其一般习俗，仍是朴素节俭。与中原的名都大邑相比，实有不同。蒲州是当时的中都河中府，距离长安三百二十四里，洛阳五百五十里（见《旧唐书》卷三九及《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等），是东西两京交通所经常经过的繁盛殷实的大都会。元稹以刚过弱冠之年，出游其地，他所见所闻，与往昔迥然不同，自不能不被诱惑。他所撰《莺莺传》所说的：
“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因此二十二岁，未尝近女色”（陈寅恪按：通行本《莺莺传》都作二十三岁。兹依据王性之《微之年谱》改为二十二岁）
的话，是因为凤翔的诱惑力不及河中，所以能够自持。这是他借守礼来夸口，欺人之言罢了。

到他遭遇双文之后沉溺声色，可见他之前的坚贞，也不可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姑且不必论其始乱终弃不是多情者所为，即以韦丛来说，其《三遣悲怀》诗之三说：
“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所谓“常开眼”，是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他后来娶继配裴淑，已经违背了一时情感之语，也可不论。只是在韦氏亡后不久，裴氏未娶之前，他已经纳妾安氏。《元氏长庆集》卷五八《葬安氏志》说：
“始辛卯岁，我的朋友致用怜悯我的愁苦，为我卜姓而授之。”
考韦成之卒于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见《韩昌黎集》卷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所谓辛卯岁，即元和六年。可见韦氏亡后不过两年，元稹已纳妾了。唐代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是关于时代的习俗，自不可以今天的标准作苛刻的评论。但元稹本人与韦氏情感的关系，绝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永久笃挚，则可以推知。那么他对韦氏，也如同对双文，两者俱受一时情感的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则无疑了。又元稹自言眷念双文之意，形之于诗者，如《才调集》卷五《杂思之四》说：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及白居易转述其友之事，如《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五《和梦游春诗一百韵》说：
“存诚期有感，誓志贞无黩。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
似乎元稹真能“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其实在唐代德宗、宪宗之世，山东旧族的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的观念仍然存在，词科进士放荡风流的行为，还未被一般舆论所容许，不像后来懿宗、僖宗之时，所以元稹在凤翔的不近女色，是环境使然。而他在京洛的不宿花丛，则是时代使然。可见他自夸守礼多情的话，也不可信。抑更推而言之，元稹的被贬江陵，实由于忤触权贵宦官。到他沦谪既久，忽然变节，竟然干谒谄媚近幸，致身通显。那么他的仕宦，也与婚姻同样没有节操的操守。只是窥伺时机、趋附潮流，以取利自肥罢了。

兹节录旧史，以资证明。《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大致相同）大略说：
“元和四年，奉命出使东蜀，弹劾奏报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自征赋。元稹虽能尽职，但执政中有与严砺交厚的，厌恶他。出使回来，命令分务东台。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之事，元稹想要追捕，擅自命令停职。已经飞表奏闻，朝廷罚房式一月俸，仍召元稹还京。夜宿敷水驿，宦官刘士元后到，争厅。刘士元发怒，排其门。元稹只穿袜子跑到厅后，刘士元追他，又以木棒击打元稹，伤面。执政认为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荆南监军崔潭峻甚为礼遇元稹，不以掾吏待他。长庆初年，崔潭峻归朝（《新唐书》‘归朝’作‘方亲幸’，是），拿出元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报给皇帝，穆宗大悦，从此极承恩顾。宦官们因为崔潭峻的缘故，争相与元稹结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其与元稹相好。穆宗愈加深知器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次上疏，说元稹与魏弘简是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语甚为激烈攻讦。穆宗顾及朝内外的舆论，于是罢免元稹内职，授工部侍郎。皇帝的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书下达之日，朝野没有不轻蔑嗤笑的。出任元稹为同州刺史，改授浙东观察使。长庆三年九月，入朝为尚书左丞。振举纲纪，贬出郎官中颇乖公议者七人。然而因元稹素无检操，人心不厌服。恰遇宰相王播仓促而卒，元稹大为路岐经营相位。长庆四年正月任武昌军节度使，卒于镇。”
所以看元稹一生仕宦的始末，恰好与其婚姻的关系相同。南北朝唐代的社会，以仕、婚二事衡量人物。其是非虽可不置论，但今日我们取此二事来评定当日士大夫的操守品格，那么贤与不肖、巧与拙的区别，固极了然。

虽然如此，元稹是绝世的才士。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关于《莺莺传》，我已另撰一文专论其事，所以此处从略，只取艳诗及悼亡诸作略诠论如下。之所以先论艳诗而后论悼亡诸作，是按双文、韦成之二女与元稹本人关系的先后为次序，而把涉及裴柔之的附在后面。至于《梦游春》一诗，是兼涉双文和韦成的，所以首先论它。

《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大略说：
“至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尚且不能历其藩篱，何况堂奥呢？”
取此与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所谓“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及白居易“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者相参校。则知元、白的《梦游春》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是心仪杜甫浣花草堂的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见《附论·丁·元和体诗》篇）。

元稹《梦游春》诗传诵已逾千载，其间自不免有些讹误。兹举一例说明，如“娇娃睡犹怒”的“娇娃”二字，很难通解。据《尔雅·释畜》说：短喙的狗叫做“猲獢”。《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七《春晓》说：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及《杨太真外传》卷下（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类“天宝末交趾贡龙脑”条及《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大略说：
“昔年夏天皇帝与亲王下棋，贵妃站在局前观看。皇帝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上局搅乱。皇帝大悦。”
可见“猧儿”及“猧子”，那么“娇娃”就是“猲獢”之讹。这种短喙小犬，即今天俗称的哈叭狗，原是闺阁中的玩品。按之《梦游春》诗中所言情事，实相符合。又“娇娃睡犹怒”句，与上句“鹦鹉饥乱鸣”为对文。即以能言丽羽的慧禽与善怒短喙的小犬，相映成趣。所以“娇娃”为“猲獢”之讹写明矣，否则女娃何故睡时尤发怒呢？更有可注意者，双文所穿的夹缬（详见下文）及所玩的猧儿，在玄宗时是宫禁中珍贵稀有的物品，不是民间所能见到的。如今社会地位如双文者，在贞元年间也能畜养使用它们。唐代文化的流布，与时代先后及社会阶层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了。其余详见《论乐天新乐府·牡丹芳》篇，兹不多及。

《梦游春》诗（《才调集》卷五）中所述崔莺莺的妆束，如：
“丛梳百叶髻”（原注说：时势头），“金蹙重台履”（原注说：踏殿样），“纰软钿头裙”（原注说：瑟瑟色），“玲珑合欢袴”（原注说：夹缬名），“鲜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
而《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五白居易的和诗说：
“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缬紫葡萄，绮花红石竹。”
及《才调集》卷一白居易诗《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其中摹写贞元年间京师妇人妆饰诸句说：
“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县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
这些乃是具有时代性及写实性的，不同于后人艳体诗的泛泛描摹，这就是前面所引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所说的：
“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的尺度及匹配色泽，尤其怪艳。”
又有《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说：
“近来在科试期间，常与您同笔砚。每当提笔时，就相互看顾交谈。担心意思太切，而道理太周。所以道理太周，则文辞烦冗。意思太切，则语言激烈。然而与您作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也在于此。您来的序中，果然有辞犯文繁之说。如今我所和答的，还是以前的毛病。等待与您相见之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繁而晦其义。”
长于用繁琐的词语描写某一时代人物的妆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是叙述一个重要人物出现时，必定详述其服装妆饰，也就是这个道理。原注所说的，实是贞元年间当时的时世妆。足见元稹观察精密，记忆确切。若取与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中所写的天宝末年时世妆的“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相比，固然不同。即与《时世妆》中所写元和妆梳的“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相比，也仍然有区别。那么就是这元、白几句诗，也可以当作社会风俗史料来读。

又“时势头”，《才调集》卷五元稹《有所教》诗说：
“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那么“时势”，就是今天时髦的意思，是当日习用的词语。但“时势头”则专指贞元末年流行的一种时式头样。
又“重台履”，取义于重台花瓣，此处专指莲花而言。如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一有《重台芙蓉赋》，芙蓉就是莲花。《国史补》卷下《苏州进藕》条说：
“近来多重台荷花，荷花上又生一花。”
所以取作鞋样之名，与潘妃步步生莲花的典故相关，更为适合。
又有《唐语林》卷四《贤媛》篇引《因话录》说：
“玄宗的柳婕妤，有才学，皇帝很看重她。柳婕妤的妹妹嫁给了赵氏，性巧慧，于是让工匠镂板为杂花样，做成夹缬。在婕妤生日时，献给王皇后一匹。皇帝见了很欣赏，于是敕令宫中依样制作。当时很隐秘，后来逐渐传出，遍于天下，就成为最下贱的人所穿的了。”
陈寅恪按：双文在贞元年间，也穿夹缬袴，可证明这种著品已流行一世，虽贱者也能穿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