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的《连昌宫词》实在是深受白居易、陈鸿《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影响，将唐代小说的史才、诗笔、议论三者合并融化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二句，是开宗明义和综括全诗的议论。这又与白居易《新乐府序》（《白氏长庆集》卷三）所说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有密切关系。白居易所说的“每被老元偷格律”（《白氏长庆集》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大概就是指这一类吧？至于读此诗必须与白居易《长恨歌》详细比较，又是不待论说的。总而言之，《连昌宫词》是元稹取白居易《长恨歌》的题材，依照白居易《新乐府》的体制，改进创造而成的新作品。

凡是论述《连昌宫词》的人，有一个先决问题，即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行宫时感时抚事之作，还是作者闭门伏案依题悬拟之作。如果属于前者，那么元稹一生中可以作此诗的年月，总共有五个，全部条列于下，论述其可否。
第一说　讨伐淮蔡时所作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容斋诗话》卷四）《连昌宫词》说：
“其末章提及官军讨伐淮西、请求朝廷谋略休兵等语，大概是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很得风人之旨，不是《长恨歌》可以相比的。”
陈寅恪按：洪迈认为《连昌宫词》作于元和十一二年间，不知道是仅依诗中词旨论断，还是别有典据。如果仅依词旨论断，那么这是读者的普通印象，无论何人，都有相同感受，不止洪迈一人如此。《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连昌宫词》（《全唐诗》第十五函《元稹》卷二四）说：
“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诗中所说，都是宪宗时事。“今皇”明指宪宗，所以这首诗之作必在宪宗之世。依据读者的普通印象而论，这四句似乎说，宪宗既平定了蜀地的刘辟、吴地的李锜，如今又讨伐淮西的吴元济，如果再将此贼除去，那么天下就安宁了。后二句是希望的语气。所以这首诗之作应在正讨伐淮蔡，而尚未成功之时。洪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二年间之说，大概就是依此立论的。

考宪宗讨伐淮蔡，前后共历三年之久，从元和九年冬开始，到十二年冬结束。即《资治通鉴》从卷二三九《唐纪·宪宗纪》所载：
“元和九年冬十月甲子，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
至卷二四〇《唐纪·宪宗纪》所载：
“元和十二年冬十月甲戌，李愬以槛车送吴元济到京师。己卯，淮西行营奏报擒获吴元济。十一月皇帝登上兴安门受俘，于是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就是如此（参阅《旧唐书》卷一五、《新唐书》卷七《宪宗纪》等）。其实在这几年中真正与此诗著作有关的，只有元和十年、十一年及十二年，而九年不能在内，因为诗中有：
“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簌簌。”
这样的写实之句，是暮春景物，不能属于其他节候。元和九年的暮春尚未出兵讨伐淮蔡，所以不能计入。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说：
“河南道河南府河南郡寿安县（原注说：西一十九里有连昌宫，显庆三年置）。”
陈寅恪按：寿安约相当于今天河南省宜阳县地。连昌宫所在之地既然确定，《连昌宫词》如果是宪宗讨伐淮蔡尚未成功时所作，那么在元和十年、十一年或十二年暮春之时，元稹至少必须经过寿安，然后才有作此诗的可能。兹逐年考证于下：
（甲）元和十年暮春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也记载此事）说：
“元和五年二月，东台监察御史元稹把河南尹房式拘押在御史台，擅自命令停职，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自从元和五年贬谪出长安后，到元和十年春天才从唐州回到京城，又出京到通州，两唐书的《本传》及白居易所作墓志都记述简略。现在摘录其集中诸诗句及其题目自注等，与十年还京、出京的道途时日有关者，以资参证。

《元氏长庆集》卷一九载：
《桐孙诗并序》（原注说：此后是元和十年诏召入京及通州司马以后诗）。
“元和五年我被贬为江陵府掾。三月二十四日宿于曾峰馆，天亮时，看见桐花满地，因此有八韵寄给白翰林的诗。当时草草写成，没空标记题目。到了现在已过六年，诏书允许我西归，去时桐树上的孙枝已经长成拱把了。我也生了两根白须，而鬓发苍苍，感念前事，因此题写旧诗，又赋《桐孙诗》一绝。又不知多少年后会再来商山道中。元和十年正月题。”
“去日桐花半桐叶，别来桐树老桐孙。城中过尽无穷事，白发满头归故园。”
《西归绝句》
“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原注说：收到复言、乐天的信）。”
“只去长安六日期，多应及得杏花时。春明门外谁相待，不梦闲人梦酒卮。”
“今朝西渡丹河水，心寄丹河无限愁。若到庄前竹园下，殷勤为绕故山流（原注说：丹河，是从庄子东边流过的）。”
“寒窗风雪拥深炉，彼此相伤指白须。一夜思量十年事，几人强健几人无（原注说：夜宿窦十二蓝田宅）。”
“云覆蓝桥雪满溪，须臾便与碧峰齐。风回面市连天合，冻压花枝着水低。”
“寒花带雪满山腰，着柳冰珠满碧条。天色渐明回一望，玉尘随马度蓝桥。”
《留呈梦得子厚致用》（原注说：题于蓝桥驿）（诗略）
陈寅恪按：以上都是元稹由唐州至长安途中所作。
《澧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
“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澧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
陈寅恪按：以上为元稹出长安至通州时所作。

又有《元氏长庆集》卷一二载：
《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
“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出任通州司马。二十九日与白居易在鄠县东边的蒲池村分别。十三年我因赦免应当迁官。”
“我病方吟越，君行已过湖”（原注说：元和十年闰六月到达通州，感染瘴气病势危重。八月，听说白居易出任江州司马）。
又说：
“重喜登贤苑，方看佐伍符”（原注说：九年白居易任命为太子赞善，我在唐州任职）。
又说：
“因教罢飞檄，便许到皇都”（原注说：十年春天从唐州诏令我入京）。
陈寅恪按：以上诸句为元稹追述元和十年春由唐州至长安，又由长安至通州的事。

依据上引诸诗，可知元稹在元和十年春由唐州入长安，实在是走蓝武大道，证明以韩愈贬潮州刺史时，其出长安途中所赋诗，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七律及《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七绝等（全部见《韩昌黎集》卷一〇），与元稹此次行程符合，不过有离国和还京的区别罢了。元稹此次行程，西渡丹河，北经武关、蓝关，距离连昌宫所在的寿安很远，似乎难以绕道经过。即使经过，当时的景物也与《连昌宫词》所说的不符，自然不可能。他的《桐孙诗·序》虽然记作元和十年正月，但推究其文意，乃是补题元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旧作。《本草纲目》卷三五《桐下》引陶弘景说：
“二月开花，红紫色。《礼记》说，三月梧桐才开始开花。”
可见正月时桐花尚未开放。元稹拿元和十年正月的《咏桐孙》诗附题于元和五年三月的《咏桐花》诗之后，不可因此误疑商山道中气候不同、花事特早。《西归绝句》说：“小桃花树满商山。”又说：“只去长安六日期，多应及得杏花时。”那么这商山的小桃花必是先于杏花开放的桃花，而与千叶桃那种较后开放的不同类。

考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说：
“欧阳修、梅尧臣、王珪的文集中都有小桃诗。欧阳修的诗说：‘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当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只是说桃花有一种早开的罢了。等到游成都，才认识所谓的小桃，上元前后就开花，形状像垂丝海棠。曾巩《杂识》说，正月二十日左右在天章阁观赏小桃，正是指这个。”
可见元稹元和十年正月间在商山途中所见的小桃花正是这种植物，确实无可怀疑了。又据元稹《题蓝桥驿留呈子厚诸人》七律，印证以《柳子厚集》卷四二所载：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这首七绝，可知元稹略在前行而柳宗元随后。柳宗元在二月到达灞亭，即长安附近。当时元稹已先到长安。所以综合推计，说元稹元和十年到达长安的时间，大约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旬，想来离事实不会太远。这年三月末，元稹就取道澧县、鄠县，折向西南（《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京兆府鄠县，东北到府六十五里，丰水发源于县东南的终南山，自源头向北流到县东二十八里处北流入渭水），由秦地前往巴地去赴通州司马之任。既然如此，元稹在元和十年春季正月一小部分或二月全部分及三月几乎全部分的时间，都在长安。夏季从四月到六月的时间，又在由长安到通州的途中。连昌宫墙头的千叶桃花，自开自落，元稹关山远隔，王程有限（《白氏长庆集》卷一七《夷陵赠微之》诗说：“各限王程须去住”——这里借用），也无法得以欣赏和吟咏。这就是《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年暮春的证明。

（乙）元和十一年暮春
（丙）元和十二年暮春
《元氏长庆集》卷一二《献荥阳公诗五十韵》说：
“自伤魂惨沮，何暇思幽玄”（稹患疟疾两年，在此求医，荥阳公不忍让我回到瘴疠之乡）。
陈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说：
“元和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三年后受代，元和十二年授太子少师。”
又《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说：
“元和九年三月辛酉任命太子少傅郑余庆为检校右仆射、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书同卷（参看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四）又说：
“冬十月丁巳任命刑部尚书权德舆为检校吏部尚书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又有《白氏长庆集》卷一七《题诗屏风绝句并序》说：
“元和十二年冬元稹还滞留在通州，我也未离开浔阳。”（诗略）
据此可知元稹自元和十年六月至十二年冬，都在山南西道区域内。兴元是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治所，郑余庆、权德舆都是当时的文儒大臣，而郑余庆尤其负有盛名。元稹能够久留兴元，并非没有原因。而且通州就在山南西道管辖区内，所以元稹因病求医，能够到达那里。至于连昌宫所在的寿安县，则隶属于河南道。元稹没有公务，不能越出道境去远游。现在既然没有元稹奉使越境的事，这就是《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一年或十二年暮春的证明。

第二说　淮蔡平定后所作
《连昌宫词》既然不能作于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暮春，即不作于淮蔡用兵之时。元和纪年共十五年，宪宗暴崩于十五年正月庚子（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等），那么就只有十三、十四年暮春，与此诗的著作有关。再依照前面的体例，辨析于下：
（丁）元和十三年暮春
《白氏长庆集》卷二六《三游洞序》说：
“平定淮西的第二年（即元和十三年）冬，我从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元稹从通州授虢州长史。又过了一年（即元和十四年）春奉命前往任所，与弟弟白行简同行。三月十日会合于夷陵。第二天（即三月十一日）元稹掉转船头送我到下牢戍。又第二天（即三月十二日）将要分别而不忍心，把船徘徊上下很久。”
又有《白氏长庆集》卷一七载《七言十七韵诗赠微之·序》说：
“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在澧上与元稹分别。元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三游洞序》说，三月十日会合于夷陵，稍有不同），在峡中遇到元稹，停舟夷陵，住了三宿而分别。”
根据这些，则元稹虽然在元和十三年冬从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但到了十四年春，才开始下三峡赴新任。那么十三年暮春他仍在山南西道管辖区内，没有办法到达寿安，这就是《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三年暮春的证明。
（戊）元和十四年暮春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说：
“元和十四年，从虢州长史被征召回京，任膳部员外郎。”
《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说：
“最后被召拜为膳部员外郎。”
陈寅恪按：宪宗崩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元稹在十四年已由虢州长史被征召回长安任膳部员外郎，那么《连昌宫词》的创作，似乎就在元和十四年暮春，从通州赴虢州就任长史新职，顺便经过寿安之时。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说：
“河南道河南府寿安县，东北到府城七十六里。”
同书卷六说：
“河南道虢州，东到东都四百五十里。”
可见元稹未到虢州之前，必定先经过东都。而东都与寿安，仅隔七十六里，顺便经过，也是很自然的事。北方通常桃花开放的时候，大约在旧历清明节前后。唐代孟棨《本事诗》中崔护“人面桃花”的句子，为世人所熟知，他所谓的“去年今日”就是指清明日。然而考该年清明在三月初三日（这是依据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不知与当时实际使用的历法是否相同？即使不同，也不过相差一两天，与本文论证的主旨无关），元稹从夷陵出发时，已在三月十二或十三日，据《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卷一三说：
“夷陵郡向南到江陵水路二百三十七里。”
“江陵郡向北到襄阳郡四百四十五里。”
又同书卷一七七《州郡典》卷七说：
“襄阳郡到东京八百五十七里。”
现在再加计从东京到寿安的七十六里，共为一千六百一十五里。纵然唐代的里度比现在略短，又元稹的行程比前元和十年由唐州至长安、由长安至通州两次行程更为迅速，但也非到四月初不能到达寿安，这样距离清明已有一个月之久，恐怕来不及见到连昌宫墙头千叶桃“落红簌簌”的景象了。而且元和十四年二月宪宗平定淄青是当时的一大事件，《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条（参阅《旧唐书》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等）说：
“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的捷报送到。乙丑命令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己巳李师道的首级送到。自广德年间以来，将近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行任命官吏，不向朝廷交纳贡赋。到现在完全遵守朝廷的约束。”
据此，元稹即便行色匆匆，所经过的大都邑如洛阳等，似乎也不能不稍作停留，与当地官吏及平生亲友相见，从而得知平定淄青的消息。《连昌宫词》如果恰好作于该年暮春，那么虽然不必像刘禹锡《平齐行》（《刘梦得文集》卷一五）那样夸大其事，也不能仅叙述到淮西平定为止，而绝口不提淄青一个字。从这里反而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反证，这就是《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四年暮春的证明。

总而言之，《连昌宫词》如果是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那么其著作的时日，用地理行程来参校，只有元和十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两种可能。而元和十年元稹所走的道路，是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道路，所以不可能。元和十四年他所走的道路，是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道路，所以似乎可能。但一考察当年的节候与花事的关系，又不可能。二者既然都不可能，那么《连昌宫词》不是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是依题悬拟之作，据此可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