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说：
等到再次来到长安，又听说有位军使高霞寓，想要聘娶娼妓。那妓女大大夸口说：我读得白学士的《长恨歌》，岂是其他妓女可比！由此增添了身价。
《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说：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陈寅恪按：历来文人的作品，那些最能被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传的，未必就是作者本人最得意、最自负自夸的作品。至于乐天的《长恨歌》，根据他自己的话，实际上是他自许为压卷的杰作，而且也被当时的人极为欣赏，并且是流传最广的作品。这难怪历经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本土以及海外的新罗等地被王公妻妾、牧童仆夫(译者注：指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所熟读成诵了（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的话）。

尽管如此，古往今来、中国内外读这首诗的人很多，他们理解的程度究竟怎样呢？王公妻妾、牧童仆夫固然不足论，即便是所谓的文人学士之流，他们解释这首诗而形之于著述的，以我陈寅恪的浅陋，还没有见到有恰当之作。所以我姑且试为妄说，另进一新解。
我的意见是，想要理解这首诗，第一，必须知道当时的文体关系。第二，必须知道当时的文人关系。

什么是文体关系？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
唐朝的举人，先借助当世显要人物把自己的姓名通报给主司，然后把自己的作品投献。过几天再投献，叫做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都属于这类。因为这类文章兼备各种体裁，可以显示史才、诗笔和议论。至于进士则多以诗作为见面礼。今天有数百种唐诗行于世就是这个原因。
陈寅恪按：赵氏所描述的唐代科举士人风习，似乎与这首诗绝无关系。然而一考查当日的史实，就不能不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唐代科举的兴盛，肇始于高宗时期，形成于玄宗时期，而极盛于德宗时期。德宗本来就是崇尚文词的君主，自贞元以后，更想用文治来粉饰苟安的政局。就政治而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然是纷乱的局面。然而就文章而言，其兴盛状况不仅追及，而且可以超越贞观、开元时代。此时的文学健将有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另外，中国文学史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唐代小说，也兴起于贞元、元和年间，与古文运动实际在同一时期，而当时最佳小说的作者，实际上也正是古文运动中的中坚人物。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没有人论述过。陈寅恪曾草写一文略作论述，题目是《韩愈与唐代小说》，载于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为古文的兴起，是当时的古文家用古文试作小说而获得成功所造成的，而古文是最适宜于写小说的一种文体。我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看到近年来所发现的唐代小说，如敦煌的俗文学，以及日本遗存的《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的唐代非士族墓志等，其作者大抵不是当时的高才文士（张文成是例外），而他们用来写作的文体，骈文固然已经腐化，即使是散文也极端公式化，实在不能胜任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的任务。那些低级骈体的敦煌俗文学以及燕山外史式的《游仙窟》等，都是世人所常见的，不再引述。这里节录公式化的墓志文两通以供例证如下。

《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安师墓志》说：
君名安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十六代祖是西华国君，东汉永平年间，派遣儿子安仰入朝侍奉，请求成为属国，于是任命安仰为并州刺史，由此定居洛阳。
又《康达墓志》说：
君名康达，字文则，河南伊阙人。
因此定居河□。
如今看这两篇墓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到如此可笑的地步(译者注：陈公觉得可笑指姓不同，字相同都叫文则；公式化表现，只要墓主是胡人后裔，十有八九编造一个剧本祖先派儿子来中国当人质...旨在说明当时流行的骈文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写作者不再观察生活，而是背模板。这正是韩愈等人要发动古文运动去革命的对象。)，就知道非有大变革不可。这就是《韩昌黎集》《河东先生集》中的碑志、传记之文之所以多创造性的杰作，而谀墓(译者注：古人写碑志，多美化死者、虚夸德行，讨好丧家，收取高额润笔，时人讥为谀墓，这笔稿费就叫谀墓之金。)的金帛是应得的报酬的原因。当时叙写人生之文的衰败到了极点，想要改进，第一应当革除已不适宜描写人生的腐化的骈文，第二应当改用便于创造的非公式化的古文，那么最初必须尝试着去做。然而碑志、传记是叙述真实人事的文章，其文体尊严，实在不合于尝试的条件。而小说则可以是驳杂无实之说，既可以用俳谐的方式写出，又可以雅俗共赏，实在很符合尝试并且兼备宣传的条件。这就是韩愈之所以成为爱好小说的人，以至于被张籍所讥讽的缘故。看张文昌写信给韩退之的事，如《唐摭言》卷五“切磋”条（参考《韩昌黎集》卷一四《答张籍书注》《重答张籍书注》及《全唐文》卷六八四张籍《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说：
韩文公写作《毛颖传》，喜好博塞(译者注：“博” 指掷骰，“塞” 指行棋，合称博塞，泛指各类博弈游戏。)之戏。张水部写信劝说他。其一封信说，近来见执事多崇尚驳杂无实之说，让人陈之于前作为欢娱，这有损于您的德行。其二封信说，君子发言举足，不远离于理，未曾听说以驳杂无实之说作为戏言的。执事每见这种说法，也拍手欢笑，这是扰乱心气、损害本性，不得其正。
可以知道了。
所以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的小说，是一种新文体，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辗转成为后来效法的对象，本来与唐代古文是同一源起和体制。唐代的举人以具备众体的小说文体来求知于主司，与用古文诗什投献的没有什么不同。元稹、李绅在贞元年间撰写了《莺莺传》和《莺莺歌》，白居易与陈鸿在元和年间撰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虽然并非如赵氏所说的那样是举人投献主司的作品，但确实是贞元、元和年间新兴的文体。这种文体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就在于创造，而其特征尤其在于具备众体。

既已明白这一点，那么就知道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不是通常的序文与诗的关系，而是不可分离的共同机构。赵氏所说的“文备众体”之中，可以见“诗笔”的部分，由白氏的歌来担当；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的部分，由陈氏的传来担当。后人昧于此义，于是多有妄说，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八选《长恨歌》评语说：
迷离恍惚，不用收结，这正是作法的妙处。
又《唐宋诗醇》卷二二说：
结尾处点明“长恨”，是一诗的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不必另作收束。
初看起来，他们的话似乎都很恰当。详细分析一下，则白氏此歌本与传文为一体。其真正的收结，即议论以及作诗的缘起，乃是见于陈氏的传文中。传文大致说：
王质夫在乐天面前举酒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试着为此作歌如何？乐天于是写了《长恨歌》。意旨不仅是为这件事感伤，也想惩戒尤物、堵塞乱阶，垂诫将来。歌写完之后，让陈鸿为它作传。世人所不知的，我不是开元遗民，不得而知；世人所知道的，有《玄宗本纪》在。如今只传《长恨歌》罢了。
这几句话正与元稹《莺莺传》末尾结束一节所说：
当时的人多赞许张生是善于补过的人。我曾在朋友聚会之中，往往说到这个意思，使知道的人不去做，做了的人不迷惑。贞元年间九月，李公垂住在我靖安里的宅第中，谈及此事。公垂惊异称奇，于是作了《莺莺歌》来传述它。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此命名。
恰好相符。而李公垂的《莺莺歌》，其诗最后几句是：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
那么《莺莺歌》虽然不像《长恨歌》那样迷离恍惚，但也不用所谓的收结，其缘故何在？大概《莺莺传》既然可以称为《会真记》，所以《莺莺歌》也可以称为《会真歌》。《莺莺歌》以“与郎相见”即“会真”作结，与《长恨歌》以“长恨”作结，正是相同的。至于这两首诗真正的收结，则又各自在他们的传文之中。两诗作者不同，价值也有差异，而其体裁其实没有一处不合。因为二者同为具备众体的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后世评论《长恨歌》的人，如前所引的两例，对此完全没有明白，难怪他们赞美乐天，却不得其道了。

再拿韩退之的小说作品来看（详见拙著《韩愈与唐代小说》(译者注：此小说不是明清白话小说，而是唐人杂传、俳谐短文、虚构寓言、志怪逸闻、传奇雏形一类脱离儒家正经、叙事虚构、趣味化的文体。)，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如《韩昌黎集》卷二一《石鼎联句诗序》，就是当时流行的具备众体的小说文。其序大致说：
侯喜、刘师服二人于是起身谢罪说：尊师不是世间之人，我们服了，愿为弟子，不敢再论诗。道士奋然说：不对。篇章不可以不完成。又对刘师服说：拿笔来，我与你完成它。随即又唱出四十字，成为八句。写完之后，让他读。读毕，对二人说：篇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二人齐声应道：完成了。
陈寅恪按：这八句四十字，就是《石鼎联句诗序》的末段。其词说：
全胜瑚琏贵，空有口传名。岂比俎豆古，不为手所拯。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这篇的结句“此物”二字，是石鼎的代称。这也正与李公垂的《莺莺歌》即《会真歌》的“与郎相见”，白居易《长恨歌》的“此恨绵绵”，都是以结局的词义作为全篇的题名，结构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当时这种文章的体制，而不至于妄事评赞了。再者，洪兴祖《韩公年谱》说：
有人说“轩辕”寓含韩公的姓，“弥明”寓含韩公的名，大概是以文调笑罢了。其实不然，刘、侯都是韩公的门人，不应讥诮到如此程度。而且说到弥明形貌声音的丑陋，难道也是韩公自述吗？而《列仙传》中又有《弥明传》，想必是有这个人的。
朱子《韩文考异》说：
如今按此诗句法全像韩公，而所谓寓含韩公姓名之说，大概是“轩辕”的反切近似“韩”字，“弥”字的意义又与“愈”字相类，这就是张籍所讥讽的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所以我私下以为有人说的话近似正确。洪氏所质疑的容貌声音的丑陋，乃是故意制造的幻语，以资笑谑，又用来淆乱事实，使读者不觉察罢了。至于《列仙传》，则又是好事者，因这篇序而附会上去的，更不足以作为依据。
陈寅恪按：朱子的话很精当，他深识当时的文章体裁，绝非一般研究唐代文章的人所能及。所以不嫌繁冗，一并附在这里，以供参校。

什么是文人关系？《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说：
与您小有通显，就以诗相警戒；稍有困顿，就以诗相勉励；独居，就以诗相安慰；同处，就以诗相娱乐。
元稹、白居易二人作诗，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几句话已经足以道尽，不必再另引其他事实来证明。然而元白二人作诗，也各自受到他人的影响，自不待言。如前引《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每被老元偷格律”句，乐天自注说：
元九前往江陵时，曾以我的诗一轴赠给他送行，自那以后他的诗格变化了。
又“苦教短李伏歌行”句，自注说：
李二十曾自负歌行，近来见到我的《乐府》五十首，默然心悦诚服。
因为《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大致说：
元和五年春，元微之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我因职役不能去送行，命令小弟送行，并且奉上新诗一轴致于您，共二十章，想让您在路上吟诵。等您到了江陵，寄来了在路上所作的诗十七章，都具有作者的风范。难道是我所奉上的二十章，突然开了您的聪慧，使之这样吗？为什么立意措辞与您从前时候的诗，如此相去甚远呢？
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说：
我的朋友李公垂，写了乐府新题二十首。很有意谓，不虚为文。我取其痛切时弊尤为急迫的，列出来并加以和作，大约十二首罢了。
如今《白氏长庆集》卷三、卷四所载的《新乐府》五十首，就是因李公垂、元微之所咏而作的。其所以使李氏心悦诚服的缘故，乃在于当时文士各自拿出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争求超越，如《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说：
一月来多请病假，假期中稍有空闲，且摘取卷中特别好的，续成十篇，也不下三千字。其中所见，相同的固然不能自异，相异的也不能强同。相同的叫做和，相异的叫做答。
如今一并观察同时各位文人具有互相关系的作品，可知其中在措辞（即文体）方面，不仅是仿效，也有所改进；在立意（即意旨）方面，不仅是沿袭，也有所增创。大概仿效沿袭就是所谓的“同”，改进增创就是所谓的“异”。如果现今编著文学史的人，能够尽取当时各位文人的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本书中，如同史家的长编那样去做，那么其中必定有启发，而得以知道当时各位文士各自竭尽其才智，争相创造出胜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白、陈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实际受了李、元的《莺莺歌》及《莺莺传》的影响，而元微之的《连昌宫词》又受了白、陈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影响。其间因袭变革演化的痕迹，显然可见。这里解释《长恨歌》，姑且就《莺莺歌》《莺莺传》与《长恨歌》《长恨歌传》来谈，暂时不论《连昌宫词》。
据《莺莺传》说：
贞元年间九月，李公垂住在我靖安里宅第中，谈及此事。公垂惊异称奇，于是作了《莺莺歌》来传述它。
贞元何年，虽然缺载不详。但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就改元永贞，可知传文中的贞元年间，绝不是贞元二十一年。
又《莺莺传》有：
后来过了一年多，崔莺莺已经嫁了人，张生也另娶了妻子。
这样的话。则据《才调集》卷五元微之《梦游春七十韵》说：
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
《韩昌黎集》卷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说：
夫人是韦仆射的小女儿。韦仆射疼爱她，选女婿选得了如今的御史河南人元稹。元稹当时刚刚以选校书在秘书省中。
以及《白氏长庆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相同）说：
二十四岁，试判入四等，署任秘书省校书郎。
这又必定在贞元十八年元微之与韦氏结婚之后（微之此时年纪正是二十四），而《莺莺传》又有：
从此再也消息不通了。
这样的话，则距离微之的婚期必定不远不近，如此说来贞元二十年是最可能的年份。又据《长恨歌传》大致说：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从校书郎任上到盩厔做县尉。陈鸿与琅琊王质夫的家就在这个县，闲暇时一同去游仙游寺，谈及这件事。乐天于是作了《长恨歌》。
可见《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作成在《莺莺歌》及《莺莺传》作成之后。其传文相当于《莺莺传》的文字，歌词相当于《莺莺歌》的词及会真等诗，这是它们因袭相同的地方。至于它们不同的地方，不仅文句有异，而特别在于一人世、一仙山；一生离、一死别；一活着负情、一死后长恨。其意境宗旨，截然不同，但都可称为超妙之文。至于其关于帝王与平民（莺莺并非出自高门，说详拙著《读〈莺莺传〉》），贵贱高下所写之不同，则微不足道，不必论了。再者，就文章体裁演进这一点来说，那么《长恨歌》虽然是从一个完整机构的小说，即《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中分出来单独流行，为世人所熟诵，早已忘记了它与传文本属一体。然而它本身没有真正的收结，没有作诗的缘起，实在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至于元微之的《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的影响，然而已更进一步，脱离了备具众体、诗文合并的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为一种新体，使史才、诗笔、议论诸体都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其详细将在《论〈连昌宫词〉》一章中论述），使之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机构。这固然是微之天才学力所达到的，然而实际上也受了乐天《新乐府》体裁的暗示，而有所摹仿。所以乐天在“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其自注中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世上研究文学史的人可以没有疑问了。

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都推崇杜甫而贬斥白居易。认为乐天《长恨歌》详细描写男女私情，不晓得文章体裁，造语蠢拙，对君王无礼。他们喜欢举杜甫《北征》诗中“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一节，以及《哀江头》中“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一节，作为例证。殊不知《长恨歌》本是当时小说文中的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另外见之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然不涉及。而详细叙写男女私情，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有的，而且是元白所擅长的（见拙著《读〈莺莺传〉》）。像魏、张的妄加议论，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了。又汪立名反驳《隐居诗话》的话（见《汪本》卷一二）说：
这种议论用来推崇杜甫可以，若用来贬低白居易则不可以。论诗必须根据诗题，《长恨歌》本是因与陈鸿、王质夫谈论杨贵妃的始终而作，还担心诗中有不详细之处，陈鸿又作了《长恨歌传》，所谓不只是感伤其事，也想惩戒尤物、堵塞乱阶、垂诫将来。自然与《北征》诗不同。如果讳言马嵬事实，那么“长恨”二字便无着落了。
于是认为陈鸿作传是为了补充《长恨歌》所未详之处，即补充史才议论的部分，却不知这一部分，是诗中所不应涉及、不必详述的。可见汪氏不了解当日小说体裁为何物，还是有强作解事的嫌疑。

歌中写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大致说：
唐人歌诗，对于先世及当时之事，直词咏寄，几乎没有隐避。至于宫禁嬖昵之事，本不是外间所应知道的，都反复极言，而朝廷也不以此降罪。如白乐天《长恨歌》及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全篇，都是为明皇而发的。杜子美尤其多。这以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等诸诗也是这样的，今天的诗人不敢如此了。
陈寅恪按：洪迈的话是对的。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作为一个通常练习诗文的题目，这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但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所以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更加曼衍滋繁，于是成为极富兴趣的故事小说，如乐史所编著的《杨太真外传》就是如此。